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和希伯来的关系，“以色列地”是如何被虚构出来的？

编按：从《新约》到20世纪，“以色列地”的概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如何从起初的神学概念转变和提炼为明确的地理民族概念，为当代以色列国领土扩张提供了历史合法性的？

《虚构的以色列地》一书是作者施罗德·桑德回答上述问题的尝试。他通过对教科书、严肃文学、历史学术写作、地理政治学、诗歌、歌曲等文本的考察，揭示出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关于“以色列地”的语言学工程成为了民族中心主义的记忆建构的重要部分，且在后来一步步涉及到地区、地段、街道、山脉、河床名字的希伯来化；更为关键的是，它还帮助塑造了一种广为接受的空地意象——“没有人民的土地”永远是为“没有土地的人民”准备的。

今天分享《虚构的以色列地》导言部分的选段。在这部分中，通过对“以色列地”这一概念在历史进程中的语义演变的爬梳，桑德指出，对犹太复国主义来说，想象的流亡的反面已经得以显明，即通过创造一个地理的、实实在在的现代祖国，实现对土地的主动救赎。然而，由于缺乏永久的边界，这一祖国对其居民和邻居都很危险。

“以色列地”是如何被虚构出来的？

文/[以色列] 施罗德·桑德

节选自《虚构的以色列地》

本书的目标之一是回答，作为应由“犹太人民”统治的、一个变动着的领土空间，“以色列地”是如何被虚构出来的？同样，我曾在别处长篇大论，在这里简短论及，“犹太人民”也是经由意识形态建构后发明的。这块土地对西方来说极具魅力，不过，在进入其神秘深处的理论旅程之前，我必须先提请读者注意它所在的概念体系。如在其他民族语言中常见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例也包含着自己的语义学操控，充满了令任何批评话语都头痛的时代误植。

对于这个问题多多的历史词汇，在这篇简短导言中我想谈一个突出的例子。术语“以色列地”与以色列国的主权领土并不符合，而且从未符合。许多年来，它曾被广泛用于指称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的地区，而较晚近的时候，它还被用于指称约旦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流动的术语是犹太复国主义进行领土想象的动力源泉和导航仪器。对于不在希伯来语环境生活的人们来说，这个术语的分量和它对以色列人意识的影响很难被充分理解。从教科书到博士论文，从严肃文学到历史学术写作，从诗与歌曲到地理政治学，这个术语一直发挥着规范的作用，将以色列的政治感受和文化产出的各分支统一起来。在以色列书店和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无数册书谈论着相关的主题，如“史前以色列地”“十字军统治时期的以色列地”“阿拉伯占领期的以色列地”等。在外语书籍的希伯来语版本中，“巴勒斯坦”一词被系统地换成了“以色列地”。西奥多·赫茨尔（ Herzl）、马克斯·诺尔道（Max ）、伯尔·伯罗霍夫（Ber ）及其他许多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人物与绝大多数他们的支持者一样，使用标准的术语“巴勒斯坦”（），或者很多那时的欧洲语言使用的拉丁语形式“”；然而，即便是他们的作品被翻译为希伯来语时，人们也将那个词改为“以色列地”。有时候，这种语言政治会显得荒唐可笑，比如说，天真的希伯来语读者搞不明白，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讨论在乌干达而不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时，反对这一计划的人们为什么被称为是“巴勒斯坦中心主义的”。

一些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学家还试图把这个术语引入其他语言。这里，西蒙·沙玛依然提供了显著的例子，他把自己纪念罗斯柴尔德家族殖民事业的书命名为“两位罗斯柴尔德与以色列地”，而不顾所涉及的历史时期的事实：不仅所有欧洲语言都习惯用“巴勒斯坦”一词，沙玛的书讨论的所有犹太人物也是如此。英裔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李维斯（ Lewis）是另一位忠实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支持者，他在一篇学术论文中走得更远；为尽可能少用“巴勒斯坦”这个术语，他写出了下面的句子：“犹太人把以色列地（Eretz ）这个国家称作以色列地（the Land of ），用以色列和犹大指称所罗门王死后分裂成的两个王国。” 毫不奇怪，犹太以色列人确信，这个名称具备永恒的清晰本质，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其所有权都全无质疑的余地，他们相信自上帝许诺它以来一直有效。如我在别处以略显不同的方式论述的那样，与说希伯来语的人借助“以色列地”的神话来思考相比，神话式的以色列地更多地通过这些人来思考自己，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塑造出一种带有政治与道德意味的民族空间的形象，而我们或许不是总能注意到它。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地与以色列国的主权领土从未有过相符的时候，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洞察绝大多数犹太以色列人典型的地理政治心态和对待边界或边界缺失状况的态度。

历史有时令人啼笑皆非，尤其是涉及一般传统的发明，或者具体而言，语言传统时。人们很少注意到或不愿承认，《圣经》文本中的以色列地不包括耶路撒冷、希布伦、伯利恒及其周边地带，而仅仅指撒玛利亚及其相邻地区。换言之，它仅指北方以色列王国的土地。

由于从来不存在一个包括古代犹大和以色列的统一王国，涵盖二者地域的希伯来语词汇也从未出现过，结果是，所有《圣经》文本都采用埃及法老式的名字指称这一地区迦南地。在《创世记》中，上帝向第一个皈依犹太教的人亚伯拉罕许诺：“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创世记》17：8）以同样鼓励的、父辈般的口吻，他后来命令摩西道：“你上这亚巴琳山中的尼波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迦南地。”（《申命记》32：49）以这种方式，这个常见的名字出现在57处文字中。

相比之下，耶路撒冷总是位于犹大地。作为一个地理政治名称，犹大随着大卫家族小王国的成立而确定下来，在《圣经》中出现过24次。《圣经》诸卷中，没有哪个作者梦想把上帝之城的周围叫作“以色列地”。因此，《历代志下》记述道：“他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历代志下》34：7）与犹大地相比，以色列地被认为是更多罪人的家。它还出现在另外11处文字里，多是以批评的口气提到的。最后，《圣经》作者们说到的这个基本空间概念与古代时期的其他材料相符合。在任何文本或考古发掘中，我们都未发现用术语“以色列地”指向确定的地理区域的情况。

对于以色列史学所谓“第二圣殿时期”这个更广泛的历史时期，上述概括依然适用。根据我们掌握的一切文字资料，无论是公元前167—前160年成功的哈斯蒙尼起义，还是公元66—73年失败的奋锐党反抗，都不是发生在“以色列地”。从《马加比》上下两卷或别的次经文本中，从亚历山大的斐洛的哲学文章或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的历史写作中，人们都找不到这个术语。在某种形式的犹太王国无论是拥有主权的还是在别人保护下的存在的许多年里，这个名字从未被用来指称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地区。

地区和国家的名称会随着时间而变，有时候，用后来的历史所给予的名字指称古代地域是常见的。不过，只是在所说的地方没有已知的或已被接受的名字的情况下，人们才采纳这一语言学惯例。例如我们都知道，汉谟拉比统治的是巴比伦而不是永恒的伊拉克地，尤利乌斯·恺撒征服的是高卢而不是伟大的法兰西地。然而，很少有以色列人意识到，杰西的儿子大卫和约西亚王统治的地区是迦南或犹大，马萨达的群体自杀不是发生在以色列地。

不过，以色列学者若无其事、毫不犹豫地重复着这种语言上的时代错误，不受其问题多多的语义学上的“过去”的困扰。耶胡达·埃利茨乌（ ）是巴尔伊兰大学的《圣经》与历史地理学资深学者，他以罕见的坦率总结了那些以色列学人的民族主义科学立场：

按照我们的观念，我们与以色列地的关系不应简单等同于其他民族与祖国的关系，其中的区别不难觉察。我们还未进入这块土地时，以色列就已经是以色列了。进入流散期许多个世代之后，以色列还是以色列。甚至在一片荒芜的时候，这块土地依然是以色列地。别的民族不是这样的。人们之所以是英国人，凭依的是他们生活在英国的事实；英国之所以是英国，原因是那里住着英国人。在一代或两代人以后，离开这个国家的英国人就不再是英国人了。如果英国没有了英国人，它也不再是英国了。所有民族都是这样的。

正如“犹太人民”被看作永恒的“民族”，“以色列地”也成为实体，像它的名字一样不会改变。在所有关于《圣经》和“第二圣殿时期”文献的上述书籍的解读中，以色列地被描述为一块确定的、稳固的、受到认可的领土。

下面的例子将证明这一点。2004年，《马加比二书》的一部高质量希伯来语新译本出版了，在其导言和脚注中，“以色列地”出现了156次。哈斯蒙尼人自己可不知道，他们是在叫着那个名字的地方领导的起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做了类似的跨越，他出版了一部学术著作，名为“哈斯蒙尼文献中作为政治概念的以色列地”以色列和希伯来的关系，虽然其所说的时期并不存在那个概念。近些年里，这一地理政治神话极其盛行，以至于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作品的编辑们大胆地将术语“以色列地”用在了所译的文本之中。事实上，作为指称这个地区的许多名字之一其中一些同样为犹太传统所接受，如圣地、迦南地、锡安地、瞪羚之地等“以色列地”一词是后来的基督徒和犹太拉比发明的，原意是神学而非政治的。我愿谨慎地指出，它首次出现是在《新约》的《马太福音》。显然，如果这个基督教文本作于1世纪末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术语“以色列地”的使用的确可以看作是突破性的：“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马太福音》2：19—21）

这里，用“以色列地”一词指称耶路撒冷周边的用法是孤立的、一次性的。它很不寻常，因为《新约》的绝大多数地方用的是“犹大地”。新术语的出现或许源于第一批基督徒，他们把自己看作以色列之子，而不是犹太人。此外，我们也无法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它是在很久之后才被塞入这个古老文本中的。

术语“以色列地”扎根犹太教是在圣殿被毁后，当时，由于三次反异教徒起义的失败博士，在整个地中海地带，犹太一神教显示出衰落的迹象。只是在公元2世纪，当犹大地按照罗马的命令成为巴勒斯坦后，当彼时的一个重要阶层皈依基督教后，在《密西拿》和《塔木德》中，我们才看到术语“以色列地”首次犹疑不定的出现。而且，这个名词的采用还可能由于一种深切的担忧：担心巴比伦的犹太人中心不断增长的力量，担心它对犹太知识分子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不过，如上面提到的，尽管基督教和拉比使用了这个术语，它与民族主义时期犹太人与这个地区相关联的那个词含义仍不尽相同。古代和中世纪有一些概念，如“以色列人民”“特选子民（人民）”“基督教子民（人民）”“上帝子民（人民）”等，它们与今天在说“现代人民”时的含义大相径庭；类似的，在犹太和基督教传统中，“应许之地”“圣地”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祖国”也不一样。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上帝许诺的土地包括了半个中东，而在《塔木德》的以色列地中，宗教的和有限的边界区分出的总是一些不连续的小地块，并被赋予不同的神圣级别。犹太人的思想传统漫长且多样化，但是，这些分界从未被设想为政治主权的边界。

只是到了20世纪初以色列和希伯来的关系，“以色列地”是如何被虚构出来的？，在新教的熔炉出现多年之后，神学概念“以色列地”才最终转变和提炼为明确的地理民族概念。从拉比传统中，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取代“巴勒斯坦”一词，主张移民开拓的犹太复国主义借用了这个术语。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时候巴勒斯坦一词不仅在整个欧洲广泛使用，第一代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也都使用它。而在移民者的新语言中，以色列地成为指称这个地区的唯一名字。这一语言学工程是民族中心主义的记忆建构的一部分，这种记忆建构后来涉及地区、地段、街道、山脉、河床名字的希伯来化。它让犹太民族主义记忆后退了惊人的一步，略过了这个地区漫长的非犹太人历史。不过，对我们的讨论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一个事实：这一地域的命名既不包括也不涉及当地的大批人口，因此这一命名更容易将他们看作承租人的聚合或暂时的住户。术语“以色列地”帮助塑造了一种广为接受的空地意象“没有人民的土地”永远是为“没有土地的人民”准备的。这个虚假意象流传很广，但其实是福音派基督徒发明的；对它的批判性审查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1948年战争期间难民问题的形成，理解1967年战争后开拓定居的复兴。

之所以写这本书，我主要是想解构犹太人对以色列地的“历史权利”概念，解构相关的民族主义叙事，它们的唯一目的是构建领土攫取的道德正当性。从这个角度看博士后，本书努力想要批判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体制的官方史学，并在此过程中，追踪逐渐萎缩的犹太教内犹太复国主义重大范式革命的后果。从一开始，犹太民族主义对犹太宗教的反抗就牵涉对后者词汇、价值、象征、节日、仪式等的稳步增长的工具化。世俗犹太复国主义的移民事业从一开始，就需要一件正式的宗教服饰，既用来维持和加强“民族”的边界，也用以定位和认同其“先辈土地”的边界。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梦想的消失一道，以色列的领土扩张使得这件正式服饰更显重要。到20世纪末，在政府和军队中，它支撑着以色列民族宗教的意识形态体制的地位。

不过，我们不应被这一相对晚近的进程欺骗。揭开这块土地神秘面纱的不是上帝之死，而是上帝的民族化，它把土地变成了新犹太民族能随心所欲地践踏和建设的一片土壤。如果对犹太教来说，形而上的流亡的反面首要是弥赛亚救赎，是拥有与这块土地的精神联系，而不是对它提出实际的要求，那么对犹太复国主义来说，想象的流亡的反面已经得以显明，即通过创造一个地理的、实实在在的现代祖国，实现对土地的主动救赎。然而，由于缺乏永久的边界，这一祖国对其居民和邻居都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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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施罗德·桑德 著

杨军 译

ISBN:978-7-305-21767-8

何为“以色列地”？它既不是当代作为民族国家的以色列国，也不是历史上新月沃地出现的犹太王国。它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犹太复国主义不断累加、增添的历史概念，它的边界不断浮动，为当代以色列国扩张领土提供了历史合法性。

《虚构的犹太民族》出版之后，施罗默·桑德并未想到，在21世纪初还有如此多批评家引述历史权利的说辞，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活动辩护。本书即是对这些质疑的回复。作为一个应由犹太人民统治的、变动着的领土空间，“以色列地”是如何被虚构出来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桑德从历史证据入手，详述自《旧约》时期的犹太民族流亡神话到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和扩张在职研究生，解构了犹太人对以色列地的“历史权利”概念以及相关的民族主义叙事。桑德认为，犹太民族所谓的法律—历史逻辑的唯一目的，就是构建领土攫取的道德正当性。

以色列和希伯来的关系，1948年的奇迹：以色列建国背后的故事与今日中东格局的演变

以色列成立于1948年5月14日。

以色列成立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以色列成立的背景和原因主要涉及几个方面：历史渊源、民族复国主义运动、国际政治环境以及联合国决议。

从历史渊源来看，犹太人将这片土地视为自己的故土，其文化和宗教特性在巴勒斯坦地区形成并发展。早在三千年前，希伯来王国就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诞生，这是以色列犹太王国的前身。此外，以色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都要久远。

民族复国主义运动是推动以色列建国的重要因素。19世纪末，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以色列和希伯来的关系，1948年的奇迹：以色列建国背后的故事与今日中东格局的演变，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迁移到巴勒斯坦地区博士后，希望通过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来实现民族复兴。这一运动最终促成了以色列国家的建立。

国际政治环境也为以色列的成立提供了条件。二战后，大量犹太人被迫离开欧洲等地，美国和苏联等大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为其建国提供了外部帮助。特别是美国的调停和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为以色列保住了生存的空间。

联合国的决议也是以色列能够成立的关键。1947年以色列和希伯来的关系，联合国通过了将巴勒斯坦地区分为两个国家的决议，即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这为以色列的成立提供了法律基础。

以色列成立的背景和原因包括了深厚的历史渊源、民族复国主义运动的推动、国际政治环境的支持以及联合国决议的认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诞生。

以色列成立后的主要政治事件有哪些？

1. 2017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这一行动事实上承认了“耶路撒冷系以色列国首都”。这一决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尤其是对中东地区和平进程的影响。

2. 巴以冲突的持续升级，包括以色列警方逮捕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的妹妹，以及以色列总理表示没有人能阻止以军进攻加沙等事件。这些事件反映了巴以冲突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以及对地区安全和和平进程的挑战。

3. 希蒙·佩雷斯的政治生涯在职研究生，他几乎担任过以色列政府中的所有重要公职，并两度出任以色列总理。2007年，佩雷斯当选为以色列第九任总统，成为首位当选总统的前总理。佩雷斯的政治生涯和贡献体现了以色列政治领导层的重要变化和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

以色列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何发展变化？

以色列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近年来经历了复杂的变化。首先，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缓和主要由沙特、土耳其、以色列三个国家推动。然而，冲突的爆发和持续，如新一轮巴以冲突，导致了以色列与地区一些国家矛盾的加剧，同时也给以色列带来了外交压力。

在处理与巴勒斯坦的关系方面，以色列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缓解紧张局势。例如博士，以色列批准了一项与哈马斯的临时停火协议，并计划交换人质。此外，以色列还通过斡旋向哈马斯提供了新的加沙停火方案，显示出以色列在寻求和平解决冲突方面的努力。

尽管如此，以色列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美国官员指出，尽管以色列基本上已同意了拟议中的加沙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的框架，但最终实现和平仍需哈马斯的配合。此外，以色列还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以实现与更多邻国的关系正常化。

在政治层面，以色列新一届政府的成立可能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纳夫塔利·贝内特出任总理后，外界对其能否在地区和国际重大议题上展现新作为持续关注。这表明，在”后内塔尼亚胡时代”，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有所调整和发展。

以色列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是怎样的？

以色列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是多方面的，具有复杂性。首先，以色列近年来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正在发生变化，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这表明其在地区内的影响力正在增强。其次，以色列的经济实力较强，竞争力居世界前列，这也为其在国际上提供了重要的影响力基础。此外，以色列还介入了俄乌冲突，尽管受限于自身的调停资源和影响力，但其行动显示了其试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意愿。

然而，以色列与联合国的关系较为紧张，甚至有报道称以色列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对联合国秘书长持不屑态度。这种态度可能会影响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形象和地位。同时，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急剧恶化，如巴林和约旦召回驻以色列大使并停止经济关系，这反映了以色列在地区内的一些外交压力。

尽管如此，以色列仍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认定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决定和行动无效，这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以色列问题的关注和支持。此外，以色列学者参与国际研讨会，讨论中以关系的机遇、挑战和潜能，表明以色列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以色列建国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有哪些？

1. 引发多次中东战争：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不断。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随后又发生了多次中东战争，包括1967年的六日战争等。这些战争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也深刻影响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2. 加剧巴以冲突：以色列的建立直接导致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巴以冲突成为中东地区长期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一冲突不仅影响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也波及到整个中东地区乃至国际社会。

3. 改变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以色列的存在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促使一些国家调整其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例如，“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后，以色列对中东变局的认知及其应对策略也经历了变化。

4. 影响中东和平进程：以色列右翼势力的崛起和极端行为，如拉宾遇刺、希伯伦惨案等，使中东和平进程面临严峻挑战。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对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