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多明尼克大学mba，朱嘉明｜2016.6.16 告別講台

摄于2016年6月16日

【柳红注】6月16日，不仅是朱嘉明这学期上的最后一堂课，也是为过去十三年以方式授课划下句号的日子。所以，他特意为自己的教书生涯做了一个小结。世上以教师、教授为职业生涯的人多得很，各有各的感慨。只是像朱嘉明这样，因为特殊际遇，在53岁的年纪，以非母语-英语开始教书为生，使之成为安身立命的“手艺”的人稀有，其中甘苦，披星戴月，只有自知。课后第二天，他和同学们又有一个聚会，收到了大家的贺卡，有珍贵的留言。以下是在上课录音基础上整理删增的文字稿。

今天，6月16日是本学期《虚拟经济》最后一节课，也是我教学生涯，即自2003年至今，13年，26个学期，先后在两所大学–维也纳大学和台湾大学–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以授课方式画上句号的一堂课。

自下个学期，今年秋季和明年春季，我还会在台大，通过（工作坊）的方式与同学交流关于如何实现工业废墟和荒村历史文化遗产的时空转换的新课题。与此同时，我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写作上。无论如何，今天，对我来说是big deal（大事儿），以教书为职业的生涯告了一个段落，进入准退休状态。当然我是不准备退休的，我认为退休是老年痴呆症的开始（笑）。

我今天讲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本学期课程小结（略）。

这学期一共九讲，加上刚才五位同学作的课堂案例报告，涉及电影、梦幻和现实关系、宗教、黑客松和网络直播领域，还有约20本课下参考书阅读和课上讨论，构成了本学期《虚拟经济》的相对完整的知识、理论与实证体系。

从《虚拟经济》课程中，可以提炼出3个基本概念：第一、就经济史而言，虚拟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从农业、工业向信息社会演变的结果，也是在传统的三次产业衰落，第四、甚至第五产业兴起的结果。第二，当下世界经济发展，形成了新二元经济，即不再是刘易斯（(A．Lewis）所提出的传统和现代，或是城乡二元经济，而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二元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差异反映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差异。全球化的主题从实体经济迅速过渡到虚拟经济。第三，就虚拟经济的技术基础而言，进入人类难以预测和驾驭的历史时期。

我希望这次讲授的《虚拟经济》能变成一本书，所以请同学们帮助把课堂录音整理出来。大家听完9讲，已经了解这里所描述的虚拟经济和马克思所谈的虚拟经济不一样，也和现在人们所理解、想像和谈论的虚拟经济差别甚大。这本书的主要思想和架构都是原创性的，涉及了经济学之外的一些学科，当然也用传统经济学的一些方法。我争取这本书在今年年底完成，预先在这里谢谢同学们所做的贡献。

第二部分，与今天在场的同学分享我教学生涯的感受。

我过去13年的教学生涯分为两个阶段：2003年至2014年的维也纳大学；2012年至今台湾大学。其中，维也纳大学的授课40门左右；台大7门；逢甲大学1门。也就是说我在以上三个大学，13年，26个学期，总计讲授过50门左右的课程。

示例：2011春季在维也纳大学开设课程《中国货币经济》

所讲课程，主要这样几类：第一类：经济理论，宏观经济学、地理经济、空间经济学、虚拟经济等；第二类：经济历史，货币史、城市发展史等；第三类：货币金融经济，互联网金融，货币、资本、空间关系等；第四类：中国专题，改革史、城市化、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等。

作为老师，我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认真传授知识，培养学生建构崇尚精神生活、追求真知和尊敬学问的基础；在不同时代，对知识有不同要求，老师的责任是传授知识。第二，精心选择课程，使学生从授课内容和教学方法中有启发有收获，且长期受益，绝不误人子弟。第三，自我要求每门课程要有新意，富有挑战性，焕发激情（）。如果大家仔细看我的50门课程，不难发现，除了维也纳大学的地理经济课有重复，绝大部分都是新内容。这样做，不容易。一般来说，一节课需要3、4天备课时间，每天至少8至10个小时。如果同时上两门课，每周需要投入6个整天。

此时此刻，我要感谢维也纳大学和台湾大学。因为这两所大学为我提供了讲坛。当然更要感谢两所大学里邀请我的尊敬而友善的教授。

维也纳大学旧照

维也纳大学创建于1365年，是德语国家最古老的大学之一。1365年的中国，是元朝倒数第三年，明朝开国前三年。去年维也纳大学举办了650周年校庆。

2015年维也纳大学650周年校庆

650年来，支撑维也纳大学的是其校训：“自由研究和以研究为基础的教育”（ of and -Based ）。所以，维也纳大学产生了那么多对各个学科有里程碑式影响的学者和科学家。例如人们熟知的弗洛伊德、熊彼特、哈耶克、薛定谔、波普尔等等。除了上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维也纳大学，我进行了对中国货币史的研究，凝结为《从自由到垄断 – 中国货币经济二千年》（2012年出版）；前后推动筹划和主持了包括1980年代中国（2010）、辛亥革命和辛亥建国一百周年（2012），以及纪念一战100周年的“一战与中国”的三个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并合作主编了《一战与中国》论文集（2015）。

我上课的校园和教室

在维也纳漫长的冬天里，阴天很多，太阳出来是大喜事儿，全城人都要出来晒太阳，我的学生们也要晒太阳，那个时刻，我基本会跟学生说咱们现在出去晒太阳。

校园，晒太阳

给同学们看在维也纳大学校园坐在墙根儿晒太阳照片

台湾大学没有维也纳大学那么古老。如果以正式命名台湾大学算，不过是71年。但是，傅斯年校长在任所制定的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无疑是超越时空的。就台湾大学的核心传统，如同维也纳大学，其实也是自由精神，已及因自由精神孕育出来的自由主义学风。

台大图书馆

傅斯年校长墓，在校门右侧林中

我在这里教授了7门课，其中自我评价较高的是空间经济学，城市化极限，中国实证经济，货币、资本、空间和本学期的虚拟经济。

示例：台大开课记录

13年的大学教书，满足了我对知识的追求和学术偏好，可以让自己在最大的时空中，处于形而上的状态，也对“学问”本身有了自己的理解，内心充满感恩。

我们这一代，即中国的“老三届”，特别是其中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没能接受系统和完整的教育。我是1958年上小学，“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第十三中学上初二。50年前的6月，发生“文化革命”，中国正规教育中断。从1968-1978年，“文革”加在西藏、黑龙江、山东的务农做工，整整12年。我幸运，是因为考取了1978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研究生。那年，规定1935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人都可以报考，有很多老大学生参加，竞争激烈。当时我在山东。但是，因为很快参与到经济改革之中，三年的硕士，真正坐下来读书的时间比重不足两年。之后，读博士，也是在河南省人民政府任职期间完成的。我再次获得读书机会，则是199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MBA，那时已经40多岁，有着沉重的外语和生存压力。所以美国多明尼克大学mba，我一生真正专心在校园里读书的年份是有限的。可以说，只有小学6年，初中2年。然而，我又是无处不读书的人，无论在人生多么困顿的岁月。

我确实有根深蒂固地、广泛的学术兴趣。以经济学为例，自13岁第一次看到介绍亚当·斯密的小册子，与它结下不解之缘。文革期间，在乡下，精读了经济学说史；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着重研究经济结构，包括工业、农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部门，1984年出版第一本专著《国民经济结构学浅说》。回头看它很浅显，但在那个时候，抛弃马列经典作家的那套理论体系和框架，另外建立一套，还是有创新意义。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论中国科技产品为什么不能转化成商品》，之后，转向研究经济增长，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非均衡问题。1985-1986年，去了美国和英国，发现西方有很多关于非均衡增长的研究。从美国大学图书馆复印了不少相关著作带回国。最终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非均衡增长》。大约在1988年，我开始对货币经济感兴趣，源于一个简单问题：中国文明几千年，为什么最终“一穷二白”，财富哪儿去了？受凯恩斯关于货币史理论的启发，我当时猜测，可能可以从货币经济的演变加以解释。那时准备了相当多的文献和资料，但是却不得不中断，直到将近二十年之后，终于得以重新开始货币经济研究。

顺便要说的是：财富是极为脆弱的，特别是货币体现的财富。最近，曾经以石油致富的委内瑞拉陷入深重经济危机，中产阶级破产，警察参与抢劫，几万华侨撤退。这说明，财富对个人和对国家来说，可以瞬时积聚，瞬时消失。

我很高兴以《虚拟经济》这门课作为我教授生涯的句号。以往的课，是关于过去和现在，这一次，是关于现在和将来。人类真正的困境，不是对海洋、地球、外层空间的认识不足，而是对自己的认识不足，对自己潜力的估计不足。如同我在本学期课程中一再强调的：研究虚拟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其背后掩藏的是对人类的重新和深刻思考。

最近，在美国加州Code 上，马斯克（Elon Musk）在回答记者“我们是否可能生活在虚拟世界？”时提出，我们现在很可能生活在一种由计算机模拟出来的世界中。鉴于能混淆虚拟与现实的游戏不可避免的出现，这些游戏将可以在任何平台上运行，比如机顶盒、个人电脑等，到时候这些设备的数量将达到十亿级，所以对于单个的人来说，生活在真实世界的几率只有十亿分之一。媒体报道：十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勒奈·笛卡尔（Rene ），已经担心人类活在“虚幻世界”中，眼前的一切可能都是“恶魔”制造的完美幻象。2003年，牛津大学哲学教授尼克·波斯特罗姆（Nick ）的《我们活在计算机模拟中？》（Are in a ?）一文，据说其观点受到比尔·盖茨、伊隆·马斯克、史蒂芬·霍金等人的推崇。

今年是VR元年，一方面，新技术支撑的虚拟经济产业、行业大规模拓展，一方面，虚拟技术全面进入传统的文化艺术和媒体领域，虚拟经济进入加速度的历史时代。我特别提请大家注意这种改变速度，身在其中的绝大多数人美国多明尼克大学mba，对于这样的速度，常常是无意识、无感觉的。

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很多人，在少年时代，都受到过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的感召，憧憬未来，追求科学。然而，“文革”中断了我们做学生、接受科学教育的路，即使十余年后有机会考进大学的，因错过了学习自然科学的青春时段，而不得不改学文科。1960年，我在北海公园遇到过一个日本人，他一边走一边听广播，真神奇，没有电线，那就是半导体收音机，对我冲击很大。之后，我装过矿石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从单管装到多管。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也是我个人的选择，因为不喜欢那些老教条，喜欢新鲜的，变化的，进步的，指向未来的。如今，作为过去半个多世纪科学技术演进的目击者，经历了从矿石收音机到VR，AR和MR时代的全过程，我坚信科学技术是人类进步最基本，甚至最重要的因素。

现在我们遇到了新的问题：当人类对自己的精神需求给予足够开发时，人的潜力极大发掘，逼近一个极大值时，虚拟供给充分爆发出来，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回归原本的人，还是创造了新人类，抑或彻底改变原本人类文明形态？对此，我们尚无法预见。

这些年我到底教过多少学生？没有精确统计。应该在2000人左右。首先，值得说的是学生来源的高度国际化。在维也纳大学，自然奥地利学生比重比较高，但是，因为欧盟大学生都可以申请入学，所以，学生来自欧盟各国和国际交换学生；在台湾，则是台湾同学和大陆同学。其次，学生年龄的变化，从70后为主体到80后为主体、现在的主体是90后。这学期年纪最小的同学出生于1997年。此外，学生的学科背景多元。

最后，要感谢所有听过我的课的学生。学生是流动的，一代人和一代人有很多差异。但是，把历史拉长，这种差异就显得没那么重要，反而是共性突显出来：那就是大家与生俱来的良知、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希望。还有，就是青年人的活力。要知道，每个新学期开始，每次走进教室，我都会因学生而感动和受到激励。学生们越来越年轻，我越来越老。但我从来是在做老师的同时仍旧把自己当作追赶历史和时代的一名学生。

展望，你们面对的未来世界超出你们的想象，你们年轻，会有前人没有的经验和幸福，但是，也会有前人没有的挑战和危险。新的历史下，会有一系列新形态的革命。因为VR和电影的结合，发生电影革命；因为互联网直播，会改变媒体生态革命；因为无人驾驶汽车，新一轮交通革命会迅速来临。但是，最为挑战的是：你们将不断地处于现实和虚拟世界的转换之中，会面临到底虚拟是真实的，还是真实是虚拟的困惑，也许是欣喜。原来人们习以为常的家族、婚姻、爱情，以及货币、资本、就业形态，还有社会结构和城市体系都在发生改变。

所以，只有知识和精神是永恒的。

（问答略）

同学们送给朱老师的贺卡（将学生姓名隐去）

历史之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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