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天普大学法学，易延友：走出大山，追寻正义

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司法制度。出版《证据法的体系与精神》《陪审团审判与对抗式诉讼》《沉默的自由》《冤狱是怎样炼成的》等专著十余部。发表《刑事强制措施的体系及完善》、《论最佳证据规则》等学术论文数十篇。座右铭: “心系自由律令，胸怀至上美德”

泥土中成长

易老师的故事是从他印象最深的小时候讲起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很偏远、很落后的乡村，地理位置在湖南西部，跟贵州接壤。“那里很多大山，真的是山连着山，水连着水。穷山恶水，但是山清水秀。我是从泥土中长大的。”

易老师小时候家里穷，父母都是农民清华天普大学法学，易延友：走出大山，追寻正义，父亲对他在学业上并没有太多的期待，认为让他为在家里干活比上学更重要。所以易老师要边上学边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我当了很久的牧童，还要一边上山砍柴。稍微长大一点之后要参加春夏之交稻田的插秧和秋天的收割。秋天还要上山把之前种下的黄豆拔出来，担到家里晒干，然后用土制的工具把豆子砸出来，再把那些掉落的豆子捡起来。这些劳动有些很累，有些很无聊。我就是在这些劳动中长大的。”

易老师从小学5年级开始寄宿，上学的地方离家很远，大约25里地，每个星期回家一趟。“那个时候硕士，我们在学校的食物都要自己准备，我会从家里拿着事先做好的酸豆角、酸菜、豆腐乳、南瓜藤之类的东西，这些食物可以放很久，然后自己挑着米，到学校过过秤，食堂就会给你发饭票。农民没有钱买米，只能带着自己种的粮食，一天到晚只吃自己带的菜。印象非常深的是，因为这些菜没有什么油水清华天普大学法学，我随时都是处于饥饿状态。这种状态从小学一直持续到初中三年级。我一直觉得自己智商不够高就是跟那段时光营养不好有很大的关系。这中间也有几个老师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初中语文老师和高中的数学老师，我到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

高考，走出大山

随着年龄的增长，易老师渐渐觉得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那时候农民做的活，就是日复一日地重复劳动，没有任何知识含量，也没有任何挑战性。当你一天到晚不断地重复干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就觉得这一天很没有意义，生活没有希望。所以我很同情很理解某些流水线上重复工作的员工们的处境（他们的工作比起农民的劳动还是要轻松一些）。我对自己一辈子只能过这样的生活很不甘心，所以到了初中以后，我就立志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个很简单很朴素的想法，谈不上什么远大的理想，我只是单纯地觉得自己那时的生存状况很苦，所以要发奋考出去。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世界、改变社会之类的大作为。我也没有什么好惭愧的。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他就在多大程度上造福了社会。马云在创业之初也不见得就是要立志改变世界的，他可能也只是单纯地想改变自己而已。”

在上高中以前易老师的首选目标是上中专。因为那时考上中专意味着“农转非”，报考中专是那个时代农村子弟跃出农门的最好途径。易老师报考的是比较热门的商校。“不知是因为自己努力不够还是智商不够，反正差了几分没考上，最终去了高中。现在的农村商业合作社什么的都倒闭了，如果那时我去了商校，现在可能早就失业了。幸好当时没考上！当时农村中相当一部分优秀的孩子都去了中专，这其实是那个体制的悲哀。当然，如果他们不去读中专，重点大学估计也没我们的份了。有时候人的命运也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易老师的高中母校黔阳一中是一所历史非常悠久的学校，比清华大学的历史还长，1909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我高中的生活差不多也是玩过来的。虽然我入学的时候在班上排第五名，但是最差的时候到过班上第20多名（一共50人）。大概到高三我才彻底进入努力拼搏的状态。我们那个时候高考改革，不考数学，只考四门课程：语文、英语、历史、政治。像政治、历史下功夫背就好了，而语文一直是我的强项。我记得高三期中语文摸底考试，100分的题我考了91分，全年级（300人）第二名才79分，再往下就是50多分了，就这一门课，我的优势就出来了。我觉得自己语文好一个是靠兴趣，一个是靠积累，那个时候书不多，能逮到什么就看什么，感兴趣就背。我现在仍然保持每年至少要看10本以上的除法律以外的书籍的习惯。”

数学是令易老师头疼的一门课程。“它就像一把剑时刻悬在我的头上。高考时虽然不考，但在高三第一个学期期末，全省统考数学，如果不通过，不能参加高考。统考前有一次摸底考试我数学只考了56分，数学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的训了一顿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语文再好，数学不及格，你连高考的资格都没有！’老师的话警醒了我，我发愤图强了好一阵，最终顺利通过统考。现在想想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到现在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

在首都，迷惘中警醒

转眼讲到了易老师的大学生活。易老师曾经在课堂上给大家讲过叔本华的人生哲学：“人生是由欲望和痛苦组成的，人一旦没有了欲望，从而也就没有了痛苦，最终也将陷入无聊。”他说自己的大学前几年就是这么无聊。

“一个农村的孩子，突然跑到首都这么大一个城市太不适应。在我们家乡，怀化就是大城市了，上高中以前我连怀化都没去过，上高中后也只是去过几次怀化，突然之间来到北京，找不到方向，也没有目标。这可能也跟我刚才讲的从小没有远大志向有关系，没有远大志向突然来到北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那时我想毕业后能够回到我们家乡的中级法院做个法官就心满意足了。所以那时候没什么追求。”

“大一大二我过得恍恍惚惚，导致对自己的评价显著降低，并且没有了信心。我到大三的时候决定好好努力下，就算只是为了奖学金也该好好努力下。那个时候我们的课程85分以上是优秀，如果你所有课程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优秀的话，就可以拿一等奖学金。那一年10门课我有8门得了84分，我觉得太无奈了！每门课只差一分，老师们怎么就这么跟我过不去呢？后来想想，其实还是自己不够努力吧。”

“现在的大多数孩子大学也是混，有的人混的觉得生活就是这样，有的人混的有所警醒。我想，我就是警醒的那一类。我对自己的大学生活作了深刻反思，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明确自己将来想要干些什么，但我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

考研，焕发朝气

易老师的研究生生活很充实。他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有个很好的去处——深圳海关。“我曾经想过如果当时去了深圳海关会是怎样！但是现在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依然选择做老师，做法律这一行！”

易老师考大学的时候，包括填志愿，一路下来都是法学院。“最开始也不是因为真的喜欢法学，而是因为法学专业可以帮我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做一个法律人。我想，自己可以去法院，法院去不了可以去检察院，检察院去不了可以去公安局，就是这种很朴素的想法。”

“对法学的兴趣和真正的喜欢是在上大学之后。大四的时候，为了考研继续攻读法律我埋头读书。之前玩疯了，心静不下来，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每天坐在教室里，哪怕什么都不看，也坐在那里，坚持了一个月把心收回来。大四上学期的时候，我天天看书，上午7点看到12点，下午2点看到5点，晚上6点看到10点。我有一个详细的规划，上午看什么，下午看什么，看多少遍。看书的过程中有很多思考，既包括对人生的思考，也包括对学习内容的思考；我有时觉得那些书上说的都不对，将来如果我来写书，我不会这么写。”

“考研的过程是我重新焕发朝气的过程。人在奋斗的过程中一定是充满朝气的，一定精神是向上的，而一个人一旦奋斗完成后疲软下来，他处于空虚状态的时候在职研究生，他的精神状态就完了。考研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锤炼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对社会对自己人生的思考，这个过程让我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求学不辍，受益终生

在后来的求学中，易老师又遇到了两位对自己很重要的老师，一位是硕士导师李宝岳教授，一位是博士导师陈光中教授。“前者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在学术界没有陈先生出名，但是却对我的学习和生活关照有加，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人！”

易老师在博士期间去了英国华威大学，国外的一年求学经历使他受益终生。

“出国前为了准备雅思考试，我有一个学期的时间在新东方参加培训班，每周有两到四次的培训。北京的冬天晚上很冷，我经常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地等公交车。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现在的付出值不值？现在证明这是值得的。后来我雅思考了6分（很惭愧啊），可以去英国了，现在你们至少要考7分吧。从国外回来后我就博士毕业了，推迟了大约半年的论文答辩时间。那个时候求职四处碰壁，哪都不要我，后来还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收留了我，我在那里工作了半年。”

结缘清华，情有独钟

“读博士的时候就我觉得自己应该来清华，因为那个时候清华一直没有刑诉的老师。”刑事诉讼法学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14门主干课之一，一个没有刑事诉讼法教师的法学院是不完整的。易老师2003年1月份正式加入清华，成为这里第一个正式在编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师，从此以后清华法学院才完整了。

易老师能来到清华，一是有法学方面的学术造诣博士，二是有海外留学经验。他在上博士期间就出版了专著《沉默的自由》，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他在研究生阶段就在《比较法研究》上发表了论文；除了发表论文外，他还从研究生三年级起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很多篇随笔。凭着自己的努力，当时的易老师也算是小有名气。

“真正读了博士后，我就只想来清华大学了。”

易老师觉得清华特别适合做学问。“我的性格不是很外向，做学问只要勤奋努力，就不会辜负你。任何人，当你在社会去竞争资源的时候，你的竞争对手会用各种手段来打碎你的梦想、毁灭你的努力。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他毁灭不了的，那就是当你追求的目标是你自身的强大的话。做学问就是这样一种职业。你只要自己愿意付出努力，没有人可以打败你。你对某个问题感兴趣，你掌握一定的方法，你阅读大量的文献，然后你有所感悟，形成文字，自然会有刊物愿意发表你的东西。只要你有原创性，有自己的思想在里边，别人没看过的你看过，别人没想到的你想到了，那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就是很宽广的。做学问这个职业特点就是，你的个性可以得到充分张扬；想要取得多大成就，你就付出多大努力，不需要处理特别复杂的人际关系。你不需要考虑你的竞争对手有什么样的人格，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你只要跟你自己竞争即可。”

“清华的氛围特别好，大部分人都是在做学问，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一个法学院不在于它有多少人，而在于有很多人在潜心地做一样东西。人多了不一定好，人多了以后什么人都有，可能会冲淡某些氛围。”易老师到清华时清华正式在编教师一共52人，他是第53个，倏忽之间已经将近12年了……

【记者手记】

本篇访谈纪实中，易老师主要谈及了其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和引人深省的人生体悟，让笔者深深感觉到老师于艰难困苦中的发奋图强，在人生困顿中的笃定前行，在学术研究中的孜孜以求……然而在易老师身上，更为让我们钦佩与动容的，是其心中自始而终秉持和坚守的“公平正义”之信念，并为此信念亲身笃行鞠躬尽瘁的付出与践行。就如在社会当中引起热议的陈满案中，易老师便自发担任其重要申诉人。陈满一案在易老师接受代为申诉一年后，迎来了转机。曙光初现的背后，有着易老师除夕夜依旧撰写申诉状地认真负责，多次前往监狱了解案情的不辞艰辛……其间，易老师的法理论证逻辑缜密、证据调查详实充分，为该案的申诉提供了强大的说服力。

对于法律人而言，确乎也没有什么价值是比“公平正义”更为高尚的了。易老师的努力与付出，既出于最原始的正义感与慈悲心，也源自于法律人对“公平正义”的笃定与坚守。在匡扶正义的路上，易老师从未停下脚步，一直坚定不移地前进着……

采访撰文：马泽、武琳（2013级法硕）

清华天普大学在哪里，北大往事回忆

北大地理系81级地貌专业毕业合影。后排右五为作者。

北大五四校庆将至。这几日与几位师兄谈及北大，忽有万般滋味到心头，不吐不快。至于五四是否该是北大生日，校友钱理群师兄有专论。大家别跟我较真儿。本文属于自娱自乐，是写给有北大经历的人看的。可能太“北大”，非北大的朋友如果看着别扭（北大的傲慢与自恋），我先向您道歉。我没想您“被北大”。

80 年代的北大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开学典礼

81级开学典礼上， 副校长兼教务长王学珍竟然忘了介绍校长张龙翔，大家也只是哈哈一笑置之，这要是换一个地方，恐怕会鸡飞狗跳。韩天石书记作报告，基本没什么废话。中间介绍冯大兴窃书杀人和北大竞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供“批判用”的竞选中的一些奇谈怪论，赢得巨大的共鸣和掌声，恐怕有违校方的初衷。等到张校长讲话时，学生们利用他的一次较长停顿，拼命鼓掌 （本人坐前排，是罪魁之一），张校长只好说，我的话讲完了。于是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笑声，对校长闻弦歌而知雅意的智慧，从谏如流的胸怀深表感谢和鼓励，台上台下一片笑声。

这可是开学典礼，一年级新生。可见北大新生里都是些什么人物，而北大校领导宽容到什么程度！那种自由平等的氛围，校领导以身示范的巨大感染力，嵌入北大新生的灵魂，永生难忘。三十年后，台上长者的音容笑貌，台下一张张乐不可支的年轻面孔，仍历历在目，成为生命中的定格。如果在北大呆过，还能思想僵化，不知宽容，那我只能佩服您了。

北大的小板凳

形方，色黄，高约一米。新生报到时人手一个，置于宿舍书桌之下。乃室外看电影、开大会必备之物，随手携带博士，毕业时交还。其貌不扬，其色不艳，几经转手，代代相传。不知坐过多少风流才子，绝代佳人，当代英雄！

1980 年竞选时，一位师兄，把小板凳往38 楼楼道里一放，一根烟，一杯茶，对着空无一人的楼道开始讲话。几分钟后，整个楼道水泄不通。那是北大历史上永恒的一页，其光辉灿烂，只有蔡元培先生的北大可与媲美。演讲者和听众，都让人肃然起敬，悠然神往。吾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引为终身憾事。实在是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您如果在北大呆过，无论居庙堂之高，亦或处江湖之远，念及此情此景，而不心潮起伏，基本就是冷血。

五四体育场开大会，人手一个板凳；东操场看电影，人手一个板凳。记得在板凳上看过不少电影，印象最深的是《牧马人》。

毕业时，板凳上缴，我拿着板凳到回收的地方，一片乱糟糟。一回身，板凳不翼而飞！不交还不能毕业，我急了，大喊一声：“家田！我板凳丢了！” 刘家田是我们班长，北大一绝。他在一分钟之内，变戏法似的给了我一个板凳！交差，走人。

八十年代北大学生宿舍（北大校友网）

看电影听讲座

人是群体动物，有从众心理，需要共鸣。看电影，没有比在北大更愉快的了。因为你想笑时，大家都笑了；你想哭时，周围的女同学已经在流泪；你觉得荒谬时，已经有人妙语连珠，说出你的心声。感同身受，完全的共鸣，那种感觉好像你和在场所有人都是同卵孪生的兄弟姐妹。

您如果无聊，随便买张票，坐进大饭厅。甭管什么破电影，都肯定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旁边许多同学做义务解说、评点。常常一针见血，讽刺挖苦，一唱三叹！比看相声过瘾多了，笑死不偿命。记得后来想给协会挣钱，跑到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去要电影来北大放，几乎什么电影都可以弄来，而北大什么都可以让你放，几乎没有审查手续，自由啊，幸福啊。

至于讲座，各色人等，五花八门，一周数次，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眼花耳乱。团委，学生会，社团都可以请，几乎不要审批，校方很少干涉。本校教授厉以宁的西方经济学，陈传康的跨学科研究，侯仁之的北京城市沿革，也都很受欢迎。仅举一例：

温元凯

“我们为温元凯鼓上一千次掌”

这不是我说的，而是 1985年北大团委总结广播中的一句话。85年春天，中国科大副校长温元凯作为人大代表来京开会。温元凯是当时四大青年导师之一，极有号召力。顺便说一句，除温元凯外，那三位都是北大校友。我跑到安徽省代表团住处去见他，想请他来北大演讲。那时一切都很简单，见人大代表就直接进去了（或许沾了不少北大的光）。

记得温元凯不在，还在人大会堂和万里同志座谈，会议服务人员马上通知他，他让我等一小时。我借此机会和同是人大代表的另一位改革先锋、安徽滁县地委副书记陈庭元先生认真聊了一会 （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凤阳县小岗村，就在滁县），同时邀请他去北大，陈先生以不善言辞为由婉拒，也向我推荐了温元凯。温元凯回来之后，跟我说他一心想去北大谈谈，于是我们约定第二天晚上他去北大做报告。

我骑车赶回北大（那时在北京骑车，是一种享受），开始准备。当晚商定由研究生会牵头，团委、学生会共同邀请（记得为时间和准备问题还和团委副书记张力吵了一架，后来成为好友），第二天我和研究生会一位部长开始跑场地和借车。

北大当时的“人民大会堂”是大饭厅，大概有两千二百多个座位。可当时正在搞整党用，我们只能用办公楼礼堂（就是后来李敖演讲的地方），可那儿太小，怕挤破头。当年见党委书记是无需预约的，于是我们去找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就是上文提到的副校长兼教育长，此时他已是党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 。北大党委书记好像总是中央候补委员，永远补不上去，不知什么原因）。

我们请王书记给整党换个地方，王书记问，你们请温元凯？他讲得那些东西也未必有多深刻 （可见对温元凯并不感冒）。我们开玩笑说，您不能让北大学生都具有党委书记、中央委员的认识水平。他现在很有号召力，如果在办公楼礼堂，人太多，挤破头，反为不美。咱们找一个大的地方，人显得少，不更好吗？王书记直乐，说你小子就捡好听的说吧，我明白你的意思，大饭厅就给你们用吧。这就是北大领导，真有点“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给你说话的权利”的风范。王书记又让北大车队给派了个车，我们这才贴广告，此时距开讲时间仅有三小时了。

晚上六点去北大车队要车，我一看，是辆吉普车，就跟车队队长说：“您瞧，堂堂北大，去宾馆接一位著名人大代表来演讲，就一辆吉普，只要您不嫌寒碜，我无所谓丢不丢人。” 队长看看我，一句话没说，给换了辆上海，真是人人都从谏如流！到宾馆接到温元凯，温元凯先生满面春风，与过道里的其他代表不停地打着招呼，“温校长，又去演讲？”“去北大！”

当晚的演讲非常成功，可能是北大历史上能够名列前茅的成功演讲之一。不到两千个座位，来了不下三千二百人，完全爆满，真庆幸没在办公楼礼堂搞讲座。温元凯的精彩讲话，无数次被掌声打断，说一千次太夸张，但可能有上百次。

作为化学家的温元凯，把中国社会比喻为巨大的缓冲溶剂，加点酸或碱都不产生变化；说美国人讲效率，问候语变得越来越简短：南部说“How are you”，中部说“Hello”，东部说“Hi”。全场捧腹大笑。温元凯本人也非常激动，中间休息时，我陪他上厕所，他不断重复：“真是北大! 到底是北大！我演讲的反应从来没这么好过！”许多来北大演讲的人，都深受北大氛围的感染。

演讲后有提问时间，问题如雪片般飞来。主持人请大家递条子，经我们归纳筛选，交给温元凯，怕出娄子，结果还是防不胜防。

我看到一个条子，邀请温元凯当北大校长。以我之大胆，也以为不妥。我对写条子的同学（地球物理系的一位80级学生干部）说，算了吧，丁石孙校长刚刚接任，这不合适。可这位同学非常坚决。竟然自己跳上台大喊一声，咱们请温老师当北大校长好不好？登时引起一些混乱，有大声叫好鼓掌的，也有起哄的，还有不满的。我一看糟了，主持人是一位团委干部也急坏了，朝我嚷了起来。温元凯先生也一脸煞白，说不出话来。我赶紧抢过话筒说：“我很理解这位同学的心情。他是希望温老师这样的改革家当北大校长，相信丁校长不会让我们失望。温老师今天是带病来北大演讲的，他喝的是药，不是水，现在身体已经很累，希望大家体谅。”

最后， 演讲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而我现在记忆最深的，就是这段插曲。在场有3000 多北大同学，许多人肯定记得比我清楚。后来这位同学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就是当年的北大。倒是我蒙受了一点“不白之冤”——有些人传是我喊请温元凯当北大校长的。不过也许这并不很冤枉，如果温元凯不是我请来的，并且假如我不了解丁校长，我这么做的可能性恐怕不小。

与丁石孙校长的私人会面

丁石孙

没那么神秘，所谓私人会面，就是我和丁校长两个人，在校长办公室里进行了一场谈话。

丁校长刚刚上任不久，有一天我跑到北大办公楼，正赶上丁校长下班。我拦住校长，问：“您有没有时间？您想不想让北大重现五四的辉煌？我想就北大发展前景和您谈谈。”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校长先是一愣，然后就笑了，非常和蔼地说，可以，就把我带回他的办公室。记得校长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他放下包，请我坐下，我就开始天上地下地胡侃一气。记得谈起蔡元培校长、北大兼容并包、人才辈出、总揽英雄云云，然后给了丁校长几条建议，包括任意选课、随便转系等等，其他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丁校长的表情：自始至终面带微笑，没有作任何评论。开始有惊诧，后来多了些别的东西，基本是觉得我很好玩，很冲动，很大胆。我以为是欣赏多于戏谑，鼓励多于批评，否则，我也不会滔滔不绝讲了半天。他像个慈祥的长者面对一个晚辈，然后送我出来，骑车回家。

我从此有点怕丁校长，尽量躲着他硕士，或许是后来觉得自己太幼稚可笑了。但从此对丁校长满怀敬意，并以自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上盖着他的大名而感到骄傲。丁校长后来身居庙堂，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每当电视上看到白发苍苍的校长，都让我回忆起北大办公楼里的场景。学生当年无知鲁莽，敬祝丁校长身体健康！

一不小心就撞上一位大师

北大燕南园聚集了中国学术界的泰斗，是名副其实大师云集的地方。学生们在图书馆与宿舍之间奔波，经常穿过燕南园，晚饭后，也会在这里散步，与某大师邂逅的可能性很大。我就在北大校园见到过王力先生、宗白华先生、朱光潜先生和陈岱孙先生。

1984年，想请周培源先生出席一个会议。当时周校长已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不住在燕南园了。为了找周校长的新地址和电话，我随便敲开了燕南园的一个门，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数学教授的家。开门的女孩看着面熟，一问，是我同级数学系的同学。说明来意，她立即朝屋里喊：“奶奶，您知道周培源先生的电话吗?” 很快出来一位风度翩翩头发花白的女学者，从一个本子上找到周校长电话和地址给了我。

周培源夫妇

我赶到周校长家里，蒙周校长和夫人亲自接待。看到周夫人王蒂澂老师，实在不能不浮想联翩。虽然年过八十 （王蒂澂老师70多岁），我实在想说一句“郎才女貌”！至于两位与陈岱老的三角恋爱传奇，非我所敢道也。

83年北大副校长王竹溪先生去世后，才知道他有多了不起：不仅是物理学大师，李政道、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导师，还是文字大家，第一个把《康熙字典》从头数到尾，说清楚一共有多少字的人。

王竹溪

日本首相访问北大风波

大概是1983年或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来北大演讲，我参加欢迎贵宾。当时我是典型的“爱国贼”，当面直斥中曾根康弘，使这位首相大惊失色。随行的中央保卫局官员初而目瞪口呆，继而怒不可遏，当场抓住了我，并且大喊一声：“北大学生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但周边同学同声声援我，所以只是扣留了我的学生证，移交北大保卫部处理。

第二天，我无所畏惧地来到北大保卫部，完全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保卫部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十几个人共用，部长的办公桌位于一角。部长是位老同志，很威严的样子，像个军人。部长问我，说说，你为什么这么做？我理直气壮，慷慨陈词，从甲午战争说到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从日本当年的军事侵略说到目前的经济侵略、技术封锁等等，当真是义正词严，无知无畏。

我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全办公室的人都停止了工作，全神贯注地在听我说话，目光中多是赞赏之意。等我快讲完时，竟然发现我身边的北大保卫部长已经热泪盈眶！！部长对我说：“同学，你知道吗？我哥哥就是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人杀害的！” 我登时心花怒放！心想，部长这么说，我恐怕屁事也没有了！果然，部长当场拿出我的学生证，直接递到我手中，说：“拿回去吧，不必写检查了，一切我做主。下次注意。”我就这样“不留案底”地全身而退，逃过一劫。后来盛传，说我在北大保卫部给拷了一个晚上。想想，实在幸运，心存感激。这要是在别的学校，恐怕开除的可能性都有，处分是躲不掉的。即使在北大，要不是遇到这样一位亲人是抗日烈士的保卫部长，也免不了会脱层皮。

十年以后，1994年，我回到北京，非常想去看望一下这位可敬的老同志。几经周折，找到了他的夫人，她告诉我，他重病住院，不能见人。我说：“请一定代我问候，就说一位当年不懂事惹了麻烦而承蒙他保护的北大学生，向老人致意。”

无与伦比的交流天堂

北大社团众多，灿若群星。我在四年级时有幸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读书会的准成员。听严勇（数学系，现TCL总裁）讲哥德尔证明；听王培（计算机系，现美国天普大学计算机教授）、吴国盛（国政系，北大哲学系教授）讲层次问题；听王友琴（中文系博士后，79级文科状元，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讲文学；李书磊（中文系，中央党校副校长）讲诗歌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让我记忆犹新）；听李明德（法律系，中国知识产权学会副会长）讲法律、阎步克（历史系，北大历史系教授）讲历史；听甘阳（哲学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讲哲学；听齐海滨（法律系，华中科技大学法学教授）讲韦伯和朱执信；听马伯强（现北大物理教授）、钱立（北大经济学教授）、陈坡讲人本主义；顾昕（生物系，北大教授）讲奥塔 希克；金观涛、刘青峰讲《走向未来》；张炳九（哲学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柏（东语系清华天普大学在哪里，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讲教育改革；孙来祥 （经济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讲阿罗不可能定律、黄永山讲经济；孙立平（社会学系，清华大学教授）讲社会学。皆北大一时之选，使我受益终身，这其中不少人成为我的挚友。正如王培所说，以后来美国，辗转各地，再也没有碰到过比当时的北大更好的交流平台，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心态不一样了。

额外的记忆

北大风景

一塌糊涂 （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和图书馆）。

北大三宝

吃饭加塞，图书馆占座，招贴广告。

八十年代北大食堂（北大校友网）

北大的棒子面粥真香！至今还想得人流口水。据说，喝过几年北大食堂棒子面粥的北大人，过很多年一眼就能认出来。人太多，加塞儿是免不了的；饭盆经常不翼而飞也很普通；自习都想去图书馆，因为气氛特好，可惜座位有限。

歌唱北大图书馆

填词：不知名北大学生 （很可能是集体创作）；曲：《外婆的澎湖湾》。我的记忆不全，可能有几个版本：

晚风轻拂图书馆，座位全占满；没有座位怎么办，心里是凄惨惨；坐在门前的草地上我消磨许多时光，从七点半我一直挨到十点半。

也有几次被人赶，那景象真凄惨；收拾书包，垂头丧气我离开了图书馆；四处流窜犹如丧家之犬，直到黑夜吞没我在宿舍大门前。

图书馆，图书馆，北大的图书馆，有过许多美好时光；书包，饭票，铅笔盒，还有一个倒霉蛋。

八十年代北大图书馆（北大校友网）

庆祝游行

记得有一次中国队（足球）又赢了，数千同学聚集，不久就兴高采烈出门庆祝游行。我站在路边看着，觉得非常可笑，可不知不觉就加入了游行队伍清华天普大学在哪里，北大往事回忆，过了几分钟，我发现自己竟然和其他人一样振臂呐喊，忘乎所以。肃然而惊，从此对群众运动的力量心存畏惧，敬而远之。也对伟大而理性的德意志民族为何能如此疯狂，略有心得。

北大的“课桌文学”

记得北大14届学生会主席朱善璐专门在大会上苦口婆心地讲到北大“课桌文学”、“厕所文学”（不登大雅，此处不表）。窃以为北大的”课桌文学” 真有光彩夺目之处，令人击节赞叹。记得有一首诗：

人生理应happy

何必玩命study

只要娶个漂亮的lady

抱个胖胖的baby

新教室铭 （据说曾在校刊登载）：

“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斯是教室，唯吾闲情。小说传得快，杂志翻得勤。琢磨下象棋，寻思看电视。可以打瞌睡，写情书。无书声之乱耳，无复习之劳形。是非跳舞场，堪比游乐厅。心里云：混张文凭。”

2011年 4月 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