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电影《无问西东》刷了朋友圈,影片优劣暂且不论,很多人都被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流亡办学,救国图存的精神所感动。有评论说,“西南联大,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在我看来,抗日战争期间,不仅西南联大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座丰碑,浙江大学也铸就了他历史上最大的辉煌。西迁办学,是中国大学的成人礼,这些大学在最为绝境之处,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确立了大学教育的责任和使命,蜕变成了真正的现代化大学。
1936年4月7日,竺可桢在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校友、国民党文胆陈布雷的极力斡旋下,应蒋介石之邀美国西东大学,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为此,他提出了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此时,距离前任校长郭任远被浙大学生驱逐,已有两月有余。蒋介石对于自己家乡学校这所大学关心备至,虽亲自调停,亦无法平息浙大师生的怒气,最终答应竺可桢的三个条件,估计也是无奈之举。1936年的国际局势日趋恶劣,作为一国之统帅,他不可能被浙江大学牵涉过多的精力。
1936年9月,上任后第一个新学期,竺可桢举办了一场新生谈话会。在演讲中,他把浙大的的精神归纳为“诚”和“勤”两个字。他说,“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有的学校校舍很好,可是毕业生做事,初出去就希望有物质的享受,待遇低一点便不愿做,房屋陋不愿住。浙大的毕业生便无此习惯,校外的人,碰见了,总是称赞浙大的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最为重要的是,他在这次演讲中给当时的浙大学生,以及此后所有的浙大学生,提出了值得让所有浙大人思考一生的“两问”,“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两个问题,刻在了浙江大学各个校区的很多角落,也刻在了很多浙大人的心里。
只想做半年浙大校长的竺可桢没有想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入侵中国的战争。全国上下,共赴国难,作为校长的竺可桢,恐怕也没有时间考虑是否继续担任浙大校长的问题了。1937年9月21日,浙大一年级学生迁往天目山禅源寺,拉开了长达9年的西迁办学序幕。这一路博士后,历时两年半,途经浙、赣、湘、桂、黔六省,行程2600公里,至1940年2月定居遵义、湄潭、永兴止,在贵州坚持办学七年,谱写了一部伟大的“文军长征”史。这是一趟取经之路,竺可桢带着他给浙大师生的两问,匆匆踏上旅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两问交上了一份后人难以超越的答卷。
浙大师生在广西宜山逃避敌机的轰炸。(聂作平供图)
取经,就要经历磨难,磨难,不仅仅艰难的旅程,更多是心灵和精神的煎熬。1938年7月23日,迁至江西泰和的次子竺衡因病去世,8月3日,夫人张侠魂病故。他亲手为自己的妻子写下了挽联,“惨兮,子遽离世!同甘苦已廿年,相期以大义,奈一朝永诀,雪馆云峰何以堪此。呜呼,余何贞昊?哭仲儿才十日,又遭此奇灾,纵再度相逢,落花流水渺不可期。”张侠魂出身望族,文章书法很有功底,是竺可桢的爱妻和知己,丧妻之痛可想而知。竺可桢在日记中留下了对爱妻的追思,“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每年的8月3日,竺可桢总要设家祭纪念张侠魂,十几年后依然如此。此为后话,浙大西迁之路继续前行。
张侠魂女士灵堂
1938年9月中旬,刚刚埋葬了自己的妻儿,竺可桢又率浙大师生离泰和迁往广西宜山。做人是需要有精神的,一所大学也是如此,为浙江大学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撑,特别是在流亡办学的途中,是尤为重要的,我想这是竺可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1938年11月1日,竺可桢在广西宜山的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以王阳明的求是精神、遇险不畏精神、艰苦卓绝精神和公忠报国精神,激励浙大师生在艰危中奋发进取,并提出要以 “求是”两字为校训,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求是”的优良传统,贯彻治学的精义。11月19日,校务会议正式通过了竺可桢的提议,确立求是为浙大校训。在1939年2月4日对一年级新生训话中,他再次强调硕士,“到如今‘求是’已定为我们的校训。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意亦是‘求是’(),可谓不约而同。”可见,求是精神不仅脱胎于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致良知”,与中国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和责任感一脉相承。而且,竺可桢对求是精神也注入了母校哈佛大学追求真理的基因,打通了与西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连接。
浙大校友各有异同,但是对于求是二字,少有分歧
在这次校务会上,还决定请著名国学大师马一浮为浙大写校歌歌词。马一浮作的歌词,引用了较多的古典,用的是文言文,不太通俗,且读起来有时比较拗口,竺校长曾考虑改写,但他又觉得,马老作的歌词虽文理艰深,但含义深远,很能体现浙江大学所追求的求是精神。因此,这首“大不自多”歌仍请著名作曲家、当时的国立中央音乐学院的应尚能教授谱曲,并经校务会议通过,正式定为浙江大学校歌。这首校歌,被浙大人吟唱了近80年,从宜山到湄潭,从湄潭到杭州,至今不衰,因其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旋律动人,被网友评选为中国“最美校歌”。浙大校友活动聚会美国西东大学,《无问西东》浙江大学和中国大学的成人礼,每每都会有校歌响起,让人激动不已。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永恒的旋律
1945年6月2日,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1897年4月1日求是书院成立日为校庆日。此校庆日在浙大历史上沿用了58年,一直到2003年,浙江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决定,浙江大学校庆纪念日更改为每年5月21日-求是书院首次开学时间为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公历1897年5月21日)。
自此,浙江大学有了自己的求是校训,有了《大不自多》校歌,有了自己的校庆日。取经人竺可桢和浙大的师生们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浙江大学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也取到了真经,化蛹为蝶。
1946年秋,浙江大学迁返杭州。原本只想做半年校长的竺可桢,最终当了13年,被大家称为“浙大保姆”,其中10年的时间,都在西迁办学的路上。
抗战胜利,浙大东归。(聂作平供图)
在西迁途中,竺可桢不断阐述求是精神,完成对求是精神系统性的构建。他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说:“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继后,竺可桢又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更明确地阐述了“求是”的方法和路径,他说:“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但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竺可桢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
与教师们合影于吴昌硕墓前(1937年4月)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如果没有超乎常人的意志力和担当,在那个积贫积弱,山河沦陷的年代,浙大的师生们能靠什么继续前行。理解了浙大西迁的历程,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在贵州的遵义、湄潭,到现在连三线城市都算不上的地方,浙江大学能培养出一大批未来的国之栋梁。他们当中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的有谷超豪、胡济民、程开甲、程民德、陈耀祖、施履吉、施教耐、毛汉礼、叶笃正、陈述彭、施雅风、谢义炳、谢学锦、郭可信、徐僖、张直中、戴信立等17位,以及曾在物理系学习日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据不完全统计,在当选为两院院士的浙大校友中,有五十位曾在遵义、湄潭工作和学习过。
竺可桢在《求实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说,“国家既如此优待诸君,诸君决不能妄自菲薄,忽视所以报国之道。国家给你们的使命,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学成,以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日本或是旁的国家再也不敢侵略我们。诸位,你们不要自暴自弃说负不起这样重任。因为国家用这许多钱,不派你们上前线而在后方读书,若不把这种重大责任担负起来,你们怎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前方拚命的将士?”可见,西迁办学,其志在为国家今后的复兴培养人才,应该说,竺可桢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英国的科学史专家、皇家学会会员、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团团长、剑桥大学生物学教授李约瑟博士曾于1944年先后两次参观浙大,通过对浙大各院系的考察,李约瑟对浙大在非常艰苦条件下学术空气之浓、师生科研水平之高,十分惊叹。他充满敬意地写道,“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李约瑟甚至断言:这就是东方的剑桥。
与浙江大学旅黔同学会合影(1939年6月)
今天,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大为提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目标。一个国家的复兴,和一所大学,一个公司,一个个人的兴盛不无不同,所有的复兴,首先都是精神的复兴,找到了国民共同的价值支柱,力量源泉,复兴只是必然的结果。今天中国的形势和世界的局势都很复杂,我们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回首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的历史,应该能有很多感受。
无问西东来自清华大学老校歌,今天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审视中国和世界,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用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校歌中的两句话总结,或许最为恰当不过。如果我们能用心践行之在职研究生,也算不辜负1938年那些负重前行的前辈们做出的牺牲和努力了。
只有“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才能“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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