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玛丽大学预备中学，王启元｜英雄城市的现代教育接力——读《珞珈筑记》

武汉无疑是最近一段时间来众人目光的焦点之一。无论是疫情防控的一场场硬仗、各地医疗队的逆行驰援，还是普通人的克制与互助，甚至确定不移盛开的樱花，都牵动了国人以及世界的心。终南山院士在采访中说：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这不禁启发我在这个特殊的当下去了解这座“英雄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也想进一步思考，是怎样的过往塑造了这个城市的英雄气息。

有一本去年下半年面世的好书，《珞珈筑记：一座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者刘文祥，2019年6月），未必不适合在现在这个时刻翻阅一下。这是一本关于武汉的书。对全国人民来说，武汉不仅有抗疫第一线的诸多英雄故事、有长江大桥、有热干面和樱花，也有很多值得被提起的历史与空间。

《珞珈筑记》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全书关注武汉最重要的一所高等学府武汉大学的校园建筑与校史沿革，尤其在围绕民国时期武汉大学校园建筑的设计与建设的论述上用力最勤，不啻为一部“懂建筑的文化史”或者“有文化的建筑史”。作者虽然是一位人文学科学者，但书中并不拘泥于人物、典章、本事的考察，对建筑史与建筑学同样涉猎不浅，书中有大段篇幅回顾了西方人的东方建筑观与近代中国建筑风格，比如第一章“中西建筑文化交流与晚清民初大学校园发展历程”，足见作者的学术眼光。同时，全书对于地方空间有意识的考察，看得出作者对武汉大学、对武汉这座城市的关注与稔熟。学者身份之外，作者平时一定也是位有心人，对自己生活的校园与城市关注有加，否则就不会对清末武汉地区学校校址位置及武大选址过程，如此信手拈来（见全书第一章第四节“清末民初武汉高等学堂、学校的校园建设”及第二章第三节“珞珈山新校舍的选址过程”）。同时，作为毕业于斯、工作与斯的武大人，作者对于母校的款款深情与自豪，无疑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深刻感受到。这只需要从精心设计的腰封及其上“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可以去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汉大学”一语中，便能窥见一二了。

作为思想承载的空间

作为空间的学校对人的教育，远远大于课堂与课程的教育；不过很多时候大家并没意识到这条道理的意义——直到今年初开学，师生们开启了网课、上学过程跳过了“学校”空间而只剩下“课程”之后博士，不同学校、年龄段的师生似乎感到了一种相似的对于校园的渴望。无法身临学校的具体空间，似乎更令人想念那份面对面求学从教的真实感。也许，过完这阵特殊时期，很大一部分师生会对“课堂”二字有更深的体会，也可能会更爱自己的学校。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晚清民国时期的校园之于先生与学生们。对一所学校而言，空间的因素对于置身其中的人们来说，其影响当不逊色于所谓的学风、精神或言论的滋养。书摊上对大学精神、大师课堂作抽象理想解读的作品早已多如牛毛，其中不乏把民国大学与精神囫囵混为一谈，对民国大学的风骨、精神也不乏隔空的想象。但是，那些出自校园的所谓“精神”本是理想抽象之物，必须有所依托，才能呈现其具体的样貌；大学精神所依托的，则为其学校校园空间，而园中建筑则尤其重要。反之，满眼只有精神、而无校园与建筑的大学史、教育史，仿佛佛家“放眼无相，心见实相”。所以，书中作者一句自谦的话，我看反而非常重要，他说当今有关近代中国大学史的学术成果已经很多，题如“民国大学那些事儿”或是建筑文化类“老洋房往事”之类书早就泛滥成灾的时候，这本《珞珈筑记》“仍有其自身价值”。当然，站在读者的角度，我确实能体会到这层意义。

此书研究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作者于文献研究时，同时注重大小空间的转移与布局；“大空间”是武汉大学及其学校的变迁、变革历史与武汉这座城市的关系，“小空间”则是珞珈山上校园内建筑的分布；而这些空间的考量及其背后的取舍，也包含了时代、人事等各种因缘。

清末开始武汉的高等学堂的创办，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教育遗产，也在武汉三镇城市空间中，刻上浓重的一笔。作者从推行“湖北新政”下张之洞主持所建“自强学堂”的校舍辗转，显示晚清新学堂的出现，开始与旧有城市格局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在张之洞改“自强”为“方言学堂”后，校址几经辗转，来到武昌阅马厂东的原农务学堂校舍，而把这里的原主人赶出了城，去到武昌北门武胜门外宝积庵重建。但这里的校舍状况，仍让清廷学部觉得不甚理想，讲堂逼仄，自习室不够，没有图书室。情况稍好的是另一所由蛇山北三道街经心书院改建的存古学堂。经心书院是张之洞早年出任湖北学政时所建的一所传统书院，院址屡有变迁；其咸同年间所在的都司湖旧址，于二十世纪初改建为著名的两湖高等学堂及后来的两湖总师范学堂。湖滨一带虽几经变迁，但今日沿岸仍是武汉重要的教学用地。

民国后筹办武昌高师时，教育部委派袁希涛司长赴武昌，最初选中的正是都司湖边的两湖高等学堂旧址，但因湖北教育当局于此地早有打算，建两湖总师范学堂，袁希涛只能挑下了马厂东的方言学校旧址；日后其地办学之辛苦无奈与乏善可陈，也在所难免，正如作者所言，北洋政府时期湖北办学甚至比清末更加不如人意，清末尚有多所张之洞新政下诞生的较成规模的新学堂，民初竟未再新办一所官办学校。最要命的是所有国立、省立高校，全是在前清旧舍中艰难维系，从空间的角度来看，湖北教育长期都无法突破晚清张之洞的布局；空间如此，学术当亦不远。至于作者时时拿来比较的全国同期其余城市的学校建设成果上海mba，不论北京、上海、南京，即便广州、郑州、厦门等在新学建设中都广有出彩之处，甚至那时的建筑遗产，今天依然惠及当代学子。

北伐前后到国民政府时代，武昌高师在经历建制上的合并、更名以及“大学院区”改革尝试，终于走到了筹建武汉大学的时刻，这时学校的选址再一次把目光从马厂东，投到十余年前相中的都司湖畔。不过这一次最终否决的人物，是时任武大建委会委员长的李四光，他的选项是武昌城外的洪山附近，其南麓为武汉地标场所宝通寺。作者考证宝通寺东南、小洪山南麓，很可能就是李四光相中的建校之址，但因为各种不妥当，1928年夏天再次被否决。最终促成珞珈山下东湖畔的武大校址，是日后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的叶雅各所选，大约就是那年的秋天。

李四光（左）似曾选小洪山南麓为武汉大学建校之址，而最终由日后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叶雅各（右）选址珞珈山下东湖畔。

自晚清新政以来的武汉诸校，在旧城内外及山间湖畔的生根受挫，最终破茧发展，这与整个中国近代学校发展是相似的。晚清以来开创的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新式学堂，多因循城市中旧式书院、学宫、贡院、衙署建筑改建，早期如山西大学堂（今太原理工）、三江师范（今东南大学）及前述“自强学堂”，有些甚至由“庙产兴学”之风而于儒释道宗教空间办学如马神庙中办学的北大、李公祠里的复旦，以及被张之洞迁去宝积庵的农务学堂。这些早期新学的于空间唯一的优点是位置靠近市中心，但其空间逼仄，房屋也不适合新式学科，其中不合时宜可想而知。受到传教士及开明士绅于远离闹市办学兴校思路的影响，二十世纪初开始的学校建设，渐渐将教育空间向城市的边缘扩张，这种扩张无疑是基于一定交通保障的尝试，似乎也没有一家民国大学真的开进了乡村、大山之中。当年，晚清内务府同意将北京城北十里外的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是因为那里有条大路可以直通西直门，二十多年后司徒雷登选择将燕京大学建在那附近，也有相似的考虑。复旦李登辉选择江湾、袁希涛迁同济于吴淞，也是考虑有淞沪铁路可通市区，李四光、叶雅各选中珞珈山同样也不是那里风景殊胜，同样有地理和交通的考量。这里有从武昌东门宾阳门至卓刀泉的公路，而珞珈山于湖边群山，最为靠近洪山与市区。不过经由设计师美国人开尔斯实地走访后，选址再次北移东湖边丘陵半岛。

武汉大学校园的设计者们

今天美丽的武大校园并非生俱来的，李四光、叶雅各、王世杰、夏斗寅等人的回忆中这里曾经是荒山一片，可之后的一代代可爱的武大先驱者，凭空营建了这里优美神圣的学堂空间。

李四光为武大请来的设计师是美国人开尔斯，书中详细考证了开尔斯的生平、游历、婚姻，知道他在美国就读过的五所学校里有三所校园建在湖边；知道他是以教会建筑师的身份来的中国，也曾参与过中山陵工程设计方案竞征；还知道他年纪不大已经满头白发，人们回忆之中以为这位大设计师是位美帝耆老。不过这位少白头的设计师身体确实不好，武大一期建筑中的一部分，是由大名鼎鼎的“上海彦沛记建筑事务所”的设计师们协助完成的，“彦沛记”是李锦沛与亡友吕彦直一起创办的事务所。作者关注到参与南京中山陵设计的李锦沛，为珞珈山上的武大校园带来了深远影响，“在南京紫金山与武昌珞珈山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第五章第二节“‘南北’与‘东西’”），这可以从今天的校园内的文学院大楼、男生宿舍拱券以及第一期建筑中的中式屋顶等许多地方，看到这种联系。至于武大校园里的一则著名的段子，关于狮子山顶图书馆轴线两侧文、法二学院的屋檐，文乃“文采飞扬”，法则“法理正直”，作者也从建筑风格一致性的角度做出了解释，未必是出于美国设计师对中国文化的谙熟，反而可能还违背了开尔斯某些最初设想。

1929年，开尔斯、李锦沛设计的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平面总图

开尔斯

作者对珞珈山南北的建筑与空间分布的稔熟，在全书第四、第五章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把珞珈校园的设计思路一一展示，也找出了具体单体的设计参照成果，如参考南普陀大悲殿顶的图书馆中央塔楼屋顶，或是参考美国哥大图书馆拜占庭顶的理学院主楼，抑或1929年校园平面图中，借鉴闽江畔福建协和大学的设计，让读者体会到武大校园空间形成的层层因缘，因为这里每一栋建筑背后都是有来由的，所以这个校园才是独一无二的。

于民国校园“小空间”的研究中，那些校园设计师的话题，无疑非常引人注目，如同书中大段的篇幅留给了开尔斯、李锦沛等人生平与风格，也谈到这个时代的设计风格、尤其是校园建筑的源流特点及代表人物。作为武大校园设计参考的作品与设计师中，有一个名字在书中不止一次被提到，他的中国名字叫茂飞（Henry ，1877—1954，又被译作亨利·墨菲），同为美国人的他与开尔斯几乎无甚联系，李锦沛与亡友吕彦直倒是曾与茂飞共事过。茂飞可以算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领域中“最熟悉的陌生人”，陌生是因为他在今天的名气实在有限；熟悉则是因为他的作品，依然是今天最好的大学的建筑。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艺术系（那时尚无建筑系）的茂飞，受耶鲁大学赴华传教的雅礼会(Yale in China)之邀，来华设计雅礼会在长沙创办的雅礼学院校园建筑，当日长沙城北麻园岭上的红楼建筑群，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学校的校长颜福庆应该与茂飞有过一段非常好难忘的合作经历，也颇服膺茂飞的建筑作品，十余年后他在上海肇嘉浜南岸主持建造的上海医学院及医事中心的建筑群，无疑是受麻园岭上湘雅红楼的影响。颜福庆堂兄颜惠庆的好友、时任复旦大学的校长李登辉，是茂飞在耶鲁的同届同学，茂飞在数年后为复旦在走马塘畔同样设计了一片现代化的校园。

就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几年，同为耶鲁毕业生的周诒春，邀请茂飞设计了清华的“四大工程”；前雅礼会同事德本康夫人(Mrs )，则请他设计了金陵女大（今南师大随缘校区）；而司徒雷登约他设计整个燕大的校园（今北大燕园）。另有前述福建协和（今废）、上海沪江（上海理工）、广州岭南（今中大）、上海圣玛丽（原属东华，今辟为商圈）等多所知名大中学校建筑，皆出自茂飞与他的事务所手。而他事务所里也走出了多位近代中国的一流建筑师，除了上引吕彦直、李锦沛，设计上海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八仙桥青年会大楼的范文照、赵深，大上海计划的设计师董大酉，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杨廷宝等，都曾与之共事。茂飞为中国大学带来美国前总统杰斐逊为弗吉尼亚大学校园设计的“Mall”式风格[亦称“ （学术村）”格局]的同时，大量借鉴中国古典建筑样貌，形成其自己 的“ （适应性建筑）”风格，影响了包括武大设计者开尔斯在内的不少校园设计者，所以他也不得不成为《珞珈筑记》中那位“不在场的在场者”。

艰辛而顽强的创校过程

读者从书中可以轻易感受到建成武大校园后的喜悦，但与之伴随的是创校时遭遇的各种困境。这几乎是每一所新创中国近代学校所共同经历的辛酸；只是这一次，我们有机会从作者的考证工作与丰富的档案文献中，直观感受欣喜外的那一份顽强与艰辛。

武大于国民政府时期新创，首先遇到的大问题是校址；正所谓“高不成低不就”，最终一步步找到了郊外的湖畔山间，前文已及。而其直属管理机构，近两年后也从湖北政务委员会，换到桂系政府，再有蔡元培的“大学院”设想与“第二中山大学”的插曲，直到蒋桂战争结束、南京国民政府控制武汉，王世杰才得以放手建设。另一个棘手的问题——经费，继而成为创校最大的障碍。

作者在全书第四章“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的经费来源与支出”中，详细考察了前后两期工程的经费来源，以及重大缺口的填补与日常的化缘，内容不乏荒诞与无奈。第一期向桂系政府及李宗仁要钱建校时，身为南京教育部长的蔡元培明确来信告诉李大帅，南京政府没钱，要他“就地筹拔”。而晚年的李宗仁回忆，自己当时对着一百五十万的建设预算时，慷慨表示义不容辞，随后拨出了二十万，就再也没有下文了。1929年匆匆上任校长位的王世杰，于当年借停留南京的短暂时间，四处筹款。虽然蒋介石口头答应支持武大建设，但到了主管财政的小舅子手里，却只有一句南京中央“一个钱都没有”，最后由湘籍元老谭延闿出面，宋子文才答应了分十五个月付清的七十五万，但那笔钱还是得从桂系控制的两湖国税中出，而这笔收税本来就是当时宁汉争夺的焦点；蒋桂战争前，武大实际也未拿到拨付。轮到南京政府埋单建设费的时候，推诿与延迟同样在发生，单就这笔早早答应的七十五万，甚至到了四年后的1933年暑假才拨清。仅此款项所费周折如此，其余困难就可想而知了。至于二期建筑中，校领导同仁使出浑身解数，向地方政府、外省政府、庚款基金会、平汉铁路管委会及首义功勋黎元洪的后人，屡化布施，才得有日后这一栋栋建筑拔地而起。

1929年匆匆上任校长位的王世杰奋力筹措建校经费

经费困难，自然影响项目招标，在武大第一期建筑文、理学院，男生宿舍等建筑群的招投标过程中，即便报价最低的汉口汉协盛的价格，也超过了之前的预算，李四光、叶雅各与开尔斯分别与汉协盛继续谈判，希望价格降低圣玛丽大学预备中学，最终达成。在第三章第二节，我们读到作者用充满温情与敬意的笔调，表彰为武大建设倾其所有的民营营造业老板沈祝三，因为沈祝三与汉协盛低价保质地建造武大一期工程，使得汉协盛在工程进程中出现巨额亏损，但沈祝三不愿半途而废而申请破产，通过抵押资产，坚持将武大的工程保质保量完成。汉协盛所欠本利最终达百万，甚至到抗战武汉沦陷后，才还清本息，沈祝三本人也于其后在汉口逝世。沈祝三（1877—1940），浙江鄞县人，武汉建筑营造业宁波帮的领袖，他身上不仅有宁波商人在生意上敏锐诚信的特质，从他晚年投身武大建设的气魄来看，他与早年活跃汉口的叶澄衷一样，秉承宁波人劝学重教的风尚。近代以来宁波商帮，从叶澄衷父子，虞洽卿、朱葆三到当代的邵逸夫博士后，虽个人读书无多，但无不对教育事业贡献良多，相较之下名气稍逊的沈祝三，同样用毁产业办新学的举动，践行宁波帮与民间力量的决心与信念。

原本以为全书第六章“藏修息游焉：珞珈湖山风景与大学校园生活”的内容已远离了武大的创校与建设，大有鸡肋之嫌，但近来再翻此书，独对第六章中描述的东湖湖光阁、行吟阁等处，竟也钟情有嘉。原本看重故纸堆里的学问圣玛丽大学预备中学，王启元｜英雄城市的现代教育接力——读《珞珈筑记》，以为旧史不易得，而湖光山色毕竟易得；然而直到连日家居之后才知道，游冶之兴、山水之乐的珍贵，读此章中王世杰陪胡适坐汽油小艇往来东湖，恨不能此时也来一游。至于书中记录的民国武大男女生宿舍、教室、食堂内外热火的生活百态，这几日读来更是感慨颇深。我们确实不易分辨自己当下幸福与否，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的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在以前再平常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暂时不能达到的幸福。这个冬去春来想必能让我们明白很多，比所有书里、老话里、网络信息里告诉我们的都多。作为一本关于武汉历史的书，《珞珈筑记》无疑有它极强的专业性，不过在最近读来，你会依稀感受到书中隐含的武汉这座城市中的苍茫与激昂，这种倔强的气质激励着几代人不断接力，把现代高等教育的旗帜，牢牢扎在珞珈东湖之上。

去冬腊初，武大庭公邀我辈同好及学中小友，齐聚珞珈山麓，周旋数日，讲文论学于东湖之滨，可谓一时盛事。余因他务，未得庭公导览湖光山色，仅乘夜色略睹开尔斯、李锦沛们之作，因约以来年重聚，了此湖山之愿。不想月余而疫起，庭公滞守，遂成相隔，然精神往来，如日夕相见。余亦栖身虹港，日对渔蓑，动遭束缚。然春序方新，已盈盈在望，不日即可再承庭公杖履于珞珈东湖间，一钵惠然，渴俟之至。

时3月10日雪艇王世杰先生诞辰日初毕

英国圣玛丽大学，荐读|诺曼·福斯特——建筑设计不是光讲究科技和效率

建筑是建造的艺术

我坚信建筑是一种社会艺术，是一种必需品，不是奢侈品，它和生活品质与创造福祉有关。把焦点放在社会层面，代表体认到建筑是因人的需求而生，包括精神与物质的需求。建筑与乐观、喜悦、让人安心有关，是混乱世界中的秩序、众人之间的隐退、拥挤基地的空间、阴暗日子的光芒。

建筑讲究品质，即空间的品质，以及形塑空间的光的诗意。对我来说，建筑是建造的艺术。我也很关注设计过程如何质疑我们对建筑物的假设，并调解冲突的需求。这个过程，有时候可透过重新创造建筑类型达成。这么一来，设计就是整合的过程。

代表建筑

赫斯特媒体集团总部，美国纽约，2006

圣玛丽斧街30号(瑞士再保险总部)，英国伦敦，2004

德国新国会大厦，德国柏林，1999

香港国际机场，中国香港，1998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总部上海mba，中国香港，1986

圣斯伯里视觉艺术中心，英国诺维奇，1978

威费杜保险公司总部，英国伊普斯维奇，1975

圣玛丽斧街30号(瑞士再保险总部)

30 St Mary Axe (Swiss Re )

英国伦敦，2004

圣玛丽斧街30号(瑞士再保险总部)，英国伦敦，2004

福斯特表示这栋建筑物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形式，能促进风在立面周围流动，而不会使气流往下转向地面层。

产生建筑的力量，能打动灵魂，创造出值得纪念的场合，或赋予超越实用的特色。

生态考量和形式创新同时扮演这栋建筑物的关键角色。这栋高楼的轮廓像雪茄或子弹，是一个从地面往上越来越宽，后来又逐渐往顶点收拢的圆柱。

建筑物的空气力学形式，促成风在立面周围流动，而不是往下转向地面层。里面的“空中花园”对建筑物的自然通风策略相当重要，也再度应用我们1997年在法兰克福商业银行总部的实验成果。

瑞士再保险大楼的四十层楼面，每层会稍稍偏转，在大楼边缘形成螺旋型的挑空空间。这里会种满植物，以净化大楼的空气，并提供氧气。建筑物轮廓在底部较窄，可以减少反射，改善透明度，并提高地面层的采光。

在瑞士再保险大楼案中，我们用电脑模型进行了“模拟风洞”测试，检测建筑物周围的空气流动，以及气流通过建筑物的情形。这是很重要的测试，原因有二，第一：评估风压对这么高的大楼有何影响；第二：测试建筑物自然通风策略的效率。这些研究显示出这栋建筑物的空气力学形式，有助于改善当地的风环境。

建筑物的生态学

我相信未来的城市发展，有两项议题特别重要：公共空间的角色，以及追求善尽生态责任的建筑。

为了担负起社会与环境责任，任何建筑物都应该从两方面着手：回应产生建筑物内部需求及外部的基地涵构，回应方式必须专属于这个地点，而且属于形塑这个场所的文化。或许可总结为该场所的感觉或精神。这意味着尊重自然环境，与自然环境对话，能感受外在、自然的变动与光的品质，这些层面无法量化。

1970年代，我们推动了生态建筑的概念，亦即耗能较少、污染较低、冲击也较小的建筑物。当时那些未兴建的案件打下了基础，让日后的案子进一步达成这个目标。永续建筑没有技术门槛，只有政治意愿。未来的建筑，可能得靠今日的建筑实现。

曲线对气流产生引导被建筑边缘锯齿形布局内庭幕墙上的可开启窗扇所捕获

夏天热空气通过六条沟槽缺口（内庭）向上排出，保持办公区的凉爽。

阳光从六个空缺处穿透过，照亮了建筑的延伸楼板。

六个辐射区域可以独立控制制冷或制热，相比只能调整整栋建筑，这种方式更加的高效和节能。

建筑表面被充满氩气的双层玻璃板包裹，这些玻璃窗能打开或者固定以减少太阳辐射，办公区装有双层的低辐射玻璃和由薄玻璃叠成的内部幕墙。

冬天玻璃能被太阳加热，减少了对机械加热能耗的需求。

核心筒组成：外围是环形交通空间

办公六个分支，中庭采光井和通风口

斜交网格结构体系

巨大的抗侧刚度和抗扭刚度

建筑结构

剖面图

幕墙系统

5500块平板三角形和钻石形玻璃可呼吸的外围护结构，

幕墙直接支承在作为承重结构的建筑外围的斜向钢架之上，

自承重的幕墙体系

互相套合的六边形

若干个三角形

荷载不是从上到下地垂直传递。而是从三角形的顶点沿两边分散传递．若干个三角形相叠加套合，形成富勒球般坚固的网络化的受力体系。在遇到特殊的事件或变故时．这套体系被认为会具有更强的抵御能力。

幕墙系统

水泡形玻璃外办公区域幕墙和内庭区域幕墙

双层玻璃的外层幕墙和单层玻璃的内层幕墙

通风空道，并加有遮阳片

气候缓冲区

由可开启的双层玻璃板块组成

灰色着色玻璃和高性能镀层

减少阳光照射

节点构建中心是一个240mm*140mm的钢板，并以此为核心，焊接不同方向的钢板通过铆钉同钢骨架的的杆件连接

楼板通过节点上另一个钢板同外置钢骨架连接，这个钢板同核心钢板垂直，楼板的钢梁和节点钢板之间另有螺栓连接，施工时该节点用螺栓固定，再用铆钉连接。

尽管核心体的不再承担荷载，但是在高层办公建筑中重要的核心服务功能依旧存在，核心服务区集中了交通、各类管道，故核心体服务区应用了预应力宽边工字钢

双向斜肋钢骨架也在这里束住，形成了一个直径30米，高度22米的钢制拱顶结构，拱顶的设计给伦敦的天际线一抹惊奇，同时也规避了箭塔的形式对于古老城市的绝对控制。

虽然科技有助于我们控制建筑环境，但是地区传统也为我们上了无比珍贵的一堂课，例如运用百叶顶棚或悬挑的屋顶来转移阳光的热度，能带来可观的节能效果。建筑的生态是可测量的，而建筑的诗意面(例如影子闪现的效果)则无法量化，但两者之间却常有关联。或许可以用“鼓舞灵魂”的标题来为两者下定义。

设计讲究整合

最好的建筑物，是把构成建筑的每个元素全部整合起来，包括建筑物与街景或天际线的关系，还有支撑建筑物的结构、让建筑物得以运作的服务、建筑物的生态、使用的材料、空间的特色、美学层面和光影之美、形式的象征意义，及建筑物如何在城市或乡间表现自己的存在。我认为无论是创造地标或是顺应历史环境皆是如此。

我一向注重赋予自然光人性英国圣玛丽大学，荐读|诺曼·福斯特——建筑设计不是光讲究科技和效率，也不断追求生活品质的提升，那是建筑的灵魂。这可能代表屋顶花园、泳池、或者办公空间内的艺术品。

赫斯特媒体集团总部

美国纽约，2006

设计不是光讲究科技和效率

福斯特的赫斯特媒体集团大楼，是将出版商威廉·兰道夫·赫斯特于1920年代委托兴建的6层楼予以翻新。新的大楼相当壮观，共计42层楼，从原本市中心的Art—Deco风格建筑，自然地浮现出来。

赫斯特大楼在可持续建筑上的成就，使它成为非常重要的案子，对纽约市是一项突破性建案，有助于大家在设计新建筑物时，提升环保意识。我们建造的大楼，不仅耗能较传统建筑低了26%，也让赫斯特员工享有采光良好的健康工作环境。

这栋建筑物唯一真正“看不见”的元素，是建筑物的通风。这栋大楼全年有75%的时间是采取自然通风，空气在中央设备经过过滤与洁净处理，再送到整栋大楼。因为大幅度降低人工加热与降温的需求，明确提升了节能表现。同样地，我们使用的材料(例如地毯)，有很大一部分是再生材料。

我们与吉姆·贾兰德(Jim )合作，由他设计水景，并由杰米·卡本特(Jamie )负责玻璃设计，打造出动态的雕塑，成为大楼入口的一部分。这件雕塑也创造了宁静的声音背景……冰瀑水景的水来自纽约降雨，完全是从屋顶收集到的雨水。之后雨水经过过滤、净化，储存在雕塑下方的水槽。在夏季，水可以冷却大厅，而冬天时，水蒸气可以改善空气的湿度。

科技本身不是目的

福斯特以“高科技”建筑手法闻名，作品采用先进技术，然而这个标签却有误导之嫌。虽然他信仰科技的进步，但不认为科技是唯一目的。

要在每个案子找到正确的施工方式，就必须根据材料的性质与特性来应用材料。建筑的乐趣多半来自于看见成品展现意外的效果，给人不断变化的感受：例如玻璃立面的反射快速波动、平滑表面与表面图案的对比、新旧对比及光影的交互作用。

赫斯特大厦是纽约第一座在启用时获得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LEED黄金级别认证的写字楼，也是911事件后纽约第一座破土动工的摩天大楼。项目2003年5月破土动工，2005年2月封顶，2006年10月启用，有2000名员工在该大厦内办公。

赫斯特大厦在1928年建成的老赫斯特大楼的原址进行建设，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完全保留了原有6层建筑的标志性混凝土石材外立面，将内部结构拆除后从中建起46层的不锈钢玻璃大厦，从外观上看，就像是jack-in-a-box（打开盒子即跳出一个奇异小人的玩具盒）。

结构上，赫斯特大厦采用了斜肋架构()，这种结构可以比传统的钢框架节约20%的钢材（约2000吨）。整个结构的强度和横向刚性为大厦在承载重力、大风和地震等负荷方面提供了良好的稳定性。大厦转角处的内切造型对大楼的垂直部分形成强调作用，并创造出独特的外立面效果。大厦的玻璃幕墙使用了特殊的Low-e涂层，具有优秀的透光和隔热性能。

在大厦底层，老楼外立面围合成的空间构成了新大厦的大堂和中庭，挑高最高可达6层。这就像一个繁忙的城市广场，其中包括了三层挑高的电梯间、自助餐厅、以及用于会议和特殊用途的多功能夹层。人们通过这样一个宏伟的室内空间可以到达大楼的各个部分，并能直接进入地铁站。

在节能环保方面，赫斯特大厦也有诸多优点，因而成为纽约第一座在启用时获得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的LEED黄金级别认证的写字楼。大厦共使用钢材10,480吨，90%的结构钢材中使用了再生材料。地板和天花板的方砖也是用可回收材料制造的。大楼比其周围的写字楼节能25%。

赫斯特大厦的“绿色”不仅仅运用于外观和结构，而且延展到了内部，比如室内全部采用不含甲醛的家具和地毯，建筑原料可以百分之百可回收。

大厦采用了内墙最少化的设计，以增加自然光的利用，并使用日光传感器调节室内人工照明，以节约能源。另外还安装了人员活动探测器，在午餐时间，当员工离开办公桌后，传感器会将相应位置的照明和电脑调到节能状态。

赫斯特大厦使用了高效的暖通空调设备，最大程度地利用户外的空气空调和通风。大厦内每年最多有三个季度可以实现自然通风。

大厦楼顶装有雨水收集系统，地下室内有一个63645升的水箱，用于贮存楼顶装置收集的雨水，雨水经过滤后可用于植物的灌溉和增加室内达湿度。预计可以满足大厦内外一半的植物灌溉需求。

大厦首层大堂主要依靠辐射石地板来调节冷热。冬季，热水从循环系统进入埋在地板下的管线，所产生的热量可在地板上6英尺高的空间中形成一个舒适的空间。在炎热的季节，通过冷水降温的地面可以吸收阳光照射在地板上产生的热量。福斯特建筑事务所（ & ）的一个高级合伙人布拉顿·霍（）把这种效果比作在大热天走进一教堂的感觉。“所有的石头都是凉幽幽的。”

大堂内有一组精心设计的三层高的梯形水景，名为“冰瀑”，耗资800万美元，它不仅是起到景观作用，还能够提供大堂的降温和加湿。其用水也来自大楼的雨水收集系统。三部并排的由底层通向夹层的自动扶梯与冰瀑形成对角线。

科技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以达成更广的目标。在建造高科技建筑时，建筑师可以和手工打造一栋砖造或木造房屋一样，同样怀抱关爱之情。我们会运用科技，但运用科技本身不是目的。

我认为做设计的直觉眼光，和任何数学公式一样重要

在有些社会中，传统与科技之间有落差，但是这里没有，你只要做就对了。这里的连续性较强，有些事情虽然长期以来不断重复，但看得出演进。历史与现代之间没有太大的落差，两者之间不会没有沟通。我认为有些误解是矛盾的，比如现在有些材料固然200年前不存在，但是骨架结构的基本原则一样。

从远古的巨石阵以来，建筑师向来走在科技的尖端。你不能把科技跟建筑的人性和精神内涵分离开来。

威费杜保险公司总部

Faber &Dumas

英国伊普斯维奇，1975

这座总部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一个不规则的都会基地，安置一栋新的建筑物。此外，还要打造出节能围合空间。

对内注重社会功能，对外注重涵构—这栋纵深的低层建筑，能尊重当地市集城镇背景的天际线，而连续的立面能够拥抱基地的不规则性，重新创造出古老的中世纪街道模式。虽然多数发表的照片是以广角拍摄的全景，但在真实的都会背景中，从邻近街道转个弯，这个建筑会令你惊喜一瞥。

通往建筑物屋顶餐厅的自动扶梯

威费杜总部是相当激进的建筑，它早在资讯革命之前，甚至任何征兆出现以前，就已经有先见之明。建筑采用的楼面通道、大跨度、中央空间、中庭，这一切在1970年代中期，绝对是激进革新的创举。现在已经是一般开发案的标准做法了。

巴克明斯特·富勒对于当代可持续建筑的思考，影响力比任何人都大。我们一起合作，研究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单一、轻质、透明的薄壳包覆基地，遮蔽能弹性运用的办公楼层。

理想上大家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品质和心态的关系更大。

如果团队成员有足够的互敬互重与自信博士后，去挑战对方的专业能力，

那么会带来很大的帮助。于是这又回归到质疑的精神。

质疑的精神

福斯特及合伙人事务所( + )是全球最大的建筑师事务所之一英国圣玛丽大学，人数超过1000人，无论在哪一行，都算是规模相当庞大的公司。这样的事务所能维持作品一贯的优质水准，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证明有效地团队合作，是建立在沟通与认真工作的价值观，以及对每一个案件都深入研究。

事务所的经营方式，和耶鲁建筑学院类似。它的开放时间是一周7天、每天24小时，不会打烊。沟通是任何工作室都少不了的往来方式。在我们的事务所，你确实可以看见个人透过沟通形成团队，而我们和许多外部专家、顾问的合作，也靠着沟通消除隔阂。我们的作品相当注重社会面。我们探索的观念是民主的工作空间，以目前与未来的社会现状为着眼点，而不是沉湎于过去。

我们对于如何打动业主非常好奇。我们耗费极大精力做研究，这点对于突破障碍非常重要，过程也能带来很大的启示。如果你做对了，就能赢得委托者的深深尊重，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你会这么做。另一方面，这也是很困难的任务，因为如果你做错了，那么你就是对拥有公司的人说教。

德国新国会大厦

德国柏林，1999

我们研究最重要的概念：民主的角色与语汇，尤其是统一之后的德国。整体的语汇该是什么？

我们提出了许多结论，其中一项是，国会议事厅应该是公共空间，对民众开放，你往下要能看到民主进行的过程。

我们也对此处的历史提出看法：这栋建筑应该是记忆的博物馆，历史很重要，而且扮演主动的角色：不该只是一场历史秀。我们建议若要采取这个态度，就不应该掩盖，而是要揭露。

我们必须了解，国会大厦内伤痕累累，画着涂鸦的结构，是建筑物坎坷过往的记录。一旦揭露这些伤痕，也要知道如何保存下来，让建筑物成为活的德国历史博物馆。在整个重建过程中，我们遵守清楚的目标，将新的室内与残存的历史结构结合起来。我们不能逃避历史。

德国新国会大厦的概念草图。福斯特希望这栋建筑物成为“活的德国历史博物馆”。

它里面甚至还保留着苏联军人的涂鸦(见上图)

“历史很重要，而且扮演主动的角色。”

德国国会大厦新的圆顶，或可称为“灯塔的灯室”，很快成为柏林的地标。里面两座螺旋形斜坡，引领民众前往议事厅上方的观景平台，把他们象征性地置于政治代表的头上。

它成为城市中具有高度象征性地代表意向。电视或者任何媒体每次提到选举，没有一次不把这里视为象征标志，变成选举的背景。建筑完全融入这个地方的文化。

福斯特在设计德国新国会大厦时，面对相当大的哲学议题，使建筑师试着平衡过往的历史与当代的思考。这里看见的圆形屋顶，就是重新设计的议事厅，相当有启发性。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总部

Hong Kong and Bank

中国香港，1986

香港的钞票印着发行银行的图像，

这一点意义重大。

或许可以从外观来观察这栋建筑物，它具有都市尺度，在城市天际线描绘出大楼轮廓。它的结构让平面形状依不同楼层高度产生变化。这种连接方式创造出秩序的阶级性，并能轻松避免对附近街道的采光角度造成限制，还能处理台风与抗震问题。因此限制转变成为机会，为建筑物赋予造型，甚至为这个地方创造出象征。

香港虽然是垂直建筑物群集之处，但是许多方面，也尝试重新探索某些传统主题。举例而言，它努力打造出建筑空间的次序与进程：从底部的公共广场，到穿插在楼上办公空间的双层挑高接待区，其中垂直与对角的动线组合，遍及整栋建筑，由高速电梯与自动扶梯完成。最强烈的动机，是想打造让人在整栋建筑物中更舒适宜人的移动方式。

1981年，我曾经在巴黎的一场演讲讨论这个案子，当时我以埃菲尔铁塔作为比喻：这里的体验是动态的，而非被动的。

银行视觉上的美感，例如外部包覆的细部，若没有他人的共同努力、热忱与奉献，绝不可能完成；从美国密苏里州的工厂，到基地上的中国工作人员，还有高度专业的设计团队，我们的伙伴无论是在工作现场，或者在绘图桌前，都尽力发挥所长。我必须强调，关心建筑物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品质，是造就更大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香港国际机场

Hong Kong

中国香港，1998

当初在香港选择机场基地时，发现根本无地可用，因此必须造一块地。但这并不造成开发的阻碍，反而促成了当代最庞大的施工案件。

香港机场的自然背景相当壮观，南边是大屿山，北边对岸是新界，远处也有群山。无论乘客在机场内部何处，都能享受一望无际的视野，还能看见飞机。这个基本手法和许多机场不同，没有引人恐慌的封闭盒子与隧道，反而营造出喜悦与戏剧感，回归飞行体验的本身。

然而，后勤规模极度庞大。举几个例子来说，这座超级结构体的细部设计(包括屋顶)，就印出了12.5万张图纸，超过10万平方米的纸张；在施工的巅峰时期，基地上有21000名工作人员，这个暂时性的社群如此庞大，也催生出以“智慧卡”取代现金的社区。

机场的壮观景象与周围景观，实际基地是专为机场兴建。概念草图显示福斯特如何处理机场的细部。

建筑与飞机

福斯特是飞行员，他将飞行的热情，转化为对机场设计的专业。除了1998年的香港国际机场，福斯特还设计了2008年完工的北京国际机场T3航站楼、1991年的伦敦斯坦斯德机场，以及约旦的阿利亚皇后机场。

我在20多年前学开飞机，之后便迷上了飞行。在那之前，我就和许多小男孩一样，深深沉迷于飞机模型的世界。

我热爱飞行……或许正因如此，我反对多数机场越来越像购物中心，这实在很令人沮丧。你很少看见飞机，而当你好不容易看到飞机时，已经在飞机里了，飞行体验也被吃吃喝喝与电影麻痹。在这里你肯定错过了什么机会。

抵达与起飞的点

机场是城市象征性的出入口。过去，城市的出入口可能位于城墙大门、码头或火车站。创造壮观且有重要象征的结构，以彰显这些抵达与离开的地点，似乎是从古至今恒久不变的需求。

圣斯伯里视觉艺术中心

for Arts

英国诺维奇，1978

这个案子最初就没有传统的设计要求，因此没有什么预设看法。我们一起大量讨论，分享参观其他美术馆与博物馆的经验，和业主一同参观了丹麦的路易斯安纳博物馆、密斯·凡德罗设计的柏林国家美术馆，及阿尔瓦·阿尔托在日德兰半岛设计的最后一间博物馆，甚至留意我们住的每一家酒店，例如丹麦建筑师阿尼·雅格布森在哥本哈根设计的一家酒店，都纳入讨论之中。

圣斯伯里视觉艺术中心被称为“棚屋”。建筑物运用双层墙与屋顶的概念，完全整合结构、表皮、采光与工程服务，每个要素互为依存。空间与围合有着相同的意义，因为大整体会影响各个层次(包括最小的构成要素)，一切环环相扣，反之亦然。然而将多元活动安置在单一屋顶之下，而不是分散在不同的建筑物，基本上是哲学手法。我感觉到，我们对策略设计与应变细节的思考，以及社会与科技的考量，惹恼了某些评论家，让习惯清晰分类与各种“主义”的他们感到困惑。

把公共或私人、教学与观看等多元活动，全部集结在同一片屋顶之下，能带来社会利好。举例来说，早上艺廊可以是教学资源，下午则成为公共空间，这里观念颇具革命性。

在艺术赏析的教学课程中，使用真正的杰作来取代投影片和书籍，你能想象这种文化冲击吗？

圣斯伯里视觉艺术中心的构想动机，是要将多元的活动放在同一片屋顶下。

关于诺曼·福斯特

工作中的诺曼·福斯特

抱负与灵感

我小时候一直对素描、绘画与制作东西有兴趣。我深爱飞机模型，还有Trix或之类的组合玩具。

我认为，无论个人的条件或环境如何，只要对一个想法有热情，就会有东西发生。我十几岁的时候曾在家乡的图书馆，发现赖特与柯布西耶的世界多么不同，想想看，草原上的房屋，与巴黎大道上的独栋住宅，差别有多么大。我上大学时没有获得奖学金，得自己赚取学费。我卖家具、在面包店与冷冻仓库工作，也开过冰激凌贩卖车。我也申请过奖学金，并参加竞赛。1959年，我画的风车实测图获得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的银牌，得到100磅的奖金，于是我出发到北欧看新建筑，之后就没停下旅行的脚步。

我的企图心旺盛，因此当我进入建筑学院，没有人能阻止我前进。对我来说，有机会学建筑是无比的恩赐。我愿意为此花钱，实际上也花了钱。

三位普利兹克奖得主：诺曼·福斯特(左)，理查德·罗杰斯(中)，坂茂(右)

对我来说，美国是个绝佳的经验。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陌生，很快就能适应，就好像回到家一样。我在耶鲁认识了理查德·罗杰斯，并与他结为密友……而且我也看了许多东西。我参访其他大学，在费城见到路易斯·康，也把赖特在中西部的建筑全部看过。

在耶鲁，有两个老师让我感受到美国与欧洲文化的两极化。保罗·鲁道夫创造出的工作室氛围，相当兴奋积极……做法乐观进取博士，一些观念可能某天被彻底驳倒，隔天又重新诞生。瑟吉·奇梅耶夫则认为，辩论与理论重于意向，分析比行动重要。因此今天分析与行动的结合，依然是我们事务所的核心。

工作中的诺曼·福斯特

我担心学生可能认为，复杂机械的威力，让平凡的铅笔相形失色，甚至遭到淘汰，于是铅笔沦为二流。但我从不讳言一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我会主张：其实铅笔与电脑两者一样笨，而何者较为优秀，则取决于背后的使用者。

我不知道如何停止。我和孩子的玩具一样转个不停，若停下来就会跌倒。

最近我带儿子杰伊到了北欧，和一群哈士奇拉雪橇。一开始，我以为这些狗过度工作了，却很快发现它们乐于狂奔。其实我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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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业动态

美国加州圣玛丽大学徐贲，人文教育的他山之石(图)

《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

徐贲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10月版“人文精神不应该只是一个纯粹的智者问题，而应该把人文与现实致用联系起来，成为学校里的人文教育。”徐贲是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同时负责学校的人文教育课程。在他任职的学校里，人文教育是学生在头两年必修的通识课硕士，美国其他大学也差不多。对徐贲来说，人文教育课不仅是人文精神的教育过程美国加州圣玛丽大学徐贲，人文教育的他山之石(图)，也可以从中帮助学生提高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阅读和理解训练。

徐贲在课堂上用索福克勒斯的《菲罗克忒忒斯》引发青年学生对友谊与信任进行讨论。菲罗克忒忒斯在远征特洛伊途中因被毒蛇咬伤而被军队遗弃。在战争后期，有预言说必须拿到菲罗克忒忒斯的弓箭才能攻下特洛伊城。于是，在奥德修斯的授命下，涅奥普托编故事骗取菲罗克忒忒斯的信任取得了弓箭。徐贲的学生们同情菲罗克忒忒斯，认为涅奥普托背叛了朋友。但是徐贲说，在古希腊史诗的英雄故事传统中，友情不只是友情，还是一种荣誉，这是价值观的地域性和时代性。他还认为博士后，人文问题要形成“问题”，既不能脱离具体文本提出问题的特定语境，又不能囿于这样的语境。可以说，在人文教育课中，经典文本只是引子，用以引出人文问题，学生们获得真正的人文思考是在讨论过程中。说到“问题”美国加州圣玛丽大学徐贲，不得不令我想起张汝伦所说，“长期以来，人文学术界一直提不出真正的问题，似乎连问题都需要从外面输入。”两相对照，令人汗颜。

除了索福克勒斯，在第一部分的“人文教育的课堂思考”中，徐贲还带领他的学生阅读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霍布斯、洛克等，从经典文本中引发对政治、历史、宗教、伦理的人文思考。美国人向来关注政治，热心公共事务，而徐贲在书中所引案例，也大多围绕政治哲学展开。这种以“伟大著作”和“政治哲学”为主题的人文教育观，秉承的正是列奥·斯特劳斯的理念。作者将“列奥·施特劳斯与人文教育”作为单独的一个部分进行大篇幅论述。施特劳斯对人文教育的理解，是放在人文教育与他所处时代的民主的关系之上。他认为，人文教育的原意是“自由教育”，它从一开始就“包含政治的意义”。

施特劳斯的人文教育理念自有他的意义和价值，但我更赞同《人文精神的冒险》中所说，“人文科学就是研究在过去发生的、在当下继续的传统的创造过程。通过人文科学的研究，我们了解到人是如何表达其最强烈的感受、如何反思其最本质的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精神一种是对存在的终极反思和关怀，它通过文学、绘画、音乐、舞蹈、雕塑等艺术形式进行自我表达。它不仅体现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中，也体现在米开朗琪罗的《大卫》、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在职研究生，及至某个芭蕾舞演员的一次旋转中。若将人文精神锁定于伟大作品和政治哲学，未免失之偏狭。

当然，《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如何定义人文教育，而是它所提供的一种培养人文精神的教育实践方式。二十年前的讨论中曾有学者认为，商业资本的兴盛导致人文精神的衰落，但我们从书中可见，商业资本更为发达的美国并未失落人文精神。徐贲用实例提醒我们，与其在知识分子身上追寻失落的人文价值，不如在新青年的身上播下人文精神的种子。他带来的这块他山之石，实在值得我们好好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