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伦敦大学，世界金融史：冠亚讲书第38期

这是我的第431篇原创文章

大家好，“冠亚讲书”第38期又跟大家见面啦，这是咱们春节过后的第一次直播，祝同学们蛇年大吉，财源滚滚！

说到“金融”，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门高大上的学问，其实不然。“金融”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资金的融通”。我们日常最熟悉的股票和债券，都是金融工具。

金融的历史源远流长，世界金融中心也经历了从安特卫普到阿姆斯特丹，从伦敦到纽约的变迁。金融寄托着人类的欲望，承载着财富的梦想。

金融，是欲望的产物，还是智慧的结晶？金融从哪里来，又将去往何处？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世界金融史》吧！

债在西元前

相信同学们都听过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方文山写的歌词真的很绝：

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

刻在黑色的玄武岩

距今已经三千七百多年

你在橱窗前 凝视碑文的字眼

我却在旁静静欣赏你那张我深爱的脸

祭司 神殿 征战 弓箭 是谁的从前

喜欢在人潮中你只属于我的那画面

经过苏美女神身边 我以女神之名许愿

思念像底格里斯河般的蔓延

当古文明只剩下难解的语言

传说就成了永垂不朽的诗篇

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

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几十个世纪后出土发现

泥板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

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用楔形文字刻下了永远

那已风化千年的誓言

一切又重演

……

这里出现了一些经典意象，比如说汉谟拉比法典、底格里斯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楔形文字，一下子就勾勒出了古巴比伦文明。

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法典，其中有一句名言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部法典对贷款利率有如下规定：

①商人若以谷物放贷，每180卡谷物可收取60卡谷物为利息；

②若以白银放贷，每180塞白银可收取36塞白银为利息。

这里的“卡”和“塞”都是计量单位，此时还没有货币。谷物贷款的利息，也就是33.3%；白银贷款的利息，也就是20%。也就是说，利息是在货币之前出现的。

此外，更有后续条文如下：

如果商人违反规定，收取的利息超过了180卡谷物允许获得的60卡谷物，或者180塞白银允许获得的36塞白银，则商人应丧失其所贷付之物。

这就是《汉谟拉比法典》对利率上限的管制。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也存在高利贷，这也是政府所明令禁止的。

小麦的借贷利率为33.3%，而白银的借贷利率为20%，其原因在于，小麦在播种时数量稀少，而到收割时则充盈于街巷，从而导致小麦对白银的价格下降。

通过付出汗水、辛勤劳作获得的劳动收入，和无所事事、以钱生钱获得的利息收入，两者究竟有没有高下之别呢？诚然，利息收入没有体现劳动的尊严，但它却体现了资本的价值。如果说劳动获得的是“睡前收入”，那么资本获得的就是“睡后收入”。作为一名投资者，资本收入是我们更应追求的。

货币的幻想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城邦的狄奥尼希奥斯国王向市民借了巨额债款，被债主追讨却无力偿还。无奈之下，国王强迫民众上缴银币。最终，银币被送往造币厂，按照原来2倍的面值给打上了标记。如此一来，国王向市民还债时的金额虽然没变，但是其实际价值却仅仅相当于原来的一半。

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后世常用的“通货膨胀还账法”。只不过，古希腊城邦的国王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暴力手段完成了这一过程。而在现代社会，政府债务无力偿还甚至面临破产时，超发货币就可以达到“以时间换空间”的效果。假设债权人向债务人出借了100万元，在通胀时期，这100万元的购买力可能缩水了一半，此时偿还债务，债务人是非常划算的。

从我们当前的市场环境来看，政府实施的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此时，我们持有股权，是比持有债权更好的选择。道理也很简单：如果持有股票盈利了50%，而持有债权只获得了5%的利息，那么后者的购买力实际上是大幅缩水了。

我记得大学金融课上，老师跟我们说，穷人都在存钱，富人都在借钱。在温和通胀的情况下，存钱是会贬值的，借钱是为了获得资本增值，良性的负债反而有利于快速积累财富。我们去看看上市公司就知道了，哪怕上千亿的市值，也都有负债，不可能全部都是净资产。并不是上市公司缺钱，而是稍微有点负债，有利于提高运营效率。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中国，称为“交子”。北宋初年，四川使用铁钱，体重值小，买1匹绢需要上百斤的铁钱，流通很不方便。于是，商人发行了一种纸币，也就是“交子”，代替铜钱流通。当时成都的16户富商，为了印造发行并经营铁钱与交子的兑换业务而开设交子铺，开创了民间金融之先声。

公元1024年，北宋在成都地区设立益州交子务。这一举措，标志着成都民间经济主体为适应交易需要自发创造的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正式成为当时的国家“法定”货币。

无论是硬币还是纸币，本质上反映的都是购买力，以及它背后的财产权。

《罗马法》明确规定：所有形式的财产，都应属于一位明确的所有者，该所有者有资格缔结与该财产有关的契约关系。

《国富论》里也有一段论述：在人们时刻畏惧当权者暴力的不幸国度里，人们会把自己的所有资产埋在地下隐藏起来。这种习惯在土耳其和印度的诸侯国颇为常见。估计在亚洲其他国家亦如此。

在当今社会，我们每个人的财产权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如果通过辛勤劳动积累的财产，有一天会突然被国家权力剥夺，在这样的社会，人们不可能有劳动的积极性。依法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市场经济的一条铁律。

中世纪金融

我们在高中时代，都学过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1,1,2,3,5,8,13,21,34,55,89……

这个数列的每一项，都等于前两项之和。还有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数列越往后，相邻两个数字的比值就越接近1:1.618……比如说，34/21=1.619；55/34=1.618；89/55=1.618，0.618的黄金比例本身是挺神奇的，不过技术分析理论以此来创建“斐波那契回调线”，来预测市场的反转点，就显得有点无厘头了。

斐波那契的著作《计算之书》，将包含“0”在内的阿拉伯数字介绍到了西方世界。不过，在保守的中世纪，阿拉伯数字曾被视为“来自异教徒的异端”，在金融领域长期备受冷落。当然，阿拉伯数字本身也存在容易造假的问题，比如将1改成7，或者将0改成6，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使用和传播。

阿拉伯数字真正开始广泛用于簿记，是在古藤堡发明印刷机之后。印刷体出现之后，阿拉伯数字的改动就会出现明显的痕迹。时至今日，我们哪怕早就采用了印刷体，但在涉及到金额的时候，除了阿拉伯数字，我们还会使用大写数字，比如说陆、柒、捌、玖、拾。

意大利的卢卡·帕乔利，被誉为“现代会计之父”。帕乔利的著作《数学大全》对复式簿记进行了说明，他所提倡的会计方法，可以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及企业竞争的结果，转换成以货币为表达单位的会计数字，刘顺仁教授称之为“帕乔利密码”。

编制“帕乔利密码”的基础是企业伦理。刘顺仁教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765年，史密森生于英国；1826年，史密森立下遗嘱，声明将遗产赠予美国政府，并利用这笔资金在华盛顿特区成立“致力于知识创造与传播”的研究组织。神奇的是，史密森终其一生都没有去过美国。至于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遗嘱，大概和宋太祖的“烛影斧声”一样，属于千古悬案。

1829年，史密森死于意大利；1846年，美国国会通过“史密森组织法”，准备执行设立研究组织的赠与条件；1903年，意大利政府准备夷平史密森安葬的墓园，后来美国联邦政府派出特使前来迎灵；一直到现在，美国副总统都是史密森博物馆董事会的法定成员之一，这体现的就是会计的课责性。

话说回来。银行起源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当时伦巴第区的商户经常在店铺外搭建交易柜台（bench），这也是银行（bank）的词源。破产（），其本义就是砸坏柜台导致无法交易。如果说伦巴第的银行是将金银货币堆满柜台的“街边兑换铺”，那威尼斯的银行则是只将账簿放在柜台上的“书写的银行”。威尼斯的银行，是近代银行的雏形。

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的诞生背景，就与威尼斯高度发达的商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来看看商人安东尼奥的一番话：

“你知道我的全部财产都在海上。我现在既没有钱，也没有可以变换现款的货物。所以我们还是去试一试我的信用，看它在威尼斯城里有些什么效力吧！我一定凭着我这一点面子，能借多少就借多少！”

安东尼奥有资产，但没有现金流；而且资产都在海上，无法抵押贷款，只能信用贷款。这样的现象，在当下的一些企业和个人身上依然可以看到。

大航海时代

1488年，在葡萄牙的资助下，迪亚士绕过好望角回到里斯本；1492年，在西班牙的资助下，哥伦布出海并发现了西印度群岛；1497年，达·伽马的航船驶向印度洋……各国的航海探险活动，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中国的“郑和下西洋”，比西方的航海活动时间更早。1405~1433年，郑和奉永乐皇帝之命，率领庞大的船队7次横渡印度洋，船员多达27000人。郑和船队共有62艘船，旗舰是一艘身长137米的巨船。相比之下，哥伦布的圣玛利亚号只有18米，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黑船”也只有78米。

郑和下西洋以朝贡贸易为主，“政治挂帅”而忽视经济实利，有“厚往薄来”之说，从而也使得远航难以为继。在郑和去世之后，中国的航海大业便戛然而止。据说，这是由于明朝为了对抗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将财政资金集中用于万里长城的修建。此后，造船厂被拆毁，明朝进入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提到了东西方的结构差异：欧洲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大陆，存在多种决策方式，哥伦布可以不断地更换资助者；而中国自秦朝实现大一统以来，虽然分分合合，但长期处于统一的政治体制之下。如果没有明朝的支持，郑和不可能找到其他政权来资助其航海活动。

以大航海时代为分水岭，西方逐渐超越东方，占据了舞台上的优势地位。

参与航海事业的不仅仅有哥伦布这样的探险家，还有德雷克这样的海盗。蔡依林的《海盗》，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

黄色烟硝 还在飘

头顶风帆 在鼓噪

一瞬间的风暴

湿透双脚 干不了

晒伤眼角 顾不了

对着狂风咆哮

头巾缠绕着骄傲

泪藏在黑色眼罩

长发在船头舞蹈

啦啦啦啦啦啦

尽头 当找到那些宝藏 以后

当满足了冒险的 念头

幸福是否在岸上 等候

故事对它细说从头

啦啦啦啦

冷漠背后 躲着温柔

我还记得 谁在嘶吼

看你低着头 我站在船头

啦啦啦啦

黑色的风 吹熄烛火

暴风雨外 那片天空

幸福在招手

……

这段歌词描述的就是中世纪海盗的经典形象。1577年，海盗德雷克袭击了西班牙在新大陆运送白银的要地——巴拿马地峡。为了筹措航海费用，德雷克在出发前招募出资人，甚至吸引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参与。德雷克将大量白银带回伦敦，英国女王获得了47倍的投资回报。

英国女王利用投资海盗赚来的收益投资了黎凡特公司，并利用黎凡特公司的创收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可以说，德雷克等海盗为英国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此，凯恩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的确，德雷克用英国女王借给他的船带回来的战利品，正是英国海外投资的资金源泉，也是海外投资的起源。”

东印度公司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通过向全社会融资的方式，荷兰东印度公司成功地将社会分散的财富，变成了自己对外扩张的资本。建立东印度公司是为了派遣商船前往南洋，通过买卖交易换回当时欧洲没有的货物，如瓷器、香料、纺织品等等，这些物品在当时的欧洲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但是没有人能单独提供大笔巨资为船队准备航海和贸易，所以人们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所需的资金。

对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来说，所获得的利润既可以是黄金、货币或者货款，也可以直接用香料支付，由于船队贩运回来的货物有可能一年比一年值钱，他们有可观的利润可图，因此人们踊跃地大量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

一般认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是现代股份有限公司之滥觞。其原因在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承担的是有限责任。由于股东的损失不会超出投资额，那么只要拥有购置股票的资金，任何人都可以买进，这也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

如果说现代股份有限公司的鼻祖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那么为其提供股票交易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可以称为证券交易所之发端。

1609年，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诞生，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第一家上市公司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可以说，荷兰人是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创造者，他们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由一群有创业心和影响力的商人所创建的，这些商人获得了伊丽莎白女王给予他们的对东印度的21年的贸易专利许可。随着时间的变迁，东印度公司建立了英属印度，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

在世界近代历史进程中，英国的蓬勃兴起与清朝的逐渐衰败呈现出强烈反差。而在这一局面背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不单单是一家商业机构，更是政治与军事势力的延伸与拓展。借助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顺利地破坏了清朝的财政体系，为大英帝国的对外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

郁金香泡沫

“郁金香泡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

16世纪中期，郁金香从土耳其被引入西欧。不久，人们开始对这种植物产生了狂热。17世纪初期，一些珍品卖到了不同寻常的高价，而富人们也竞相在他们的花园中展示最稀有的品种。

17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时尚导致了一场经典的投机狂热。人们购买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为了其内在的价值或作观赏之用，而是期望其价格能无限上涨并因此获利。

1634年，炒买郁金香的热潮蔓延为荷兰的全民运动。当时1000元一朵的郁金香花根，不到一个月后就升值为2万元了。1636年，一株稀有品种的郁金香竟然达到了与一辆马车、几匹马等值的地步。面对如此暴利，所有的人都冲昏了头脑。他们变卖家产，只是为了购买一株郁金香。

为了方便郁金香交易，人们干脆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内开设了固定的交易市场。正如当时一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

“谁都相信东伦敦大学，世界金融史：冠亚讲书第38期，郁金香热将永远持续下去，世界各地的有钱人都会向荷兰发出订单，无论什么样的价格都会有人付账。在受到如此恩惠的荷兰，贫困将会一去不复返。无论是贵族、市民、农民，还是工匠、船夫、随从、伙计，甚至是扫烟囱的工人和旧衣服店里的老妇，都加入了郁金香的投机。无论处在哪个阶层，人们都将财产变换成现金，投资于这种花卉。”

1637年，郁金香的价格已经涨到了骇人听闻的水平。与上一年相比，郁金香总涨幅高达5900%。一株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的郁金香售价高达6700荷兰盾，这笔钱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幢豪宅，而当时荷兰人的平均年收入只有150荷兰盾。

就当人们沉浸在郁金香狂热中时，一场大崩溃已经近在眼前。1637年2月4日，由于卖方突然大量抛售，公众开始陷入恐慌，导致郁金香市场突然崩溃。一夜之间，郁金香球茎的价格一泻千里。虽然荷兰政府发出紧急声明，认为郁金香球茎价格无理由下跌，劝告市民停止抛售，并试图以合同价格的10%来了结所有的合同，但这些努力毫无用处。

一个星期后，郁金香的价格已平均下跌了90%，而那些普通的品种甚至不如一颗洋葱的售价。绝望之中，人们纷纷涌向法院，希望能够借助法律的力量挽回损失。1637年4月，荷兰政府决定终止所有合同，禁止投机式的郁金香交易，从而彻底击破了这次历史上空前的经济泡沫。

类似的事件，后来在人类历史上又发生过很多次，以下试举一例：

1984年10月，君子兰被命名为长春市市花。随后，长春市提出发展“窗台经济”，号召家家都要养3~5盆君子兰。当时，长春市家家户户都以养君子兰为荣，珍品君子兰的市价超过万元甚至10万元，君子兰被称为“绿色金条”。1985年6月，政府采取行政手段抑制超高的花价，君子兰花价贬值约99%，史称“君子兰事件”。

多读金融史的好处在于硕士，你会明白，太阳底下无新事。同样的剧本，无非是换了一群演员而已。

霸权的转移

1756~1763年，英国-普鲁士联盟与法国-奥地利联盟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史称“七年战争”。这场战争由欧洲列强之间的对抗所导致：18世纪，英国与法国、西班牙在贸易与殖民地上相互竞争；同时普鲁士与奥地利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体系内外争夺霸权，从而引发了战争。

1763年，《巴黎条约》签订，战争以英国-普鲁士联盟的胜利而告终，为英国成为霸权国家奠定了基础。战争结束后，伦敦的物资交易市场日益繁荣，阿姆斯特丹以及欧洲的商人纷纷涌入伦敦，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不断发展。

1795年，法国入侵荷兰；1806年，拿破仑将其改制为荷兰王国。拿破仑军队进驻阿姆斯特丹以后，驱逐了希望保全财产和追求自由的金融从业者，作为金融中心的阿姆斯特丹日渐式微。于是，伦敦取而代之，一跃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说到拿破仑战争，就不得不提拿破仑和美国政府的土地交易。1803年，苦于军费不足的拿破仑，将法属路易斯安那以1500万美元卖给了美国政府。当时的法属路易斯安那，包括如今的内布拉斯加、艾奥瓦、阿肯色、俄克拉荷马等15个州，占到今日美国面积的23%，基本上相当于今天的整个美国中部地区。

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泡沫破灭，天才物理学家牛顿也损失了2万英镑。由此，英国出台的《泡沫法案》，本意是为了抑制泡沫，然而由于过度封杀，严重阻碍了此后英国股份公司的发展。

同一时期的美国，通过西进运动、南北战争，逐渐实现了领土扩张和经济发展，对世界霸主的地位觊觎已久。一战和二战过后，英国日渐没落，美国成为新的霸主，纽约也取代伦敦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

战争与恐慌

1914年，一战爆发，道琼斯指数暴跌，美国政府宣布闭市。半年后重新开市，开盘后暴跌21%，盘面上出现了股价的跳空缺口。

一战给华尔街的商业模式带来了极大影响，美国政府发行了210亿美元的自由公债，卓别林等电影明星积极促销宣传，迅速促成了有价证券的大众化。

一战结束后，德国战败，协约国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这种支付引起德国财政赤字，德国政府最终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为赔款筹资。1922年1月~1924年12月，德国的物价以惊人的比率上升。

例如，每份报纸的价格从1921年1月的0.3马克上升到1922年5月的1马克、1922年10月的8马克、1923年2月的100马克直到1923年9月的1000马克。在1923年秋季，一份报纸价格10月1日2000马克、10月15日12万马克、10月29日100万马克、11月9日500万马克直到11月17日7000万马克。

在当时的德国，廉价的纸币因不敷成本而难以继续印刷；用钱买煤炭还不如直接烧纸币更划算；小偷盗取了客人的行李箱，会把里面的纸币扔掉。如果1913年的生活消费指数为1，那么到1923年11月，生活消费指数实际上已达到十年前的2180亿倍。

无独有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关于财富和战争的故事，推荐大家读读张恒斌先生翻译的《二战股市风云录》，他在译者序里是这样写的：

“即便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二战中，尽管战败国或被占领国的股票无法保值，但战胜国的股票却可以保值。有产者应拿出大部分资产投资于股票，忽略短期波动，耐心长期持有，抓住股票的长期复利效应，实现财富增值。”

当下，很多投资者也有对未来发生战争的恐惧，在考虑是否要长期持有股票。事实上，如果没有发生战争，股票当然是最好的增值资产之一；万一发生战争，如果股票都大幅下跌，那么持有现金也必然大幅贬值，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尼克松冲击

1944年7月，美、苏、中、法等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决议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等文件，总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东伦敦大学，形成了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关贸总协定作为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补充，建立起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构成了资本主义集团的核心内容。

20世纪70年代初，在日本，西欧崛起的同时，美国经济实力相对削弱，无力承担稳定美元汇率的责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相继两次宣布美元贬值。各国纷纷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采取浮动汇率制。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美元地位下降。

欧洲各国民众甚至一度拒收美元。在伦敦，一位来自纽约的旅客说：“这里的银行，旅馆，商店都一样，他们看到我们手里的美元时流露出的神情，好像这些美元成了病菌携带物一般。”在巴黎，出租车上挂着“不再接受美元”的牌子，甚至乞丐也在自己帽子上写着“不要美元”。美元失去霸主地位，但迄今为止仍然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

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对美国外交、经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对日本政治、社会形成重大“冲击”。由于本书作者是日本人，按照他们的说法，称之为“尼克松冲击”。

1971年，基辛格来访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做铺垫。这一事件直到公布前的最后一刻才通知日本政府，日本人深感被美国所抛弃。这次事件导致佐藤内阁在外交上进退失据，被迫总辞。日本政坛和外交政策因此受到了了巨大冲击在职研究生，这是第一次“尼克松冲击”。

1971年，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对外采取了两项措施：放弃金本位，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加剧了国际经济、金融的动荡，对日本的影响最为严重，这是第二次“尼克松冲击”。

10

投资的论战

198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了“格雷厄姆与多德《证券分析》出版50周年纪念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一场著名的论战，辩论的双方是金融界的两名风云人物上海mba，一方是主张“有效市场假说”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另一方就是杰出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

作为价值投资的忠实信徒，相信同学们对巴菲特的核心观点都非常清楚，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

从理论来说，假设全美2.25亿人参加投硬币比赛，每人手持1美元，猜中者赢得猜错者的1美元，第一轮剩下1.125亿人每人手持2美元。如此经过20轮之后，仅剩下215名获胜者，每人手持100万美元。那些商学院的教授分析后指出，这不需要什么技巧，如果把人换成大猩猩做同样的实验，结果是一样的。然而，如果这些大猩猩来自同一家动物园，难道这还仅仅是巧合么？

从实践来看，来自格雷厄姆-多德部落的这些超级投资者，其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运气，而是源于他们对价值投资理念的深刻理解和坚定执行。市场的价格和价值差异，为价值投资者提供了机会。当市场过度乐观时，股价往往会被高估，这时价值投资者会保持谨慎，避免盲目跟风；当市场过度悲观时，股价往往会被低估，这时价值投资者会勇敢买入，等待价值回归，从而获得良好的长期收益。

冠亚说

总体而言，这本《世界金融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而是趣味性和知识性兼顾的通俗读物。

通过人类金融史上的一个个精彩的瞬间，本书串联起了一幅关于战争、货币、债务、财富与人性的壮阔画卷。可以说，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事件背后，都有金融的影子。而正是这一连串的事件，构成了今天我们复杂纷呈的金融市场。

春节过后，股市涨势如虹，也祝愿大家：

弄潮儿向涛头立，

手把红旗旗不湿。

英国东伦敦大学，熊式一传记出版：重新认识“中国莎士比亚”

熊式一是20世纪海外最知名的中国作家之一，陈寅恪曾以“海外林熊”之句将他与林语堂并举。他在1934年将中国传统剧目改编为英文戏剧《王宝川》，曾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莎士比亚”，小说《天桥》也被翻译成多个语种。而在中文世界，熊式一的名字在很长时间里“消失”了。

近日，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荣誉教授郑达为其所作传记《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出版，让他的故事呈现在更多中国读者眼前。在近日的一场新书分享会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与罗岗从熊式一的传奇人生出发，回望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世界相遇的历史。

毛尖与罗岗

“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至少有三位作家的双语写作值得大书特书。一是林语堂，二是蒋彝，三就是本书的作者熊式一。”学者陈子善在《天桥》的序言中写道。1932年，30岁的熊式一赴英国东伦敦大学攻读博士，与英国作家萧伯纳、巴里等人结交。在莎士比亚专家尼科尔等人的建议下，熊式一尝试写中国戏剧，创作了英文话剧《王宝川》。1943年，他出版长篇小说 《天桥》，被认为是他英文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小说通过李氏家族的兴衰展现了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向西方介绍彼时中国的现实。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回南昌探亲的熊式一被困，最终带着妻儿回到英国。1991年，熊式一去世，他一生几经辗转，直到2011年，骨灰被安葬在北京。

《熊式一》

“中国莎士比亚”

熊式一的《王宝川》由京剧《红鬃烈马》改编而来，保留了京剧的精髓，如虚实结合、象征手法、简约的舞台布置、左方上场右方下场等。从伦敦西区到纽约百老汇，熊式一的中国戏剧在当时引起了轰动。罗岗认为，《王宝川》的成功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上世纪30年代，梅兰芳将京剧带出国门，让西方看到中国戏剧，并受到欧美世界的认可，而熊式一精通中西文化，既了解西方人的口味，也知道如何在改编的同时保留京剧的韵味。

在《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一书中，有一张熊式一和梅兰芳的合影，1935年5月梅兰芳访英期间，熊式一竭诚招待并陪他四处参观，介绍认识了不少英国文化社会界的名士。梅兰芳在伦敦时，恰逢《王宝川》上演200场，他也应邀出席观看。

1935年5月，梅兰芳访英期间，熊式一竭诚招待 左起：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梅兰芳、熊式一

毛尖指出，和莎士比亚一样，熊式一的很多剧本都有源头可循，正如《李尔王》《哈姆雷特》《麦克白》那样，熊式一的《王宝川》《西厢记》到《梁上佳人》也都有原型故事。与此同时，除了同为剧作家，熊式一和莎士比亚的人生经历与个性也有相似之处，两个人都经历过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人生，但都是谈笑风云。“我们可以看到熊式一身上所饱含的这种时代的剧情感和戏剧性，在这点上，他的莎士比亚性还是非常强烈的。”

给西方人看中国故事

“《王宝川》进入欧美世界的时候，是进入了一个文化旅行英国东伦敦大学，熊式一传记出版：重新认识“中国莎士比亚”，”毛尖说道。她将《王宝川》和《西厢记》作比较。在英文世界旅行的时候，《王宝川》的故事会比《西厢记》更受欢迎，西方人更能接受《王宝川》里改编后的情节，“进入西方世界的时候，对他们文本的接受其实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其实熊式一也拓展了现当代的一个研究领域。比如我们对《西厢记》的接受是这样的，但是西方对《西厢记》的理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毛尖认为，如果以熊式一作为个案展开研究，探讨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本的接受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领域，“这也是今天我们可以重新打开‘中国莎士比亚’、或者说中国式莎士比亚的另外一个原因，不光是他的生平，还有他笔下的戏剧故事，在全世界的一个旅行，我觉得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罗岗指出，熊式一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对于用英语写作，写给西方人看。“他给《天桥》写的序里面就讲了，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用英语介绍中国的，一种就是西洋传教士，还有一种就是可以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他不想写刻板印象里的中国形象来满足外国读者的猎奇，而是想尽可能呈现现实。如同郑达在书中所写博士后，熊式一写《天桥》，是为了“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另一方面，当时不少英美外交官来华，也开始希望了解真实的中国，而非中国文化里被异国情调化、被奇观化的那一面。罗岗认为，熊式一的这种写作也是“生逢其时”，当时他还当了BBC评论员，作为中国专家参与评述事件。

作为双语作家，罗岗认为，熊式一的确应该被纳入中国文学史，另一方面，世界文学中一直有双语写作在职研究生，从这个角度来说，将熊式一放到世界英语文学的脉络中，可能也会打开一个更开阔的视野。

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1945年英国东伦敦大学，陈寅恪到英国牛津任教时，受到了同为江西老乡熊式一的帮助。他曾给熊式一写了两首七绝、一首七律，其中一首绝句写道“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对此郑达写道，这其中或许有客气的成分，不过熊式一对此非常自豪，还常常用毛笔抄录送给子女。罗岗认为，陈寅恪对于熊式一尤为赞赏，其中当然包括对于家乡江西的归属感，“‘爱听天桥话故乡’是一语双关，小说名字叫《天桥》，写的那个地方也在江西。”他指出，从中能看到熊式一在中国的渊源。

罗岗还提到，《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在中国香港出版的推荐语中，有一位写《老舍在纽约》的英国学者安妮·韦查德。“为什么请她写推荐语？我的理解是中国的现代作家在西方的世界其实有完全不同的形态，老舍在伦敦，包括老舍在美国，其实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上海mba，”罗岗认为，随着跨文化或者跨语际的研究，实际上有很多新的材料可以被纳入进来，重新研究，“包括熊式一、老舍、林语堂等，这本书虽然是传记，但是就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而言，实际上也拓展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值得进一步的挖掘。”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陈子善写道，研究一个作家，建立关于这个作家的文献保障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鲁迅、胡适、周作人、徐志摩、郁达夫、张爱玲……早已都有传记行世，有的还有许多种。以熊式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应该而且必须有他的传记，让海内外读者通过传记走近或走进熊式一，对熊式一产生兴趣，进而喜欢熊式一的作品，甚至研究熊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