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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坎特伯雷大学留学回来好找工作吗,蒋海新/杰克的眼泪

蒋海新/杰克的眼泪李丽的父亲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在香港教中文。我在国内呆到二零零八年一月才回到新西兰。教授妻子是中东人,跟他在一个系任教,以前又是他的学生,不可能打这种电话。他忧心忡忡,因为李丽跟他断了联系,而且李丽并没有回到惠灵顿自己家中。他肯定找到女儿了,否则,李丽这么大一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是要上电视新闻的。

英国坎特伯雷大学留学回来好找工作吗

作者简介

蒋海新,女,原成都二中老三届高六八级学生,1969年1月下乡插队落户到四川名山县合江公社。1977年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入读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英语系,提前半年毕业留英语系任教。1990年开始在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英文系研读文学批评理论,1994年2月获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语言文学系讲师教职,199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教职转为永久。2014年7月自愿退休。

蒋海新/杰克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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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新西兰大学进入学年考试阶段。我任教的两门课刚考完,就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我立刻向系里请了假,买了回国的机票。

起飞回国的头天晚上,我正在家里收拾行装,突然座机电话响了。我拿起来,听见一个怒气冲冲的女人声音,她要我马上给杰克打电话,告诉杰克,她准备把杰克的所有物品都扔到家门外面。我说:对不起,我母亲病重,我明天飞回中国,现在正在准备行李。那女人立刻道歉,说她冒昧在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实在对不起。然后,她就把电话挂了。看来,她还是懂礼貌的。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杰克的手机号码;即使知道,我也不会去管他们的烂事。

我没有见过这女人。听她的口气,她应该是杰克的妻子。这是她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给我电话。

杰克那时看起来五十几岁,是生物系的高级讲师,相当于国内的副教授。我们这边是英国制,一个系里最多一两个教授,其余都是讲师。讲师分级别,晋级不用申请而由上面评估。到了普通讲师最后一级之后,便可申请高级讲师。高级讲师可申请副教授,然后可申请正教授。申请晋级非常烦琐,许多教师都是在讲师或高级讲师的职位上退休的。

杰克是我三年级汉语班上的学生。他喜欢汉语,每年都去国内某大学生物系做学术交流,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本来,作为本校教师,他完全可以旁听,不用交费,但他像普通学生一样,报名交费,学习十分认真。一年的学习行将结束,二零零七年十月底,他来办公室找我,希望我帮他找一位老师,暑期里帮他补习汉语,他要按小时付费。

我立刻想到了李丽。李丽是我们那年年初招来的代课老师( ),北京人,三十岁左右。她毕业于中国一所顶尖大学的物理系,来新西兰后,又在惠灵顿大学中文专业读了硕士学位,硕士论文是关于《水浒传》研究的。就凭她这跨系读研究生还要用英文写论文的能力,可以想象她是一个智商很高的女孩。李丽说话悦耳动听,肤白,眼睛大大的,是个漂亮姑娘。远程面试的时候,给人印象很好,本人又具有这个职位所需的学历,我们决定聘用她。

这个职位的合同期是三年。李丽主要负责二年级的汉语课,也上一年级的辅导课,每周课时12小时。二零零七年这个学年教下来,学生反映不错。李丽平时寡言少语,见到同事,总是微笑,大家对她印象很好。

李丽的父亲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在香港教中文。她来新西兰之前住在香港父亲家,在香港养了一条狗,个头中等,棕色卷毛。她是带着爱犬一起飞到惠灵顿的。在惠灵顿居住读书那几年,住的是她父亲给她买的房子,养狗不是问题。她把爱犬也带到达尼丁来了,在达尼丁租住了一套一室一厅带个小花园的房子,单独居住。大陆来的,无论是访问学者或留学生,为了省钱,一般都与人合住。像她这样,养着狗,在住房方面如此奢侈的,我没见过第二个。

李丽这份工作,那时候每月工资有三千多新元。节约一点,一个月的工资够两三个月的开销。但是暑假中的十二月和第二年的一月没有工资,因为那两个月中,与教学有关的事情全部结束了,大学无课,也不要求代课教师做任何研究或写论文之类。

我打电话告诉李丽,杰克要请她教汉语,按小时付费,她欣然同意。她怎样教杰克汉语,就不关我的事了。

我以为这份假期中私人授课的工作,可以给李丽带来一点收入,是件好事。但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在国内呆到二零零八年一月才回到新西兰。二月初,我在系里见到李丽时,发现她瘦了很多,脸上原本红润的气色没有了,也没有微笑了,见到任何人都不搭理。

我们语言文化系在一座以英国诗人彭斯命名的大楼(Burns )里面,占了整整一层楼。楼里的过道被四道防火门(fire door)隔成四处。北面是中文和日文老师的办公室。南面是西班牙语教师的办公室。学西班牙语的学生最多,老师也多,办公室就占了这层楼的三分之一。中间有两处,一处是法语德语几位老师和系主任及秘书的办公室,还有一处正对楼梯和电梯英国坎特伯雷大学留学回来好找工作吗,有一个24小时供应开水的小房间,除了没有做饭的电炉,这房间就像一个小厨房。里面有咖啡红茶,还有一个冰箱,冰箱里放着牛奶,供大家加在红茶或咖啡里。冰箱其余的空间供教职员工存放自带的午餐。另外还有一个微波炉,供大家加热午餐之用。男女卫生间就在这个小房间后面的两边。

如果在小厨房里沏了一杯红茶或咖啡,或者上了卫生间之后,要回到中文部所在的北面楼层,须经过三道防火门。一般人推门的时候,如果知道后面还有人要进入,都会用手把住门,让后面的人走进之后,再放手让门弹回去关上。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防火门弹回去碰到后面的人,同时也是个文明礼貌的问题。李丽当然知道这个规矩。

可是,她二月份回到系里上班时,似乎完全忘了这个规矩。每次打开防火门时,她对后面的人不管不顾,自己进了门就扬长而去。后面的人如果端着茶,猝不及防,弹回的防火门就会把茶水碰洒到身上和地毯上。我有一次端着一杯红茶跟在她身后进门,就遭她推开的门反弹回来,碰翻了茶杯,弄得很狼狈。可她连头也不回,径直走进她的办公室去了。

李丽怎么突然变成这样?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的新学年二月底开始。开学不久,就有学生来我的办公室反映,李丽每次上课,都要迟到七分钟。那时候,中文部这块由我负责,我便把学生的意见告诉李丽,希望她注意按时进教室上课,不要迟到。李丽听我说话时,面无表情,后来的事情证明她完全置若罔闻,每堂课照样迟到七分钟。

学生的意见太大了。我没其他办法,只好告诉李丽,我要去听她的课。一般老师,见有同行或主管教师要来听课,都会特别注意,认真备课讲课,绝不会迟到。可是,那天李丽跟掐着表似的,照样迟到七分钟。而且她讲课时,面无表情照本宣科,极其糟糕。

李丽的确生病了。我约上中文部另一位教中国电影的讲师,英国人汉娜,跟李丽一起谈心,想尽力帮助她。可是李丽脸色苍白,照旧一言不发。我们彻底没辙了。

为了不影响学生学习,我们只好另外请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女老师林玲来顶替李丽的课。林玲认识李丽,算得上是她的朋友。

李丽停课没几天,我就接到了杰克老婆打来的第一个电话。那时,我不知道她是杰克的老婆 —— 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见过她。那天,电话铃响,我拿起来就听见电话那头一个说英语的女人问:是中文系吗?我答:是的,我是海新。不料她劈头盖脑地质问我:你为什么要插足我们的夫妻关系?你这样做非常不道德,懂吗?我说:请你住口,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胡说些什么!她顿了一下,说:也许我找错人了。对不起!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我一头雾水。想了一阵:大约是林玲出了麻烦。林玲信奉一个吃素的教,还把我班上旁听汉语课的一位社会学系的老教授拉进去,跟她一起信教吃素了。也许两人走得太近,人家的妻子来兴师问罪了。

我请林玲到我办公室来,告诉她我接到的这个电话。然后,我问:是不是你和那位老教授走得太近,引起误会了?她说:不可能。教授妻子是中东人,跟他在一个系任教,以前又是他的学生,不可能打这种电话。是的,中东穆斯林奉行一夫多妻制,中东女性,又是大学教师,不会如此行事。

中文这一块,我和汉娜都绝不会有这种事情。如果林玲也与这个电话无干,那就只剩下李丽了。

过了一个周末之后,林玲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她周末去李丽住处,看到她房间里有杰克和李丽的合影。李丽的病因,不言自明了。

没过几天,杰克就来办公室找我,我请他坐下之后,他就主动告诉我他很爱李丽,但是他又觉得对不起他的妻子,他们是二十多年的夫妻了,还有一个24岁的女儿。他别无选择,只能中断和李丽的关系。说着说着,他的眼泪就出来了。我想起了张国立在《手机》那部电影中扮演的那个男教授,他以“审美疲劳”对自己出轨年青女性,作出了貌似有理的辩解。我一声不吭,把面巾纸盒推到杰克面前,静静地听他说。他说完之后,我说:我理解你。他长叹了一口气,便告辞了。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沉默。我觉得此事只能听之任之,自行消解。

就在杰克来找我的那个星期的周末,林玲告诉我,她去李丽那里,发现她已经不辞而别,搬走了。她搬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我估计她回惠灵顿自己家了。

又过了几天,我接到李丽父亲从香港打过来的电话。他忧心忡忡,因为李丽跟他断了联系,而且李丽并没有回到惠灵顿自己家中。他说,李丽在国内上大学期间,因母亲去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还住过医院,所以他现在特别担心。我跟他简单谈了谈李丽的情况,他连连叹气。他觉得李丽肯定又犯了抑郁症了。她父亲说了几个人的名字,让我帮他查查这几个人的电话号码。

那时候普遍使用座机,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电话号码簿英国坎特伯雷大学留学回来好找工作吗,如果不特别申请,城市住户的姓氏和座机号码就会自动出现在号码簿上。记得我六十五岁生日那天晚上,有三家丧葬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动员我买他们的丧葬保险:只需一周交几块钱,今后就不用担心丧葬费用了。我的姓名和座机号码印在我们这个城市的电话号码簿上,找我是很容易的。但是,他们怎么知道我六十五岁的生日呢?

大一点的邮局里,通常都有新西兰各个城市的电话号码簿。我去大学附近的邮局,帮李丽父亲查到了那几个人的电话号码。李丽父亲得到号码以后,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他肯定找到女儿了,否则,李丽这么大一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是要上电视新闻的。

我退休几年之后,杰克也退休了。他退休前已经晋升为副教授。我在一个洋人朋友的聚会上碰到他,他看起来精神奕奕,不像满了六十五岁的人。他说,他其实每年还去中国的一所大学干几个月,因为跟那边有科研合作。

不知道他是否在那边又交上了新的女友,比如年轻女教师甚或女研究生之类。当然,即使交了,也不过是一时之欢。“路边的野花,不采白不采”——这是男人的说法。如果女人自己把自己当成花,就悲剧了。无论如何,杰克是忠于老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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