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际博士，从“寒门子弟”到“哈佛博士”：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的人生故事

题记：徐国琦，1962年出生于安徽省枞阳县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之家。先后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以及哈佛大学，最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徐国琦是享誉国际的历史学者，现为香港大学著名教授。他新近出版了《边缘人偶记》，其中讲述了他如何从一名寒门子弟到哈佛博士的人生故事。今天，节选的是徐国琦教授新书的序言，以飨读者。

民国学者年轻时就写个人回忆录的很多。安徽人胡适之刚到四十就写《四十自述》就是一个著名例子。当然胡适有资格写。他不到30岁就暴得大名。况且还有个裹小脚的老婆，又给他平添了几分清誉。另一个安徽人唐德刚就说，“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女人亦随之。”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平庸如我者到四十岁时事业上才刚刚起步。我岂敢动心写什么回忆录呀！目前虽已过古人所谓“知天命”之年，但我根本没有知天命的本钱和自信，有的是“人到中年百事哀”的感叹和对人生与世界仍是充满疑惑和无解。

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

有趣的是第一次对我个人生平感兴趣的是美国一位著名出版经纪人。2008-2009年我在哈佛大学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 for Study)任研究员时，该院安排两位出版经纪人跟当年的部分研究员座谈。其中一位对我的个人及学术经历似乎特别好奇。专门到我的研究室聊了聊。在聊天时他直接劝我用英文写一本回忆录，甚至帮我策划如何布局谋篇，并让我尽快交给他一份10页纸的写作提纲，他会帮我找一个有影响的出版社。我后来把这一故事告诉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负责出版项目同时也是那次座谈会策划者的女士，她十分惊叹。称此位经纪人在业内十分出名，很少主动约请作者，而且任何书稿一经他手，成功机率很高。她的口气似乎是如果此位经纪人对我的书稿感兴趣，我无疑有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之可能。但愚钝如我者，当时并不觉得有写回忆录的资格，而且我当时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签有出版合同，必须尽快完成一本学术著作，不敢丝毫分心。那10页纸的提纲很快就被我忘到九霄云外了。这位老兄一定纳闷，哪来的混小子，如此不识抬举。

然而在2008年当老朋友王希和姚平邀请我为他们主编的留美历史学人回忆录撰稿时，我就不敢推辞了，只好应命，稀里糊涂的交了一篇“浮生三记”。这本同仁回忆录在201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似乎受到较大关注。我的安徽老乡吴浩先生与我本素不相识，但他读了我的“浮生三记”后，告诉我当时由他任社长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分社非常有兴趣出版我在“浮生三记”基础上扩充的学术回忆录，并用中英文对照出版。对这一异乎寻常的垂青我当然受宠若惊，但我当时刚到香港大学任职不久，各种责任很多，无暇它顾。吴先生极其有本领对付我这种惰性十足的人，他很快采取迂回战略，命我为他主编的《中华读书报》的国际文化版写不定期专栏，名为“浮生杂记”。对此我无法不从命了。但写了几篇后，又虎头蛇尾，因笔惰不了了之。现在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更新，看来此专栏有无疾而终的可能。

哈佛大学校园

本来这一连串如同天上掉馅饼般的回忆录之议在我的拖字诀下好像就此烟消云散了，但不久后台湾的吴翎君教授对我的口述史感兴趣，承其抬举并花费宝贵时间对我进行采访，并不辞辛劳将我难懂的安徽口音的录音整理成近 5-6万字的文字稿。但我劣习难改，收到文字稿后，觉得我还是扶不起的阿斗，应不发表为好，很快又将其置之脑后了。2016年秋香港大学让我休学术假，我立即躲到哈佛大学埋头读书和写作。可能长期用功过度，在2016底连续几天头晕的厉害，天旋地转。我一向身体还好，从无头晕的毛病，加上那几天波士顿突然下大雪，寒气逼人，一时悲从中来，感觉自己也许要一命呜呼了（后来大夫告诉我，这没什么大不了，一点不用担心）。

因无法写作，只好乘机整理我电脑里已经乱得无以复加的文档，这样发现了那篇长时间埋在电脑深处的口述史资料。一时兴起，就读了起来。可能因为当时的苍凉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觉得也许我应该交代自己人生中的雪泥鸿爪了，否则对不起这些对我一直厚爱并垂青的朋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我的孩子。三个孩子都在美国长大，对中国很陌生，偶尔也会问一些我过去的事情，但我总是语焉不详。如果我不把这一段故事迟早写出来，将来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父亲的成长史及环境。之所以选择用中文写，一是偷懒，因为已经有中文的口述史资料以及一些现存文字。二是觉得英文读者即使对我的经历感兴趣，更多的成分还是猎奇而已，而中文读者的知音会多一些，容易产生共鸣。

的确，在初稿完成后，我曾请一些华文圈老朋友批评指正,他们均提到强烈的共鸣感和新鲜感。例如，大学同学晏绍祥兄在读后，情不自禁地给我正式写了一封信。他说，“这篇自传仅有部分是自传，更多地是自己的学术经历和读书心得，读来很有收获，包括对费正清、霍布斯鲍姆、入江昭等人的介绍，以前只是偶尔听人提起，从无系统了解。老兄跟他们大多有交集，提供了一些特别有趣的第一手材料，于认识这些学问大家，多了一条渠道。关于自己治学和教书的心得，也非常有启发。我过去只是知道美国的教授们教学认真，但认真到什么程度，到底有哪些具体做法，实际了解很少。

这本回忆录，可是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第一手材料，有些做法，我觉得可以直接像你跟老马学习一样，剽窃过来应用。有关童年和大学的回忆，我非常有同感，应该说特有共鸣。我家估计也是几代没有出过进学堂的人，而且小时根本没有读书机会。童年给我的感受，像你一样香港国际博士，一个是没书读，也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另一个就是穷和饿，总是在到处找吃的，连上学途中遇狼，都有相似之处，只是我直接从狼的身前走了过去，估计那天它吃饱了，才没有对我这骨瘦如柴的小孩下手（那时初二，13岁，个子可能也就150厘米，远低于站立起来的狼）。

可惜这段历史已经被很多人遗忘，反倒认为那时社会风气正，希望回到那个时代，所以老兄这段回忆，对于希望回到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警醒。”“对于边缘人的概念，我也很是赞同。”这些评论对我无疑是很好的鼓励，让我觉得自己的这本小书即使涉及到个人生活环境部分可能也是我们许多同一代人的共同回忆，从而让我有信心将这本本来自娱自乐的拙稿拿出来出版。就这样在众多朋友的鼓励之下，一时兴起和一发不可收，结果就成了您手中的这本小书，《边缘人偶记》。之所以用此一个很俗气的书名，实际上我是想表达一种平平常常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的意境罢了。

我之所以能够写作并完成本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前辈榜样的驱使。作为一个职业历史学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对中西文化感触甚深的学者，我多年来一直以中英文写作，以教育中外读者为己任，一心追求林语堂当年的“两脚踩东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之境界。我也一直对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何兆武的《上学记》，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及黄仁宇的《黄河青山》等回忆著作，情有独钟，高山仰止，我虽不见得达到他们的水平和境界，但心向往之。这些书让我一读三叹，再读还是感叹不已，深为老一代学者的爱国情怀、高尚品德、坎坷人生、及乐观好学精神所感动。

何兆武先生一部“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谈自己，但更多的是谈别人，何先生娓娓道来，读者如坐春风。可惜何先生的“记”到1949年便嘎然而止，更使人意犹未尽，唏嘘不已。本书当然不敢媲美上述先生们的回忆录，但自信我的人生偶记可以写出不同时代一个国际公民和永远的边缘人的另一种人生风景。钱钟书先生有一本我十分爱读的小书，叫《写在人生的边上》。我这本小书可谓写在前辈和时代的后边，读者诸君权当其为“见贤思齐”的东施效颦吧。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写作这本小书的初衷还有“求为可知”。但真的动笔后，时时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胡适之先生自称他写四十自述的动机就是“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作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何炳棣明言其写《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宗旨就是要为未来学术史和教育史研究之用。李欧梵戏言其写回忆录的一个动机就是连哈佛学生的中国妈妈都能写关于哈佛的书，他这个“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为什么不能”？就这样我们终于可以读到他的《我的哈佛岁月》了。

和这些人相比，我没有他们的自信、光环和自负，更没有“读史阅世”的底气和“给史家做材料”的豪情，有的只是启功先生所说的“浮光掠影看平生”的心动罢了。另外小人物写回忆录，不免有把芝麻当西瓜之嫌，许多事自己敝帚自珍，别人也许嗤之以鼻。作为职业历史学者写回忆录，还有更多一层的挑战。职业训练要求我们文字不写半句空，要言必有据。但人的记忆是极其不可靠的。如何拿捏资料的准确性，在我写这本小书时，也经常让我左右为难和进退失据。所以我要一开始就正告读者，在这本书里，我是姑妄言之，您姑妄听之吧。孟子两千多年前就断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与‘武成’，取尔二三策而已焉。”孟夫子的这一大棒绝对能打到这本书的。

好在本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回忆录，而是通过本人的个人经历来揭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变迁，并以我从出生贫寒的安徽农家子弟到哈佛大学博士、长达20余年的境外教书育人和成为国际史学者的轨迹，以及通过我的一双饿眼对世界和中国的观察，来展示中国复杂多变的国际化历程。

换言之，这是一部个人化的中国史及国际史。本人意欲以个人的经历、阅历、人生感悟为经，揭示我周围世界之纬。经天纬地，用个性化的笔触，展示一位受中西文化深层熏陶下的国际学人的文化人生、炎凉世态、及在浮华世界下的“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之心无旁骛的平静书斋生活，以及甘于寂寞的边缘人心态。尽量做到文字风格为平凡、感性，手写我心。不做作，不雕饰。如果此书能够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文及人生风景线，如果读者通过这本小书，能激起奋发向上的意志，读出异样的中国与世界，并有所启迪，则吾愿足焉！

南开和复旦｜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的学缘与姻缘

有时候，一个人可以影响甚至改变另一个人的人生道路。

1984年，来自安徽乡野的孩子徐国琦在南开遇到杨生茂教授，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中国失去了一个外交官，但从此世界上多了一个历史学者”。此为徐国琦教授与南开大学的“学缘”。

1985年，全国中美关系史首届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在杨生茂先生的推荐下，徐国琦成为正式代表与会；此次会议上，徐国琦结识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尤卫群，1988年两人喜结良缘。其后，徐国琦夫妇，走南闯北，仗剑走天涯。此为徐国琦教授与复旦大学校友尤卫群的“姻缘”。

徐国琦早年师从杨生茂教授，后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选自他的回忆录《边缘人偶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在这篇文章里，徐国琦讲述了他与南开大学杨生茂先生的“学缘”，以及他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系友尤卫群恋爱结婚的美好姻缘故事。

1984年与杨生茂教授

1984年我有幸成为杨生茂先生美国外交史专业的研究生，这是我的造化和人生一个重要转折点。进入南开才是我真正读书的开始，我非常幸运有杨生茂先生做我的导师。杨先生是真正的学者，我进校之后，他就着意栽培我。杨先生虽是学术大家，留洋背景，但待人是老农民心态，极其纯朴。古语云：“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杨先生就是这样的君子。他还非常符合古人另一个关于君子的定义：“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我第一次见他时，他戴一个瓜皮小帽，一口河北口音。在我进南开读书后，他听说有人要帮我介绍对象，有天他就要我去见他，告诉我说：“徐国琦，我不管你谈不谈乱（恋）爱，但你要把书念好。”杨先生的河北口音把“恋”读成“乱”，十分有趣。

即使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先生仍是耳提面命，继续不断提供杨氏手谕或启示录。在南开六年，我积累了大概上百封先生的手谕。他每天给我的手谕比我在课堂里学的东西还要有用，因为这是对症下药，所以立竿见影。可惜我在1990年底出国时将信件及其他物品寄存别处，后来竟不翼而飞了，十分可惜。

除了手谕及启示录外，先生指点我治学的另一有效方法是寓教于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杨先生承担了一项国家重大研究项目，即撰写一部完整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985年开始动手准备。我当时是研究生二年级，但杨先生要我承担的分量最重，我受命写作从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个章节。从书稿主线、资料遴选到遣词造句、文字表达，时常受到先生多方鞭策，指点无数。耳濡目染，获益比起课堂上的满堂灌不知要强多少倍。为了督促我专心工作，先生费尽心血，并严加督促。让我每天诚惶诚恐，不敢懈怠。通过这次写作的历练，我学到研究要一丝不苟，不能走快捷通道。还有文章讲求用词要简要达意，所谓信达雅，且又不能说空话。我后来做学问的路径和努力，和杨先生这种寓教育于写作是非常有关系的。

杨先生对我进行学术训练的另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送出去。1985至1986年，美国富布莱特基金会选派一位富布莱特教授到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美国研究中心为中国教育部高校培训中国国际关系人才，为期一年，正式名称为高等学校助教进修班。学业完成后由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发结业证书。学员的身份必须是大学老师且是做国际问题研究的。

1985年，全国中美关系史首届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在杨先生的推荐下，我成为正式代表与会，可能在当时所有与会学者中，我是资格最浅也最年轻的正式代表。我的最大收获是不仅能聆听大名鼎鼎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滔滔不绝且精彩绝伦的宏论，更有幸一睹其风采。参会对我增长见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洗耳恭听刚从加州柏克莱分校进修归来的袁明老师的报告和心得。不过这次会议对我一生极有影响的不是学问和学术，而是另外巨大的收获。当时复旦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的研究生尤卫群担任会务接待工作，我因为年轻，加上是从上海外国语学院而不是直接从天津来复旦开会，她对我的接待似乎有点不当回事，以为我是本地旁听者。但是可能我的安徽口音太难懂，又让她不得不仔细听我说话，否则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就这样在尴尬中结缘后，她很快成为我的女朋友，并在1988年同我结婚，放弃上海户口和舒适环境，离开住在上海的父母和家人，来到我所在的天津工作。从此她成为我边缘人生的重要部分，同我一起，天南地北，仗剑走天涯。

1986年中美之间有个中美外交史学者讨论会，许多著名的美国学者都来北京开会。这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首届中美历史学者学术合作，其中有康奈尔大学的 ，芝加哥大学的入江昭以及著名冷战史学者John Lewis 等人。 当时是美国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代表作叫New ，从经济角度研究美帝国主义的兴起。他的导师是威斯康新左派外交史学学派的创办人 ，培养了一大批外交史学者，其中就有 、Lloyd 等人。 当时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知名教授。杨生茂老师安排我参加会议并授命我要在这批美国学者中选几位邀请他们到南开演讲，特别是 和Nancy 。因时间问题不能来南开，Nancy 当时是中美关系史的新秀，后来长期在 任教。但她当时以历史学者身份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不便公开讲课，也无法接受我的邀请。

虽无法来南开，但他特别邀请我到他下榻的高档饭店共进早餐。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第一顿最豪华和奢侈的早餐，那顿早餐我印象很深，两个人的账单一共是130块人民币，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这顿饭钱。所以我告诉 多谢他的破费，我要连一滴水都不浪费，要把它喝干。我当时的英语应不太灵光，他能否明白我的意思，我就不知道了。但 和我交谈后，似乎对我很看重，回美之后就寄来一大批他自己的著作及当时美国学界有影响力的名著，并建议我去康奈尔大学跟随他读博士。可惜我因与杨先生有约在先，要完成杨先生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书稿。如同建议我到 of 跟他做美国史博士生时我的反应一样，我对此同样不敢有非分之想。

虽然我没有请来到南开，但我很快得到另一个机会。美国著名外交史家 H.Hunt，中文名韩德，当时刚刚完成了一本新书 and U.S. ，人也正在北京，我立即奉杨先生之命邀请他来南开演讲。他表示愿意，但必须演讲当天返回北京。那一天我可辛苦了，我一早由南开派车从天津直奔北京，接到韩德后马上回天津。傍晚他演讲完毕我再陪同他坐南开大学轿车回北京，然后我在当天夜里乘原车回津。累固然是累，好在那时年轻，而且这是向美国教授学习和练英语的极好机会。

与杨生茂教授合影

杨先生属于“望之俨然，即之亦温”的长者。对学生一般不苟言笑，他的学生大多比较怕他。但我这个乡下野孩子一开始给他的印象就不一样，我和杨先生可以经常开玩笑。犹记在80年代后期，从先生爱女杨令侠处获悉先生生日将至，我一时玩心大发，特意让妻子尤卫群同其在天津电台工作的朋友联系，安排先生生日当天播放一首先生喜爱的乐曲《春江花月夜》，为其祝寿，并同节目主持敲定好解说词及播出时间。先生生日那天，我同《历史教学》编辑吴崇诰先生一起造访先生府上。

先生有听收音机的习惯，所以到约好点播音乐节目快要开始的时候，我们故意让先生打开收音机，声称电台可能有重大消息播放。先生打开收音机后，电台立即传出点歌台主持小姐悦耳的声音，说今天是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杨生茂先生的生日，他的仰慕者特意点歌一曲，祝贺杨先生生日快乐等一堆软绵绵的话。先生听完歌曲后，喜笑颜开，颇为得意。当我开玩笑说，这点歌人恐怕是先生的女性崇拜者时，先生似乎还有点不好意思，用地道的河北话斥责道：“不要乱说。”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杨先生这时的表情用“赤子之心”来描述应该是合适的。

虽然我直接接受先生耳提面命的时间大概只有六年多，但回首前尘，先生影响我人生至巨。2005年我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一书中，称先生为我“一生的导师”，可谓发自心田。为感谢先生的培育之情，我特意把200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奥林匹克之梦》一书题献给我在东西方的两位伟大老师：杨生茂与入江昭。近20多年来，我浪迹天涯，但先生对于我的每一步成长都予以关注。2005年我的《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一书的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先生获悉后，居然亲自向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讯》发布出版消息。

2009年秋，我受王希、姚平两位友人之命，写了一篇不足挂齿的回顾个人学术生平的《浮生三记》一文。初稿完成后，为博先生一笑，特意请先生爱女杨令侠教授将电子版发给先生一阅并提意见。令侠称，先生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先生还让令侠传给我他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国琦，诵读全文一遍，很受感动，自然也很高兴。对我赞语，十分感谢。你做档案工作的艰苦经历频频触动我的心坎，并取得我的敬佩。因病，不能多语。祝春节好。”2009年秋，我在近两年的举棋不定后，决定接受香港大学历史系的聘书，离开美国，到香港工作。先生获悉后，于2009年底，寄给我一张贺年卡，上写：“国琦如晤：赴港执教，实属优选，甚值拍手称快。他日访问，更为便捷。”

新到香港，因万事纷扰，尚未来得及到先生处问候，先生即于2010年驾鹤西归，怎不令人悲伤！！！“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放眼当代中国，自称大师的人很多。但先生从未自命不凡，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称自己为“人梯”。其实先生不仅仅是真正的大师，还是不折不扣的学术拓荒者和巨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伟大的人格风范，安贫乐道的高贵学术人生，必将激励中国一代代学人，书写中国人研究世界史特别是美国史的“宇宙文章”，我从先生处不仅学到学问，更是受益于先生的学问人生，学会如何自处、处世。先生一生淡泊名利，高风亮节香港国际博士，汲汲于救国、治学之道。后人的成功，大多源于其站立在前辈巨人的肩上。如果说我目前有任何所谓成就的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杨生茂先生这样一位巨人。如今大师已去，先生植于我辈弟子中的学术人生的种子犹存。定当不遗余力发扬光大，以无愧于先生教育之恩。2017年系杨生茂教授100周年诞辰的日子，杨门弟子和朋友会在金秋时节，汇聚津门，缅怀杨先生的学术人生和道德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