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仲裁硕士，国际商事仲裁中国家执行豁免问题研究

【摘要】：国家主权豁免问题历来是一个兼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国际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国家越来越多地从事一般自然人、法人的行为,引起了一系列国家与私主体之间的商事纠纷。国际商事仲裁作为解决国际商事争端的重要手段,在解决涉及国家为主体的商事纠纷时却遇到来自国家主权豁免权的挑战。对于仲裁庭的管辖权和仲裁裁决执行地国法院的管辖权,当事国一般情况下没有异议。但对于针对国家财产的仲裁裁决执行,当事国通常会主张享有主权豁免以此进行抗辩。发达国家一般采用限制豁免主义,当事国的行为一旦被定性为商业行为,则不再享有执行豁免。发展中国家一般采用绝对豁免主义,国家的行为都享有执行豁免,如我国。然而国际仲裁硕士,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限制豁免主义,我国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立场使我国在国际商事交往中处在一个较为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国际仲裁硕士,我国对他国财产不具有管辖权而采用限制豁免主义的国家对我国国家财产却具有管辖权；另一方面,主张绝对豁免主义抗辩仲裁裁决执行成功后,并非免除了债务,而是使商事纠纷回到了外交解决途径,这似乎剥夺了与我国进行贸易的私主体的司法救济权利。本文主要通过对基本理论的阐述、具体案例的分析,探讨我国采取限制豁免主义的可能性。首先,笔者在文章的第一、第二部分对国家豁免理论、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阐述了国家豁免权只能存在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执行过程中的基本观点；其次,第三部分主要列举了国际公约、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仲裁规则、某些国家国内法对于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权的相关规定。具体包括：1972年的《关于国家豁免的欧洲公约》、《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2012)、《1965年华盛顿公约》、《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2004)、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1988年修正案、英国1978年《国家豁免法》；再次,第四部分分别对合同仲裁和条约仲裁列举具体案例进行分析。主要对执行地法院的管辖权、司法审查以及国家行为商业性质的判断进行系统分析；最后,第五部分针对我国主张的绝对豁免原则,提出我国采用限制豁免主义的可能性,并着力对限制豁免主义中的商业行为的定性、可执行的国家财产范围进行严格限制。笔者相信,我国在不久的将来采用限制豁免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在保护私主体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我国国家利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