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文凭，在职博士注了水 《瞭望》吁不能再滥造”注水文凭”

中新网2月26日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日前决定，从2003年开始停招在职博士生，在职人员只要在这两个学院读博士，就必须辞去工作，一心一意地参加全日制学习。这则消息对那些还想两不耽误的在职读博者确如一盆冷水。

最新一期的《瞭望》周刊发表记者调查，披露了“注水文凭”是怎样出笼的。文章呼吁：不能再滥造“注水文凭”。

在职博士注了水

不少大学开设的在职博士生班已有10多个年头。在一年又一年趋之若鹜的在职读博者中，许多人由于公务繁忙，入学后大量缺课成为普遍现象，致使教学计划很难按要求的进度进行。据悉，国外的大学，博士学位的授予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过程，一个学生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创新，才能完成论文，通过答辩，然后获得博士学位，特别是经济学、管理学课程，不听课根本无法通过资格考试。对于国内一些大学在职读博的质量，局外人早有疑问，但考虑到那不过是一种非学历教育──即使学术上达到博士学位的同等学力，也不涉及学历，这类学生不可能获得博士毕业证书──也就未再深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培养在职博士在一些大学属于“计划外”的学历教育。在这个严肃的问题上，一些大学竟滑出了规则的底线。据某大学在职博士生班的几位学生坦言：为了混上这个文凭，不少人到班上不过是“认认人儿，学学词儿，养养神儿”罢了。

据一位与学生密切接触的教授介绍，在职读博者一般无需经过统一考试入学，两年学制，一学年集中授课两次，每次约两周。即使如此“删繁就简”，如果他们太忙，也还可以委托别人来听课。另有一位博导也承认，他一年带过六个博士生，其中在职的有两个，由于根本指导不过来，所以学生水平很难说。他的在职生中就有过级别很高的领导，这类身份特殊的学生最大特点是“外事”活动特别多，一学期听不了几节课，更不要说潜心研究有所创新，至于博士论文答辩，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另据了解，还有一些大学干脆招了不少根本没有录取过程的“论文博士”，其中有官员、经理，也有大学教师，他们只要交一篇论文，经过不规范的答辩，就拿到了学位。

如今，北大的两个学院下决心停招“计划外”在职博士生之举，等于告知全社会：以往为在职读博者颁发的文凭中确有水分。这不能不引起局外人的连锁疑问：一是北大对以往颁发的“注水文凭”如不采取善后措施，是否可认定对其持有者欺世盗名行为的纵容？二是推而广之，北大以外的其他一些大学作为更多的“注水文凭”的制造者，至今仍不言不语持镇定状，是否意味着“注水文凭”还在层出不穷地融入已然假货成灾的社会？

假的真文凭

人们一贯把街头小贩为个别消费者量身定做的一种颇为逼真的赝品“学历证明”，称为“真的假文凭”，它出于某些见不得人的工匠之手。自从一些大学冒出了在职博士班这个新生事物，这类“注水文凭”就开始大行其道，并与前者渐成呼应之势。后者被称为“假的真文凭”，它出于某些受人仰慕的大学之手。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对在职博士生的状况深感忧虑：现在的在职博士生招得太滥，甚至有人利用这一点搞权钱交易，严重损害了学术尊严。他说，我们系一直不招在职博士生，就是为了抵制这种不良风气。据调查，目前在一些大学“通融入学”的在职博士生大体有三类：一是政府官员，一些大学希望以此和政府搞好关系，获得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二是企业家，一些大学希望从中获得一些赞助；三是名人，一些大学希望借名人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对于颁发“注水文凭”行为的性质，引用一位良心未泯的大学教授的观点，应归位在大学腐败中的学术贿赂。他披露：一些大学作为行贿方，最初以手中掌握的函授、夜大文凭的特权行贿做“资本积累”，在尝到“招财进宝”的甜头后，逐步将行贿的价位升级，即为一些特定人群在职读硕乃至读博，提供从单独考试、招生、培养，到颁发“注水文凭”的“一条龙服务”，其中若干有名有姓的硕导、博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一些具有一定职务的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和企业中上层经营管理者作为受贿方，则坦然地予以笑纳，春秋两度，这些人没费什么力气就提升了自己的学历档次，甚至只有大专文凭的成了硕士，只有本科文凭的成了博士。

在“注水文凭”持有者堂而皇之地成了所谓“儒官”、“儒商”之时，一笔笔没有“阳光”的权钱交易(官员读博多是公费)即告终了。这位大学教授认为，一些大学与官场及商界如此相互利用、各有所得地批量生产着“博士”，已经构成了我国社会一道奇特的病态景观。民众心目中的大学是“社会的良心”、“精神的家园”，但一些大学多年来居然这样不要操守、不守规则、不讲良心，其精神不在，又何以创“世界一流”、“世界知名”呢？

谁该为此负责

在职期间读博士学位之于国外纯属天方夜谭，因为从业与读博两者如同鱼和熊掌。而在我们的一些大学，如此“革命生产两不误”地在职读博，的确创造出一条拿到博士学位的捷径。多年来这种对整个社会毫无意义的“注水文凭”招摇于世，最直接的伤害者当是那些真正经历皓首穷经的博士们，而它的更大的间接损害，则是对大学学风的扭曲和对大学学者的腐蚀，进而使一些大学的道德感召力变得苍白。因为这个现实对受教育者产生的魔力是难以抗拒的──为了私利和金钱，没有什么不能被抛弃。

有人在媒体撰文呼吁“假的真文凭该治了”，然而并没有涉及应该“由谁来治”，而这恰恰是问题的核心。从近年对“真的假文凭”的整治力度来看，拥有打假职能的公安、工商部门对其制造者没有手软，凭借高科技甄别手段的组织、人事部门经过清查对其持有者也没有留情。然而对于“假的真文凭”，这些部门却都无可奈何。由于牵扯到大学和政府部门个别人的利益，目前还没有任何整治的迹象。应该说，一所大学的两个学院停招只是整治“注水文凭”这座冰山的开始，“注水文凭”的行将就木尚未有期。

一位大学教授认为，大学发的文凭不会像小偷偷的东西那样可以隐匿，文凭是大白于天下的，分明是很好发现的事。单纯依靠一些大学及政府部门个别人一朝的“良心发现”是不可靠的，只有政府多个部门痛下决心，联手清理，使“注水文凭”如过街老鼠，大学和政府才会干净许多，这种观点当然是建立在教育行政部门本来是很干净的“心中没有鬼”的基础上。他说，就一些大学而言，第一步是停招，第二步是上网公布历年来在本校所有在职拿到了博士学位的人名单，并宣布那些文凭上应打上“在职”的烙印，以此让与其交往的部门和个人有所警惕。同时，一些大学作为给社会造假的“原罪”，其校长、学术委员会、博导的责任“一个也不能少”，为此，最起码(法人)校长应通过媒体向社会表示“对不起”。

有位人文学院教授曾著文说，中国文人缺乏“罪错感”，总喜欢把个人的历史过失，挂在“社会环境根源”这棵树上，以求得自身的无累。难怪有局外人认为，许多大学校长总是呼吁得到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而任何缺乏外在制度约束的自主博士文凭，都可能等同于滑出规则底线的以权谋私。一些大学曾经制造过和正在制造着“注水文凭”的事实，毕竟已成为其校史中极不光彩的一页博士文凭，任何掩饰乃至抹杀都会欲盖弥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只有用回归的良心和革新的行动才能换来应有的尊严，就像北大的两所学院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