博士法国，原创┃拥有法国博士学位的民国总统

1920年6月22日，一列火车缓缓驶入北京车站。此时的车站已是人头攒动。据说，车上有一个法国贵宾。当时的北京政府总统府代表袁乃宽和叶恭绰，交通部、外交部官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法国驻中国公使卜柏，还有中法协会、中法协进会、欧美留学生会、法华教育会等一堆民间团体都前来迎接。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排场？这火车里坐着的人正是法国前总理班乐卫（又译作潘里夫）。要说这班乐卫其人，可算得上是个大牛。班总理出生于1863年，在1917、1925年两度出任法国内阁总理。别看他当过总理，人家原本还不是搞政治的，而是学者出身，被称为“数学奇人”。班总理24岁就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后来还提出了微积分方程和函数论。同时，班乐卫对机械也很感兴趣，曾经担任过法国国防技术发明部部长，负责研发制造新式武器。班总理也不完全是个理科生，他对中国文化拥有狂热的爱，做梦都想来中国看一看。就是这么一个集数学家、机械家、政治家、法国文青于一身的法国人，现在来到了中国。那么，他来中国究竟干什么呢？

法国文青班乐卫

这事得倒回一年前，也就是1919年来说。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当时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新官上任，急于平息内争，发展国力，就派出叶恭绰去欧美国家考察调研一番。叶恭绰去欧美溜达了一圈，回来报告徐世昌说，一战之后，西方文明破产，西方人都想着从我们东方文明中寻求出路。日本、印度这些国家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都有自己的学系，就我们中国没有。要说这东方文化的代表，舍除中国，谁出其右？所以叶恭绰就向徐世昌建议，由中国政府资助巴黎大学设置中国学院，教授中国文化课程。此前叶恭绰在法国时就已经和法国著名中国文化爱好者班乐卫提过这个构想。文青班乐卫同志拍着胸脯打包票，只要中国那边没问题，法国政府这边我搞定。徐世昌虽然是民国的总统，但也是前清翰林出身，是一个传统思想很浓厚的人。徐世昌的思想其实大致没有跳出当年洋务派“中体西用”的范畴。徐世昌一直认为，西方是物质文明，科学技术比中国强，但要说道德教化，中国能甩西方八条街。话说老徐在前清也当了好些年的官儿，办过不少交涉，没少受洋大爷的气。这次老徐一听说，欧战已让西方文明破产，洋人都开始从东方道德文化里找出路，那个文明优越感便油然而生。当即就同意了叶恭绰的建议，同意每年由中国政府拨款10万元（当时巴黎大学校长年薪三万法郎，合5000元），资助巴黎大学设置中国学院。这中国学院第一任院长，就是班乐卫。

这次班乐卫来华，一方面自然是来到自己魂牵梦绕的中国，领略一下古老的东方文明；另一方面，更是面见学院董事会主席——“大老板”徐世昌。没有徐总统的慷慨博士法国，班院长现在连饭碗都没有呢。25日中午，大总统徐世昌在总统府宴请班乐卫一行。饭桌上班乐卫无非就是一套感谢恭维之语，自己恭维完了，掏出了四位法国总统（三位前任一位现任）写给徐世昌的感谢信。这四位法国总统把徐世昌大大地吹捧了一番，法国前总统卢贝称徐世昌资助设立中国学院是“不朽的事业”，前总统费李尔称徐世昌是“溥利人群，共钦伟绩”，前总统博安格称赞徐世昌做了“世间不朽之功”，现任总统德萨迺尔称赞徐世昌通过文化软实力宣传中国是“懿谋渊虑”（就是深谋远虑的意思）。这一番吹捧，徐总统更是喜笑颜开。班乐卫就趁着徐总统开心之际，趁机又提出了一个请求。请求什么呢？请求将四库全书影印，然后将影印版付予巴黎大学中国学院供西方学者学习研究，为此，法国政府愿意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此话一出，徐世昌当即欣然同意。徐世昌上台前就宣称要“文治”，现在外国人拿庚子赔款来影印四库全书，无非等于拿钱为中国的文化打广告，既符合徐总统的“文治”口号，又抵消了部分庚子赔款，何乐而不为？此后徐世昌指令后来成为历史大家的陈垣负责清点文津阁四库全书现存的册页，以便影印。

文津阁四库全书

陈垣带人在文津阁清查三个多月，逐册清点，最后写成《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统计出四库全书共存有36277册。这四库全书总共有两百三十多万页，将近八亿字。要把四库全书全部影印，别说当时，就是放在今天也是个浩瀚的工程。但法国文青班乐卫对我们四库全书规模到底有多大可能没有概念，看到徐世昌这么爽快地答应下来，自然以为任务完成。班乐卫又对徐总统说，法国巴黎大学因为徐总统对中法文化交流的贡献，拟授予徐总统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徐总统或许对西方的硕士、博士没多大概念，徐总统自忖已经是翰林了，放你们那儿应该不比博士差。但关键这是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世界名牌学校，多少人梦寐以求。文人有时候多少都爱慕点虚名，徐总统也不例外。徐总统谦虚了几句，也就欣然接受了。

陈垣

但当博士就要写博士论文，人家巴黎大学这个程序可不含糊。徐世昌的幕僚李石曾建议徐世昌以欧战为课题，写一篇博士论文，因为西方人现在都很关心欧战带来的后续影响。但第一，徐总统没那个时间搞论文；第二，徐总统是个传统文人，还真不太懂西方式学位论文的写作范式；第三，徐总统对国际上的事虽知道一二，但要写学术论文，恐怕还达不到那个水平。这可怎么办呢？要说总统府还真是卧虎藏龙。徐总统找到了当时在总统府任咨议的黄郛，让他捉刀代笔写了一本《欧战后之中国》。为什么找黄郛呢？因为早年黄郛在日本留过学，对外交问题特别关心，世界各国的事都知道一些，后来黄郛还当上了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当然这是后话。此后徐世昌得到法国巴黎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新闻传回中国，黄郛逢人便说总统的学位论文是自己写的，弄得徐总统十分难堪。其实这本书严格说也不能全算黄郛写的。黄郛写完后上呈徐世昌，徐世昌认为黄郛写的外国的东西太多，新的理念太多。现在西方文明都破产了，所以还应该加进一些中国的传统元素，要洋人看一看中国的东西。如果只整西方人的理念，能保证自己比西方人更懂西方？于是徐总统又让自己的几个秘书在书里把中国的历史、文化、道德统统写了进去。黄郛呢博士法国，就把自己写的那块又编成一本书叫《欧战后之新世界》，署自己名，拿去重新出版赚版税了。

回头再说班乐卫。这年冬天，班乐卫带着喜讯回到法国，盛赞中国大总统的文成武德。为了感激徐世昌及中国政府为中法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努力，法国巴黎大学在1920年的冬天正式授予徐世昌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函请徐大总统亲临法国接受这一学位。那个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如果真要去一趟法国，来回差不多要大半年。所以，徐世昌不可能放着国家大半年不管，为了一个学位跑去法国。徐总统指令前内务总长朱启钤代表自己前去接受，还让朱启钤带着好多本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欧战后之中国》以及该书的英译本、法译本去欧洲到处送人，彰显我大总统的才华。当时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是个战乱频仍、武夫当国的国家，现在出了个文治总统，还有博士论文出炉，多多少少让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有了一个良好的改观。

1921年4月，朱启钤一行抵达巴黎。4月23日下午四时，盛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典礼在巴黎大学大礼堂正式开始。当时可谓盛况空前，万人空巷。学校里的老师、学生，周边的居民纷纷跑到街两旁围观。巴黎大学的校门和大礼堂上插着中法两国国旗。巴黎大学的大礼堂上下总共四层，可以容纳五千人。当时大礼堂里座无虚席。中国驻欧洲各国的公使咸聚于此，美国、英国、比利时、瑞士、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驻巴黎的大使也来了，还来了好几位法国前总统、议院的议员、总统秘书长、巴黎区大主教、教育部长等，还有一战中著名的霞飞元帅。

徐总统博士照，为了拍博士照，徐总统还特意穿上西服

徐世昌的代表朱启钤在四位身着礼服的掌仪学士的引领下，缓缓步入礼堂。一时间，全场起立，掌声雷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更是欢呼雀跃！正面主席台上，坐着巴黎大学校长、各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当朱代表走上前时，巴黎大学校长亲自把博士证书递到朱启钤手里，除了证书，还有一套博士服，一枚铸金的博士徽章。而这个博士证书也是非同一般，是由当时巴黎大学通儒院院长佛拉孟亲自把大礼堂墙壁上的法国名画临摹于证书之上，证书上文字皆用金文，放于一个精美的匣子里。朱启钤这一次可谓风风光光，大长了中国人的脸面。在当时，被巴黎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外国元首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徐世昌，另一个则是提出“十四点原则”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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