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基金容易中吗，戴斌：何以博士后？

首届全国旅游管理博士后论坛闭幕演讲

经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博士后基金会批准，并报请文化和旅游部同意，我们在京召开了首届全国旅游管理博士后学术论坛。文化和旅游部政法司负责人满宏卫同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技司副司长王明政同志分别就旅游发展对高层次人才需求和博士后培养政策进行展望，携程旅游集团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博士、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袁文先将军，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云南大学、中山大学等设站单位的专家学者、在站和出站的博士后，围绕“优质旅游：共同价值与国家治理”这一会议主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讨。值此会议闭幕之际，结合领导讲话和同志们的发言内容，我就“为什么需要旅游管理博士后”、“新时代旅游业需要什么样的博士后”、“如何培养高层次旅游管理人才”，谈几点想法。

一、新时代旅游业发展需要一批“服务产业、报效国家”的战略型人才

在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其实蛮怕那种说好听点叫温情，说不好听点叫温水煮青蛙的环境。硕士、博士毕业后去了三四线城市，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围城里谋个“青椒”、“青稞”的差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上课、码字、填表、办公室政治，还有学术江湖的喝酒、骂娘、吹牛中糊里糊涂地过着生活，转瞬已是中年身。像是粘到了蜘蛛网上，飞不起来，也沉下去，只好以“佛系”自诩，凑合着过下去，全然忘记了考研读博时家国天下的意气风发。我曾经在那种环境里呆过，可以有小成就，但是很难有大格局。当然，你也可以说自己就不想有什么大成就，就这么呆着也挺舒服的。是啊，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共产党宣言》也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但是读到博士，又进了站，花了个人、家庭和国家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到头来却把目标定位于“佛系人生”和“小镇青年”，你不觉得对时代、对国家、对所有对你有期待的人无法交代吗！

那么在一二线城市的一流教学科研平台的博士呢，竞争很残酷，目标却很明确：副教授、教授、博导、杰青、千人、长江、院士，终成学界大牛。如果愿意学而优则仕，弄个系主任、院长的头衔，再攀个体制内的朋友，运作个平台，拉个圈子做几年学术帮派的大佬，也可谓光宗耀祖。如要还有精力的话，可以再去开个咨询公司、研究院什么的，等功成名就了再去写写心灵鸡汤，在网络平台上批批体制，找找青年导师的感觉，更是功能圆满了。问题是在这个自我精英化的路子上奔得久了，绝大多数人会失去了应有精气神。无论公开的发言，还是私下的饭局，怎么看都是士林精英，可怎么看都没有士林精神，令人无端生出更深的忧虑来。

博士后不是学生，不是某个合作导师的徒弟，而是国家旅游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理论研究和高水平产业创新的后备人才。特别是进入到中字头、国字号的设站单位，就是要培养为国家服务的战略型人才。在这一点上，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就是要有国家观念、大局意识、主动担当、积极进取。研究院坚持开展每年一度的进站典礼和出站报告答辩，从进站典礼的那一天起，就告诉大家：想听听讲座，做做基金课题，增加些学术人脉，好为传统意义的学术晋升做准备者不要来；想利用设站单位的学术和商业资源，升官发财者不要来；没有自觉的研究兴趣和历史使命感，只是想熬个资历改换门庭者不要来。

从理念到共识不容易，而从共识到实践，再到形成特定的组织文化更不容易。如果不能把上述要求真正地融入到所在机构中，就很容易形成合作导师给任务就干活，没有任务就各忙各的，甚至袖手旁观的局面。根据相关条例，博士后在站期间就是正式的教学科研人员。在中国旅游研究院，博士后全部编入特定的项目小组，与正式职工一样，参加所有政治学习和业务活动，享受设站单位的科研权利和职工福利，也接受设站单位的纪律约束。比如每天都要打卡上班，刚开始可能不习惯博士后基金容易中吗，感觉像是管工人一样管着博士们。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有多少学者还没有具备大师的学识与担当，就老想着大师的自由、率性？对于一名致力“服务产业、报效国家”的战略型旅游人才来说，要从一开始就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博士后基金容易中吗，要有自我历练的英雄主义精神，更要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和“功成不必在我”的政治高度。

二、越是战略型旅游管理人才，越是要说人话、办实事、志高远

说人话，用中国人说话的方式说中国人听得懂的话。动不动就从句加从句的长句子，动不动就被动语态，动不动就一二三，123，甲乙丙，还要带几个外语单词和专来名词，唯恐别人不知道我们是书呆子。全然不顾听众的感受，人们在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九不这么说话嘛！在专业研讨和同行交流之外的场合，这样说话，除了自欺和唬人以外，真不知道有什么用。有人说，从课程考试、学位论文、基金申报书都是这么训练，这么写过来的。错了，从头开始就错了！对博士后来说，现在是忘掉知识，回归常识的时候了。有时间多读读《古文观止》、《红楼梦》，多朗诵唐诗、宋词，多去广场和公园听听大爷大妈们怎么说话。长此以往，我们的文字，包括那些公式啦、模型啦、原理啦，自然都有灵性了。一篇好的文章，应该是没有专业名词，没有理论引证，可是通篇读下来，字字是专业，句句是理论。文章写完了，要大声读出来，请同事同学提意见，再修改，再完善。我在研究院博士后的微信群说过，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出口成章的事情，还不都是熬出来的。

办实事，到生动活泼的旅游实践中去，研究时代和人民所需要的课题。我从来不认为学术论文是无用的，但是也从不认为论文是至高无上的，更不认为论文是高层次人才唯一的标签。但是今天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再是书房中的顾影自怜，也不再是SCI论文中的志得意满，而是走进产业实践并真实地触摸美丽中国旅游梦，才可能有持续前行的专业力量和原创思想。事实上，课题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不是学者自顾自地做智力健美操。马克思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资本论》、毛泽东的《寻乌调查》、《论持久战》、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哪一篇、哪一部不是要解决现实问题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构理论大厦的？那位不是波澜壮阔的革命和生产实践中不断修订并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大众旅游的国民参与、全域旅游的主客共享、智慧旅游的创业创新、优质旅游的转型升级、旅游外交的全球格局，每个题目都蕴藏着理论创新的历史机遇。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扑下身子，切实融入了管理、生产和科研实践中，历史机遇就不可能转化为伟大的理论创新和人才成长的现实基础。

志存高远就是勇于拥抱大时代、大事件，并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自觉成为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历史托命之人”。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有大成就者，往往都有深度的生活体验，经历过大繁荣、大萧条，甚至家国之乱。正在因为这些人生阅历中的大事件，他们才走出书房，走出实验室，回到民间，回到生活。多年以后再读他们的作品，文学也好，策论也罢，就会有一种不言自明的格局与气势。因为他们都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为文只是为载道、言志和传播思想，并非有意成为什么家，却水到渠成地留下了“魏晋风流建安骨”。而那些寻章摘句之人，恃才佯狷之士，因为没有对民间疾苦的“了解之同情”，没有连接历史与未来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除了装点门外，确是百无一用吧。

三、旅游管理战略型人才从来都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在不断探索、失败、再探索、再失败，直至成功的自我历练中成长起来的。

高层次人才怎么培养？培养方案和课程、项目体系还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搞成“再读一个博士”那样的开课计划。有人提出要搞博士后课程建设，甚至按专业教指委和学科评议组那样定标准、搞评估，我看肯定不行。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术山头的合谋下，教材、大纲、课件、师资、课程论文、教学评估那套东西，已经以规范的名义毁了本科教育、学术型硕士和博士研究培养体系，现在又毁MTA等职业型研究生教育，千万不能再毁博士后了。这些年我主持过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数据中心建设等全国性的学术工程，深刻感到任何事离开政府肯定不行，办不下去。可是什么事统一不了就去找政府，看起来办得快，却很有可能办拧巴了。在学术这件事上，还是有些耐心的好。最近看了施一公教授在全国政协的发言，他对中国的科技论文的快速增长，甚至赶英超美而表示了担心：“文章数量、引用率、文章发表杂志的影响因子，在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都可以人为提高。如果我们互引多了，杂志影响因子就上去了。我们要把这三个指标做上去，易如反掌”。正如大家所共识的那样，“三评”（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确实很敏感，也很难令人满意。如果主管部门、培养单位、用人单位、合作导师和博士后都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原来“三评”不是看几个数据那么简单的事，也不是只有一个标准，这个会议就没有白开。如果一时找不到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为什么不能放开些呢？这些年关于人才评价就有组织、宣传、统战、教育、科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出台相关标准，搭建不同平台，加上行业主管部门就更多了。总体来看是好事，总比教育部门一家说了算强些。公共资源不能内耗，但是公共权力的行使适当引入竞争还是有必要的。在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工作站这件事上，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而不是教育部门主管，是好事情嘛！

关于出站报告，我不主张做成博士学位论文的学八股，而是要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工具与方法。不提倡四平八稳，而要敢于冒失败的风险。培养单位、评价机构和管理部门对此要有包容性。一定意义上，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大师不是规范的体系所能培养出来的。调研和讲学过程中，经常会被问及选题的问题。不客气地讲，这么问就是不称职的博士后。别人出题，你解题，答对了，得到高分或者优秀的评价，那是中小学教育。博士后的选题不是做给别人看，而要回应时代拷问，写给历史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优秀的博士后人才要有在理论与实践交织的无人之境独自前行的智慧、能力与勇气。好的出站报告选题应当从实践中来，回应大众旅游、全域旅游和优质旅游发展需要的大理论，而且是到回到实践中去检验的。

也有人会关心出站后的博士去哪里，或者说怎么找工作？依个人有限的学术和工作经历，这个问题无论怎么回答都不可能有大格局。优秀的博士后或者旅游管理战略型人才，志存高远的事业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至于谋生的工作应当只是事业追求过程中的载体。有了这样一份志存高远的事业追求，自觉地把个人的才情和努力与人民对美好旅游生活的追求结合一起，就永远不会担心工作的问题。回到本次会议的初衷，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战略型人才，不管是理论家、企业家，还是政治家，从来都不是按套路培养出来的，也不是某个机构、某个称号所钦定的，而是历史选择和主动担当的结果。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名言结束我的演讲，“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