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蒙彼利埃二大，【法国大革命】辟谣：民科马拉害死拉瓦锡？假！

第二章 医生与物理学家

马拉的第一份职业是医学技艺。从1760年到1762年，他在波尔多十几岁时就开始了医学研究，1765年他一直在巴黎继续他的医学研究。马拉在巴黎的第一次逗留可能就要结束了，这时马拉治好了他的第一个病人。他后来写到，他成功地治疗了一位朋友，这是一种痛苦而又令人尴尬的淋病症状。之后不久，他搬到了英国，在那里行医十到十一年。

马拉的医疗生涯经常遭到一些作家的鄙视，他们把他描述成一个没有资历、流浪的江湖郎中，一个专利药品小贩，或者一个马医。事实上，他确实拥有一个合法的医学学位，并作为一名医生取得了专业上的成功。在英国，他在当时伦敦最时髦的SOHO区的教堂街建立了自己的诊所。后来，1776年他回到巴黎后，他的客户包括富有的贵族，包括王室的高级成员。

至于马拉的学位证书，他于1775年6月30日被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他的批评者声称，由于他没有实际在那里上课的记录，他一定是买的学位。然而，他的毕业证书上有两名法医的签名，他们正式证明马拉有作为医生的能力。其中一位是威廉·巴肯医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医学权威，他的著作以英文和法文的多种版本出版，马拉出版的两本小册子进一步证实了他在治疗方面的熟练程度，这两本小册子详细描述了他的一些治疗方法。他们证明了他的一般医学知识和对某些专业的熟悉，如眼病和电疗。

《法国大革命》电影中行医的马拉

按照现代医学教育标准，圣安德鲁斯大学授予学位的方式似乎是宽松的，但这样的比较是不合时宜的。马拉在1775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时，他已经行医10年了。在18世纪，甚至在法国一直到19世纪，大学授予学位是一种普遍现象，用来证明那些实际上没有在这些机构上过课的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教育准备。尽管著名的约翰逊博士有一句著名的俏皮话，说圣安德鲁斯大学“随着学位的增长而越来越富有”，但这所大学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文凭工厂。本杰明•富兰克林( )就是其中之一，他对自己获得博士学位表示自豪。以当时的标准来看，马拉的医学博士无疑是可信的

1777年，马拉将他的诊所转移到巴黎后不到一年，他成功地治疗了一位特别有影响力的病人——奥贝松侯爵夫人，从而大大提高了他作为医疗师的声誉。她长期患有慢性呼吸道疾病国际硕博项目，其他医生认为这是不可治愈的。当她相信马拉治愈了她时，这个案例被刊登在Santé公报上，马拉作为一名上流社会医生的职业地位得到了保证。侯爵夫人是舒瓦瑟尔公爵的侄女，舒瓦瑟尔公爵是国王最有权势的大臣之一，这可能解释了马拉是如何取得皇家宫廷的准入资格的。从1777年到1783年，马拉是国王路易十六兄弟之一——阿图瓦伯爵的家庭中的一名（私人）医生。这是一个显赫的职位，每年给他2000里弗的津贴，此外还有他那利润丰厚的私人业务的收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拉的皇家赞助人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最狂热的敌人之一，率领一支试图镇压它的移民军队。波旁复辟结束了拿破仑一世皇帝的统治后，阿图瓦领导了极端君主派，并在1824年以查理十世的身份继承王位。1830年他的专制统治导致他被推翻。

阿图瓦伯爵，即查理十世

许多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包括托马斯·卡莱尔和儒勒·米什莱，都对马拉不过是阿图瓦伯爵马厩里的一名卑微的兽医的谣言给予了权威。因为马拉在他的科学著作的扉页上称自己为“阿图瓦伯爵卫队的医生”，（他们认为）这一说法暴露了他是个骗子，（认为）他过分强调了自己的重要性（up：也就是他们认为马拉是个兽医——根本不是那个职位却说自己是）。然而，“瞥一眼皇家年鉴”，就会发现这是完全错误的，马拉（确实）“被列为阿图瓦伯爵卫队的医生，直到1786年才任命他的继任者，尽管他在1783年辞职。

据称揭露马拉是一名欺诈性行医者的材料源于巴黎大学医学院和皇家医学学会的学术医生的职业嫉妒。他们对马拉的敌意经常被引用来证明他不属于公认的医学界，来证明他实际上是医学界所回避的。巴黎警方的记录显示，他的对手甚至试图将他定为非法（的行医者）:马拉:大胆的骗子。维齐尔先生以皇家医学会的名义要求把他赶出巴黎。他来自瑞士Neuchâtel。许多病人死在他的手里，但他有一个医学博士学位，这是他买来的

马拉在医学界的敌人还试图败坏他的名声，把他用来治疗奥贝松侯爵的药——他向公众出售的药——说成是化学分析药。医学院董事亨利·亚历山大·泰西尔( )发表的一份报告称，马拉的混合物只是溶于水的白垩。然而，这一指控必须再一次在其适当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虑。化学分析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spa水疗的治疗效果是根据纯粹的经验依据进行常规评估的。马拉的药理学属于这一传统。没有证据表明他有欺诈行为

至于马拉所谓的脱离医学界，值得考虑的是那些对他怀有敌意的人代表了什么。一位医学历史学家将修道院院长的机构——巴黎医学院描述为法国大革命前“变革和医学进步的最强大的对手”。皇家医学学会(成立于1776年，也就是马拉回到法国的那一年)和医学院在控制行医许可程序的权利上发生了斗争，这些程序将决定谁可以合法行医，谁不可以。在革命前的那些年里，这归根结底是王室特权的问题。因此，学院和皇家学会都向法院寻求认可他们的权威。阿图瓦伯爵对马拉的雇用表明，他已经得到了宫廷的正式批准，不需要学院和皇家学会的批准。很明显，在旧政权社会的背景下法国蒙彼利埃二大，马拉不仅是医学专业的合法成员，而且是一个（地位）相对较高的成员。

撇开他的名誉和职业地位不谈，我们能知道马拉作为医生的实际表现和他的治疗效果吗?医学历史学家让·弗朗索瓦·勒梅尔(Jean )得出结论，马拉处在医学革命的前沿，甚至可能超前于米歇尔·福柯( )在《诊所的诞生》(the )一书中所描述的医学革命。福柯认为，当医生们不再问18世纪的问题“你怎么了?”，而是从19世纪早期开始问“哪里疼?”时，医学实践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在早期的传统中，医生不会亲自治疗病人;他们的诊断和处方都是基于病人的书面（病情）报告（文本）。当医生开始面对面地对病人进行检查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勒梅尔的说法，马拉不是在19世纪“突破了这一边界”，而是最晚在18世纪70年代。他说，马拉是一个“认真而有知识的医生，临床医生的先驱，一个富有创新力和谨慎的治疗师。” 总而言之，马拉的医学证书是真实的，他的著作表明他有医学知识，他的治疗是最先进的，他为社会上有名的客户服务，他的病人的证词证实，他的治疗能力至少按照当代的规范是可以接受的。没有必要证明他的治疗方法是有效的，也没有必要证明他对医学科学做出了持久的贡献，就可以得出结论，他在1770年代以职业医生的身份出现是合法的。关于他是江湖骗子和江湖骗子的指控来自这个新兴职业的内部竞争，在革命后被放大为对抗马拉所代表的革命幻影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

转向实验物理学

18世纪70年代末，马拉开始了一个重大的职业转变。他正式在阿图瓦伯爵的医疗服务部门工作到1783年，但几年前，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实验物理学，这最终成为他唯一的兴趣所在。整个18世纪80年代，直到革命前夕，马拉致力于研究和著述热、光和电的物理性质。他发表了大量关于这些课题的论文，报告了他所做的数千次实验，也试图对他观察到的现象提供一个广泛的理论解释。他以前的一些病人钦佩他的科学工作，并帮助他发展物理学家的新事业。奥贝松侯爵和侯爵夫人是马拉最重要的赞助人之一;他就是在德·奥贝松位于巴黎的住所建立了他的实验室。朗格多克庄园的财政部长朱伯特骑士也在马拉位于巴黎的家中为他提供了实验室。其他支持马拉研究的知名人物包括维勒罗伊公爵(里昂总督);特雷桑伯爵(国王军队中将)、诺金特伯爵、德沃利斯伯爵、费尔登菲尔德男爵，以及著名的博马舍，《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的作者。

马拉作为科学家的声誉与他的医学生涯相当。尽管他成功地吸引了富有和有社会关系的赞助人来支持他的研究，但巴黎科学院的一些主要人物——最著名的孔多塞、拉瓦锡和拉普拉斯——认为他是个江湖骗子。尽管如此，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马拉在广大受过教育的人群中享有相当大的威望。在马拉死后，革命陷入低谷——这一时期被称为热月反动——一个试图诋毁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的科学生涯的黑色神话诞生了。回顾起来，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科学发展开始被解释为以安托万·拉瓦锡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支持者们战胜了以马拉为代表的“雅各宾科学”的倒退力量所赢得的斗争

科学家兼包税商拉瓦锡

这个（神话）主要认为，马拉和其他激进的革命领袖对科学抱有不可动摇的敌意。卢梭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并没有带来人类生活状况的改善，而是导致社会变得不那么高尚、不那么幸福。然后，（这个）故事接着说，在大革命期间，当权的激进派把他们的反科学思想付诸实践，他们摧毁了法国科学院，将其领导人孔多塞处死，处决了当时法国最重要的科学家拉瓦锡，并宣称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对“雅各宾科学”最耸人听闻的指控是，拉瓦锡被处决是马拉对科学院的盲目仇恨造成的。认为他与拉瓦锡之死有直接关系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1794年5月8日，拉瓦锡被送上断头台，就在马拉遇刺10个月后。然而，有人认为法国蒙彼利埃二大，【法国大革命】辟谣：民科马拉害死拉瓦锡？假！，马拉早些时候对拉瓦锡的记者式攻击决定了他的命运，但这种指控也经不起推敲。马拉的评论并没有特别关照拉瓦锡，也没有关注他作为科学家的角色。拉瓦锡作为资助皇室运作的28名富有的金融家(“包税商”)之一被判处死刑。马拉死后的声音只是吞没了拉瓦锡和他的包税商朋友们的愤怒浪潮中的一个。同样，席卷科学院的政治潮流也不能仅仅归功于马拉的影响。废除它的呼声是广泛而强烈的。关闭学院不过是革命普遍消除特权法人团体的一个特殊表现。

马拉是“真正的”科学家吗？

布里索

有大量证据证明，马拉在他那个时代的科学中是被公认的参与者，他的贡献从来没有成为法国科学论述的中心焦点，但他的工作广为（时）人（所）知，并在重要的知识分子圈子里被讨论。马拉的实验活动最激烈的阶段——大约从1778年到1782年——有非常详尽的记录。他发表的关于热、光和电的物理学著作，对他如何进行的数千个实验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以及他设计和使用的仪器的精确说明，甚至还列出了为他建造这些仪器的工匠的名字。他公开展示了自己的实验，并吸引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

其他学者也以他的发现为基础，展开一系列公开讲座和大学物理课程。在他的门徒中有两个年轻人，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和查尔斯·巴巴卢，讽刺的是他们后来成为了他最重要的政敌。马拉的物理学著作在德语和法语两种语言中都有发表，得到了一些主流期刊的好评，并在其他科学家的著作中被引用，包括科学院成员拉马克、拉塞佩德和塞吉。（他们）也对马拉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发表了好评

在18世纪晚期的法国，省级学术机构赞助的论文竞赛是科学论述的重要舞台。马拉参加了一些活动，他的一些作品获得了奖项和荣誉奖。1778年至1787年间，他参加了波尔多、第戎、里昂、蒙彼利埃和鲁昂学院举办的比赛。1783年，他关于电力的医疗用途的论文在鲁昂学院的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这是一块价值300利弗的金牌。1784年，他向里昂学院的竞赛提交了两篇关于牛顿颜色理论的论文，虽然没有获奖，但评委们认为这两篇论文是所有反对牛顿理论的论文中最好的一篇。1786年，他在一篇挑战牛顿关于肥皂沫颜色的解释的文章中再次获得鲁昂的一等奖

1783年，马拉成为西班牙国家科学院院长的候选人。马拉的一位富有的赞助人菲利普·罗梅·德·圣洛朗( Roume de )代表马拉与西班牙政府进行了谈判。西班牙首相弗罗里达布兰卡随后指示其驻法国大使达兰达伯爵会见并采访马拉。与此同时，巴黎科学院中诋毁马拉的人正在反对他的候选人资格，他们的影响占了上风。虽然最终没有给他这个职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候选资格）得到了认真的考虑。所有这些都表明，马拉确实是十八世纪后期人们所理解的科学的合法实践者。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事实使他得到肯定的评价，这些事实却受到了黑色神话的作家和传播者们的质疑。例如，有人提出意见说，期刊上对他工作的正面评论是马拉自己写的，他从鲁昂和里昂学院得到的认可不是自发的。他被指控操纵了颁奖委员会。

马拉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自我推销者;他对赞助人的依赖要求他这样做。他自己的一些作品受到热烈好评，但他的一些作品是匿名作者，这并非不可能。然而，这些期刊上的文章不应该是独立的审稿人的评价，而应该是摘要的作者负责的摘要。即便如此，在违背各自编辑意愿的情况下，对马拉文章的赞扬也不可能出现在期刊上。

关于马拉在征文比赛中取得的成功，有人指控他与一些省级学院的领导勾结，他们与他合谋制定他们的获奖征文题目，为他把自己的得意理论带入比赛提供了机会。然而，证据似乎表明，不是阴谋操纵的竞选，而是马拉的盟友寻求推广他们的观点（而进行）的普通的派系斗争。这种任人唯亲的行为，在马拉争取西班牙科学院职位的努力中也很明显，这当然与科学公正的崇高理想相冲突。然而，有争议的是，这是十八世纪法国省级学院内部运作的典型还是非典型？从这个角度来看，很明显，围绕马拉竞赛作品的派系主义只是像往常一样代表了学术政治

马拉在地方学院里有亲信、通敌者或游击队，这一事实表明，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怪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外省的朋友们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像维勒罗伊公爵和茹贝尔骑士这样地位很高的人物。

马拉和科学院

富兰克林

革命期间，马拉对巴黎科学院充满敌意的反对意义重大，因为挑战学院就是挑战一个重要的君主制机构。它不仅代表着意识形态上的主流科学，而且代表着国家对科学的控制力。即使马拉自己从未从事过科学研究，（批判）它也肯定是他的政治目标之一。但是，他在这个机构的个人经历为他的攻击提供了具体的形式，他在 1791年9月出版的一本名为《现代江湖骗子》的长小册子中表达得最充分。

由于马拉与科学院的关系在激烈的相互指责中结束，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他的科学工作总体上不受欢迎。这个结论在三个方面是有缺陷的。首先，它忽视了科学院早些时候对他的积极评价。第二，它把科学院当作整个科学界而不仅仅只是科学界的精英。第三，它夸大了该学院在前革命时代的独断专行。在他作为物理学家的职业生涯开始的时候，马拉与巴黎科学院的关系并不是完全敌对的。科学院两次任命官方委员会来评估他的工作。在第一次中，科学院著名的国际助理成员本杰明·富兰克林，与勒·罗伊和塞奇院士一起进行了一系列访问，以见证马拉的日光显微镜的演示。第一次委员会的官方报告对马拉特非常有利。然而，第二次就不那么顺利了。这一次，Le Roy和两位院士研究了马拉的一系列冗长的光学实验，他们随后的报告简短而含糊。到1780年中期，马拉与学院的关系恶化，到1782年，他们的关系无法改善

牛顿，在18世纪成为了新的亚里士多德

马拉与科学院疏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公然反对牛顿的光学理论。牛顿的声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他的著作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教条，这导致马拉的批评被视为科学异端而被立即驳回。学术界的精英们谴责马拉的大胆，几乎所有的科学历史学家此后都附和了这一判断。

一个重要的例外是查尔斯·c·，尽管他承认厌恶马拉，但他能够公正地评价他对牛顿光学的批评。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这一主题，得出结论，马拉的一些批评“远非空洞”， 学院的报告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关注。关于马拉声称牛顿理想化了他对实验过程的描述，说，马拉的怀疑“更接近于准确的直觉，即牛顿对自己的发现所持的那种装腔作势，这比我在18世纪文学中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更接近。”此外，几乎所有以前写过这方面文章的历史学家都认为，马拉在1786年把牛顿的《光学》翻译成法语时，一定是不忠实地把自己的观点引入了法语，但不同意，说这是“一个优秀的译本”。他还说，仔细比较了牛顿的文章后，“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他并没有不忠实于牛顿的意思。”马拉译本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两个多世纪后出版这一显著事实。

孔多塞

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说，马拉和科学院之间的敌对关系并不是他的非理性职业嫉妒，而是相互不相容的结果。一方面，拉瓦锡、孔多塞和拉普拉斯等人完全相信马拉只是一个江湖骗子。马拉同样相信拉瓦锡、孔多塞和拉普拉斯都是江湖骗子，他们利用他们的机构权威作为挡箭牌，以防止像他这样的独立科学家对他们的科学研究进行审察（评头论足）。他们之间的分歧没有可以解决的共同点。该学院试图将马拉从科学界驱逐出去，但革命却使该学院不复存在。

在评估马拉和拉瓦锡对江湖骗子的指责时，历史学家常常认为，因为拉瓦锡是现代科学界公认的巨人，马拉显然是错误的，因此拉瓦锡对马拉的描述肯定是正确的。然而，这两个命题在逻辑上并没有联系;两人都没有理由称对方为江湖骗子。

马拉的科学生涯即将结束

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马拉显然能够过得很好，至少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这让他能够与富人和名人亲密接触。考虑到他后来的政治轨迹，他会有一个私人仆人，这似乎很奇怪，但他确实有一段时间雇佣了一个名叫尼古拉斯·迪穆兰的年轻人做他的跟班。

拉瓦锡的朋友，科学家安托万·福克罗伊

在革命前十年中的最后几年里，他的财富有可能下滑。但这并不确定。科学院的敌意使他更难获得资助，从而损害了他作为物理学家的才能。一些历史学家假设，马拉作为科学家的“失败”是他革命热情的动力。他们认为，这使他变得疯狂和绝望，并渴望报复那个没有赏识他的天才的社会。然而，这一推测是基于毫无根据的证据。对马拉从1789年到他生命尽头的新闻作品的研究，驳斥了他继续痴迷于对科学院，特别是对拉瓦锡的仇恨和嫉妒的指控。他关于那个主题的著作只占他全部著作的一小部分。

马拉个人对科学院的反感并没有影响他的政治判断，这一点可以从他对拉瓦锡在化学领域最亲密的盟友安托万·福克罗伊的态度中看出。马拉痛斥福克罗伊在学院中扮演的角色，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公开支持福克罗伊竞选国民公会代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克罗伊后来在马拉被暗杀后空出的公会中占据了席位。马拉很可能在1788年遭受了一场严重的疾病。他后来说，他相信自己那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如果是这样，这很可能导致他的财务状况恶化，但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无论如何，认为马拉的革命精神是精神错乱的产物的论点，其根源是毫无根据的黑色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