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博士后，郭瑞迎　牛梦虎：西方博士后职业发展的境遇与启示

DOI:10.16298/ki.1004-3667.2018.08.16

摘要

随着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渐趋饱和与博士后规模扩张，西方国家博士后职业发展面临一些新的境遇。博士后岗位的性质带有学科分化特征，外籍博士后面临着身份定位的困境。虽然博士后研究训练有利于学术职业晋升，但这种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职业早期。由于学术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期望从事非学术职业的博士后比例不断增加，但也面临着非学术职业能力准备不足，对非学术性岗位的需求不清晰等问题。西方博士后职业的发展境遇，对我们理解博士后岗位的性质与定位，提升博士后人才培养质量和完善相关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博士后；岗位性质；职业发展；学术职业

博士后制度是解决高层次人才短缺的国家人才战略制度，该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培养青年科研人员，帮助博士学位获得者迅速成长为真正独立的科研人员。然而，在现实运行中，培养单位常常很难招收到优秀的博士后。尽管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颁布以来，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待遇已有明显的提升，但博士后招收质量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博士后人才培养与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国内研究者主要是从博士后制度、博士后资助、博士后政策、博士后发展战略、博士后发展状况、博士后工作评估等较为宏观的层面展开，很少对博士后个体的成长与职业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研究。比较而言，西方国家对博士后的研究较多从微观的个体层面出发，更加关注博士后人才的成长与职业发展。

随着各国博士学位授予规模的扩张和学术岗位的逐渐饱和，西方博士后研究人员所面临的职业环境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给博士后研究人员带来很大的冲击和挑战，博士后人才发展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境遇。本研究主要基于近年来西方学者关于博士后人才发展研究的高被引文献，从博士后的身份定位、就业选择和职业发展等角度对西方博士后人才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展开分析，其目的不仅在于为理解当下我国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生存状态提供参照，更重要的是为开展国内博士后人才培养研究和完善博士后制度提供一些启发。

一、博士后岗位性质的学科分化特征

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西方国家博士后的身份定位越来越带有流动性人才和准独立研究者的双重性质。由于博士后规模扩张带有很强的学科结构特征，这种流动性的特征和准独立研究者的身份定位也出现了学科分化的特征。以美国为例，博士后规模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科学、工程学和临床医学等领域博士生教育规模的快速增长所推动，其中仅自然科学和临床医学领域的博士后规模已经超过5.4万人，并且呈现出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学科层面的不同规模扩张速度，进一步推动了博士后岗位性质的学科分化趋势。

博士后岗位性质的学科分化突出表现为：虽然绝大多数博士学位获得者从事博士后岗位的初衷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学术职业期望，但在一些学科，从事博士后研究不仅无法进入学术职业，还可能需要走向学术界外部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内拉德（ Nerad）等对美国博士毕业十年后的职业发展状况调查发现，在数学等基础性学科领域，博士生教育规模相对较小，博士后岗位的性质一般是为了在大学获得一个稳定的学术岗位做准备，但在生命科学和化学等应用性学科领域，由于博士规模相当庞大而学术岗位相对稀缺，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学术岗位，博士后岗位的性质已经逐步演变为在学术界外部的产业界获得一个长期性的职位。根据美国研究委员会的界定，博士后并不是就业岗位，而是带有过渡性和流动性的人才培养制度。但由于相对稳定的终身轨工作岗位逐渐减少，博士后在岗时间不断延长，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制度的博士后性质逐渐发生变化荷兰博士后，博士后岗位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就业方式。这种情况在生命科学和化学等学科最为突出。

博士后岗位性质的学科分化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在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苏维塔（Ana F. ）对英国38所大学博士后的个人履历和科研成果等数据的分析发现，博士后研究训练不仅对研究人员的学术业绩和职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学科差异，在工作岗位的性质上也出现了学科分化。在以物理和化学为代表的研究边界相对清晰的纯科学领域，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不会改变研究者的工作岗位，而是更多带有促进人才流动的作用，但在以计算机科学和制造工程为代表的研究边界相对模糊的学科领域，从事博士后研究常常会改变研究人员的工作岗位性质。澳大利亚的全国博士后研究人员抽样问卷调查也显示，从事博士后研究以往被看作是学术职业的预备阶段，但这些传统观念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随着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角色定位和工作期望逐渐发生转变，博士后岗位的性质也出现了学科层面的分化趋势。

二、外籍博士后面临的身份定位困境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和合作的不断推进，以英美澳法德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外籍博士后比例不断攀升，美国的外籍博士后规模甚至超过本土博士后，在生命科学和工程学等领域尤为突出。根据美国教育统计中心最新公开的数据计算，美国工程学领域博士后中持有临时签证者的比例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超过60%，虽然在90年代中期曾经出现小幅回落，但在随后的增长中逐渐超过65%。还有研究表明，如果仅考虑学术从业者，美国外籍博士后规模从80年代开始就已经超过本土博士后。虽然外籍博士后在世界各国的科研事业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与本土博士后相比，外籍博士后在身份定位、工作找寻等方面常常会遇到更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康特威尔（ ）对英美两国生命科学和工程学领域外籍博士后的深度访谈和案例分析发现，对外籍人士来说，从事博士后岗位与其说是为了获得高级研究训练，不如说是充当一种廉价的学术雇工。然而，尽管只是一种廉价的学术雇工，仍然有不少外籍博士后愿意留下来，因为他们祖国的学术职业环境和发展前景目前仍然缺少足够的吸引力。虽然与本土博士后相比，外籍博士后获得永久性学术职位的机会相当渺茫，甚至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对他们来说，能留在英美学术界发展仍然是一种幸运。而且从高层次人才的市场需求状况看，英美国家对外籍博士后的需求依然旺盛。在这种宏观层面的人才需求和微观层面的职业期望的双重推动下，即使面临较长的等待周期和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少外籍人士仍然愿意留下来做一些努力和尝试。

作为学术交流和高层次人才流动的重要形式，外籍人士从事博士后研究不仅有利于加强学术界的国际交流与联系，促进学术人才对外国文化习俗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为本国的研究机构建立新的国际化学术网络。但从个体层面来看，这种学术网络对外籍博士后职业发展的帮助作用并不大，突出表现在外籍博士后找寻工作的方式与本土博士后存在明显的区别。 E. Wei等对美国西格玛西科学研究学会2003—2005年间全美博士后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本土博士后在工作找寻过程中主要采用强社会关系网络，而外籍博士后一般只是采用弱社会关系网络。本土博士后常常通过研究生导师或博士后合作导师的推荐实现就业，而外籍博士后一般采用专业会议、专业学会期刊或官方网站等工作搜寻方法。这种在工作搜寻方法上的差异，常常造成外籍博士后的工作匹配度不高，进一步影响他们工作满意度和学术生产力的提升。因此，对外籍人士来说，在发达国家从事博士后研究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和更大的不确定性。

三、博士后研究训练有利于学术职业的早期发展

虽然存在上述的一些变化和挑战，仍然有大批博士毕业生涌向博士后岗位。博士后研究训练到底是否有利于研究人员的学术职业发展？从短期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博士后研究训练不仅可以促进博士后研究者的科研产出，也有利于学术职业的发展与晋升。这里的学术职业主要指的是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教学或科研工作，不包括在政府或工商业部门从事研究工作。霍尔塔（Hugo Horta）对墨西哥学术从业者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博士后研究训练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迅速融入更为国际化的学术共同体，这种国际交流和职业流动不仅有利于推动国家学术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也能促进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学术职业发展。雅克布（Brian A. Jacob）等对美国卫生研究院1980—2000年间的13400余名博士后岗位申请者的学术履历分析也发现，与那些没有接受博士后研究训练者相比，接受博士后研究训练者在职业发展五年后的研究产出要高出20%。

然而，从长期来看，博士后研究训练的积极作用会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递减。苏旭红（ Su）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博士后职业发展的研究表明，学术声望较低的大学或院系的博士毕业生荷兰博士后，如果在职业发展早期积极接受博士后研究训练，不仅有利于迈入学术职业的门槛，也有利于职业发展中期的学术晋升，但如果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时间过长，并不有利于其职业后期的发展。对学术从业者来说，如果在职业发展的中后期还没有进入学术职业的终身轨，即使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职业流动和职业晋升的速度都不会有明显的提升，并且博士后在岗时间越长，越不利于研究者在具有更高声誉的研究机构获得学术职位。

在早期的相关研究中，苏旭红对美国博士后的学术履历和科研产出之间的定量关系分析还发现，博士后研究训练确实有利于提升博士毕业生的学术生产力，但这种促进作用并非长期存在，而是主要体现在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前3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促进作用不断减弱，逐步让位于博士学位获得者所在机构的学术声望。科学社会学的大量研究表明，所在机构的学术声望是影响研究者学术职业发展的显著变量，并且具有长期效应。相对而言，是否接受过博士后研究训练，对研究者学术生产力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持久。由于存在这样的人才成长和学术职业发展特征，美国研究委员会甚至提出建议，在学术管理政策层面将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时间限制在五年以内。

在学术岗位的竞争性不断增强的西方学术界，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学术职业期望，不少博士学位获得者会选择从事一站以上的博士后研究岗位，以延长工作找寻时间。然而，这种方式并不总能奏效，甚至可能起到反作用。 Yang等基于美国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历年调查数据，对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等四大学科博士后职业发展轨迹的相关分析表明，虽然博士后研究训练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学术部门就业，也有利于其迈入终身轨，但这种促进作用只限于从事一站博士后的情况，如果从事两站或更多站博士后研究，不仅不利于增加学术成果产出，而且对薪资水平的提升作用也不显著。然而，现实的困境在于，为了获得理想中的学术职业，仍然有相当规模的博士后会选择坚守。斯蒂芬（Paula E. ）等对美国博士后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需要做一站以上的博士后研究才能找到长期稳定的学术岗位。在这种学术职业环境下，一些博士后开始转变观念，将目标转向学术界外部的职业。

四、期望从事非学术职业的博士后比例不断上升

尽管博士后的身份定位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在大学或科研院所从事学术职业仍然是博士后的主流选择，但从西方国家的发展趋势来看，博士后的职业选择范围正在逐渐从学术职业转移到以政府和工商业部门为代表的非学术职业。在澳大利亚，阿克林德（ S. A。）的研究表明，虽然博士后常常被看作是为学术职业做准备的过渡性岗位，但目前这个岗位已经不再是通向学术职业的垫脚石，越来越多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都期望从事非学术职业。斯卡菲迪（ K. ）等的研究也表明，尽管在微观层面上，有针对性的职业生涯指导、稳定的学术网络和良好的研究氛围等因素有利于博士后学术生产力的提升，并能增加获得学术职业的几率，但在宏观层面上，由于学术劳动力市场渐趋饱和，学术职业的不确定性给博士后的职业预期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不少博士后不得不走向学术界外部去寻找工作。

这种求职目标的转向在美国等博士生教育大国更加突出，并且带有明显的学科分化特征。索尔曼（Henry ）等对美国39所研究型大学在读博士生的问卷调查发现，由于学术岗位的稀缺性越来越突出，不少博士生逐渐转变观念，开始在学术界外部寻找工作岗位，已有超过1/3的博士生不准备从事学术职业。在生命科学和化学领域，大多数博士生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要想在本学科的相关行业部门找到博士层次的研发岗位，至少需要有一年的博士后科研训练经历。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美国科学基金会的大规模调查已经表明，在科学、工程学和医学三大领域，有40%以上的博士后已经流向工商业部门就业，甚至有相当比例的人从事与研究无关的工作。近年来，这一比例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扩散到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学科领域。

在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的职业选择同样出现了转向非学术职业的趋势，在欧洲一些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德国，菲茨恩博格（Bernd ）对社会学、经济学、企业经济等领域博士后研究人员的问卷调查发现，即使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期望未来从事学术研究的比例也逐渐下降，只有大约50%的人期望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这说明德国高学历人员更多从事非学术职业的趋势，已经从博士学位获得者扩散到博士后层次的人才中。这种现象在法国、芬兰、瑞典等欧洲国家同样存在。

然而，当前面临的窘境是，高学历人员从事非学术性职业还远远没有被西方社会广泛认可，仍然是一种非主流的职业选择和发展道路。2013年，索尔曼等人对即将毕业博士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尽管大多数博士生对学术界内部的博士后岗位需求信息都比较了解，但他们对学术界外部的政府部门、产业界和新兴创业领域的岗位需求所知甚少。阿克林德对澳大利亚8所名校的博士后及其合作导师的深度访谈发现，博士后研究人员仍然缺乏结构化的研究训练和职业支持，当前的职业支持主要指向学术职业，缺乏对非学术职业发展的训练和支持，如果博士后出站后从事非学术职业，往往会被认为是一种失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和社会价值导向下，从事非学术职业常常是一种无奈之举。以法国为例，2007年在私营部门就业的博士后比例已经超过1/5，但从就业前三年的薪资水平来看，在私营部门就业者并没有显著高于学术部门的就业者。近年来，不少博士和博士后宁可去其他国家寻求学术性岗位，也不愿在本国从事非学术性职业。法国的一项最新研究数据显示，有一半以上的法国博士毕业后在国外的就业时间超过六年，其中有不少人因为家庭因素最终不得不回国发展，但也常常抱怨，法国学术劳动力市场内部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法国博士后面临的这种境遇在西方不少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

也许正因如此，大多数博士后仍然倾向于为学术职业做准备，相对而言，为非学术职业发展所做的准备并不是很充分。魏德恩（Inge van der ）对荷兰两所高校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即使最终只有不到3%的人能进入终身学术岗位，但目前仍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为学术界外部的职业发展做准备，愿意主动去发展诸如沟通与演讲、团队协作、项目管理等可迁移技能的博士后比例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大多数博士后会在自身的学术抱负和有限的学术岗位之间陷入两难困境。但随着学术岗位竞争性的日益激烈和不确定性的逐渐增强，不难想象，会有更多的博士后人员不得不转变观念，逐渐流向学术界外部。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博士后研究人员不能再将注意力放在以研究能力为核心的学术职业发展上，还需注意对管理能力、预算能力、写作项目申请书的能力、跨学科的交流能力、跨文化的交流能力等一系列可迁移性技能的训练。这种来自劳动力市场的诸多能力要求，给博士后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五、西方博士后的发展境遇给我国带来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博士毕业生规模年均增长率为5%左右，而根据《博士后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博士后规模年均增长率在15%左右，远远高于博士规模增长率，这意味着博士毕业后选择从事博士后研究岗位的比例逐渐提高。但关于博士后人才成长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我们关注得还不够。西方博士后人才发展的境遇，对我国博士后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博士后岗位的性质需要具体到学科层面来理解。关于博士后的岗位性质，不能再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需要具体到学科层面来明晰。根据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我国博士后人才的战略定位是“国家有计划、有目的培养的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在站期间是具有流动性质的科研人员”。流动性不仅是博士后人员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博士后制度设计中的基本理念。然而，从我国博士后制度发展史来看，博士后岗位性质不清晰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少在学科层面来理解博士后的岗位性质。在数学等基础性学科领域，接受博士后训练只是学术职业内部的一个准备性阶段，而在生命科学和化学等应用性学科领域，博士后岗位的性质早已超出学术界，成为博士毕业后在产业界发展和职业晋升的一个必要条件。这种学科差异性，不仅给理解博士后的角色、职责和权利等身份定位问题增添了多样性和复杂性，也给博士后人才的评价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制定相关学术管理与评价政策时，必须根据不同学科的特征，提出不同的评价方案和制度设计。

第二，优化学术职业环境，大力引进海外博士后人才。我国博士后制度创设的初衷是为了吸引海外博士层次人才，但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博士后群体的国际化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西方学术劳动力市场的高度竞争性和西方博士后人才的发展困境，给我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近两年，我国不少知名大学开始积极走出国门，去海外一流大学招聘高层次人才，有些研究型大学和地方性大学甚至采用组团出国招聘的方式，这种做法正是在这种战略机遇下的一种主动尝试，对加强我国高校教师队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水平，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和国际化水平具有深远的意义。但从总体上来看，这种主动性尝试仍然局限在个别地区的少数高校，还没有引起更多高校的重视。因此，如何积极转变观念，抓住这个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大力提升我国学术职业的国际吸引力，形成较强的国际比较优势，尽快为我国高校人才队伍建设引进和培育更多具有世界一流大学教育背景的高层次人才，是摆在我国高校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充分发挥博士后流动站和工作站的研究训练和人才培养功能。国内研究者对博士后院士学术成长经历的研究显示，博士后制度是一种有利于促进杰出学术人才成长的国家人才战略制度，博士后经历与博士后设站单位的学术平台大大缩短了博士后学术成长的时间。然而，这种针对少数杰出博士后的研究，并不能说明广大博士后群体职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和不确定性。根据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从事博士后研究对学术职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发挥在职业早期，一般是在第一站博士后研究期间，而长期在站以及一站以上的博士后研究，对学术职业的发展和学术生产力的提升并没有显著的作用。目前，我国已经将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总期限规定为6年，并允许设站单位根据项目研究需要，在2~4年内灵活确定博士后在站时间，但设站单位的主体作用和服务水平仍然有待提升。因此，如何在进站初期帮助博士后迅速进入角色，在进站中期能够进行及时的研究资助和学术指导，加强博士后的研究训练和人才培养功能，已经成为基层设站单位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博士后研究人员来说，要抓住和珍惜博士后在站的两到三年的发展机遇，力争在研究能力方面实现质的提升，并尽可能争取学术职业晋升的机会。

第四，积极开展非学术职业的生涯规划指导与可迁移能力训练。西方研究界已经开始关注博士后群体在学术界外部的就业趋势及其职业发展诉求，可以预判的是，在未来一段时期这也将成为我国博士后职业选择与就业去向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美国科学学会的研究报告所言，为了更好地开发人力资源，保证研究事业的健康活力和科学技术的全球领导力，必须提升博士后的就业和职业发展状况。从博士后职业选择取向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需要更多关注从事非传统职业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这种变化趋势要求博士后培养机构不仅要保障结构化的学术指导，加强博士后与指导教师之间的学术合作，还需有针对性地提供非学术职业的生涯发展指导，这也给提升我国博士后人才培养质量和完善博士后管理制度带来一定的前瞻性启示。

郭瑞迎，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师资博士后，助理研究员，陕西西安；牛梦虎，通讯作者，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助理研究员，陕西西安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8年第8期第9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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