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科技大学怎样，美国总统大选，为什么说加州是民主党的铁票仓，白左又是什么？

相关阅读：拜登带领民主党重返“铁锈带”，为什么这个衰落地区能左右胜局？

#美国2020总统大选#已接近尾声。在开票当日，美国西海岸三州投票一结束，媒体们就不约而同地宣布拜登在三州胜出。本篇将分析其中的加利福尼亚州，也就是全美最大的票仓，民主党一直压倒获胜的原因。

共和党也拥有过加州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加州的选民一直没有支持过共和党候选人。在加州，只占登记选民总数不到24%的共和党人，甚至还不及占26.7%的独立选民。近年来，加州民众对自由价值观念的偏爱愈演愈烈，“蓝色浪潮”似乎正在无休止地搅动加州的政治格局。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克里斯汀.奥尔森曾在一次采访中感叹：

如今，加州的局面对共和党来说已经是无可救药了。

但实际上，共和党在加州也有过辉煌时期。著名的保守派总统里根就在加州担任了两届州长，而尼克松总统的政治生涯也是从加州旧金山城国会议员开始的。在不到30年前，加州仍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党大本营。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十次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只在加州获得一次胜利。过了20多年，为什么加州选民在政党认同上发生了集体转弯？

很多研究人员认为，加州的变化是少数族裔人数增加所致。

梳理加州过去20年的历史，就会看到一种不可忽视的变化，那就是加州人口民族的大调整。因为南部边境与墨西哥接壤，加州过去曾接纳过许多来自墨西哥的拉丁裔移民。从1990年到2020年，加州的拉丁裔人口比例从26%增至39%，而白人人口比例从57%降至38%。

1994年，在拉丁裔选民中登记的人数为14万人，而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已增至400万。今天的加州，非拉丁裔白人反而成为该地区人口中的少数群体。

上世纪90年代，主导加州政局的共和党人为改善非法移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反移民控制措施，迎合了当时加州白人的主流呼声，成为共和党在加州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共和党“反移民卫士”的形象在加州更加深入人心。但是同时，共和党与拉丁裔选民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这些带有种族歧视的政策令拉丁裔选民十分反感。

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拉丁裔逐渐成为加州人口中人数最多的种族，这也使得共和党多年运作的“反移民人士”形象陷入困境。面对共和党的反移民主张，拉丁裔选民不仅参选人数增加，而且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也非常高美国加州科技大学怎样，他们就像加州政坛中“沉睡的巨人”一样，渐渐被唤醒。这种情况下，共和党逐渐丢掉了“黄金之州”。

但同样跟墨西哥接壤的德州，为什么没出现类似的情况呢？

得州，坚定的牛仔

1990-2020年间，由于与墨西哥接壤，得州拉丁裔人口比例从26%增加到39.6%，而白人的比例从60%锐减到41.5%。但与加州不同的是，得州民众的保守派立场似乎相当坚定。在拉丁裔人口激增期间，共和党候选人在得州的支持率并没有持续显著下降。

自1980年以来的11次总统大选中，得州从未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二十年前，得州孕育了保守主义战线上的布什家族，两位布什总统都把得州视为竞选活动的主要据点。直到今天，得州仍是极右派总统的支持者聚集地。

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在全国范围内的普票得票率落后希拉里2%，而在得州的普票得票率超过希拉里近10%。2020年大选，特朗普在德州仍领先拜登6%。维护保守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是得州多数选民的共识。在2018年，共和党人丹·帕特里克当选为州副州长，其竞选广告如下：

事实就是，民主党妄图把得州变成另一个加利福尼亚。这是我绝不答应的，你们呢?

可以发现，尽管加州和得州经历了同样规模的拉丁裔涌入，但对两党的选举影响却大不相同。拉丁裔人口的激增并未对政党的竞争格局带来根本改变。

以非洲裔和拉丁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选民确实大多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美国加州科技大学怎样，美国总统大选，为什么说加州是民主党的铁票仓，白左又是什么？，但少数族裔人口比例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对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是由于少数族裔选民投票率较低造成的。以加州为例，拉丁裔和白人的投票率差别极大，前者只有大约45%，而后者接近70%。

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支持民主党的“深蓝”选民仍然以白人为主。无独有偶，30年前支持共和党的多数选民也是白人。若加州白人人口数量的变化不能成为改变加州选民政治偏好的主要因素，那么我们也许可以从加州白人选民的价值偏好中找到答案。

加州白人曾经的“白人至上”

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以极端保守主义政治理念赢得了胜利。特朗普支持者在美国媒体上的政治形象大多以中年白人男性为标准。在特朗普支持者中，“族裔”似乎是最具区域性的单一人口特征，有57%的白人选民将选票投给特朗普，远远高于特朗普在全美范围内46.1%的普选支持率。

但有趣的是，加州的白人选民看起来完全不同。比如拉丁裔选民，全国投票给特朗普的比例是28%，加州是24%。但白人选民的情况却大不相同，特朗普只获得了加州45%的白人选民的支持，远远低于全国57%的白人选民。

根据上述数据，特朗普的“白人至上”价值观似乎并没有让他在加州赢得更多白人选民的支持。尽管“非法移民抢走了工作岗位”这样的言论在某些州很受欢迎，但在加州，他却沦为种族主义者，受到选民的轻视。

但在不到30年前，加州的白人还可以说是全美种族主义的“先驱”。在1994年加州州长选举中，当时的共和党州长皮特·威尔逊面临连任的巨大压力。当威尔逊于1991年就任加州州长时，加州经济以其南部的航空制造业为依托，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军备竞赛的偃旗息鼓，联邦政府的国防预算急剧减少，导致加州航空制造业订单急剧减少上海mba，经济遭受重创。

怎样才能扭转选举的颓势，是当时威尔逊竞选团队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若州长不应为经济衰退负责，那么谁该为高失业率和日益恶化的工资水平负责？州长想到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非法移民抢走了工作岗位”。

“非法移民抢走了工作岗位”这一简单易懂的解释，成了威尔逊反败为胜，再次当选的重要砝码。威尔逊的竞选口号是“拯救加州”，他保证在当选后将停止向非法移民提供所有社会福利，包括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这个著名的反移民法案，在加州全民公投中获得了59%的支持率。

从白右到白左

为了更好地满足白人的反移民要求，威尔逊州长于1994年向联邦政府提出诉讼，要求联邦政府因其对边境管制方面的疏忽而导致墨西哥非法移民流入美国。当时居住在加州的大部分白人都认为应该加强边境管制。

但到了2016年，当特朗普把他的“修墙计划”提到政策议程上，试图用联邦财政资金加固加州边界时，却遭到了加州白人的强烈反对。加州现任州长加文·纽森甚至通过召回数百名边防警卫队队员表示抗议。

因此，似乎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加州白人的价值偏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影响了加州选民对政党的总体偏好。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白人政党的改变呢？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18年的统计，定居加州的白人中，40%以上来自于其它州。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因特网商业应用的普及，位于北部的硅谷地区迅速崛起，加州吸引了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收入工程师。

自1980年代到2000年，当互联网产业达到顶峰时，加州湾区的科技公司的就业人数增加了16.3%。即便是互联网泡沫，房价高涨，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但由硅谷带来的工作岗位并未消失。2000年至2019年间，湾区就业岗位增长速度达到13.1%，而硅谷创造的就业岗位几乎全部是高薪白领岗位。

并且，在硅谷的工作机会面前，白人比少数民族更容易获得平等机会。硅谷最大的177家科技巨头中，白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管是在员工层面，还是在管理层面，这一现象都是普遍存在的。

对占加州人口比例最大的拉丁裔而言，硅谷的工作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在硅谷工作的拉丁裔员工只占硅谷员工总数的7%，而在管理层的拉丁裔员工的比例已少到可以忽略不计。虽然加州拉丁裔移民的数量增长很快，但是他们在白人中产阶层的生活圈里却没有什么存在感。

白左是怎么形成的

20世纪90年代博士，随着硅谷在加州北部的崛起，加州南部的航空航天产业也随之衰退。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军工产品订单的大幅减少，南方航空航天企业在1990年代经历了收益下降和大规模裁员的风暴。

失业潮导致加州南部21,000名工人被迫下岗，其中大部分为白人，在航空行业从事装配工作。在加州，因为生活费用太高，2/3以上的失业者选择移民到其他州。在这些人中，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都是当时最热门的移民目的地。

工业结构调整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白人移民到加州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一过程伴随着南加州白人工人的外流，共同完成了加州白人的“大升级”。现在住在加州的白人和20年前相比，有以下两个特点。

首先，物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近几年来，加州白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不断攀升，不仅从纵向来看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横向上远比得上今天美国其他州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那么，白人的政党偏好与他们的收入水平有关系吗？

对得州白人来说，加州财富的快速扩张让他们望而却步，得州白人的收入到现在还算不上富裕。2018年，得州白人家庭年收入中值水平仅为5万7千美元，甚至低于全美平均收入水平。如此一来，有理由相信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加州白人政治倾向改变的重要原因。

其次，由于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各不相同，加州的白人和拉丁裔的界限基本上是与阶级相一致的，因此，白人和拉丁裔在加州形成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据调查，近七成的加州白人说他们“没有或几乎没有”拉丁裔朋友。近几年来，美国白人反对少数民族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移民影响了白人的工作，侵占了当地的公共资源，影响了社区治安。但这三个问题在加州似乎都不明显。

加州白人与拉丁裔的职业有很大的不同。25~64岁加州拉丁裔劳动力人口中，只有18%是大学及以上学历者，而加州白人劳动力人口中，52%的是大学及以上学历者。另外，将近40%的拉丁裔劳动力甚至没有高中学历，而没有高中学历的加州白人劳动力只有5%。悬殊的教育背景使拉丁裔很难对加州白人的就业机会构成挑战。

加州的拉丁裔在社会资源上，对白人构成的威胁也相对有限。在基础教育阶段，物质条件较好的白人往往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接受教育，或者用高价买下公立教育的好学位。但是拉丁裔的孩子们必须聚集到教学质量较差的公立学校上学，因此白人和拉丁裔家庭的孩子们实际上就被“种族隔离”了。

白左真“慈善”

在物质生活得到了充分保障后，加州白人就开始思考如何改善生活质量，并竭尽全力帮助弱势群体维护自身权益。

加州人重视公共事务，比如环保方面。在加州，民主党重视环保的政策倾向是其获得更多支持的重要原因。在民主党领导人竭尽全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共和党人对是否存在全球变暖的问题持怀疑态度。

2006年，加州州议会通过了《加州应对气候变化法案》，并据此制定了全美首个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制定的减排目标比《巴黎气候协定》签署国任何一国都要宏大。在该计划框架下，加州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环保的措施，其中不乏许多市场化的手段，提高非再生能源的销售价格，因此也大大增加了加州居民的生活成本。

比如，为了鼓励节约用电，加州的家庭和工业用电分别是美国平均价格的1.5倍和1.75倍。另外，加州还规定，自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新房子必须安装太阳能板。更有甚者，加州的汽油价格几乎是美国平均价格的1.5倍，因为加州要求加油站必须采用独特的配方，使汽油净化后才能出售。

或许大家会认为环保只是加州政府的一厢情愿，加州民众会因环保开支激增而苦恼，然而州政府的控制计划正是对加州民众要求的回应。2018年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加州居民担心全球气候变暖会影响未来的经济和生活质量。

从2006年到2016年，绝大多数加州人支持《加州应对气候变化法案》。甚至现在超过67%的加州人认为，州政府应该在这一法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环保。一半以上的人表示，他们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清洁能源来减缓全球气候变暖。

白左的“圣母心”

加州人还支持政府放宽移民政策，甚至愿意容忍非法移民的行为。在2013-2017年间，加州共通过了七项立法，旨在保护非法移民在加州的工作权，使他们不受雇主的”压榨”，获得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工资，享有与美国合法公民同等的工作条件。不仅如此，2013年加州通过了信任法案，为非法移民提供了全面的司法保护，减少了他们被联邦移民局遣送回国的可能性。

但是，保护非法移民是否真的就是“少数极端激进分子”的理念呢？恐怕加州的白人不会这么认为。201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半加州白人认为，警察、医院、学校等公共机构，除非涉及到严重的暴力犯罪，否则，不应泄露有关人士的非法移民身份信息。65%的加州白人认为，政府应该为所有目前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建立加入美国国籍的渠道。

这些研究把这种现象归咎于“白人的愧疚感”。近年来发生的针对少数民族的社会事件，如“麦克·布朗枪击案”以及随之而来的弗格森暴动等，都激起了生活优越的白人对少数民族的同情。

在加州的社区新闻中，人们经常会看到有关“青少年暂缓遣返”项目导致骨肉分离的悲惨故事，一些被遣返的非法移民可能是被雇用了多年的清洁工或附近咖啡店的收银员。因此，在看待非法移民的困境时，加州的白人也许更能感同身受。

从物质追求到精神享受

二十多年前，加州白人在政治选举中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物质层面的危机，即如何限制蜂拥而至的非法移民对他们的就业冲击。在他们看来，谁能把南加州边界的大门锁上、筑墙或加强巡逻，谁就能当选。

1990年代的经济萧条使加州的白人更加坚定了他们的观点，即政府必须严厉打击非法移民入境的行为。他们相信，失业和降低工资正是非法移民的恶果在职研究生，这种心理与当今美国蓝领工人的心理很相似。

但在20年后的今天，加州白人却乐于接纳非法移民，甚至愿意敦促政府给予非法移民获得国籍的渠道。此外，像对待 LGBTQ群体和气候变化这样好似别人的问题，也成了加州白人选民关注的政治焦点。对于加州白人来说，像“限制非法移民入境”这样的有损于他人利益的政策，就是最严重的“政治错误”。

所以，民主党能够在加州大肆扩张，除了导致加州少数民族人数增加的原因外，主要取决于加州白人阶层的“大升级”，进而促使加州选民的价值观发生全面的变化。

南方航空制造业的衰退导致白领白领外流，而北方硅谷的崛起又吸引了大批白领职业精英。今天的加州，中产白人可谓是中流砥柱。他们大多生活富裕，开节能汽车，严格遵守垃圾分类标准，用节能的方式使用空调，吃“从农场到餐桌”的有机食品，对弱势群体充满同情。

随着全美少数族裔人数比例的增加，加州的现在是否会成为美国的未来？一个简单的回答是：不会。

在民主党支持者中，白人精英选民和拉丁裔选民占多数，这两个州的社会经济生活相对孤立，在工作机会等问题上没有竞争性，前者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后者对移民政策的要求可以完美结合。因此，对移民相关问题持进步主义观点的民主党政客能巧妙地获得两者的共同支持。

但是加州相对简单的选民结构在全美几乎独树一帜。加州白人阶层的“大升级”构成了加州选民在政党价值偏好上出现例外与剧变，正是这一例外让加州由“红”变“蓝”，但也注定让搅动加州的“蓝色浪潮”难以席卷全美国。

近期热读

美国总统选举，为什么用选举人团制度，哪个党更受眷顾？

广州如何成为千年商都，十三行又是什么，凭什么就广州一口通商？

以前的西亚病夫你知道在哪吗？原来是这个国家

美国科技大学，美国总统的科技观与科技政策——富兰克林·罗斯福

富兰克林·罗斯福

富兰克林·罗斯福

富兰克林·罗斯福

罗斯福对美国科学技术的历史性贡献在于，他开创了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工程的先河，奠定了国家科技政策的基石，发展了政府投资科学技术的机制，从而成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奠基人。在他执政时期（美国第32任总统，1933——1945年），联邦政府研究开发经费每四年翻一番，从1939年的1亿多美元增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5亿美元；科学技术体系逐步建制化，建立了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专门机构，形成了研究型大学、联邦科研机构和企业三大科研主体；大批人才聚集美国，仅从欧洲就移民来上千位一流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才。这一系列举措促使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迅速提升并超越欧洲成为新的世界科技中心。

一、“曼哈顿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全面战争，战争从陆地、海上、天空延展到各个领域，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十分广泛且紧迫。时任总统的罗斯福对科技发展特别是军事科技的发展极为重视，经常亲自过问和督促。特别是他亲自决策和领导的核武器研究计划“曼哈顿计划”，为世界各国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创立了典范。

原子弹的理论基础由著名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06年提出。1938年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和弗朗茨·施特拉斯曼首先实现了原子裂变反应。当这一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科学家大为震惊。他们非常担心德国会抢先造出原子弹，于是推举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敦促政府注意德国可能制造“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的动向”，并建议美国加速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38年8月2日爱因斯坦签署了信件，并于1940年再次致函罗斯福，敦促美国政府加快核武器研制进程。罗斯福对爱因斯坦的建议高度重视，召集有关专家和官员进行研究，指示对此事要立即采取行动，随后又亲自出任研制原子弹的最高领导小组负责人。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参战。1942年，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氘和氚产量出现令人担忧的增长，情报部门也获悉德国已经在进行原子弹研制。罗斯福决定采取特殊措施加快核武器开发，指示美国陆军负责组织实施“曼哈顿计划”，并为此拨专款25亿美元。

著名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认为，要尽快研制出原子弹，必须集中一流科学家和最好的设备在一个社区内，并由统一指挥部统筹协调。美军采纳了奥本海默的意见，于1942年在新墨西哥州沙漠的秘密研究基地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实验设备，设立了洛斯阿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由奥本海默担任实验室主任；1943年4000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位，物理学界的大师级人物恩利克·费米、尼尔斯·玻尔、理查德·费曼、约翰·冯·诺伊曼、吴健雄等都在其中，参与人员在高峰时曾达10万余人，参与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同盟国。该计划由美国陆军负责统一指挥，莱斯利·格雷维斯少将担任总指挥。

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同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原子弹集中展示了科学技术在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以及能够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大威力。“曼哈顿计划”因其围绕国家战略目标、集成优势科技资源、统一指挥、集中实施等成功经验，被载入了人类科技发展史册。

二、《科学：无尽的前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罗斯福总统对世界以及美国的未来进行了深刻的思考。1944年，他亲笔致函时任国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局长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万尼瓦尔·布什，希望美科技界能够为和平时期的国家发展服务，以确保经济的活力、健康与安全。罗斯福还要求布什回答四个问题：第一，如何将军事知识公之于世，也就是军事科研成果转为民用。第二，如何组织医学研究。第三，政府如何资助公共和私有机构的科学研究。第四，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发现和培养美国的科研人才。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总统正式向科学家提出对国家科技政策的咨询要求。

布什教授根据罗斯福的要求，提交了题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The ，1945），这份报告是美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美国科学家为政府提供的首份国家政策咨询报告，是美国现代科技政策的基石上海mba，并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影响着美国的国家科技政策与战略。

布什报告的核心思想是：科学研究是国家强盛、人类进步的必需，政府有责任来支持、资助人类在这个领域的活动。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大学应该成为国家最基本的基础研究组织；联邦政府应该投入以获取研究成果并培养下一代科学人才；基于竞争机制拨款奖励研究活动；联邦政府出资成立一个完全由科学家管理的国家科学基金。布什还首次从经济意义上提出了科技发展的线性模式，即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演进到进入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布什强调应该鼓励大学从事基础研究，把研究成果商品化并转移到市场应用。布什在报告中建议：“政府应该接受新的责任，那就是促进科学知识的流动以及发展年轻一代科技人才。”

在布什报告的影响下，经1947年美国国会批准、1950年杜鲁门总统签署法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正式成立，并发展成为今天世界规模最大的科学研究基金。该基金会实行的政府出资、科学家管理、通过同行评议分配科研经费的模式硕士，为世界各国建立科学基金制所采用。

三、国家创新体系的雏形

罗斯福新政（New Deal）秉行救济（）、复兴（）和改革（）的思想，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缓解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的尖锐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达到顶峰。在这一阶段，美国产生了一批新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和管理监督机构。

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美国科技大学，美国总统的科技观与科技政策——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几乎没有政府统一规划的科学研究，科研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常青藤名校和数量寥寥的联邦实验室，社会研发资金主要来自企业和慈善机构，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渠道只有农业部根据《赠地法案》给“赠地大学”（Land-Grant ）农业试验站的年度拨款。进入罗斯福执政时期，美国的科研经费增长以及研发体系迅速扩展，形成了国家创新体系的雏形。罗斯福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1. 建立政府投资科研项目的机制。为了确保先进技术尽快用于盟军的武器装备，罗斯福于1940年6月授权成立了由国防部（DOD）、大学和私营工业代表组成的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作为国防科研的最高管理机构。该委员会直接由罗斯福指挥，经费来自于总统控制的紧急基金。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校长万尼瓦尔·布什、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贝尔实验室总裁弗兰克·杰维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艾塞亚·鲍曼等是主要成员。该委员会创建了联邦政府投资科研的合同制管理模式，通过签订研究合同的方式，把研究任务委托给大学和私营企业，在战时极大地动员了全社会的科技资源服务于国家需求，为美国赢得战争中的科技优势发挥了关键作用。

2. 建立政府管理科学技术的专门机构。1941年，罗斯福授权建立了国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替代国防研究委员会具体负责审批科研项目并提出国家科研目标与任务。国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实质成为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全国科学研究的总指挥部，包括“曼哈顿计划”、雷达研制、青霉素的大规模生产及人工合成等在内的重大科技工程与计划都是在该局的规划下完成的。

3. 建立国家科技咨询制度。1933年罗斯福批准成立了科学顾问委员会，并邀请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卡尔·康普顿任主席。由于各种原因，该委员会于两年后无疾而终。1941年起，国防研究委员会成为新的总统科技咨询机构。曾担任老布什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的W·G·韦尔斯评价这一咨询机制：“科学家能够以一种非常成功的方式作为总统的左右手而工作。”

四、争夺人才：“回形针行动”

罗斯福的远见卓识还表现在对人才的重视上。最为经典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为了与苏联争夺德国科学家，在罗斯福的要求下美国科技大学，美军实施了“回形针行动”在职研究生，派出突击队冒险率先进入德国火箭生产中心佩内明德，接受了以V1/V2导弹总设计师沃纳·冯·布劳恩和沃尔特·多恩贝格尔为首的100多名纳粹科学家的投降，并获取了可以组装成100枚火箭的零部件，然后将这些专家和有关资料、材料迅速运回美国。布劳恩和多恩贝格尔后来成了美国空间计划的主要指导者，其中布劳恩担任了美国弹道导弹局研究发展处处长，后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副局长兼马歇尔航天中心主任。

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从欧洲吸纳了2000多名顶尖的科学家，其中仅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就网罗了数百名犹太科学家到美国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在吸纳技术移民的同时，罗斯福也注重对美国科学人才的培养。美国科学基金会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培养美国下一代青年科技领先人才。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一些民间基金也参与了对青年科学人才的培养，包括鼓励到海外留学。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了“博士后奖学金”，支持美国大学毕业的博士到欧洲进修。这批人后来成了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骨干力量，其中包括美国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阿瑟·康普顿。

美国科技大学，清华思客 | 李应博：“以台制华”与“以芯制台”：美国“台湾科技牌”逻辑与方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

摘要：当前美国科技大学，世界地缘经济与国际政治因素导致大国科技博弈态势严峻。美国“以台制华”的战略重心从传统地缘政治、军事领域拓展到经贸、科技和全球价值链领域。美国对华科技战背后是美国试图主导全球技术霸权，实现全球价值链控制的政治导向。集成电路是台湾产业体系中最具全球竞争力的支柱产业，也是两岸产业科技中联结最为紧密的关键领域。美国通过强制介入台湾集成电路企业研发、投资、经营和贸易活动，达到“以芯制华”和“以台制华”以及掌握全球价值链和战略科技领域的主导权的目的。对此，本文重点分析了美国的“台湾科技牌”的逻辑与方式，及其产生的可能结果。

关键词：以台制华，台湾，科技，美国

当前，世界地缘经济与国际政治因素仍旧错综复杂，大国科技博弈态势严峻，技术成为国际权力结构变化中的新要素。为维系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角色，美国对华单方面发起科技战显露了美国作为科技守成大国的真实意图。美国白宫在2022年宣称加入2020年由七国集团框架建立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GPAI），以构建“民主价值观”和技术伦理联盟。其中，集成电路行业是美国发起对华科技战中的最主要的产业领域。台湾企业在集成电路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美国针对台湾集成电路企业投资、贸易、经营实施一系列压制、诱导、胁迫等措施，试图实现重塑美国集成电路产业霸权和“以台制华”的双重目标。这一目标之下是台湾科技竞争力被掏空、两岸集成电路产业链被切断在职研究生，中国大陆科技被卡脖子的严重后果。从当前形势判断，美国在其“以台制华”通盘战略下打台湾科技牌的逻辑和手法已经基本成型。

01

美国“以台制华”的战略重心迁移

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存在高度相关性。美国始终是两岸关系中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外部因素。从时间纵向视角观察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和美台关系演变，虽然历经多阶段变化，但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动用国家力量实施干预的基本逻辑没有改变，即美国既要在国际事务中实现“全球到达”以维系其霸主地位。

自1949年以来，美国通过政治与军事手段，牵制中国大陆政治和军事资源，严重阻碍两岸统一进程。由于国际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多国力量呈现分散式布局，美国建立以自身为主导的制度性霸权体系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美国与前苏联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国问题尚未触及美国战略利益的核心。美国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是维系温和的地缘战略平衡策略。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以及后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发表后，“台湾地位未定论”就成为了美国对台战略重心。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对台政策始终以“控制台湾、阻挠统一、遏制中国”为基本目标。同时，美国虽然名义上结束了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历史联结，但是美国在强化与台湾开展“民间外交”方面却投入了大量资源。如成立于1979年“美国在台协会”（AIT）是官方色彩极浓厚的“非营利性民间机构”，其所属“美国新闻处”（USIS）以各种渠道向台湾宣传“民主”、“自由”、“富足”理念，增强美国科技与文化对台湾青年影响力。台湾当局长期在国际社会进行长期“外交运作”也与之存在密切关系。[1]

近年来，美国通过促使国际反华遏华势力介入台海局势硕士，干涉“台湾问题”，阻挠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美国“以台制华”手段和方式出现了新变化。2016年和2019年美国国会先后通过“台湾旅行法”和“台湾保证法”两部国内法，意图拉高台美交流层级，支持对台军售常态化，增加台湾问题国际曝光度。特朗普任上美国保守派反华氛围日益浓厚，打“台湾牌”成为常态。拜登政府期间美国对台关系从传统地缘政治、军事领域拓展到经贸、科技和全球价值链各领域，行动策略从单方面干涉演变为全面价值观盟友体系建构上。“台湾问题”已从中美关系中最核心的角力点升级为其他国家和政治势力组建盟友共同介入的集团化事件。

02

美国发起对华科技战的核心逻辑

美国是在上世纪借由科技创新从二战前的区域型国家迅速成为世界创新大国。世界知识产权报告资料显示：从1883年到1963年，美国是世界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国家。2005年后，美国再次超过日本成为专利申请最大国。美国政府从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至今，始终将科技创新定为国家竞争优势之源。2015年10月21日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的《美国创新战略（2015）》又一次突出强调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来源于持续创新。[2] 但是，近年来美国在全球技术体系中的大国角色开始出现减退。在全球研发支出中，美国所占份额从1960年的69%下降到了2017年的28%。美国国会研发部技术评估办公室报告指出：美国正在失去全球科技领导力。[3] 新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美国传统霸权逻辑也受到更多置疑和挑战。美国发起的对华科技战的真实意图仍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角色并服务美国国内选举政治[4]的需要。

当前，中国大陆在全球价值链上日益增重的角色及台湾在芯片等关键科技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重要角色成为美国发起对华科技战的主要对象，中美科技博弈烈度加剧。2022年中国大陆企业半导体产业营收达到458亿美元，比2021年略有减少。2022年中国台湾芯片设计行业占全球市场的18%，仅次于美国(63%)，略高于中国大陆(15%)。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和美国半导体协会SIA（2020）分析指出：美国为摆脱芯片制造对台湾、中国大陆和韩国的严重依赖，须自己主导半导体制造，以维持长期竞争领导地位。如果中国大陆短期内无法实现半导体产业链完全自主，台湾势必成为中美角力中心。[5] 台湾已经被美国当作实施对华科技战的工具。

美国主导切断全球价值链结构，建构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产业生态谱系，以达到遏制中国战略科技能力的目的。联发科主席蔡明楷在新竹发布台湾芯片设计行业白皮书时表示:“美国2022年10月对中国芯片行业采取的出口管制促使中国政府资金流入更加成熟的芯片技术领域，台湾中小型芯片设计公司可能会首先受到影响。”在美国对华科技战中，认知战和价值观联盟成为两类新工具。由于美国科技发展基础雄厚，又长于知识产权战略运作，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道德伦理上给中国科技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设置更高门槛。同时，美国藉由控制与中国大陆有深度合作的台湾集成电路企业，实施与大陆产业链脱钩，以达到“以芯制华”和“以台制华”双重目的，更可实现其在全球价值链和战略科技的全球主导权。

03

美国“以芯制台”的核心逻辑

台湾企业嵌入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的价值链程度非常深。这些企业在岛内空间和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必须要依靠在岛外寻求发展空间。台积电数据显示：台湾南部科学园区芯片生产消耗水平每天就超过9万吨。因此，对于像台积电这样的集成电路企业来讲，寻求岛外发展空间必然是企业主导战略。这些台湾企业早期通过OEM对大陆地区投资，但产业链高端环节是嵌入美欧价值链网络，美国等国企业掌握高端研发、知识产权、高技术服务、关键零部件采购主动权。尽管近些年来台资企业当中很多已升级到ODM的角色，但是它们的专利和消费市场主导权仍掌握在美国手中，并波及到产业链合作伙伴选择以及自身全球区域投资布局上。美国对这些台湾企业施加国家政治压力，台资企业很难说“不”。无论是被动转出，还是主动撤离，其风险都将转嫁到了两岸电子信息产业链条上。台资企业将关键制造能力和研发部门转出中国大陆的潜在风险仍旧普遍存在。

两岸在一些关键行业的产业链上下游关联性很强。机电产品、电子零组件、有色金属是台湾对大陆出口的关键科技产品；集成电路产品更是占据了台湾对大陆电子零组件出口额的80%以上。台湾集成电路企业整体掌握着制程能力、部分研发设计能力以及出口能力。世贸组织全球价值链数据显示：2018年台湾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整体参与度高达60.8%。台积电、鸿海精密、广达、仁宝、华硕、纬创等世界500强的台湾企业均在其中。台积电更是全球高端芯片制造的最重要的厂商，目前出品了全球80%以上的高端芯片。联大、日月光控股、联发科、文晔、联电、至上电子、联咏、益登等是IC设计、半导体材料、化工制品等半导体产业链的各个细分领域拥有很强国际竞争力的台湾企业。

近些年来，民进党当局在“依美反陆谋独”路线下不断鼓动岛内台资企业赴美设厂投资，撤离中国大陆。同时，民进党当局通过“反渗透法”等制裁工具压缩台湾相关科研机构从事与大陆相关科研项目的财政资金，阻碍两岸正常科技交流。2019年台湾“科技部”针对获大陆研究补助学者列出清查名单，2022年8月成立“数位发展部”，指向两岸数字经济合作和岛外舆论监控。民进党当局上述做法实际上助推了美国“以台制华”战略裹挟下“以芯制台”的目标。

04

美国“台湾科技牌”的主要手段

当前美国“台湾科技牌”的主要手段包括产业链“脱中化”、经贸投资“美国化”和企业经营“透明化”。一是产业链“脱中化”。产业链本应是市场机制运行和理性经济政策协同的结果。国家政治操纵下的产业链将造成巨大交易成本。美国政府强制要求台湾芯片企业到美国设厂，限制在大陆增资扩产，并与欧洲、日本等国家重构产业同盟。为维系欧美市场份额，台湾企业必然会采取投资地区分散化的策略，拆解价值链单元以释放美国政治压力。在大陆科技型台商经营业态已经基本上从OEM切换到ODM的情况下，台湾企业将ODM的核心技术和制程能力转移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对两岸科技合作的质量和层次造成较大冲击。台湾企业投资行为的空间重配将对两岸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的环节运行产生替代效应。

二是美国通过设置欧美市场准入门槛和渲染两岸战争气氛，逼迫和诱导台湾企业将岛内核心技术生产线转移至美国本土。美国以贸易原产地证明为由，迫使台湾企业在投资设厂、原料和中间品采购等环节脱离中国大陆，选择美国、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重新布局。这一手段将迫使台湾企业不得不将高端技术生产环节转移至美国。同时，美国政府以军事干涉不断触发两岸关系底线，借此渲染两岸战争气氛，误导台湾企业将美国视为更安全投资地。然而上海mba，事实上美国已经在全球产业雁阵模式上很早就超越了制造和生产线布局这一阶段，转而升级到服务业。因此，美国企业在经营成本和劳动力资源上已经不具有国际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企业到美国投资只能是“赔本赚吆喝”，将导致台湾企业长期经营业绩下滑和全球竞争力下降。因此，“台湾科技牌”的极大受益者是美国本土企业和美国国内政治利益；实际受损的则是台湾企业和台湾科技竞争力。一旦台湾在美国全盘战略中彻底失去科技价值，也就意味着台湾科技被彻底掏空了，台湾将会面临更大的地缘政治和军事风险。

三是美国运用相关法律与政策工具监控台企经营，以所谓的“透明化”来获取核心商业秘密。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要求台湾企业交出核心经营数据和技术数据，从而达到对台湾企业的完全控制和将台湾企业技术诀窍据为己有。近期，美国正式启动补贴规模约53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针对在美设厂的半导体企业补贴开放申请，但是交换条件是交出商业机密。此外，美国还要求台湾半导体制造企业将产能移往汽车芯片领域，以此改变美国芯片制造技术和产能，从而实现汽车产业产量及其供应链的产值和知识产权的主导权。这一手段背后，是美国政府旨在锁定台湾关键芯片企业进入美国主导的产业生态圈，胁迫台湾企业移转核心技术诀窍，以重构美国自身的高端制造能力的真实逻辑。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出台芯片法案意在通过控制台湾地区芯片产能和技术研发能力阻遏大陆芯片产业发展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布局，最终实现“以芯制华”的目的。

结论

美国在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从“以台制华”到“以芯制台”，最终是要实现“以芯制华”。可以讲，“以芯制华”是“以台制华”的升级版，台湾科技牌是美国对华科技战的新工具。诚然，升级版的“以台制华”策略或许面临中美之间、美台之间、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三重结构“两难困境”；[6] 但是，美国通过“台湾科技牌”来实施对华科技战的主导逻辑和短期影响已然清晰。

笔者认为，美国对华科技战和“以芯制台”无法实现美国的全球价值链“链主”预期。原因是全球价值链是基于投资与贸易双向逻辑形成的跨国企业生产网络。短期看，跨国企业受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因素影响而出现选择转向。但是长期看，主导全球价值链运行的内在规律仍是“成本-效益”综合考量下的市场规律。在美国劳动力成本高居不下和国家产业结构整体已“脱实向虚”的情形下，美国政府无法为转移至美国本土的台湾企业提供实质匹配企业需求和收益目标的经营条件。加之全球价值链原有结构上国家地区间已有的贸易投资联系；美国对华科技战的大概率长期结果是全球价值链呈现“多中心、小抱团、弱联结”的结构。这种结构既不是去中心化，也不是强中心化，只能大幅增加全球价值链运行的国家地区间交易成本，降低全球宏观经济绩效。

2022年中国大陆企业半导体产业营收达到458亿美元，虽然比2021年略有减少。但是，在芯片应用场景和市场容量上中国大陆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而且在解决高端芯片设计与制程上正在不断进行赛道超越。《芯片战争》作者克里斯米勒认为：中国大陆市场在成熟芯片产业上将可能占据主导。对这一判断有两层引申意义。一，中国大陆市场仍是全球最稳定、最具潜力的市场美国科技大学，清华思客 | 李应博：“以台制华”与“以芯制台”：美国“台湾科技牌”逻辑与方式，世界离不开中国市场。以成熟的模拟芯片为例，中国大陆目前拥有10%的全球市场。二，美国“以芯制华”将会倒逼中国加大对高端芯片制程技术和研发力度，并且在中国大陆本土市场上拓宽消费芯片、汽车芯片和工业芯片的应用广度。因此，从长期来看，美国“以芯制台”并不能有效服务其“以台制华”的长期目的，美国政府需理性务实评估这一做法，回归中美科技竞争正常轨道。

尾注：

[1] 陈文杰.当前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日益严峻的原因、危害[J].统一论坛,2021,(05):48-50.

[2] 《美国竞争力计划》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2006年2月发布的旨在提高美国创新能力的政府行动纲领。参见，访问时间：2022年9月25日。

[3] , The of : , , , and , 2020, , 访问时间：2022年9月25日。

[4] 杨泽军.美打“台湾牌”力度不断增大[J].台声,2019,(10):48.

[5] . and the U.S.-China Race: of the Chain and the Role of [R]. 2021.

[6] 信强.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嬗变与困境[J].台湾研究,2022(03):1-11.

美国加州科技大学排名，加州排名前五的大学是哪几所？

#头条创作挑战赛#

加州是许多世界顶尖大学的所在地。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根据学术声誉、研究成果和整体教育质量来讨论加州排名前五的大学。

1.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是一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它成立于 1885 年，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尖端研究而闻名。斯坦福大学一直被评为美国前五名大学之一，其教职员工和校友获得了无数奖项，包括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斯坦福大学提供广泛领域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包括工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2.加州理工学院

加州理工学院 () 是一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它成立于 1891 年博士，以其严谨的学术课程和在物理、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世界级研究而闻名。加州理工学院一直被评为世界顶尖大学之一，其教职员工和校友赢得了无数奖项美国加州科技大学排名，加州排名前五的大学是哪几所？在职研究生，包括诺贝尔奖和国家科学奖章。加州理工学院提供科学、工程和数学方面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3.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一所位于加州伯克利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它成立于 1868 年，是加州大学系统的旗舰校区，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研究成果而闻名。伯克利一直被评为美国顶尖公立大学之一，其教职员工和校友获得了无数奖项，包括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伯克利提供广泛领域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

4.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是一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它成立于 1919 年，是加州大学系统十个校区中第二古老的校区，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研究成果而闻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直被评为美国顶尖公立大学之一，其教职员工和校友获得了无数奖项，包括诺贝尔奖和奥斯卡金像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提供广泛领域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

5.南加州大学（USC）

是一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它成立于 1880 年硕士，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研究成果而闻名美国加州科技大学排名，尤其是在商业、工程和电影领域。南加州大学一直被评为美国顶尖私立大学之一，其教职员工和校友曾多次获奖，包括诺贝尔奖和奥斯卡金像奖。南加州大学提供广泛领域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和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