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福建研究院社科所专任研究员缪怀琛在永安逝世,享年42岁。
缪怀琛(即民间所称昆庭先生)因成功嫁接水蜜桃,并在葛南坂推广种植,被誉为“穆阳水蜜桃之父”。
缪怀琛逝世时,其儿女尚小,长子当时才13岁。他们对父亲的事情知道的不多,只知道父亲留学比利时期间结过婚,生有一女,后来孤身回国与自己的母亲结婚。
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母亲很少提及过往,分散各地的姐弟们,为生活而奔波,彼此也少联系,更何况远在比利时的事情。
后来生活渐趋安定,他们偶尔会想起来比利时可能还有一位大姐,但曾经的“里通外国”的罪名让他们感到恐惧,而且至于如何寻找,也毫无头绪。
1986年,福建省与比利时列日省缔结友好关系。当在电视上看到这则新闻,他们的思亲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从小在母亲和舅舅的口述中,王超杰得知外公缪怀琛嫁接水蜜桃、创办林果场、引进省立福师等等事迹,对外公比利时的履历也起了强烈的好奇心。
清华大学毕业后,他留学美国,感同身受长辈们对亲人的挂念。长辈们年龄越大,子孙满堂,思亲情越浓,常常念叨大姐是否在世,日子过得怎样,那是一种血浓于水的牵挂。
终于,盼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王超杰获悉自己的清华校友谢谦即将留学比利时,而且也是外公留学过的鲁汶大学。于是,受挚友王超杰委托,寻找缪怀琛妻女的下落成为谢谦比利时之行的另一个重要使命。
1991年,谢谦如期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鲁汶大学创办于1425年,是比利时的最高学府,欧洲十大名校之一。
在鲁汶大学的图书馆里,谢谱找到了缪怀琛当年就学的材料。这份材料显示,缪怀琛于1927年7月20日获得政治社会学硕士学位。同时记载了来自浙江嵊县的龚贤明获得博士学位,这为后来他们双双应聘国立中央大学,又一起辞职去国立劳动大学,似乎做了一个注解。
鲁汶大学馆藏资料仅限于缪怀琛的留学情况,王超杰提供的线索过于简单,寻访起来有些难度。谢谦想到缪怀琛既然结过婚,那么会不会在婚姻机关留下记录呢?如果有的话,那么时隔几十年又经历二战烽火,能否安然无恙?
王超杰内心充满着极大的期待,家族内几十年的困惑和希冀,有望在某一时刻得到消解和实现。在忐忑不安中,定居美国马里兰州的王超杰终于等来了谢谦的好消息——谢谦在比利时的婚姻机关获得了重要信息,并在一位老公务员的大力帮助下取得了缪怀琛女儿安妮的信息,并与其联系上了。
1993年8月的一天,在布鲁塞尔的扎提(Jette)市一座房子中,谢谦见到了安妮。安妮已66岁,头发全白了,个头有1.7米左右,人很胖,但很健康,她没有后代,独居。
安妮有一张父亲的照片,她说自己长得跟父亲很像:“看到我,就等于看到我父亲了”。
(缪怀琛从中国寄往比利时的照片)
在她家客厅的墙上悬挂着几幅猫的中国画,书架上也有一些有关中国的书,安妮像中国人一样喝茶也不加糖,虽然她自己是一个比利时人但毕竟有一半中国人的血统。
在不同时空的中国或比利时,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在这里得到了解答和印证。
(安妮在回忆往事1993.8.22)
1923年冬,缪怀琛结束德国柏林大学的学业后,在福安天主教会的推荐下,于1924年秋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
留学期间,缪怀琛住在毗邻鲁汶市的海瓦利市(),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就像穆阳与桂林的距离,从鲁汶市中心骑自行车到海瓦利只需约5-7分钟,在那里他与比籍女子玛丽亚(Maria)步入婚姻的殿堂。
玛丽亚,于1896年出生于布鲁塞尔,年长缪怀琛5岁。她的父亲是比利时财政部的一个高级官员,育有一子一女,玛丽亚的哥哥就职于比利时国防部。
1927年5月,安妮出生,按照比利时法律,国籍从父,她后来持有的中华民国护照上中文名:缪艾莉(Miao Ai Li)。在她的出生记录上,有三个人的签名,其一是缪怀琛的签名,还有一位是缪怀琛的同学,也是中国留学生,此人一直留在比利时,安妮跟他时有联系,但他很早就去世了。最后一位是玛丽亚的一位亲戚。
(第一个是缪怀琛的签名)
1927年7月20日,缪怀琛获得政治社会学硕士。不久,缪怀琛接获父亲缪锡龄病危的消息,忍别妻女,踏上漫漫归国之途。
1928年2月,被称为“穆阳的风水树”的缪锡龄先生病逝。据推测在此时间点的前后,缪怀琛与后母的娘家侄女吴鸾凤结婚,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故,我们无从知晓。
吴鸾凤是归国华侨,其父长期在日本经商,与大阪市马场町松野家族的长女松野宽子结婚,育有两女,吴鸾凤是其次女。
1929年缪怀琛与龚贤明受聘于国立中央大学,其时中央大学因为派系斗争,极为动荡不安,也许因为这个原因,1930年他们双双辞职应聘上海国立劳动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概况,1929年)
1932年,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停办,缪怀琛回到家乡,投身社会实践活动。缪怀琛在自家园子里,培育了多种名优水果,将上海水蜜桃成功嫁接到本土桃树,诞生了新品种的水蜜桃。
虽然,缪怀琛回国后与玛丽亚多有通讯,但毕竟山海远隔,多年无法相见,他将桃李相嫁接的水果称为㮈(同柰),寄托现实的无奈与深深的思念。
缪怀琛离开比利时后,玛丽亚母女的生活很困难。当时,像玛丽亚这样来自上层社会的女性不适合去工作,因此母女俩的生活都靠玛丽亚的父亲接济。
1939年二战爆发,比利时经济萧条,玛丽亚的父亲再无能力接济。母女俩的生活陷入困顿中,不得已将房产卖掉,安妮在14岁时就开始在街头摆小摊,靠小生意艰难维生。
在长久的等待中,性格内向,又不善交际的玛丽亚患上了抑郁症,她担心一生中唯一深爱的男人永远回不来了。因此,当她预感已失去丈夫,便不想再失去安妮,她把来自中国的信件都销毁了比利时列日大学真的假的,担心安妮发现中国家庭的通讯地址,会离开她,于是告诉她,她的父亲很早就死了。安妮从亲戚口中也无法获得更多信息,只知道父亲是一个中国人,来自福建。
(安妮年轻时的照片)
安妮干过很多行业,在食品厂干过,后来又去鞋厂,被提升为管理员。安妮17岁时与克里斯蒂安·迪特蒙特( )结婚,这时候她的国籍才改成比利时籍。
克里斯蒂安·迪特蒙特(1922-1979)是欧洲有名的诗人和艺术家,经常以自己的妻子拥有中国血统而自豪,他的作品里常有中国元素。
“诗人迪特蒙特,经常被认为是Cobra运动里将艺术家们连接起来的胶水。作为负责回顾本次运动的人,他努力使互相远离的艺术家们走进彼此。他还负责一系列只有一个单词的绘画,称之为“简写”,这些画上只有一个词语写在纸张中央,传递信息,展示图像。中国书法也在迪特蒙特的作品里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黑色笔调的转换流动。”(《重访被艺术史遗忘的先驱运动cobra—— 一大批有趣的绘画来了》)
1944年11月,安妮和丈夫从海瓦利市搬到了另一个城市,生活也开始有些好转。
他们不知道缪怀琛已在一年前因脑溢血在福建研究院逝世。1949年,在苦苦等待中的玛丽亚也因脑溢血导致偏瘫。
安妮十分孝顺,一边要工作,一边要照顾母亲比利时列日大学真的假的,寻访穆阳水蜜桃之父缪怀琛的比利时后人,但克里斯蒂安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在1951年左右,正是Cobra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期,克里斯蒂安离开了安妮,搬到市。不过,安妮回顾这段时光时认为克里斯蒂安是个不错的人,“只是不够坚强”。
1955年左右,安妮给一家旅行社当秘书,不久改做推销员,她很能干,后来被提升为经理和旅行社社长。
1958年,玛丽亚去世,也许带着深深的遗憾或哀怨,在二战结束后,她还是没有等到她深爱的男人,她根本想不到那个人早在二战结束前就与世长辞了。同一年,缪怀琛的长子,因为历史问题,被错误处理,在闽北一个劳改场因过度劳累和饥饿而死。
安妮在那家旅行社干了33年,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她曾到过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台湾、尼泊尔……。1978年,她以旅游团带队的身份到过中国两次,中国驻比利时使馆人员曾提供她机会查询她父亲的有关情况,但她拒绝了,她说:“如果我找到了他们,在那个政治那么敏感的年代,他们会为难的。”
由于她的出色工作,安妮曾获得比利时皇家杰出服务勋章。
(比利时政府表彰安妮为公共事业出色服务25年颁发的银质奖章)
安妮曾有过一个未婚夫,是个工程师,负责和参与过布鲁塞尔地铁的设计和施工,他们的感情比较深。1970年,在分居19年后,安妮与克里斯蒂安正式离婚,并着手准备结婚时,遗憾的是,这个未婚夫却因癌症去世了。
此后,安妮一直独居。安妮平时喜欢看书、画画、看电视,也看一些中国电影,这些具有很高的人性和艺术价值的中国电影在欧洲相当成功。
安妮跟她舅舅的儿女们来往不多。在她来往的人当中,有一些好朋友,也有一些远房亲戚,这个远房亲戚是安妮外祖母前夫的后代。
1988年左右,安妮从旅行社退休。安妮很留恋她的工作,因此退休后还给旅行社干半工,她认为从事旅游事业可以认识不同的人,而使生活很有意义。
生活的磨炼,使得安妮成为一个坚强、自立,令人尊敬的女性。
她在给王超杰的信中说道:“从你们的来信中我看出你们(中国家人)曾经渡过了非常困难的时期,很可能比我要困难得多,但我相信,你们有勇气和信心去面对它们……中国人民曾经有过极其困难的时期,而我们只是听说和靠自己去想象。在这里我只能看看报纸和电视以了解外面发生的事,而不知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好在大家都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失联半个多世纪的亲人也建立了联系,王超杰同家人多年的心结也终于打开了。
注:根据谢谦采访记录整理。谢谦,清华大学毕业,曾留学比利时、加拿大,现在美国从事IT咨询工作。
王超杰,清华大学毕业,1990年留学美国,先后取得经济学、统计学及工商管理硕士和信息通讯博士学位,现定居美国从事科技与管理的咨询、研究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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