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科技大学，第五届信息科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国际学术会议（ISEAE 2023）

2023 5th nce on , and （ISEA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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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时间地点：2023年3月24-26日 | 武汉

出版检索：EI、稳定检索，往届均已检索

截稿日期：详见会议网站（团队投稿3篇以上可享团队优惠）

会议网站：

会议简介

第五届信息科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国际学术会议（ISEAE 2023）定于2023年3月24-26日在中国武汉召开。ISEAE 2023主要围绕“信息技术”、“电子工程与自动化”等研究领域展开讨论。旨在为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及研究者们提供一个国际性合作交流平台，自由分享研究成果、讨论存在的问题、探索前沿科技。欢迎海内外学者投稿和参会。

前四届会议均成功召开，并且均已检索。查看往届会议记录请前往会议官网：【】

联合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论文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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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委员会

大会主席

程序委员会主席

出版主席

杨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电气学院副院长）

何怡刚教授，武汉大学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副院长）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雷涛教授，陕西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与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

IEEE、CCF、CSIG高级会员

主讲嘉宾（持续更新）

何怡刚教授，武汉大学

何怡刚教授于1992年获得中国长沙湖南大学电机工程硕士学位，1996年获得中国西安西安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博士学位。1990年，加入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分别于1996年和1999年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2006年至2011年，担任湖南大学电路与系统测试技术研究所所长。2002年，成为英国哈特菲尔德赫特福德大学的高级访问学者。2011年至2017年，担任合肥工业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院长。2017年10月1日，加入中国武汉大学，目前担任武汉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副院长。同时还是中国能源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安徽省科学家企业家协会副主席、可再生能源电网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主任。何教授的教学和研究兴趣是电力电子电路理论及其应用、模拟和混合信号电路的测试和故障诊断、电信号检测、智能电网、卫星通信监控和智能信号处理。在上述研究领域，何教授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委员会国家重点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要科学仪器设备开发”等多项国家级课题研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发表了大约300篇期刊和会议论文，在上述领域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科学引文索引收录了1000多次，并在编辑过的书籍中发表了多个章节。何教授曾分别担任许多国际学术会议的总主席、会议主席和委员会成员。获得了许多国家和国际奖项、奖项和荣誉。例如，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国家优秀科技工作者。

杨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国际科技大学，电气学院副院长，比利时鲁汶大学访问学者与韩国国立昌原大学访问教授，国家级孵化器与众创空间负责人，“新型电机与特种电磁装备”教育部工程中心主任，教育部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博士后，武汉新能源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双创人才，武汉市黄鹤英才，《电机学慕课》国家级一流课程负责人。任高等工程教育学科专业教学委员会委员，全国信息产业用微特电机及组件标委会委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永磁电机专委会委员，IEEE PES电动汽车电驱动分委会常务理事，IEEE与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湖北省电机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新能源产业促进会副理事长。长期致力于新能源与精密驱动等领域新型电机系统理论研究与技术研发。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重点1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1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2项、国家支撑计划1项、其他省部委重点项目与校企攻关课题40余项。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SCI/EI收录170篇。授权发明专利42项、实用新型专利28项、软著6项。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牵头1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电力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排1）、中国生产力促进创新发展一等奖（排1）、机械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排1）、霍英东优秀教师奖（研究类）等。

杨强教授，浙江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mba，英国伦敦大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短期访问学者。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先进电气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英国计算机学会会士、IEEE高级会员，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人工智能与电气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能源行业电网设备智能巡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慧能源专委会委员、江苏省物联网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高层次留学回国人员、浙江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主持和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和行业合作项目7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240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48项，多项转化应用，出版学术专著2部、英文学术著作2部，参编英文著作10部，获中国电力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奖、浙江省、天津市科技进步奖及行业科技奖励11项。

乔钢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学院院长）

乔钢，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学院院长,水声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黑龙江省声学学会理事长。研究方向为水下声学通信及网络技术，仿声学通信及探测技术、水下定位与导航技术等。带领团队发明了全双工水声通信系统、仿生隐蔽水声通信等技术，开发了系列化的水下通信系统。发表论文150余篇，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50余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10余项。

Prof. Rz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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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主题（包含但不限于，详情请看网站）

（一）信息科学

(二)电气工程和自动化

信息处理

光通信

无线通信技术

数据库管理系统

逻辑编程

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软件工程

数字信号处理（DSP）

雷达信号处理

声纳信号处理和定位

语音和音频编码

图像处理

多媒体与人机交互

人工智能和神经网络

生物信息学

生物识别和认证

数据挖掘

电动汽车技术

新型电机及其智能控制技术

电力机械和电气设备

电磁兼容性

电工和光电的材料

机电一体化和机器人学

电能质量和电磁兼容性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气材料电磁学

光电子学的控制理论和应用

自动化技术

智能系统传感器

嵌入式系统

柔性制造系统

模糊和神经系统

仪器和振动控制

智能和基于AI的控制

非线性系统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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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科技大学，“科学·文明”第八讲纪要：美国的科技政策与创新体系

导言 美国战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及其原因探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迅速成为世界军事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国际科技大学，“科学·文明”第八讲纪要：美国的科技政策与创新体系，也成为科学技术的头号强国。自“二战”以来，不论从诺贝尔奖以及其他奖项得主的数量、科学论文的数量及引文质量衡量，还是从海外学生到美国留学的数量或者大学创办高技术公司的数量衡量，美国都牢牢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二战”期间以及随后的冷战期间产生的一系列最前沿的新技术成为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高技术，如互联网。而在“二战”刚爆发的时候，按诺贝尔奖获奖者的数目来说，美国还远远落后于德国、与英国也相差很远、亦落后于法国。再早十多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最聪明、最有抱负的年轻人都会远到德国去攻读博士学位。 那么，是什么使美国的科学技术实力一跃直上呢？一个答案是：“二战”之前，大量欧洲科学家逃避纳粹德国的迫害来到美国，以及“二战”胜利后，美国从纳粹德国俘获来的科学家，为科学技术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实际上，在二战以前，美国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特别是工业创新方面。我们可以说，从美国建国到“二战”前，美国的科学技术走了一条学习、 追赶和自立的道路。到“二战”之前，美国在科学技术许多领域已经赶上欧洲先进国家，并形成了促进科学技术与创新的体系，为“二战”以后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认识美国成为科技强国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著名的科技政策学者D.Hart曾经说：“美国经验的重要性来源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国际科技大学，既在高度创新的工业部门居领导地位，也在科学研究方面居领导地位。除非学者理解美国的创新过程，否则他们从整体上理解世界的创新过程就存在困难。”也就是说，认识美国创新体系和创新过程，不单单为了认识美国的创新体系和创新过程，而且有助于理解包括我国在内世界其他国家的创新体系和创新过程的发展。

本讲座想要探讨三个方面。1.美国科技创新体系演化；2.美国科技政策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3.当今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特点。

一、历史的根源——美国科技创新体系和文化制度基础

对美国的国情和制度的认识，是理解美国科技的基础。美国是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推崇自由市场经济，政治上是两党制为主。这些是影响美国科技政策的重要因素。

1. 来自欧洲的科学渊源

北美殖民地的科学来源于欧洲，在与欧洲科学交流的过程，美洲科学开始成长。从美国独立到南北内战结束（1776-1865）期间，美国科学开始从欧洲、特别是从英国的附属中独立出来在职研究生，尽管规模还很小。

2. 美国科学共同体的形成

1812年美英战争结束后的30年称为美国科学的开端时期。在这段时间，美国科学从一个没有共同目标或方向的散漫业余者群体转变成为一个职业团体，出现了许多学会和期刊。1848年，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科学学会——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成立，标志着美国科学共同体的形成。1863年，美国科学家精英的代表——国家科学院成立，宗旨是为政府提供科学咨询。

3.政府科学的发展：美国科学最早的体制化发展

19世纪上半叶，政府以应用为目标，在海岸测量、资源勘探、地理考察和农业改进等领域成立了第一批政府科学机构，当时美国许多科学家在政府研究机构工作。

4.19世纪下半叶美国大学的兴起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大学的兴起对美国科学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美国的大学分为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1850年代：科学教育进入大学；1860年代，强调应用目标；1862年，国会通过《莫利尔法案》（The Act），建立了赠地学院（land grant ），后来成为公立大学的主体；1870年代：强调研究生教育，标志是1876年 霍普金斯大学的成立，是美国第一所培养研究生的大学；1880年代：研究开始成为大学的主要使命；1890年代：大学学术繁荣。

美国大学的发展有两个因素：德国大学的影响，美国大学体系自身的动力（分立化的竞争体系）私立大学。 美国大学的特点是自主性、分立化与竞争。第一，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没有一个中央决策机构决定大学的政策；第二是大学教育归州政府管理；第三私立大学占主导地位。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科学的精神强调本土化，从欧洲科学中独立出来。1907年，美国诞生了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迈克尔逊，标志着美国科学走上自立。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科学技术在某些领域已经具有优势，例如物理学已开始取得世界性声誉，出现了密立根、康普顿等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

5.美国工业技术的发展与研究

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者，美国跟得很快。在19世纪头半个世纪里，美国在一些工业领域上已经超过英国，如仪器设备。同时,美国的铁路和交通得到巨大发展。19世纪下半叶，美国以在生产品和消费品方面的发明和创新而闻名世界。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钢铁生产以及其生产公司已经被认为是最有效率。虽然大多数关键的发现和发明主要是欧洲人所做出的，但美国在实际的应用方面上已经超过欧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已经在大规模生产工业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

到1930～1940年，工业研究实验室已经成为美国的创新主体，期间整个R&D经费投入的部门比例为：政府12～19%，工业63%～70%，大学9～13%。到20世纪中期，美国在化学、橡胶和石油、电学等工业领域建立了大批研究室，如著名的杜邦、AT&T、通用电气等。

第一部分小结：

在“二战”以前，美国已经形成为了以大学和工业研究实验室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这一体系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基础，积极响应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体系内部有着自然的联系和充分的流动性，强调自下而上的首创精神，为后来美国科学技术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战后科技政策促进了美国科技创新体系的转型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二战”以前，联邦政府基本上不承担支持科学发展的职责。战争期间，联邦政府与科学形成一种新的合作关系。战后，联邦政府成为支持科学技术的主要角色，在随后的10多年间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使美国的科学技术成为世界的领先者。

（一）“二战”期间科学技术的成就

代表性成就有炸弹等的无线感应引信（ fuze）、雷达、青霉素、军用药物的DDT、原子弹。战争期间产生出的技术改变了战争进程。战争期间，原子弹、雷达、青霉素等发明帮助美国赢得战争的胜利，令人信服地向世人显示出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这些突出成就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广泛动员了大学、企业等全国民间的科技力量参与，建立了一个全国的创新体系，把实验室的研究、大规模的生产、战场上的战术和指挥部的战略结合到了一起。战争期间取得科学研究组织和管理经验为战后设计科技政策提供了基础。

（二）《科学：无止境的边境》( :The )

• 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写信给万尼瓦尔，要求布什他就如何把战时的经验用于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的问题提出意见。布什在《科学：无止境的边境》报告中提出，政府应该承担对科学技术支持的责任，建议成立一个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国家的科学研究。布什把联邦政府支持科学的重点放在支持大学。布什报告的意义体现在三个层面：（1）战略层面：明确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2）政策层面：指出政府在科学技术发展中角色和职责；（3）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虽然布什主张成立一个单一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设想没有取得成功，但其报告的思想得到广泛接受。在二战之后的五年间，随着原子能委员会的成立（1946）、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成立（1946）、国立卫生院的扩张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 （1950），美国事实上形成了多元化的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体制。

（图：罗斯福总统的信）

（三）斯普尼克（）

1957年，苏联发射了开辟人类航天时代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号（），极大地刺激了美国 。美国开始积极应对，动员巨大的国力资源迎接苏联的威胁。 从1957年底到1958年，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美国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负责制定和实施国家空间发展计划；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署（ ），目的是确保开展先进的国防R&D；成立了国家科学顾问委员会，以加强政府的科学决策能力；加强了新武器的研制；1958年11月国会通过的《国家防卫教育法案》，大大加强了美国政府对各个层次科学教育的支持。从1957年到1968年，美国进入一个科学技术发展黄金的时期。并且，联邦政府对大学的资助显著的增加，也大力投资科学技术。

（四）现代科技体系的形成

战后政府对科学技术的大力支持，在战前就存在的大学和工业实验室的基础上，创建了现代高效动态的美国科技创新体系。

1.大学

政府对大学的巨大投资壮大了科学研究人员的队伍，提供了高质量研究所需要的物理仪器和工具。通过为大学教育和大学研究提供支持，联邦政府强化了大学对研究支持的义务，并且增强了研究与教学之间研究的联系，使美国大学在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方面成为世界的中心。战后各界创造了一种共识和氛围：基础研究是大学应该做的，从事基础研究工作是令人尊敬的。值得指出的，联邦政府对大学给与大量资助的同时，尊重科学家的自由探索精神，并不干涉，而是鼓励科学家从事自己认为值得做的研究。激光的发明充分显示了科学家自由探索的重要意义。

2.大企业

战后，大企业仍然是美国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通用电气、杜邦、AT&T和柯达等公司在战后继续为国家的国防及相关产业做了很大贡献。许多重大发明是产业研究的结果，例如1947年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1960年休斯研究实验室制造出第一台激光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联邦政府R &D大部分投入到企业中。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贝尔实验室。1946年，贝尔实验室决定开展半导体研究，组织了一群极有才能的科学家在科学前沿领域工作。 1948年发明了点接触晶体管，1951年发明了结接触晶体管。195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晶体管的三名主要发明者：W.肖克利、J.巴丁和W.布拉顿。晶体管的发明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技术发展的进程和面貌，充分显示出科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3.高技术小公司——硅谷

1951年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里德希·特曼（ E.）独具远见的建议。当时，刚从东部哈佛大学重返斯坦福大学担任工程学院院长的特曼教授，深感“二战”期间电子学应用的飞速发展之势不可挡，于是建议校方创建了斯坦福工业园。特曼教授很早就鼓励他的一些有才干的学生自己创办公司。这些新公司常常是围绕着他和他的学生发明的技术开始创新和创业的。他出色的学生大卫·帕斯德（David ）和比尔·休利特（Bill ）于1938年在帕洛·阿尔托的爱迪生大街367号的一间车库里创办了后来世界闻名的惠普（-）公司。然而，真正使硅谷得到大发展的是肖克利带领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到硅谷创业，成立肖克利半导体公司，从而衍生初一批影响硅谷和美国发展的高技术公司，著名的有英特尔公司。

新兴高技术小企业在新技术（半导体，电子、生物技术和医药等领域）的商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这是战后美国创新体系发展区别于战前、也区别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一个突出特点。

4.国家实验室

国家实验室有着使命导向，要满足国家需要，致力于核武器、国家和国土安全、能源研究、环境质量和公众健康。其组织特点是大团队硕士，大项目，大设施，与大学研究和企业研究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国家实验室的很多知识是非公开的。

第二部分小结：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冷战的背景下，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主要目标，美国对科学技术的大力和持续的支持，创造了一个充满竞争的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美国达到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峰。美国在世界科学技术大多数领域起着领导作用，不仅是诺贝尔科学奖的数目增到世界第一，而且是欧洲学生大量向美国流入，与战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政府的政策加强和扩大了战前科学技术体系大学与产业界内部已有的联系，并且创造了新的国立科研机构。通过支持科学技术面向国家发展长期服务上海mba，政府、大学与工业界形成很好的合伙关系，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就是伙伴关系。在一些重大技术发展从研究到市场的过程中，工业界、大学和政府之间有着复杂的交叉互动，大学研究、工业研究和产品发展之间存在着丰富的思想和人员流动。

三、制度界变促进国家创新系统整体运行

美国科技体制和研究体系的基本框架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形成。在政府最高层面设有科技政策决策协调和咨询机构——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OST）（现改名为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FCST）（现改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和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现改为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ASTC）；多元化的资助体系。今天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6个主要部门和机构：国防部，卫生和公共福利部（主要是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宇航局，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农业部大都形成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各组成部分具有明确分工的研究体系：大学主要负责基础研究，政府研究机构主要负责应用研究和大科学研究，企业研究机构主要负责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在创新的路上，美国也有很多危机和挑战。自20世纪70年开始，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不断受到外部竞争的冲击和挑战：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日本的经济挑战、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以及当今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崛起，美国的科技整体实力和领先地位相对下降。同时，科技创新的形式和组织形态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不断创新，以适应变化的形势，同时不惜向竞争对手（如日本）学习，仍然保持十分强劲的发展动力。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日本严重挑战之后，美国经过不懈努力，带来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和科技发展繁荣时期。

美国科技创新体系变化的一个优势，正如哈特所指出的，不是整个体系的重建或重组，而是一种有界限的变化（界变， ）:“创新系统内某些中心制度、关系和期望的创新或重建，但这种变化并不等于整个系统的转型。”

四、当代美国科技政策发展特点

1.奥巴马政府科技政策

奥巴马政府科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恢复科学政策的诚信和健全；加强联邦政府的科技投入；加强科学培训和教育；促进创新；解决21世纪面临的宏大挑战。奥巴马政府令人瞩目地提出了三版创新战略。但奥巴马政府在科技政策并没有取得当初声称那样大的进展。

2.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

特朗普政府刚上任时候反科学倾向明显，受到具有独立精神的美国科学界的强烈反对。但之后，特朗普政府还是很重视科学技术的：成立美国技术委员会ATC（2017.5）；重启国家太空委员会，5年内宇航员重返月球；制定美国海洋科技十年愿景；签署《国家量子倡议法案》；推出新的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加强了与英国、日本的合作。

美国最新科技战略的核心如下：目标：要确保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无可置疑的全球领导地位，并且反映美国人的价值观；重点：强调对新兴技术、尖端技术及其支撑的相关产业的支持、引导、环境营造；重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签署关键技术领域法案，在关键领域形成举国之力。

五、小结

1.美国的经验总结

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植根于历史和文化，又是政府政策导向和支持的结果。概括起来，美国成为一个科技强国有以下几个因素：一个以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工业研究体系和大学体系；政府在科学技术发展的适当定位和长期而持续的支持；政府、大学与企业三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强调自下而上的创造力和自主性；支撑制度的完善（如风险资本）；制度创新能力。

最后，不可不专门提到的是人才，美国能够成为科技强国，不仅得益于本国培养了大批有才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且得益于“二战”期间因受迫害而来到美国的一批优秀欧洲科学家以及后来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科技人才。

2.美国的经验对我们有什么益处？

美国的经验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建立、小企业创新基金的设立、大科学设施的建设和高技术园区的建设都从美国学到不少经验。

其他值得参考借鉴的重要方面经验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科技人才的创造性及队伍建设；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产学研合作；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重大科技创新活动的协调；支持科技决策的科学咨询体系。

附：韩启德老师的提问与樊春良老师的回答

韩启德老师：最近不少美国两党议员在策划和鼓动政府加强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持与投入，似乎有违美国一贯反对政府产业政策的主流。有人说那是因为与中国竞争的原因，是不是如果没有中国形成的威胁美国就不会采取这样的产业政策呢。再深入问一下，采取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最终将有助于发展还是阻碍发展呢？

樊春良老师：韩老师提的问题在当年美国是有先例的。20世纪80年代，面对日本在半导体产业技术方面的挑战和国际竞争力压力，美国政府一改对私人企业不加干预的做法，开始拓展联邦资金的使用范围，支持政府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以及企业之间的合作。

在立法（如《拜杜法案》促进大学技术转移，《国家研究合作法》鼓励公司在预竞竞争领域的合作）、政策（设立支持企业共性技术研发和合作的先进技术计划）、组织措施（政府支持由14家半导体公司组成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联盟（），目的是在光刻技术上赶上日本）方面都有改变，都是为了应对日本的挑战。我现在觉得美国两党议员鼓动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持和投入是有应对中国之意的。如果没有感到来自中国发展的压力，很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提议。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涉企业发展需要有理由。如果没有危机挑战，干涉企业的理由是不强烈的。但是，面临重大的挑战的时候，美国国会和政府就会做出一定的改变。美国现代史上有很多例子，在世界竞争的压力和挑战下，政府的政策做出很大的改变。当然，当今美国两党议员的提议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具体情况，还需要具体研究。我也看到美国有半导体公司在呼吁政府加大支持半导体企业，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美国国际科技大学，专家称中国教育规划提出众多量化指标优于欧美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第195期新浪·长安讲坛发表题为“中国三大战略与规划———教育、人才与科技”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胡鞍钢详尽介绍了过去五年中国在教育、人才与科技方面制定的三大规划。他表示，当前的世界竞争是科技、人才、教育的竞争，中国通过这三大规划，将在2020年成功实现从潜在创新国成为现实创新国，从人力资源大国成为人力资源超级强国的转变。

当前的世界竞争是科技、人才、教育的竞争

胡鞍钢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传达的信息会引起世界的震惊。中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2000年是4563万人，但是过去的十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1 .2亿人。如果按国家人口算，都可以排到世界前十。而在中国，大学生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12%。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大国。

再看一下中专人口，从2000年的1.4亿人，2010年已经达到1.88亿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94%。而过去十年中国的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57%。

上面这两部分人口合在一起，就是中国将来人才的蓄水池，从2000年的1.86亿人上升到3.076亿人，接近美国的总人口。

这个数据超出我们的预料。10年之后如果我们再谈这个数据，大专以上人口就会超过2亿人，高中以上的人口也会超过2.5亿人，这可以称之为人类有史以来超大规模的教育发展。

现在看一下当今讨论这个问题的国际背景。进入21世纪，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展的一个战略机遇期，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是经济市场的竞争，可能更关键的、更长远的、更深刻的，是三大竞争，就是科技、人才和教育的竞争。所以无论是欧美日在职研究生，还是中国、印度，凡是这种大的经济体都对此发出了信号。

首先是中国在2006年率先发布了2006年到2020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发展纲要》。紧接着在2009年9月，美国政府发布了《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作为它的国家战略。2010年3月，欧盟提出了2020年欧盟目标，它包括要创造就业，增加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增加成人教育等等。日本本来应该在最近公布2011年到2015年的科技基本计划，但是由于这次地震、海啸以及核泄漏的影响而推迟，不过预计也会很快公布。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四大经济体，都已经发出了信号，要在科技、人才和教育领域进行公开的、激烈的竞争。”胡鞍钢说。

他表示，就是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三大规划，主要目标是追赶欧美日。分析的框架首先是人才概念的提出。人才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中国的语言，它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者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

其次，怎么来认识人才、教育和科技的关系？有两个公式，以便使三者之间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相互关系。

第一个，假定人才生产函数是P，它相当于人才概率t与总人口T的乘积。于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当t一定的时候，人口越多人才就越多，人才为人口的增函数；另一种情况，提高概率t，显然人才也会更多。

这里需要确定t是什么决定的。胡鞍钢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健康、人力市场等。并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只要进行人力资本开发博士，就会很快形成超大规模的人才队伍。

第二个公式，人才产出函数如果用Q来 定 义 ，它 是 指 创 造 的 经 济 价 值 譬 如G D P，科学价值譬如发表的论文，技术价值譬如说专利申请、专利授权美国国际科技大学，专家称中国教育规划提出众多量化指标优于欧美，也包括文化价值、生态价值。

人才产出函数Q由两个参数决定，一个就是前面那个公式中的总人口T，第二个是人才的劳动生产率。这里要讨论的是什么决定了人才生产率。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和R & D的投入相关的。

关于人才问题的重要性，中国的领导层早就有所关注。在1980年美国国际科技大学，邓小平就指出，中国改革的三个标准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此外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30年之后，在今年4月24号，胡锦涛主席在清华百年校庆大会上讲话，判断世界的基本形势时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知识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在这种大背景下，各国为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纷纷把深度开发人力资源，以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战略抉择。对中国而言，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

中国教育规划提出众多量化指标优于欧美

胡鞍钢首先从教育规划谈起。

他说，中国教育发展已经走过了三步：1949到1977年，从文盲充斥的人口大国迈向了初级教育的大国；改革开放之后的20年，从人口大国迈进人力资源大国；进入到20世纪以后，开始从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进入21世纪，中国加速发展了高中教育。按照“十五”计划，到2005年毛入学率应该达到15%，这是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到2010年，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体达到9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有2年。中国在加快教育追赶方面，数据明显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也明显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的教育规划，提出了三个核心目标，称之为“两个基本、一个进入”：到2020年，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要达到90%以上，至少85%，大学毛入学率达到40%；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其中，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又提出了六项目标，包括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等。

这个规划中的教育发展事业主要指标与欧美对比，在各个重要领域给出的量化指标，还要优于欧美。如中国当年还有50%的儿童没有做到学前三年入学，到2011年也还有四分之一。这次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学前一年的毛入园率要达到95%。这基本上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了，但是要在农村做到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个就是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5%。因此下一步主要是在儿童学前教育这部分进行强化，需要大量的幼儿教师。

第二个方面，在义务教育上主要是提高巩固率。这是个世界性问题，就是美国也存在退学的问题。

第三，高中教育达到90%，其中将近一半主要进行高中职业教育，这样就为培养更多的熟练工人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第四个最重要，高等教育要从现在的将近3000万人达到3550万人，增加550万人。毛入学率从现在的24.2%提高到40%。

胡鞍钢认为，这里面后两个指标可能会提前实现。主要因为中国的少儿人口比例在下降，年轻人口比例也在下降，再加上学校在不断扩招。这也说明现在中国发展教育在数量方面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主要是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此外很重要的是研究生教育，从现在的在校生140万人要达到200万人。

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这次规划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往的教育规划，不管是五年规划还是五年计划，基本上是集中在教育本身的发展上，而这次特别强调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

具体量化指标包括：2009年，中国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以上的硕士，就是大专三年以上人口是9800万人，2010年已经达到1.2亿人，到2020年要到1.95亿人。从目前情况看，到2020年达到2亿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从现在的10%提高到20%。这是整个教育规划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重要举措。

再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受教育情况要从现在的12.4年提高到2020年的13.5年。美国现在是15.7年。因此到2020年，中国的全国平均数比美国要低一些，但是除掉农村以外的城市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应该已经开始超过美国。

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农民新进入劳动力队伍，他们还没有完全完成高中阶段教育。所以这次的规划强调，新增劳动力中高中以上人口比例要从67%提高到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