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博士和在职博士，你才是博士 你们全家都是博士！

以工农为主的中国革命，虽然有不少知识分子加入，但长期仍是被改造的对象。1949年革命胜利以后，先后兴起各种运动，50年代学农，60年代学军，70年代学工，但很少学知、学专，还经常批判重视专业知识的白专道路。虽然也强调又红又专，但实际上却变成突出“红”的政治挂帅。

“文革”后期提拔了多名副总理——近乎半文盲的农民陈永贵、普通纺织女工吴桂贤、翻砂工出身只有39岁的孙健，还有售货员出身的李素文被提拔为人大副委员长。不说这些人的能力、品性如何，至少有一个共同特征：没有文凭。但他们后来也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拿过高一级的文凭。

邓小平上台后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强调“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选拔人才强调知识化、年轻化。知识重获重视，反映在形式上就是人人想法弄文凭，特别是领导干部，有了好文凭，更容易被提拔。

于是，80年代想方设法弄本科文凭，90年代水涨船高，不择手段弄硕士文凭，到了21世纪，就堂而皇之地是博士文凭了。

现任官员的博士文凭不便评说，由落马官员的情况可见一斑。政协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党校校长孟学农两会期间说：“好多贪官都是博士。我抨击不学无术、注水的博士。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博士招来重考一下。”据媒体统计，十八大以来，副厅(局)级以上落马官员超过60人。其中，博士学历官员至少12人全职博士和在职博士，约占落马官员的五分之一。这其中出名的就有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南京市长季建业、云南副省长沈培平，当然还有此前的王立军等。

官员博士多，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国外也有许多博士官员。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是哈佛的法学博士，克林顿夫妇都是耶鲁的法学博士。很多高官也都是博士，著名的就有国务卿赖斯、奥尔布赖特、基辛格等。

但和中国的情况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奥巴马和克林顿在从政前，就全日制学习拿到博士学位。其他人也是在当官以前，全职攻读博士学位，并且长期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后来才被招至政府。

比如基辛格，1969年进入尼克松政府之前，已在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留校任教18年，从助教一直干到教授。其研究的“均势外交”理论，受到尼克松重视，就此拜将入相，形成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制衡的战略政策。奥尔布赖特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长期在乔治敦大学任国际事务教授，后被克林顿招至帐下，成为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小布什时期的国务卿赖斯，获得丹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后，长期在斯坦福大学执教，并任教务长。

最重要的区别是：好像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有谁边当官，边在职读博士。

在西方，对公众人物的学位来历、论文抄袭有苛刻的要求，不管是竞选时还是上台后，媒体、公众、政党都在监督。人们可以放过克林顿的“拉链门”，但如果学位有一点问题，一定不会放过。一个官员连最基本的学位都敢造假，还有什么能让人相信呢？2012年，匈牙利总统施密特因早年的博士论文抄袭，被迫辞职；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因论文抄袭被迫下台。

而中国的博士官员呢？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是后学历全职博士和在职博士，一边当官，一边搞博士学位。比如季建业，任江苏高官时，在省内的高校获得博士学位，论文由别人代笔而且是抄袭，还没有参加答辩。后来又以课题赞助的形式，成为京城某名校的博士后研究员。季落马以后被曝光其博士后出站报告，也是别人代笔。

最有意思的是云南副省长沈培平，保山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科毕业后，随着官运亨通，先在党校函授学院获得在职研究生学历，后在京城某名校自然地理专业获得理学博士学位，5个月后获聘该校兼职教授。从文科到理科，从专科到博士，从官员到教授，专业任其转换，学位唾手可得，官学两道通吃。要不是贪腐落马，公众还不知道此人之奇。

其实也不奇怪，沈此前在担任普洱市委书记期间，该市就与其博士就读专业所在的学校资源学院合作成立了北京市普洱茶研究院，沈亲任院长。他被调查后，学校方面虽免去其院长职务，但免不去人们对官学利益交换的猜疑。

当然，除了官员的问题，大学在招生管理方面也难咎其责。目前一些学术机构和教授，在招收博士时，会有三种考虑：有权的，能带来综合资源；有钱的，舍得花钱；有才的，能帮导师和学校干活。

曾有京外某大学的一位处长，曲里拐弯找到我，希望引荐打点某位我熟悉的教授，在职读博士，并且伸出一个巴掌，表示愿意出这个数。我说5000，他含笑摇头。我说5万，他继续摇头。我说难道是50万？他颔首确认。

我扶了扶滑落的眼镜说，为了上一个后学历博士，花50万值吗？

他说当然值，太值了！有了博士学位，他既可以谋求校领导职务，也可以交流到政府当官，综合收益回报，岂是50万能比的？实在不行搞教学研究，也非常划算。他所在的院校像许多大学一样，鼓励上博士，可以报销10万学费。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可以和本校谈待遇条件，也可以联系调动或被引进到其他院校，安家费、科研启动费、配套课题费、分现房或拿大额房补，这一切远超50万！

我惊而不呆地说，这位教授不好打点，而且考博士这事不是砸钱就能办成的。他反问：“难道还有花钱办不成的事吗？不瞒你说，我之前的在职硕士学历，现在的处长职务，都是花钱弄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皇帝还不打进贡的，只要人找到，钱花到，事就能办到！”

我没有揽这事。两年后接到他的电话，告知已在某校读了在职博士，以后发表文章还请帮忙，保持联系云云。

1990年代后期，我在京做公务员，欲报考博士。时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的薛谋洪教授说，不反对博士毕业后做官，学生将来做了好官、大官还会引之为荣。但反对边做官边读博，在中国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没有全部时间、精力的保障，心有旁骛，怎么研究？要读博，先辞职！

为了读博，我辞职了。少了可能的福利分房和稳定的收入，但多了一个学位和内心的平衡，或不平衡。几年后，我碰到原来的一位同事，升了处长，当年分给他的福利房，十几万买下，现在市值已经几百万。另外，他也正在读在职博士，单位报销学费，争取毕业后升副局。

假作真时真亦假。假币多了，人们拿到真币也会怀疑。骗子多了，碰到好人也不相信。假博士多了，真博士就会被污名化，社会对博士的总体评价在降低。这也是我不愿帮那位处长的原因，不说别的，至少会影响我的名声。

十几年前，我吃住清华园，苦读四载，全职获得博士学位。但当如今大批的官员、富商、明星运作到博士学位，博士在中国像教授（叫兽）、专家（砖家）、小姐一样被变得戏谑不屑时，朋友们有时调侃叫我博士，我会开玩笑回应：你才是博士，你们全家都是博士。

撰文/乔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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