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商大学硕士是真的吗，HCG留学干货 – 藤校一年硕士含金量探究，真的水吗？ – 哔哩哔哩

在学历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藤校一年制硕士项目常常被贴上“水硕”、“镀金”等标签，引发广泛讨论。然而，这些看似短暂的学术旅程，是否真的如外界所言那般“水分”十足？小咨将深入探讨藤校一年制硕士的真实含金量、就业前景以及具体项目选择，帮助大家打破偏见，理性认知。

一、真实含金量解析

面对“水硕”的质疑，藤校一年制硕士项目实则拥有诸多不为人知的亮点。以哈佛教育硕士（Ed.M）、哥大统计硕士（MA in ）和康奈尔应用经济与管理硕士（AEM）MPS为例罗商大学硕士是真的吗，这些项目虽学制较短，但课程安排紧凑，专业知识架构并未缩水。申请者需具备较高的学术背景和GRE成绩，项目师资力量雄厚，就业前景广阔。因此，将“一年制硕士”简单等同于“水硕”，显然是一种片面认知。

二、国内就业前景

在国内，藤校一年制硕士的“名气”无疑是一大优势。尤其在注重学历的行业，如外企、金融、咨询等罗商大学硕士是真的吗，HCG留学干货 – 藤校一年硕士含金量探究，真的水吗？ – 哔哩哔哩，藤校光环足以让简历脱颖而出。然而，对于学术型岗位或传统用人单位，可能更看重研究背景和学位深度。因此，藤校一年制硕士在国内的认可度因领域而异，实用性强的领域如商科、金融等认可度较高，而学术性强的领域则可能稍显竞争力不足。

三、美国就业前景

相较于国内，美国雇主对一年制硕士的接受度普遍更高。藤校背景加上项目经验，往往能显著提升候选人在求职市场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商业领域，如MBA、MFin等项目，一年制硕士非常普遍，用人单位对其职业导向性高度认可。此外，STEM项目还能享受更长的OPT签证期限，为留美工作提供更多便利。然而，对于科研和学术领域在职研究生，一年制硕士可能因研究深度不足而稍显劣势。

四、项目选择与申请难度

藤校一年制硕士项目众多，涵盖工程、教育、经济、管理等多个领域。普林斯顿大学的工程理学硕士、哈佛大学的房地产硕士、耶鲁大学的资产管理硕士等项目，均以其独特的学术优势和就业前景吸引着全球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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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这些项目，不仅要求申请者具备较高的学术背景和GRE/GMAT成绩，还需展现出色的综合素质和领导力。因此硕士，藤校一年制硕士的申请难度并不低，需经过严格的筛选和评估。

综上所述，藤校一年制硕士项目并非外界所言那般“水分”十足。相反，它们以其名校效应、学习周期短、节省留学成本、积累全球人脉、就业导向等优点博士后，吸引了越来越多学生的青睐。当然，不同项目和领域的认可度存在差异，申请者需根据自身兴趣和职业规划做出合理选择。同时，也应理性看待学历在职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和竞争力。在藤校的舞台上，一年制硕士同样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罗商大学硕士是真的吗，一个高校老师看见的阶层复制：为什么精英的孩子大都是精英？

嘉宾连麦、新书购买直播等

青年教师姜以琳用7年的时间，访谈跟踪了28名来自排名北京前十中学的学生，受访者无一不是精英家庭。

这些孩子们有着相似的成长轨迹：从顶尖中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毕业后在大型跨国公司工作或创业，成为未来的世界英才。

在调研的基础上，姜以琳发表了著作《学神：中国精英教育现场一手观察》，她发现，教育是一场争夺未来社会位置的纸牌竞技，精英家庭的孩子们几乎注定赢得这场游戏。

01

天才基地

地理课堂上一阵骚动。老师在讲一道关于“厦深铁路是如何修建的”考试题目，她跟学生解释，铁路轨道之所以往内陆移动，出于军事安全考虑。

“这个解释太牵强了，”一个坐在教室前排，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大声打断老师：“它只往里移动了一公里。”

“应该像另外一条铁路一样，移动得更远。”另一个女孩附和。

老师还想说点什么，没等开口，坐在教室最里面的学生大鹏抬起头打断她：“让我来吧，我可以解释得更清楚。” 老师愣了一下，有点不知所措，随后放下手中的粉笔。

同学们都安静地盯着大鹏。他起身走到黑板前，毫不客气地擦掉地理老师写的内容，就像一位老师在否定学生的错误答案。大鹏随即画了一张海岸线地图，给同学们讲课：“这条铁路很早就设计好了，但在开始修建之前，其他相交的铁路就已经建成了……其实是社会经济原因导致地铁建设的变化。”

地理老师绷着脸，面无表情但看上去有点紧张。她无奈点了点头，用英语说了句谢谢。

图|一所中学的教室内部

坐在大鹏座位后的学者姜以琳，在笔记本上记录了这个学生挑战老师的瞬间。这一幕发生在2013年，一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学里。这是北京市排名前十的知名高中。

姜以琳是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专业助理教授。从2012到2019年，姜以琳用七年的时间，对28名学生进行了七年的跟踪调查。和大鹏一样，他们分别来自五所北京排名前十的中学，家庭富裕。

姜以琳在著作 《Study Gods: How the New Elite for 》（《学神：中国精英教育现场一手观察》）中，记录了他们相似的成长轨迹：从顶尖中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毕业后在大型跨国公司工作或创业，成为未来的世界精英。

如何描述这些学生？天才、聪明，是姜以琳听到过频次最高的词汇。

一位中学老师笑着跟姜以琳解释大鹏的这类行为：“我们的学生非常聪明，他们会在课堂上证明你是错的。”甚至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做“把老师挂黑板上”。这种鼓励学生挑战老师的做法，在以应试教育为主的中小学教育里是罕见的。

“我们比别人优秀得多。”

“你们未来可以改变世界。”

“你们都有当总理的潜质。”

在学校里，老师常会这样告诉学生，似乎算不上表扬，只是阐述事实。做研究时博士后，一位副校长指着路过的学生告诉姜以琳：“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其他学校都认为我们的学生是天才。”

一位老师曾对着全班同学说：“我们班的平均分，应该是满分。”听到这句话时，只有姜以琳惊讶得瞪大了眼，她转头扫了一眼其他的学生，发现所有人脸上都没有表情，像是对老师的默认。

几个学生曾议论起学校里高考失利的差生，一个女孩叹了口气：“这很悲哀，但也在意料之中。”那些“差生们”上不了北大清华，也去不了外国名校，最后“只能被省重点大学录取”。

在这场田野调查中，姜以琳接触了28个学生，他们全都来自高收入家庭。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比城市收入前10%的人群，还要高出 2倍以上，比北京公务员高出四倍。

当然，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收入。一些有钱人家的“灰色收入”，可能比报税收入更高。他们拥有北京的户口，以及两套以上的房产。很多家长都是高学历人士，不少人还是清华北大的校友。一对夫妻中，至少有一位是企业高管或者高级技术人员。

姜以琳调研的五所中学里，有一所位于北京海淀区，每到放学时间，校门就会停满接送孩子的黑色豪车。旧时这些中学专门为政府高级官员、军队高级干部的后代服务，一个世纪过去，虽然选拔方式变成了考试成绩，但绝大部分学生依然来自富裕或有权势的家庭。

刚开始，姜以琳还想在这些中学里，研究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差异，后来她才发现几乎找不到工人或者是农民的学生。

这让姜以琳想起，本科期间，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交换生的经历。同学们大多都是美国的有钱人。有时候会听别人提起，某个同学家里是，亿万富翁，一种她根本没什么概念的财富水平。她住过美国室友家的豪华住宅，室友家的每个人都拥有一辆跑车。

姜以琳来自中国台湾一个小康家庭，父母都是当地一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家境不差，却也算不上富裕优渥。本科毕业后，她考上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研究所，那是需要自费的硕士学程，因为留学费用，她差点跟这所学校失之交臂。最后，掏空父母和爷爷奶奶两代人的积蓄，并动用哥哥的奖学金才勉强凑够了留学费用。

作为一名社会学博士，姜以琳读过不少西方教育社会学的经典书籍。她的亲身经历和知识系统告诉她，“世界上很多名校都是这样，就算是看分数，（录取的学生）绝对都是以精英为主。”

西方的著作，描写的全都是外国精英学生。但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教育体系看似更公平的东方。

她想用自己的研究，探寻东亚社会的答案：为什么最聪明的“天才学生”大多从有钱人家来？

为何这些占据一流资源的学校，背离了用教育消弭阶层差距的传统使命，成了精英复制下一代精英的培育皿。

02

没做什么的父母

早在做社科研究之前，姜以琳就隐隐感受过阶层的差异。

高中时，姜以琳在台湾一所公立学校上学，学校里既有富裕人家的孩子，也有普通的工人家庭。来自高知双职工家庭的姜以琳，在学校里处于中层，卡在“台湾的有钱人”和底层工薪家庭之间。

班里开家长会，姜以琳是负责登记的学生，家长签到表上，工人家庭的父母那一栏罗商大学硕士是真的吗，常常是空白的。“我的爸爸妈妈随时都可以来家长会，他们的爸妈根本不可以请假。”

姜以琳在一个知识型的家庭中长大，学习永远是优先级最高的事。不管以后挣不挣钱，读书都是根本。“就算小时候成绩不好，也从来不知道我可以不念书。”

她继承了父母的文化资本。大学的志愿表，是妈妈坐在沙发看着姜以琳填下去的。她会告诉女儿，这个科系跟那个科系有什么区别，哪个科系她上过课，读起来最有趣。姜以琳大学时碰到不懂的学科问题，也会直接跟妈妈讨论。

父母的社交圈子都是研究人员，姜以琳从小就在学术界耳濡目染，知道什么是学界更看重的选题，做什么研究才能拿高分。而这些，其他普通家庭的孩子很难获得。姜以琳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

而姜以琳的调研对象，这些高收入精英家庭的孩子，似乎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绝大部分学生来自相似的阶层。问及家庭是否提供了什么帮助，学生们的答案如出一辙：“父母基本没出什么力。”“考大学是自己的事，别人很难帮得上忙。”

父母们很配合地，为自己“没做过什么”而自责。比如的母亲。

是学校里的明星学生，后来被耶鲁大学录取。她的父亲从内蒙古小村庄考到北京来，她则不负家族的期望，从北京走向世界。

的母亲是一个有博士学位的医生，管理着一个助理团队。陈医生形容自己是个局外人，“什么也没为她做”，“一切都是她自己做的”。

聊到一半，陈医生接到了女儿带来的电话，按照学校的要求，需要制作一个大海报。陈医生安排给自己的博士生，几个人很快一起印出来一个人形大小的海报。但事后姜以琳再次问起，没人记得，也没人觉得这算什么值得说的事。

的爸爸郭先生，则悄悄为儿子早早铺好了留学路。他是一家企业的高管，说话温声细语。仅仅是姜以琳了解到的一项收入，每年就超过了100万。

跟不一样，是个“学渣气质一览无遗”的孩子。在读书还是打电玩之间，他认真做了个权衡，“读书的好处是成绩变好，但打电玩心情会变好”，他得出结论，“还是心情好比较重要”。

郭先生很早就发现这个孩子并不像他。郭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的高材生，当年在四川全省的四十多万高考考生中，他考了前五十名。可儿子没能继承他的优势，按照的成绩，他极有可能考上一所不那么知名的大学。

郭先生早早放弃了高考，但他并没有直接安排儿子留学。作为一个金融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他还在计划里纳入了“买家心理预期”。考虑到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孩子极有可能故意与父母作对。于是，郭先生只给他报了一个参观美国大学的暑期交流旅行，从东海岸游历到西海岸，试图勾起儿子的兴趣。果不其然，15天的旅行结束在职研究生，儿子从此“一心想去美国”。

为了让认为出国留学是自己的独立选择，郭先生刚开始还要策略性地不同意，假装是被儿子说服的，尽管一切都在朝他预设的方向发展。跟父亲聘请的留学中介合作，最后申请了父亲满意的华盛顿大学。

对父亲的引导浑然不觉。他总结父亲对他考大学的影响：“我和我爸讨论过大学和专业方向。”仅此而已，“他们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孩子们向外人宣告家庭的退场，好像家庭的财富、地位，权力，不曾在教育上起到过关键作用。

图|放学时，在中学门口等候的家长

姜以琳在书里算过一笔细账，精英家庭如果准备送孩子留学，那么他们每年的明细开支包括：国际部学费每年约九到十万、补习班两三万、私人家教每节课七八百。学生们还需要到香港或新加坡参加多达五次的考试，家长们要承担机票、酒店房间和报名费。

有的家长会帮子女搞定一些特殊的身份，这能在高考中加 5 分。申请外国大学，需要增加孩子的影响力，家长还会请校长写推荐信，即使校长并不认识孩子。或者将孩子的文章出版成书，让校长写序。

与老师打好关系也很重要。精英中学里的老师，有些是往年高考的出题人。“三好学生”的名额也在老师们手上，能为高考增加20～30分。如果想出国，也可以拜托老师写推荐信。大牌护肤品、苹果手表，都是送给老师们的常见礼物。老师们办公室里的名贵茶叶，更是多得喝不完。

精英家庭的学生们，不会因为拿不出体面的礼物而发愁。

这也是姜以琳想在书里展示的一点：特权从来不以特权本来的面目出现，精英的培育方式，让这些孩子相信，自己是靠着勤奋和天赋赢得了一切。并且让未来产生的阶层分化，看上去那么地自然、合理。

03

不容出错的交接

调研时，姜以琳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很多北京精英家庭眼里，能称得上“一流”的，只有清华、北大两所大学，“连复旦他们都看不上”。

姜以琳在北京西郊那所中学的国际部，见到过一副巨型世界地图，在上面标出了学生们的目标——麻省理工、斯坦福、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剑桥、牛津等16所大学。

这些家庭的父母都有一个共性，会鼓励孩子心无旁骛地追求最高的目标，排名靠后的不行，会导致身份地位向下流动的也不要。不为目标之外的任何事情发愁。

“这是一种精英的态度。”姜以琳说。她想起在国外读博时，一位来自东亚的老师也曾问过她，毕业后的规划时什么。姜以琳像大多数人一样，准备了plan A、B、C、D，分别是最好的、较次的，普通的，最差的。

老师打断她：“你不能这样，先把B、C、D都去掉，如果A失败了，我们再来想办法。”姜以琳后来才意识到，那位博班老师，采取的就是精英式的训练方法。

“什么心无旁骛，怎么可能，我超怕失败的。”姜以琳笑着说。对她而言，自从差点因为学费没法读研之后，她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的人生没有“安全网”。稍有不慎，随时可能从轨道上脱离。

图|姜以琳在办公室

在姜以琳接触的精英学生身上，却看不到这种普通人的保守。普通玩家与顶级玩家之间的区别在于，如果走错一步，普通人面临出局，顶级玩家的牌面上则写着“再来一次”。

高三那年，高材生刘浴朗遇到了大麻烦。2014年，在奥数开赛前两个月，政策突然调整罗商大学硕士是真的吗，一个高校老师看见的阶层复制：为什么精英的孩子大都是精英？，宣布奥数比赛获奖者，将不再获得高考保送资格。得知这个消息时，浴朗已经为此准备了两年，牺牲了高考复习的时间。在这种打击下，她在竞赛中失利了。

浴朗付出的远不止如此。高二时，她的母亲打听到，全市最好的金牌奥数教练都在这所北京西郊的中学，她才让女儿转学过来，为她谋一个保送清华的机会。母亲的情报不会出错，她是清华大学的校友，也是一间报社的编辑。

浴朗只能离开自己熟识的朋友圈，来到这所陌生中学。一开始住校时，浴朗很不习惯，天天哭着打电话回家。直到第二个月，她照常诉苦，电话那头却传来妈妈的训斥：“你够了吧？”从那个时候她就知道，不能再哭了，得自己想办法。近一年的时间里，她都没有交到过什么朋友。

奥数竞赛失败的消息，就像一声尖锐的警鸣，促使这位母亲应声而起，投入警戒状态。连续两周，浴朗的奥数教练孙老师，每天都会接到这位母亲打来的电话，请他帮助自己的女儿。

孙老师对这对母女没有什么好感。学奥数只是为了保送资格，在孙老师看来，这种行为太过功利。但两周过去，浴朗母亲的电话让他“完全受不了，真的快要崩溃了”。他只好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北大为奥数落选者举办了一个冬令营，如果通过结业考试，或许可以获得加分。

在孙老师的推荐下，浴朗参加了那个冬令营，但没有通过结业考试。情急之下，浴朗的妈妈再次联系了孙老师。孙老师又告知她一个内幕消息，两周之后，清华也办了类似的冬令营。这一次，浴朗报名并通过了结业考试，为她的高考拿下60分加分。

后来，浴朗的高考成绩低于清华大学的分数线，但在加分之后，她还是和年轻时的母亲一样，顺利被清华大学录取。这个特殊的游戏规则，姜以琳采访的其他学生从没听说过，甚至其他奥数教练也仿佛并不知情。浴朗的妈妈，给自己的孩子打出一张出人意料的牌。

类似的经历，在另一个学生文斌身上也出现过。文斌本想本科毕业后直接申请国外的博士，却没有成功。父亲决定插手，帮儿子规划新一轮的申请。除了儿子想读的博士，他还额外申请了三所学校的硕士，作为后路。

后来，文斌的申博再次失败，但这一次，他掉进了父亲提前编织好的安全网里——他的硕士通过了。两年硕士课程，花了家里七八十万。

在这个故事中，最让人诧异的是，文斌爸爸以前从未出国留过学，也不懂怎么申请国外的学校。但他却能在儿子失利时，迅速判断局势，手把手指导文斌。

姜以琳解释，像文斌、浴朗的父母，都是报社里有编制的成员，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资深媒体人，他们有极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识读能力，擅长在海量、繁杂的信息中翻找最重要的那部分。

文斌的爸爸还找过不少同事，他们的孩子都有出国留学的成功经验。这些人脉成了临时的智囊团。于是，在短时间内，文斌爸爸就摸清了国外入学委员会在招收学生方面的喜好。

而普通人的孩子要想爬到同样的位置，“真的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一次失足都不可以”。

姜以琳访问过一名来自江西普通家庭，复旦毕业后去芝加哥大学读博的学生。在他高考之前，父母把拉煤用的煤车都准备好了，要么考上名校，要么回家拉煤。

04

次世代的诞生

几年时间过去，姜以琳接触的学生们，都如愿过上了他们预期内的生活。

一个女孩从牛津大学毕业后留在了英国，在好几年前，她的收入就达到了英国的前5%。阿什利毕业于剑桥大学，在瑞士一家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工作，起薪10万美金。刚待了一年后，她就跳槽到一家日本公司，工资也比以前高出不少。

另一个女孩跟姜以琳吐槽，自己找的工作起薪才14万美金，“老板根本是在剥削我！”

“什么学生刚毕业就有14万美金，还不包含红利？”姜以琳开玩笑地说，如果是刚毕业的自己，“给我个零头我就去了。”

她跟另一名学生向祖在北京海淀的一家餐馆见了面。向祖是一名工程学博士生，在一家美国汽车和一家能源公司担任兼职顾问。虽然刚毕业不久，但说话的语气成熟而坚定。

餐馆就在向祖公司附近，人来人往，向祖大声批评自己的老板“很邪恶”，因为他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对环境有害的产品，加剧了全球社会的不平等。

他不喜欢公司的产品，干脆买了一辆竞争对手品牌的车，每天开到公司上班。向祖跟公司高层反映了情况。他觉得自己可以比老板做得更好，计划着创办自己的企业，打垮公司，占据国际市场。

和文章开头那位“把老师挂黑板上”的学生一样，向祖也习惯了公开质疑权威，“把上级挂黑板上”。在这些学生身上，明显还留着过去校园精英教育留下的影子。

以前那个会靠在姜以琳身上聊梦想的女孩特蕾西，后来成为香港一家知名投资银行的交易员。姜以琳在北京中心一个繁华的商业区，见到了回大陆度假的她。

特蕾西戴着一副墨镜，穿着从国外淘来的名牌包包和鞋子，两个人闲逛时，特蕾西走进了一家茶叶店，准备给她的上司们挑礼物。就像在中学时，给她的老师们送礼一样。

她告诉姜以琳：“我的上司们都很喜欢我。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呢？我这么好的员工！”几年前，她也曾用一模一样的话描述她和老师们的关系，“老师都喜欢我。有什么理由不喜欢我呢？我这么好的学生。”

在那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学，每周都有一两次“校长时间”，校长会邀请那些对学校有意见的学生聊天，听取他们的建议。

小到厕所的卫生、学校的学习氛围，大到校庆能不能邀请马戏团，租个过山车设备进校，这样的要求，校长几乎都会采纳。得到权威人士的认可，让有权势的大人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是精英教育中的一环。

在这种环境下，学生们天然有着更强的自信和权利意识。比如，享受老师随叫随到的服务。特蕾西高三那年，想申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需要递交文书材料。在申请截止的几个小时前，特蕾西突然感到焦虑，临时决定再改一版申请书。

晚上十点多，她给即将准备上床睡觉的辅导员打了一通电话，让他帮忙在一个小时内，再做一轮修改。要知道，那是辅导员最忙的申请季。很多普通学生想跟辅导员见面咨询，都要提前几周预约。

在这群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孩子来说，世界就是一个任我调动、任我驰骋的后花园。在一次采访中，姜以琳提到精英学生的“我值得”的信念感：“他们相信，我就值得被这么好地对待，我就值得拿到这么多的资源。”

Tony毕业后，在纽约一家金融公司工作。生日时博士，他在皇后区的大楼楼顶办了一场派对。有二十几个朋友、同事来为他庆生。有一个朋友是当天下午才从波士顿坐火车赶来的，第二天清早，就要匆匆回去公司开会。而他的同事们，前一天刚刚结束了两周的工作集训，每个人都很疲惫。但他从没想到过会有人拒绝他的邀请。

如果单看就业，在姜以琳调查的28个学生中，只有一位貌似偏离了主流的精英道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诗盈，从事公益事业工作。她的收入，远远低于在金融行业工作同学。

姜以琳很快纠正了这种看法。诗盈结了婚，在地位体系坐标上，不单要考虑她个人，还要纳入她的家庭。诗盈的丈夫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不久前成立了一家公司。如果未来企业发展足够壮大，公益事业可以是精英式的形象公关。

姜以琳的调研在2019年结项。如今已经过去四年多，当初那些会挽着她的手在学校里散步，叫她“姐姐”的孩子们，已经变成了快30岁的世界精英。姜以琳明显感受到，校园生活，是她和这些学生们生活轨迹的一个短暂交点。如果现在再让她去融入这群人的生活，会变得非常困难。

有一个孩子在聚餐时，提到过自己在芝加哥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光是公司的名字，姜以琳听了六遍，都没弄懂。最后她回到家，找到访谈录音，根据读音在网上找，最后让受访者拼出整个公司名称才查到。

“我是学二代，他们可能是商二代，”姜以琳说：“他们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懂，我们对彼此现在生活的理解太过于缺乏。”

姜以琳和这群学生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是某种社会层次隔膜的佐证。两条相交线朝不同的轨道疾驰而去，这些孩子，正在奔向她难以想象的未来。

真实故事计划Pro（ID：）每天讲述一个从生命里拿出来的故事。

罗商大学硕士是真的吗，好的大学无“校长”！

“必记本”注：本文为原《财经》杂志、《经济观察报》主笔马国川对罗佂启的采访，以此纪念罗佂启先生。

罗征启（1934年-2022年4月12日），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深圳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我给你地、给你钱，你给我人才”

马国川：1983年初，广东省一些老教育家和深圳特区的部分领导，提议创办深圳大学，当年5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7月招生，8月录取，9月27日宣告深圳大学正式建立，并开学上课。那一年您从北京来到深圳，至今已经有26年了。

罗征启：创办特区大学，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名校抽调了一批名师担任系主任。第一任校长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先生，他是学术泰斗，当时已近古稀了。我那时才不到50岁，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也奉调来深圳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记得我跟清华大学一位老先生告别时，他说，我们清华调个人去，就你不合适，也就你合适。说你合适，因为你是广东人，又年轻，有能力罗商大学硕士是真的吗，名望又很高，你去合适。说你不合适，深圳那个地方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你这个人又是红旗下长大的，没见过这个情况，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到那儿你怎么办？

马国川：你来到深圳后又是什么感受？

罗征启：我到深圳一看，那种热火朝天的干劲让我很感动。我登上当时最高的国商大厦，22层，有一个香港记者问我，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来的时候有一位老同志跟我说，深圳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我到深圳来看了以后非常感动，我觉得全中国社会主义因素最多的地方就是这里。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啊？我说，建设速度那么快，难道是资本主义啊？难道资本主义应该快，社会主义应该像蜗牛，只能慢？！他们就给我鼓掌。

马国川：深圳大学的建设也体现了“深圳速度”和“深圳精神”。

罗征启：确实如此。从提议创办深圳大学到正式招生开课，只用了半年多时间。来深圳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是学建筑的，而深圳大学刚开始要建校，只有一块空地。当时的市长和市委书记梁湘同志指着地图上的一小块告诉我：“这里有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交给你们了，你们好好规划一下，看看要多少钱。我们还很穷，请尽量节省，注意实事求是，我们决心贷款来搞教育。这个决心下定了，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我们拿出钱，拨出地，请你们给我们生产人才，人才！”梁湘因病住院时我带了几个深大的老师、同学去看望。他很高兴地说：“你们还想着我呀！”我说：“你卖掉裤子建深大，深大师生感谢你。我们来看看，你有没有裤子穿。”他爽朗地哈哈大笑。

马国川：像梁湘（“必记本”注：1919年11月6日—1998 年12月13日，曾任深圳市委书记、海南省第一任省长）这样的领导真不多见。

罗征启：没有了。现在还有些人找我，到他们的开发区建学校、建企业，我说我不行了，就算你给我的是空地，我现在也做不了，因为没有梁湘这样的领导了。

虽然当时市财政收入每年仅1亿多元，深圳市政府却毅然计划拨款5000万元建设深大——原广东省、深圳市给中央的报告是拨款5000万元搞深大的基建——但这明显仍是不够的。我到任以后立刻修改了计划，三期工程共建23万平方米，经深圳市批准计划用1亿元。后来三期工程高速度、高质量完成只用了1.3亿元，包括当时被评为全国教育建筑最高奖的校园园林规划，一个有1620个座位的演会中心，一个当时认为是高校最好的图书馆。甚至还建成一座微型的原子堆。

有人说，深大建设速度快，创出了“深圳速度”，其实，平均造价不到600元/平方米，也堪称奇迹。记得当时梁湘握着我的手说，老罗，我没上过大学在职研究生，我不知道什么叫大学，我只知道人才。这块地就交给你了，你做主。他放权到什么程度？到深圳大学来的户口由我签字，送公安局备案就行了。

到1986年的时候，我把这个权交回去了，因为谁都知道我可以批户口，全来找我，包括领导的孩子、亲戚都来找我，我受不了了。一次有人拿着梁湘的条子来找我，我换个房间打电话找梁湘，他连说好几个对不起，说是老同事、老领导下来找他，实在没有办法才写个条子，或叫秘书打个电话推给你，你帮我应付一下。他说，咱们约好了，以后我要是真有困难要你解决，我会亲自找你面谈硕士，而且面谈也不一定给予解决，只要不是我亲自找你面谈的事情，写条子之类全都是为了应付的。你别当回事，可以解决就解决，不解决一点都没有关系。深圳市的领导同志全都照此办理。他最后说，“老罗，这样行吗？”你说，这样的领导现在哪找去啊。

“一所大学的主体应该是谁？”

马国川：如何建设大学校园，是你们当年面临的第一课题。

罗征启：当时一片荒芜，一个小秃山和横着几条沟壑的破碎地形，板结的风化砂岩土地，连野草都长不好。到底应该怎么规划？那时大学建设重物不重人，人的地位往往不如桌椅板凳，不如仪器设备。例如，图书馆的书库很大，但阅览室却相对小，而且实际成了自习室，学生要发证抢占座位，才能找到个自己的地方。我们决心让新的校园规划有机会为师生员工创造一个优美的环境，使学校成为人们交流思想的场所。

我同意一个纽约大学校长C·V·纽萨（·V.）说的：“大学的精神是建基在给人一个一起思考的地方这唯一的一点上，……在一起思考是一个相互刺激与反应的过程，经由这个过程，我们的心智就会变得更加清晰。”

马国川：在一起思考，就要有一个环境。缺少空间，会使人产生抢占必要空间的矛盾，而不可能乐于共同交流思想。

罗征启：我们确定了规划设计的服务对象是人这一基本原则以后，教学科研设施和生活设施的比例就产生了变化。师生员工的生活、工作条件、教学科研的空间显然优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是统一的，是为人服务的，可以相辅相成，可以互换。宿舍既是不同系科学生的栖身之所，又是自学和互相研讨学问的地方，由于空间的充裕，必要时还可以互让。学生宿舍空间充裕了，图书馆的压力减小了。当时学生宿舍造价每平方米200元，图书馆是1000元。又如按教育部的规定，4000—5000在校生要8个500人的食堂，但当时大学食堂每顿饭只开半小时不到，我们规定食堂开12个小时，这样三个食堂就足够了。

节约成本应该以人为本算大账。

马国川：你还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高等学校建筑群的心脏应该是图书馆，而不是党政领导的办公楼”。

罗征启：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校园规划中，深大的图书馆既处于全校地段的中心，又处于最高的一块坡地上，体量最大，高度最高，吞吐人流最多，是师生求知、商磋、研讨学问的中心。我们要求图书馆全部开架，开放到晚上12点，全年开放365天。很多师生直至午夜闭馆时才离去，明显地起到了“心脏”的作用。

我们还提出，学校的主体是学生。学校的所有部门都是为培养学生服务的，我们服务工作的所有终端都应通向学生。学生生活区与教学行政区距离较近，让学生能在一二分钟内，从宿舍区跑到图书馆，这在炎热多雨的南方，是很有必要的。学生宿舍离教学楼最近的只隔30米绿地。

马国川：现在的深大校园是“白云红荔，草木葱茏，环境优美，景色宜人”。而其建设规划理念更是难能可贵，近年来，各地大学纷纷建设新校区，深圳大学的规划理念值得学习和借鉴。

罗征启：关键要认识到，一所大学的主体应该是谁，学校的心脏是什么，到底是为人服务还是为物服务。在当时，一些大学教职工和家属人数比例往往比学生大得多，甚至是几倍，势必出现基建和后勤工作大部分是“自我服务”，即是为了解决职工家属问题，而且似乎越想解决越解决不了，形成多建职工住宅，越建越缺的恶性循环。

我们一开始就想避免这个矛盾，力图把学校建成一个与此相反的模式，使学校中人数比例以学生为主体，最小的队伍是职工。学校里到处都是学生在活动，在工作。他们不仅是“监督”和自己有关的工作，而是直接参与。学校的饭堂服务、清洁卫生、保卫巡逻、秘书管理，几乎都有学生参加，甚至全部是学生。

马国川：据说，你在担任校长以后，秘书工作就由学生担任？

罗征启：我们学校主张独立，鼓励学生们独立，首先是生活上的自立，然后是到事业上的自立。事业上的自立包括要自强，同时在道德品质、思想作风、文明礼貌方面也要自立、自律。我们学校强调自立、自律、自强。自立是基础，自立后才能立人、立校、立国、立天下。不能自立的人谈不上有什么理想的。

我们取消了助学金，改成奖学金；取消了包分配，改成了就业指导，要用人单位和同学互相选择；我们鼓励和组织了大规模的勤工俭学，学校鼓励竞争，提高同学们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不仅仅在就业上有竞争，奖学金有竞争，勤工俭学、短期就业都有竞争。

我们解雇了深大所有的临时工，剩下一些家属没有办法不能解雇的才留着，其他所有职位都由学生担任，以增加学生勤工俭学的机会。领导和教授副教授都配备学生秘书，这样秘书就是秘书，只能帮你抄抄写写，不能代你起草报告、总结或撰写论文。学校领导和学生的距离就近了。而且报告只能自己写。

我自己的秘书就是由六个深大学生交替上班，既没有耽误他们的学习，还锻炼了他们的能力。

马国川：你还要求，称呼校内所有大大小小的干部时一律不得冠以其职务，譬如某某校长、某某处长、某某书记等，统一称为某某老师。

罗征启：是的。这是清华大学的好传统。刘达到清华担任校长以后，有一次一位同志叫了声“刘校长”，他马上说，“你们清华的传统特别好，都称同志。你不赞成吗？”我们认为，被称为同志或老师是最光荣的，何况高校里所有行政人员都是服务角色，不能有官本位意识。

“我们得走另外一条路”

马国川：当时的深圳大学处处展示着改革精神。深圳大学的校长带领各系主任到车站迎接新生，这已被传为高校教育界的一段佳话。

罗征启：这是当时广东省高教局副局长黄其江同志的建议，我认为很好，一直坚持到1989年。当时深圳对这所大学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深圳市的要求是，以改革为动力，建设一所为经济特区提供骨干人才和高端人才培养、高端智力服务、高端科技成果的特区大学，一所走上国际、能够与世界各国高等院校平等交流互相关照的窗口大学，一所努力创新办学体制、积极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实验大学。

马国川：这和你的理念十分吻合。你说过，建一个新的大学，而不是建一个旧的再来改革。要从建校开始，就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印象。

罗征启：这不是我说的，是深圳市委常委、副书记邹尔康同志多次强调的。我很赞成，坚决执行。刚到深大赴任时很多人问，深圳大学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有人就说，深圳大学就是清华的分校，因为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清华的嘛，学校主要的理工科老师也都是清华的。我反对这种说法，我说，办社会主义的综合性大学，有“社会主义”就行了，我们搞起来再说。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齐步走”，我们跟别的学校要不一样，深圳大学必须另走一条路，如果我们按照清华的标准，永远赶不上清华。

马国川：不能永远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可是现在教育领域似乎仍然习惯于整齐划一，“齐步走”。

罗征启：对学生要求一样，一般高，齐步走，谁也不能冒尖谁也不能落后，结果呢，大家都落后了。这就是制度问题了。制度问题不解决的话，学校没法搞。当时全国有1070所高校。我说，就像马拉松比赛，1070所大学比赛，深圳大学是最后一名参加者，人家已经跑那么远了，我这里还动弹不得，即使我们跑得再快，也不可能跑到前面去。所以我们就得走另外一条路。走另外一条路，另外一条跑道，我很有可能就是冠军。深圳大学要想拿到总分第一罗商大学硕士是真的吗，好的大学无“校长”！，是不可能的，但是多拿几个单项冠军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也证明，我们做到了。

马国川：前两天偶然读到一篇文章，是作者回忆母校深圳大学的。他写道，图书馆的藏书全部开架，可以方便地借阅到港台和外版书籍；从来没有开过全校大会，没有全校广播系统，没有关灯制度，也没有铁门和门卫老太太；学校里没有专门的临时工，打扫卫生的都是本校勤工俭学大的学生；必修课只占全部课程的一半，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学校对学生是一种放牧式的管理。等等。当时的深圳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真的很不一样。

罗征启：大学要营造一种难得的氛围，一种轻松学习、自由交流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的学习应该是主动和无拘束的。我一向主张开放办学、自由发展的教育思想。我们引入“学分制”，提倡自立、自律、自强的“三自精神”，只给予制度上的规范和思想上的引导。有人说，这是“无为而治”。

我想说明一下，“无为而治”决不是无所作为。老子道德经中讲“有为”比“无为”要多。他多次强调的是“无为”一己之私利，“无为”虚名，“无为”虚假的政绩，才能有所作为、大有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干，就坐等成功。还有一层意思是说，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现在常常被理解错了。只说“无为”，怎么能治呢？1983年来深圳大学之后我就宣布一条，三年内所有的干部跟老师一样都不要出国，除非人家出钱，而且是学术活动的，更不准出国旅游。我们只去香港，因为去香港最近、最便宜而且效率最高。香港是我们中国人的，它已经把世界先进的东西都给中国化了，都是经过中国文化筛选过来的，所以我们学香港是最直接、效率最高的，学香港足够了。

到了1986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出去了。结果是反应很好，都说我们学校像个样子了，这就叫“无为”出国，“有为”去香港，“无为”去旅游，“有为”去学习。这样才能“治”。

“深圳大学一平方公里也永远有效”

马国川：深圳大学积极开展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在实行聘任制、学分制、勤工俭学、后勤社会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试验，许多教改措施被写进《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在全国推广。在改革中，和教育行政部门是否产生矛盾呢？

罗征启：很难避免，最典型的是我们办半工半读夜大学的波折。还在清华大学工作时，我去罗马尼亚考察，看到罗马尼亚有两种学生，一种就是普通的大学本科生，是五年制的。还有一种六年制的，白天上班工作，晚上读书学习，半工半读，期终考试前一个多月的时间停下工作，复习考试。全部教材、考试内容和文凭和五年制的一样。回来我就想让清华的工人也半工半读，但没有成功。我来到深圳大学后，发现学生勤工俭学是有问题的，一是没有那么多岗位，学生也没有时间去做工作。后来我想招收专科生，本来是两年，现在变成三年，白天做工晚上上课。

马国川：有点像罗马尼亚的做法。

罗征启：差不多是按照罗马尼亚那种体制了。我跟大家商量了七次，最后都同意了。我就写了报告，可是广东省高教局没批，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

1984年春节，蛇口工业开发区的袁庚要我去参加他们的会。发现他办了个培训班，我看到整齐的一大摞毕业证书，比清华大学的硕士证书还要漂亮。我问，你们的证书教育部同意了吗？没有啊。我又问，交通部（袁庚是交通部任命的）同意了吗？也没有。

后来袁庚开始演讲，他指着证书说：有人问我，这个证书教育部承认吗？交通部承认吗？我跟大家说，没承认，我认为这个证书合格不合格，同意不同意，不是哪个部门的权力。社会实践是合格的，就是合格的。我宣布，这个证书在我们蛇口工业开发区的五平方公里以内永远有效。

马国川：很有气魄。

罗征启：这个老同志真有气魄，我当时感动极了，站起来说，你这个证书在我们深圳大学一平方公里也永远有效。后面就有学生问，怎么有效啊？我说，平等呗，有这个证书，我们深圳大学所有的文化、体育、科技设施向你们开放。大家都热烈鼓掌。袁庚说，这个校长很够胆，咱们现在有六平方公里了！开完会后，他问有什么困难。我就跟他说了办三年专科生班的烦恼。他说，你不能报，谁让你去报呢？你可以办起来再说，深圳大学常常有中央的领导同志来，来了你就汇报。中央领导听了以后肯定很赞赏，很好嘛，这不就解决了吗？

马国川：看来袁庚还是很有经验。

罗征启：我回去就跟大家商量。原来我们报上去的时候是说要办一个夜大学，当时教育序列里有夜大学。我们就想了一个它没有的：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学院。没有再上报，就开始招生，高教局跑来说不能招生，还没批准呢。我们就辩解说，这是教育序列里没有的，我们办的不是夜大学，也不是职工业余大学，没办法报。就不报了，不去烦扰你们教育行政领导部门了。

后来又说我们的第一批有一些人没有入学考试，我们说，这些大龄的在职年轻人在“社会大学”里面念了好几年了博士后，他们有很强的学习意识和水平，不成问题了。但是要让他们入学考试的话，别说他们了，我也不行。我们提出“出口严入口宽”的方针。如果学习不合格，考试通不过，就不能发文凭，不能毕业。我们还在学生毕业前增加一个“综合能力考试”，叫做加锁把好出口。

1987年第一期学生就要毕业了，但这个班还没有批准。这时李鹏总理第二次来深圳大学视察，我又汇报了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学院的事。他说，你上次说过了，很好嘛！他回去之后不久，省高教局就催我们办手续，一个星期多就批下来了。前几期的半工半读专科生已经毕业许多年了，深圳市各企事业单位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是否合格，应该可以作出结论了。

“学生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

马国川：和当时所有其他大学不同，深圳大学是不包分配的。

罗征启：深圳大学最初的学科是由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各自的优势学科组建的，教师来自这些高校最富时代激情的人，他们来深大是为了理想而不是金钱。

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乐黛云老师有意思，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到1988年毕业，1987年暑假她要求学生多学一些技能，让学生交点钱找解放军学开汽车，她把教学内容也改了，最后一学年大部分课改为英语。

教务处来找我，说一个中文系大部分课程变成英语的，还让学生学开汽车！我说，其他大学的中文系毕业以后，分配是有保障的，我们现在不包分配，假如说中文系的学生毕了业之后没事干，你负责还是乐老师负责？他不说话了。我说，你就别管了，中文系跟我谈了，他们培养的学生的第一目标是高级秘书，高级秘书必须是中英文的，必须会开汽车。我就同意他们这么做了。因为找不着工作的话，乐老师会负责的，她不会来麻烦我的。

马国川：权利与责任是统一的。

罗征启：第一期学生毕业，我们非常紧张，不包分配到底行不行？几年以前我们早就喊出去的，现在到考验的时候了。我亲自带队去了两次香港中文大学，请人家给我们讲课，学生怎么去找工作，甚至包括学生的穿衣打扮、对话技巧。我们有一个女学生找工作一次次失败，她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后来几位老师研究发现，她不会笑，就教给她怎么笑，结果一试就成功了。

马国川：第一期学生毕业就业情况不错。

罗征启：当时我们都很紧张。学生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尊敬你。在做校长的时候就说，如果把所有的权力全都放给我的话，我肯定紧张死了。

马国川：把权力放给你，就意味着责任也压到了你的身上。

罗征启：那我紧张死了，你以为我这么喜欢要这些责任啊，很难受的。

马国川：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分权，把权力分了下去，当然责任也就分下去了，如果做得不好将来就可以追究责任，可是现在还是有些人唯恐大权旁落，总是嫌自己管得少，怕下面不听话，大学面对的根本问题还是权责不对等的体制问题。

罗征启：它要让所有的高校都“齐步走”，都要整体化一。招生要管，毕业证也要管，可是出来的学生不合格呢，它就不管了！扩招得这么厉害，可是学生毕业之后找不着工作，怎么办？谁负责？

“我庆幸离开了大学”

马国川：虽然你离开大学许多年了，其实你肯定也在一直关注大学。你看，今天大学的问题还是很多。一个问题是，学校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往前走，不知道走到哪儿去，没有方向。

罗征启：没有方向，这是学校最根本的问题。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大学里度过。我不愿意讲大学的坏话。我庆幸离开了大学，要不然我真的受不了。

马国川：中国的教育有许多问题，也有许多机会可以改革。

罗征启：有很多的机会都给丧失掉了。大学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地方，我觉得首先是领导体制的问题。第一条是党要管党，要管政治方向，要管思想道德教育；第二条是校长治校，包括学校的行政管理（“必记本”注：含基建、财务、人事等），学校的发展，规模和质量的控制等等；第三条是教授治学，指教学科研等有关学术的工作。有些工作是交叉的，共管的。如思想教育，谁都应该管。教学科研工作中也有些属于行政工作，教授聘用和职称提升也不完全是教授会的事。

党要管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这三条一定要有。校长作为一个行政管理人员，他治不了学。有的校长也要管教学行政的，甚至有的也要担任一些教学科研工作，但是他的意识里头必须要明确，对于校长来说，行政管理工作是主要的。行政工作有下级服从上级的问题。但是教学工作和科研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不能下级服从上级。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明白才行。

还有一点，作为学校的领导，在学术上不可能什么都懂，还得靠教授会。教授会有一套很民主的办法。过去的学校啊，像解放前的老北京大学，有的人说办得好。当时的体制不是很清楚，但至少它的行政工作与教学是分开的，学校里面有好几个委员会。清华也是这样，行政不跟教学科研混在一起。我们去国外看他们的大学，约好要谈一个合作。虽然校长到了，但是教授会的主席有事儿晚到，我们就等。因为校长不敢签，必须是校长跟教授会主席一起签。

这个制度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校长不一定全懂，不一定懂科研里面的一些事情，所以必须和教授会主席一起来签。

马国川：虽然离开大学不少年头了，这些年大学里的故事还是听到不少吧？

罗征启：有一位学校的党委书记从美国回来说，他觉得有一个问题，过去好的大学都有很多很多故事，老师的故事、学生的故事。像清华大学里，就有陈寅恪的故事、马约翰的故事、梁思成的故事、刘仙洲的故事，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但是现在没有了。他在美国找了三十多个从国内一所著名大学出来留学、做研究的学生，想听听他们在国内那所大学里面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门课，讲得最好的、最有意思的、最感兴趣的是哪一位老师？能不能讲出一两个故事来？三十几个人全都低头不说。

马国川：一个都没有？

罗征启：没有啊。他说，这怎么行呢，我本来是想从他们嘴里听一两个故事，结果没有。他还说1985年他带了一批人来深圳大学考察，深圳大学全都是故事。学生讲老师的，老师讲校长的，校长讲老师的，走到哪儿都有故事。他感慨地说，没有故事的大学就完了。没有故事，也就没有大师了。

马国川：以前大学里是有故事的，现在大学也不是没有故事了。其实还多了些，像是抄袭呀，教授行为不轨啊，这样斯文扫地的故事。

罗征启：清华大学建筑系至今传诵梁思成的故事。1946年西南联大复校后，梁思成马上写信给梅贻琦校长，建议成立营建系。营建系成立，他是第一任系主任，第一期招生，他自己的儿子分数不够，他就坚决不录取，孩子上了历史系。当时清华可以转系，营建系转系的特别多，我上学的时候高年级的很多都是从其他系转过来的。第二年梁先生的儿子想转系，还得考一下，转了两次都没有转成。从此以后，建筑系从来就没有走后门的事发生，谁都不敢，因为梁先生定下的规矩。这种好风气对人的约束是很大的。

好传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可是就是一代人就可以破坏殆尽，所以说破坏起来很容易，再建立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