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东北部距离波士顿大约1.5小时车程的埃克塞特小镇,有一所名叫菲利普斯埃克塞特( )的私立寄宿高中,它是创办人扎克伯格的母校,也是美国奥数冠军的摇篮。每一年,美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的6名参赛选手中,总有三四名来自该校,几乎每年都有美国奥数金牌选手在这里诞生。如此的成绩,和该校数学教师华裔华裔冯祖鸣息息相关。冯的另一个身份是美国奥数国家队主教练(2002年后)。
去年冬天,我曾去这所学校探访。在拜访冯祖鸣老师之前,我通过网络了解了他的传奇故事:14 岁进入北大少年班,18 岁考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学硕博连读,博士毕业后他可以选择去华尔街工作,或继续数学研究,他却选择到埃克塞特教书,一教就是17 年。
在一个叫 的网站上,一位学生对这位华裔数学老师这样评论:“数水平无与伦比,但他需要去上情绪管理课。”另一位学生说,冯老师上课火气大,在教室里会因为一道数学题跟学生争吵。
冯祖鸣的学生之一、中国籍男生石小渔(化名)当初未进学校时,就听说有这样一位威严的老师,一些美国同学见到他如同“老鼠见猫”。石小渔想象,冯老师应该是一位干瘪的中国老头,或许脸部沟壑纵横,还留着山羊胡须。见面时看到的在职研究生,却是一位高大威猛、神采奕奕的中年男子。
冯老师课余时间还是学校女子足球队兼职教练,并在学校督导一个 36 人的数学社,其中90% 为亚裔,石小渔也是其中一员。当年,马克•扎克伯格也是数学社的核心成员。
当记者在数学楼见到这位刚刚上完课的传奇华裔老师时,他正坐在“哈克尼斯圆桌”一角,阅读手机里一则好友刚发来的笑话,不时发出爽朗笑声,很难将他和西方学生眼中 “咄咄逼人”的教师形象联系起来。
“我只对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学生凶”,冯祖鸣笑道。尽管在美国生活多年,冯祖鸣仍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话时眯着眼睛,嘴角挂着浅笑。在异国他乡采访,遇到这样一位儒雅谦和的华人博士后,让人倍感亲切。
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记者发现该校上课很有特色:学生教学生。12名学生和1名老师围坐在一张叫做“哈克尼斯”的椭圆形桌子前。数学课上,老师和学生各自拿出几张A4纸,一共12道题目,学生一一上黑板讲解每一道题目,老师只在学生们全部束手无策时才会开口说话。通常老师不直接讲知识点,而是设计一些问题,可以让学生慢慢证明出定理,从而令他们获得学习的自信。
石小渔回忆说,一堂数学课上,冯老师抛出一道题,并连环炮式地问出三个问题:
“你说,老师为什么要出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背后意味着什么?”
“它的模型可以解决哪些实际问题?”
石小渔有些发愣。在中国,他感觉自己是解题机器,有信心攻克数学难题的堡垒,却从未想过数学难题背后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的数学课堂,石小渔第一次感觉数学有意思,思维也开始活跃起来。“只有明白出题人的思路,才能真正了解这个模型,运用到实际中。”这是石小渔从冯祖鸣那里获得的经验。
冯祖鸣在课堂上,经常会布置一些超出学生思考能力范围的题目。有一回,全场寂静,大家都因最后一道超级难题沉寂无声。正当大家冥思苦想之时,一个学生居然趴在圆桌上睡着了。
“要不要用一桶水把他浇醒?”一位学生看了看冯祖鸣问道。“还是把我的棒球棒交给你吧。”冯祖鸣略带严厉的冷笑话,一下子把那个学生震醒了。
“学习基于兴趣,而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冯祖鸣说,“像哈克尼斯这样讨论会形式的授课,有助于教师抛出问题,让师生在各个层面的沟通中碰撞出火花。”
“很多华裔家长不能理解,明明交了钱,为什么老师讲得那么少?其实,我的力气都花在备课的过程里。”冯老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中国,数学奥赛是和普通的教学分开来的,而我们所作的,就是想把教学过程变成奥赛那样,具备启发思维。”
多年前,冯祖鸣的一位学生做了一个毕业设计,因为这名学生平时喜欢上网免费下载歌曲,但发现每次寻找免费歌曲太花时间。他想,如果有一种软件当下载一首歌之后,会自动找到网上相同类型的免费歌曲链结,那多好。于是他发明了一款MP3播放器插件,记录人们对音乐的喜好程度,并据此自动排列音乐播放顺序。后来该学生考进哈佛大学,上学期间创办了风行全球的社交网站。如今,他的名字“马克-扎克伯格”已全球闻名。
“因为创造而开发出一项新行业,这是教育的目的。数学教育也是如此。”冯祖鸣评论道。
在一个学生论坛上,有学生分析说,当年学长马克-扎克伯格之所以可以被哈佛录取,原因之一是冯祖鸣给哈佛写了一封颇有含金量的推荐信。是真是假?我曾写邮件向冯老师核实。他用英语简单回复:“他是一个很好的学生,12年级时是一位出色的学生领袖,为团队做出很多贡献。但其他问题,你应该直接去问他本人。”
除了马克-扎克伯格之外,在冯祖鸣的指导下,菲利普斯埃克塞特的确出现了震惊美国数学界的一批传奇人物。
比如,2008 年好莱坞电影《决胜21点》里“赌圣”原型马恺文(Jeff Ma),他在埃克塞特学院毕业后考入麻省理工,成为学校“21 点小组”成员,依靠强大的计量分析神算能力,他和同伴前往拉斯维加斯,一晚上赢走90 多万美元,被各大赌场列入黑名单。
2007 年考入哈佛的华裔女孩龚逸然( Gong),在埃克塞特读高中时,她参加过5 次奥数比赛,获得1金2 银的好成绩。进入哈佛大学后,她选修了“MATH 55”,所有的作业、测试、考试均得满分,震惊哈佛。这门课可谓“世界上最难数学课”,专为数学极客设计,在国际奥数界赫赫有名。比尔•盖茨大一时也上过这门课。
B = 外滩教育
F = 冯祖鸣( Feng )
B: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数学?北大少年班毕业后,您申请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读数学硕士和博士。能否谈谈中美教育的差异?
F:我从来不认为数学是我的研究目标。我是一名教师,我并不研究数学。在我年轻时,中国的确没有很多基于发展学生“兴趣”为主的教育。让人悲伤的是,这个现象在今日的中国,或多或少依旧存在。
我个人的感觉是,不仅是中国,所有的东方文化,都太注重考试结果了。你要是太注重考试结果,这书是很难教的。家长急,学生也急。好像人的心停不下来,让学生慢慢成长都不行,要马上看出结果来。所有的结果博士,都坏在拔苗助长上了。我个人搞奥数,带领美国国家队参加比赛,成绩也很好,但也没见美国人全民搞奥数。美国学生全民都在搞体育,基本每个学生都会参加一两项体育活动,但他们参与体育,也不是为了拿金牌。
B:你所在学校采用哈克尼斯教学法教授数学。我发现这在美国其他高中并不常见。能否谈谈如何用该方法对数学教学究竟有何帮助?
F:研讨会形式的教学方法,比如哈克尼斯圆桌教学法,可以在各种程度上帮助师生有效的提出问题,交流思想。但我想说的是,数学就是数学,用许多方法教都能取得成功,这跟有没有“圆桌”没关系。它主要基于四个元素:教师的知识丰富度和用心程度,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和用心程度。
B:听说你现在带领的学校数学俱乐部 90%以上都是亚裔,而且成绩杰出的多为ABC( Born )。你觉得这是亚洲人具有数学天赋,还是跟家庭教育有关?近年来美国队获得的最好成绩是多少?
F:如果我们有更多样化背景的学生,美国队(埃克塞特数学俱乐部)将更强大。这也是我不断努力去做的。在过去的奥数比赛中,美国队在2004年,2005年和2011年获得第二名。在过去10年,5:5平俄罗斯,6:4胜韩国(尽管俄罗斯和韩国都曾战胜过中国,获得第一)。我想说,中国无疑是最难击败的对手。俄罗斯、美国和韩国在第二阵营。
B:相比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孩子,大陆的孩子在美国高中学习数学,你觉得优势是什么?不足之处是什么?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F:我认为每一个教育体系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关键是如何将优势最大化。对于非常非常顶尖的学生来说,在美国学习可以帮助他们更平稳地过渡到更高层级的学习中。
B:你的孩子喜欢数学吗?作为父亲,你是如何培养他们对数学/科学的兴趣?
F: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喜欢数学,在课余时间也参加数学活动。我和我的妻子想尽办法帮助他们发展学习习惯美国菲利普斯研究大学硕博连读,激发他们对学习的兴趣,以及探索欲望。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我们非常肯定的是,我们的确犯了很多错误。
﹟TIPS﹟
何谓“哈克尼斯式”圆桌教学法
圆桌教学法又叫“哈克尼斯式”教学法,是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最突出的特色。
学院把课堂布置成辩论室,采用亚里士多德式的教学方式,即12名学生坐在一个大的椭圆形的桌子前方,鼓励每位学生以一种讨论的方式进行课程。学院对每一门课程都采用这种讨论机制美国菲利普斯研究大学硕博连读,美奥数队主教练:中国学生数学优势止于中学,不论微积分还是哲学或古典文学。
这种理念的基本原则很简单,即老师仅是会议的主持人,学生可以更好地自主学习,或彼此相互引导、相互启发。在实际教学操作过程中,老师的工作也只是避免使讨论演变成恶性争论,同时提供一些专业的解释和澄清,从而使学生对教学材料有更深一步的理解和掌握。另外,围绕在圆桌周围,师生之间的传统区分被取消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相处舒适自然。在课堂上,即使学生对课堂外的某个内容或某项领域有特殊兴趣时,也更勇于向教师求助。
“哈克尼斯式”圆桌教学法得名于美国石油大亨爱德华·哈克尼斯。1930年,他决定向埃克塞特学院捐款时提出了一个附加要求:学校必须创造并实践一种变革性教学法。“我脑海中的课堂是学生围坐在一张桌子前,老师与他们交流,通过一种类似开会的方式引导他们,鼓励每个学生发言,这会是教学法的真正革命。”
圆桌最后被设计成椭圆形,并一直沿用至今。圆桌最长直径 6 米,周围可摆放 13 把椅子,圆桌有 13 块木板,当学生考试时可以抽出来,然后把椅子转 90 度角,可以让学生背对背地考试。
对中国的数学教育,冯祖明有尖锐的批评,他曾在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说:“一直以来,亚洲人或者华人似乎有一个误区,认为我们的数学很好,其实那只是到中学为止。进入大学以后,我们的能力,可以说很差。因为太习惯被动去等老师给问题,给公式,不能自己创造。”(本文选自《小火炉的BLOG》的博客)
美国菲利普斯研究大学MBA培训,揭秘:被美国第一高中录取的孩子,到底有多强?
很显然,顶尖美高申请就像是一场两万人竞争两百个名额的“厮杀”。
尤其是今年,疫情扑朔迷离,马太效应加剧,像、 、Cate这样最顶尖的美高,申请人数整体增加了15%-30%,即使是中段位的寄宿美高,200-300人申请,最终在中国大陆也就录取了4-6名学生,录取率仅有2%,比爬藤还难。
而对于广大“吃瓜”家长来说,比起冷冰冰的数字,他们更想要看到:这群15、16岁就能登顶金字塔尖的孩子有着什么样的“超能力”?
申请顶尖美高,托福110+,SSAT成绩96%是标配?
被TOP10美高录取的孩子,不是运动、音乐特长生,就是家里有矿?
中国大陆录取顶尖美高越来越难,美初、海外学校才是捷径?
以上种种坊间八卦,有一个人回答最为合适——“爸爸真棒”的老朋友,业内知名美高申请顾问Eric。
美高圈的家长对这位顶尖顾问肯定不陌生,他是哥伦比亚大学MBA,曾在华尔街顶级投行高盛总部从事投资银行,在2013年于纽约联合创办品优学会之后,8年时间一共带出四百余位金字塔尖的孩子,95%的学生被第一梦校录取:6个埃克塞特( ,全美排名第一),7个圣保罗(St. Paul’s ),8个霍奇基斯(The )……如今,品优学会往届学生已经一个个踏进了哥大、芝大、康奈尔等常春藤名校的校园。
Eric快人快语:美高没有“逆袭”,能被TOP10寄宿美高录取的,本来就是人群的佼佼者。但,没有被顶尖美高录取,并不代表就一定进不了藤校、牛剑。
接着,Eric就和我们分享了4位刚刚被全美排名第一寄宿美高,也是扎克伯格的母校——菲利普斯埃克塞特( )录取的中国学生的真实案例,恰好,这4位学生分别来自公办、双语、美初、海外初中4类最典型的教育路径。
△以上10所顶尖寄宿中学,成了美高申请家庭“追逐”的“常春藤名校”
01 。
被美国第一高中录取的4个中国孩子
在今年如此激烈的美高竞争环境下,上海男孩Sam却得到了包括、St. Paul’s 、、、等10所顶尖美高抛来的橄榄枝,和他的壁球特长分不开。
Sam是一路双语学校成长起来的孩子,学术成绩不错,也参加了不少校内活动,还是学校学生会主席,但以上种种特色都比不上他“一击即中”的特长——壁球。
他是国内同年龄段壁球选手中数一数二的,即使到了美高,也能直接加入学校壁球队。
△3月10日Sam与品优学会创始人Anson、Eric老师庆祝录取
“申请顶尖美高的学生中,不乏学术优秀,兴趣爱好一大堆的,但如果你有一个特长特别突出,会成为你脱颖而出的制胜法宝,尤其是当这个特长是体育的时候。”Eric说,这在顶尖美高申请圈早已不是秘密。
毕竟,对于“不缺好生源”的美国顶尖高中,他们更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学校多元化的一部分。
但在Eric心目中,Sam有比打壁球本身更加闪光的亮点:
他是一个好的壁球运动员,更是一位积极的壁球推广者
有一件事儿,Sam坚持了很多年,每次去海外打比赛,他都会采访一个当地有名的壁球选手,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帮助提升自己的壁球水平,他更是把采访视频、文字整理出来发到自己的公众号上,想要让更多人了解这项运动,也是让更多国内选手也能够有机会看到顶级选手的经验分享。
除此之外,Sam还扎根自己的俱乐部,帮助教练去培训更小的队员。
△Sam和青少年壁球顶尖选手 Hamza Khan合影
每周训练12小时,甚至在地下车库练壁球
对于任何一个13、14岁的孩子来说,能够在某个领域达到Sam的水平博士后,都需要日复一日的努力。
每周练习近12小时,全世界打比赛,甚至今年疫情期间俱乐部没有开放,Sam就躲在地下车库里,对着墙壁练球,在房间跳绳,做仰卧起坐,保持自己的训练量。
“抛开美高申请,不论是壁球还是钢琴,只要学生能够做到像Sam这样的努力和成绩,他就是足够优秀的,和学习上是学霸并没有本质区别。”Eric说。
3月10日开榜日,Sam来到品优学会办公室和品优学会老师一起揭晓录取结果。在等待学校放榜的时间,Sam就自己找到一个小教室,自己做作业。这样的时间管理与任务安排,让成年人也自愧不如。
相比于前面这位双语娃,来自深圳某公立学校的身上,有着更多体制内应试教育的影子:学习成绩很好,有一些画画、音乐的特长(但还不能算顶尖的才华);执行力强美国菲利普斯研究大学MBA培训,但不太擅长表达自己。
确实,这也是国内公立学校孩子的通病,由于学业负担非常重,学生基本上没有时间搞兴趣、活动,甚至还要在课外进行大量阅读和英语的学习。再加上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巨大“鸿沟”,直接导致公立体系里的学霸反而成了顶尖美高录取中的“弱势群体”。
幸好,有两个“不可割舍的爱好”——画画和生物。即使学业再繁忙,还是会花时间去云南和深圳观察野生动物、鸟类。
△正在观鸟的
为什么不把这两个爱好坚持和深挖呢?在品优学会导师的建议下,坚持参加动物保护活动,并且开始观察,疫情之下动物世界发生的变化。“随着人类活动的减少,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这在疫情前后各种数据非常有代表性,不论是深圳,还是日本、意大利——越来越多动物回到了人类的身边。”
这个现象正在做的学术研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不谋而合,有趣的是,在报告中,还用水彩手绘动物图集和动物观赏地图,发挥了自己的绘画优势。
同时,她还带领着社区里的孩子观赏动物,普及动物保护知识,回馈社区。
付出的努力总能得到回报,在刚刚结束的310美高放榜季,拿到了包括、、St. Mark’s等顶尖美高的录取。
最近几年,在申请顶尖美高的孩子中上海mba,来自美初和海外中学的学生越多了。
来自某知名美初 的以及来自巴黎美国学校的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俩也是被青睐的幸运儿。
在听完Eric对这两个同学的介绍之后,我发现海外申请美高的学生很不一样,他们更好玩儿。
会说中文、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四门语言,喜欢写作、画画,但这并不是做过最酷的事情。
有一年,在学校办了一个画展,主题是“反歧视”。
启发她做画展的原因很有趣,是一次朋友和她讲的悄悄话,“她喜欢一个同性别的同学,但叫我不要告诉别人。我当时就很困惑,在性别观念如此开放的法国,竟然还有不敢说出自己性取向的情况出现。”分享说。
那么,除了性取向之外,还有哪些根深蒂固的歧视呢?比如种族、贫富差距、容貌、疾病等等。于是,她将每一种歧视的故事画下来,分享给学校的同学们。
周末的时候,经常去巴黎周边的贫困街区写生,她想要了解除了卢浮宫、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之外更加真实的巴黎。后来,她还加入了一个NGO组织,专门帮助巴黎周边无家可归的人们,给他们送去冬天的衣物、食物等等。
在看来,我们必须走出自己的(泡泡),去了解更真实的世界,融入正在发生的事件,去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改变,这才是我们更需要做的事情。
△的作品
和很像,也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孩子,喜欢大提琴、也喜欢打网球。
不一样的是,对于历史非常感兴趣,在品优学会老师的建议下,他开始去认真了解美国的历史和政治,比如宪法的起源、三权分立、民权运动,并且用历史的角度去理解一些现代社会上正在发生的问题,比如1950年代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是如何争取黑人学童的接受教育权利,再比如2013年美国如何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支持同性婚姻等等。
作为海外留学生,能够像和这样关心和了解当地历史、文化,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和当地的人文教育的深度有直接关系。
因此,当很多家长问:美初/海外留学经历是否是顶尖美高的捷径时,Eric都是毫不迟疑地表示肯定。
确实,如果你是一个美高招生官,分别面对一个在海外5个国家有生活经验,不断去深入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孩子,以及一个土生土长在中国某个城市呆了十几年,也未必真正了解脚下这座城市的孩子,你会选择哪一个?
况且,从国内和海外某国申请顶尖美高的中国学生,光从数量上比较,就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竞争赛道了。
△正在打网球的
02 。
同时被录取
他们都具备了这项共同特质
4个孩子,特长不同,优势各异,为什么都能被录取呢?
“这算是问到点子上了。”Eric笑笑说,作为拥有8年经验的资深美高顾问,他可是摸透了各大顶尖美高的招生特点。他和我分享了 的两个重要校训:
1、 and ,中文翻译为知识与社会福祉;
2、non-sibi(拉丁文,即not for self),即无我、利他的意思。
换句话说,的创始人约翰·菲利普斯家族(也是的创始人)希望能将最顶尖的教育资源给到那些不仅仅是为了完善自我的,更是能够影响和回馈社会的人。
而在我们上面的4位学生中,不论是传播壁球运动的Sam,还是做动物保护的,去巴黎贫困区写生的,关注美国民权运动的,不论从活动、性格来看,都有着这样一种“利他”、“回馈社区”的美好精神。
当然,Eric也表示:校训中的“”也非常重要,确实是一所有名的学术挑战大的学校,除了学术不能有短板之外,非常强调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
因此,除了“全面优秀”、“亮点突出”之外,Eric非常强调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契合度。
比如更喜欢有领导力、敢于突破自我的学生,圣保罗学校则更倾向于个人和社区的紧密结合,能被这所学校录取的孩子未必是非常有冲劲儿的,但一定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如鱼得水的。
△ 官网首页
03 。
美高申请是残酷的
但名校不是成才的唯一通道
那么,今年美高申请环境如此严峻,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做好应对的准备呢?怎样规划才能像以上4位幸运儿一样摘得顶尖美高录取呢?
在采访的尾声,Eric非常清晰有条理地总结了以下3点建议:
了解美高的特点,提早规划
看完能够被顶尖美高录取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真的不只有学习好,而是拥有着“十八般武艺”,德才兼备,品学兼优。这些才能都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包括运动、艺术、音乐,以及最基础的英语能力,表达能力等等,均非一日之功,所以一定要提早规划。
接受美高申请的残酷性
未来顶尖美高的竞争一定是越来越激烈的博士,大家要接受美高申请的残酷性。
随着越来越多人有经济实力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国内的资源未必能够满足的时候,势必会有家庭全球寻找资源。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前几年的投资移民潮,会有越来越多像一样拥有多元海外背景的中国学生,他们会是国内孩子申请美高的强大竞争对手。
美高并非终点,成才不等于名校录取
今天说了很多被名校录取的孩子,也分享不少所谓的录取秘诀,但我依旧还是要再三强调:教育的目标是让孩子成才,但名校并不是成才的唯一通道。
我们过去的学生中,有被、St. Paul’s、等顶尖美高录取的美国菲利普斯研究大学MBA培训,揭秘:被美国第一高中录取的孩子,到底有多强?,他们中不少进了藤校、TOP10美国大学。
但也有不少原本只进了排名70、80美高,也进了同级别大学的,那么等到孩子们大学毕业之后人生的发展呢?或许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因此,真的真的真的不要执着排名了,尤其在充满可能性的中学阶段。如果有志于美本或者英本,那么转换跑道,让自己在一个更有优势的平台去申请大学是一条相对来说更加容易的道路。
今年的3.10已经落幕,明年的美高申请趋势又将如何?这些顶级名校正在寻找什么样的中国学生?从今年拿到offer的孩子身上,又能学到哪些好的经验呢?品优学会将在线下举办一场美高分享会,与家长们面对面聊聊美高申请。
品优学会线下活动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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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菲利普斯研究大学心理学,读文科、念人文学科,在数据时代是个错误吗?
不久前,央行一篇题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引发了诸多关注。而关注的核心焦点,在于文章中的一个观点,“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这一观点随即引发了人们对于文、理科教育的争论。
这样的观点其实并非首次提出,比如在2016年,风险资本家维诺德·科斯拉就曾经发表过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读文科是不是一个错误?》。科斯拉还宣称:“文科限制了你的思维,因为你对数学模型不够熟悉……对统计学的理解更是惨不忍睹。”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生被称为“文艺呆”,工程学或自然科学学生则是“科技宅”。在科技革新引领的时代,文科教育背景的“文艺呆”是否将被淘汰?“科技宅”研究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基因组研究又将带领我们走向何方?
在《文艺呆与科技宅》一书中,风险投资人斯科特·哈特里在考察了近百位数字时代创业者的经历后发现:技术固然重要,但文科教育为下一代带来的“领导能力”“创新能力”“交流能力”和“感知人们需求的能力”这四种能力才是能让技术发挥出其价值的关键。哈特里指出,在科技进步主导社会的今天,人文学科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越来越重要,伟大的科技创新核心都是人文,把技术和人文结合在一起才能继续产生伟大的进步和创新。
哈特里表示,人们在有关文科的讨论中常常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致力于研究人类、社区的本质乃至整个社会。攻读文科领域学位的学生尤其热衷于研究什么使人之所以为人—人类的行为及行为背后的促因。而在这个新兴领域,最大的创新机会在于: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应用日新月异的科技,解决诸如社会失衡和政治腐败之类的社会问题;找到教育孩子的更好方式;修正有害的行为习惯, 让人们生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改善工作环境;消除贫困;改善医疗条件,让更多人看得起病;让政府不论是在地方事务,还是在国际事务上都更加可靠;找到让精巧的智能机器融入工作的最佳方式,从而让人类可以多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其余统统交给机器完成。哈特里认为,在追求这些目标上,文科毕业生本身就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以下内容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节选自《文艺呆与科技宅》,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内文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取。
原文作者丨[美]斯科特·哈特里
摘编丨安也
《文艺呆与科技宅:文科教育统治数字世界》,[美]斯科特·哈特里著,武建勋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8月。
它们致力于研究人类、社区的本质,乃至整个社会
当计算机科学学位不再是参与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必需品时,文科毕业生又有哪些特别技能可以为这个美好绚丽的新世界做出贡献呢?以往辩论中的另一个巨大疏忽便是未能认识到优质的文科教育所教授的诸多技能的潜力,这些技能不仅对整个商业世界颇有价值,对下一轮技术驱动型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与突破性进展也至关重要。
目前已有不少声音为文科教育的价值辩护,它们主要强调掌握基本思维和沟通技巧的重要性, 如批判性思维、逻辑论证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法里德·扎卡利亚( )在2015 年出版的《为人文教育辩护》一书中,强调“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决策力、有说服力的辩论能力和管理能力”是文科所教授的技能。他给出了强有力的论据,但是关于发展全局性思维的争论,却让人们忽视了在当前和未来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方面在职研究生,文科专业人士为何会准备得如此充分。
电影《录取通知》(2006)剧照。
奇怪的是,人们在有关文科的讨论中常常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致力于研究人类、社区的本质乃至整个社会。攻读文科领域学位的学生尤其热衷于研究什么使人之所以为人—人类的行为及行为背后的促因。他们沉迷于探索家庭和公共机构(如学校和法律体系)如何运作,如何更好地运作;探索政府和经济如何发挥作用,又是如何常常为社会失衡所困扰的。这些学生从他们的特殊课程上学到了许多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当前事务和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同时,还采用多种手段分析、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个新兴领域,最大的创新机会在于: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应用日新月异的科技,解决诸如社会失衡和政治腐败之类的社会问题;找到教育孩子的更好方式;修正有害的行为习惯, 让人们生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改善工作环境;消除贫困;改善医疗条件,让更多人看得起病;让政府不论是在地方事务,还是在国际事务上都更加可靠;找到让精巧的智能机器融入工作的最佳方式,从而让人类可以多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其余统统交给机器完成。在追求这些目标上,文科毕业生本身就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电影《文科恋曲》(2012)剧照。
技术革新中最紧迫的需求是要在产品和服务中加入更多人类特质,这样技术对人类需求和欲望的察觉才能更加敏锐。睿智的史蒂夫·乔布斯就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且奉行不倦,才能创立世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当今想要取得成功的公司和企业家也必须学会紧随其后,思考如何在其产品和服务的研发中应用新技术,使产品和服务变得更人性化。乔布斯在设计领域尤具人文学科的前瞻性眼光。苹果麦金塔电脑是第一台为用户提供漂亮字体选择的个人计算机。乔布斯在这方面的审美要归功于他在里德学院(位于俄勒冈的波特兰)上的书法课。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致辞中,乔布斯评价苹果电脑的字体时说:“科学永远无法捕捉到那些美好、极具历史感和精妙艺术感的东西。”
此外,文科领域的众多其他学科也对技术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心理学研究可以帮技术人员将产品设计得更符合人类情感和思维方式。想想火箭般飞速成长的脸书,就能明白对“人性化”的理解在新产品、新项目和新服务的设计上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马克·扎克伯格(Mark )是个编程高手美国菲利普斯研究大学心理学,读文科、念人文学科,在数据时代是个错误吗?,既不善交际也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以下事实:扎克伯格高中毕业于菲利普斯埃克赛特中学,学的是文科。
该中学秉行“哈克尼斯圆桌教学法”( ),即教学不是单纯的授课,而是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探讨问题。他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校期间,他对拉丁语和希腊语很感兴趣,还在艺术史结课考试中得了“优秀”。他做过一个网站,在上面展示200件艺术作品, 让他的同学们对艺术品的重要意义进行点评。这个网站可看作众包研究平台的雏形。马克跟其姐姐兰迪一样,学的是心理学。创立脸书时,他还融入了自己对心理学的见解:人类本质上总是渴望与他人发生联系。扎克伯格在脸书产品的研发中融入了人类心理学,再加上他非凡的编程技巧,为脸书早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电影《无问西东》(2018)剧照。
人类学研究有助于公司理解文化因素和个体行为因素,这些都是产品研发和营销必须考虑的。在几年前的一次报纸采访中,佛罗里达州州长瑞克·斯科特(Rick Scott)称他正在努力变更教育资金的用途,不再鼓励学生学习心理学和人类学领域学科,而是转为支持“思特盟”学科的教育。他称:“培养那么多人类学家真是攸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吗?我看不见得……如果我从公民腰包里拿钱投到教育事业上,那还不如用这笔钱来创造点就业机会。”斯科特在发表此言论之前,实在应该先了解一下美国劳工部的一项研究结果。劳工部的这项研究显示出劳动力市场对人类学家强烈的需求,且其增长率远远超出了市场上各职业平均需求增长率,与当前计算机软件工程师的热度不相上下。
人机互动:一个案例
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技术中心聘请了莱斯大学人类学博士梅利莎·切福金( ),负责评估公司产品设计,并指导公司在人机互动领域的研究。目前,她带领的团队主要研究自动驾驶汽车和人类之间可能存在的错综复杂的互动方式,以及在这种复杂性导向下应如何设计、控制自动驾驶汽车。为了解她的研究的必要性,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自动驾驶汽车的前景及潜在问题。
工程学的一大壮举就是将自动驾驶技术落在实处,这是令人振奋的成就,但在安全方面尚有许多棘手的困难需要克服。2016 年,一名特斯拉车主不幸遇难,车上安装有自动导航系统,且启用了自动驾驶技术。这一事件凸显了当下自动驾驶汽车设计者在应对危险的问题上存在诸多局限:此次车祸发生在开阔的公路上,其行驶环境没有半点复杂性可言,然而自动驾驶系统却未能识别出前方一辆卡车要变道超车的行为。事后的分析结果认为事故的原因是卡车的白色车身在春季晴朗的天气里不够醒目。
特斯拉车主本人也没看见卡车要变道,可能是因为他太过信赖自动驾驶系统,所以没有看路,而是在欣赏《哈利·波特》电影。专家们一致认为,迄今为止,自动驾驶汽车行驶时可能会遇到的许多情况都超出其能力范围,因此无法保证安全导航,如遇到水淹路段、路上有大坑、垃圾及临时交通管制(如绕行标志)等情况。现在梅利莎要在道路更拥堵、环境更难以预测、非常规且错综复杂的都市环境中,对自动驾驶汽车导航进行研究。
人机互动中的环境问题是自动驾驶汽车设计者当今面临的最大挑战。人机互动环境最终一定会在程序的主导下变得有序、可控,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人机互动环境仍旧复杂多变。在程序设定下,机器更为高效,也能更严格地遵守规则,而人类则像讨厌的规则破坏者。人类分析情况总是就事论事,有一套复杂的解读系统—这一点机器很难学会。
比如在一个只有交通标识而没有信号灯的路段:交通规则对车辆行驶的限制不大,因此司机会更关注其他微妙的动作和行为变化—要么是谁招了下手,要么是谁手势粗鲁,还有些特别着急的司机会贴着前车一点点往前挪。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 Sapir)研究过微妙的人类手势交流系统,认为这种系统“复杂而隐秘、不存于纸面、没人真的懂,但人人都会用”。自动驾驶汽车目前还不能理解和掌握手势语言,只会依据信号停车。这有待梅利莎来弄清楚此后的研究该如何进行,以及如何学会复杂的人类互动模式。
为达到这一目标,梅利莎须识别不同的人类行为模式,来帮助程序员理解自动驾驶汽车行驶时不同情境下的状态。为此她采用了许多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经验—如人类学研究中对户外人群的近距离观察,以及这些人行为的影像资料。其主要目的是帮日产公司设计一套可以让自动驾驶汽车与行人和其他车辆进行互动的交流系统。不同颜色的灯光可以指示汽车启动、停车或原地不动,还可制造特定的视镜装置让行人知道汽车驾驶者是否注意到了他们。或许可以在汽车前方放置一块显示屏,用上面的文字显示来代替之前手势传递信息的做法。
在交流系统之外,想弄清如何能使自动驾驶汽车安全行驶还须考虑到司机的心理,比如在“快车道”上开慢车时,后车司机不开心,至于“路怒”就更不必提了。汉斯-沃纳·卡斯(Hans-)是麦肯锡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他提到,“越来越多汽车制造商意识到必须处理好汽车所涉及的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他们都在扩大知识储备”。
详细规划众多必须解决的逻辑问题仅仅是让自动驾驶汽车变得可行的开始。许多复杂的道德问题依然存在。2016年6月的《科学》杂志中发表了一篇名为《自动驾驶汽车的社会困境》的文章,该文章严谨地探讨了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利帕·富特( Foot)提出的思想实验的现代意义,这便是著名的“电车问题”。
一辆电车失控向五个工人飞驰而来。此时另一个工人可以扳动拉杆将电车改至另一个轨道,但不幸的是另一个轨道上也正好有一个工人。那么操作杠杆的这个工人该如何抉择?自动驾驶汽车也面临类似的难题。若是在驾驶员、乘客的生命与那些会突然冲到汽车道上的行人、骑行者的生命之间进行抉择,汽车的编程是否应该让前者生命优于后者?如果汽车可以通过向右急转弯避免撞到某人,但却会因此撞上护栏,或更严重些,撞到正在人行道上等待变灯的三口之家,那么汽车又该做何选择?尽管这些交通工具被称作“自动驾驶汽车”,但事实上,它们都是依据“程序员教导+ 代码”的方式进行驾驶的。
在所有类似情形中,汽车除了计算乘客风险并尽可能转向避险来保护人们不受伤害以外,是否还应该“教导它们”采取紧急避险措施?是否应通过编程将其设计为能够回应紧急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反应?人类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有一种主导行为博士,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模仿或优化这种行为吗?在软件内编码的程序判断指令,会像如今不达标的安全气囊那样被“召回” 吗?如果汽车比人类反应更敏捷,能在更短时间内考虑所有选择,并且总能选择挽救人数最多的方式,难道法律不应该强行要求汽车按照这样统一编程,并让汽车在所有同类情况中承担责任吗?人类驾驶者是否能接受根据计算机判断采取车轮自动锁定呢?而且,如果能证明自动驾驶汽车更安全、更省油,那么是否应该要求汽车公司加快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速度呢?毕竟,我们已经要求公司加快提高燃油利用率、减少碳排放的速度。将这些车辆引入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一些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些疑问刚触及这些问题的表面。
电影《社交网络》(2010)剧照。
如果乘客像设置电脑广告拦截软件时点击是否同意条款那样,点击“同意”来承担责任呢?这样就足够了吗?哈佛心理学家乔舒亚·格林(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我们无人驾驶的困境》。该文章描述了复杂性的根源。他写道:“机器决策比技术决策更具哲理性。在将自己的价值观融入机器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如何使我们的价值观清晰明了、始终如一。”年轻的伦理学家和诉讼律师们,欢迎你们来到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全球律师事务所—欧华律师事务所(DLA Piper)已经推出了自己的“车连网和自动驾驶汽车实践”。33岁的埃利奥特·卡茨( Katz)毕业于范德堡大学,学的是美国研究专业,还在康奈尔大学受过律师培训上海mba,作为该实践的全球联合主席,他早就在考虑这些问题了。
学会工作?文科教育是让我们学会学习
对文科教育的批评大多基于这样的错误假设,即认为文科专业学生与那些学习“思特盟”课程的学生相比缺乏严谨性,认为文科专业学生“感性”、没学过科学方法,而那些“思特盟”领域的学生学的都是科学方法。事实上,文科也教授了不少严谨的探究方法和分析方法,比如密切观察和面谈,而那些自然科学的追随者并不总是那么懂得欣赏。长期以来,许多领域将科学方法与依照数据处理的其他类型科学探究和问题解决方式相结合。例如,发展经济学教授学生检验政策干预措施的方法是进行随机对照试验,并与严格程度大致相同的临床医学试验结合起来;其中,麻省理工学院的贫困行动实验室和耶鲁大学的扶贫创新行动等团体发挥了带头作用。
电影《文科恋曲》(2012)画面。
社会学家开发出了复杂的社会网络数学模型;历史学家收集了几个世纪以来有关家庭开支、结婚率与离婚率、世界贸易的大量数据,并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研究现象的趋势和成因;语言学家也已研发出语言进化的高科技模型,并且对自动化迅猛发展背后的一项技术—自然语言的加工处理— 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了这项技术,计算机能够准确无误地与人交流,并像苹果智能语音助手和亚马逊智能音箱那样人性化。
风险资本家维诺德·科斯拉宣称:“文科限制了你的思维,因为你对数学模型不够熟悉……对统计学的理解更是惨不忍睹。”他此番话如同他2016年在文章阅读站梅迪姆()上发表那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读文科是不是一个错误?》一样,忽略了文科专业学生所学的这些调查方法的应用范围有多么广泛。
还有一种说法,称不学习定量分析方法的文科学生没有“实实在在的”或相关的技能—揭穿此种谬论亦十分重要。这让我们回到了法里德·扎卡利亚等人提出的有关文科教授的基本思维方式、探究方式、问题解决方式和交流方式的争论。对培养这些技能的严格程度上的误解,部分源于对文科课程稀缺程度和深奥程度的误判。评论家们喜欢大肆宣扬《纽约时报》作家查尔斯·麦格拉思( )所称的“无稽之谈”,即“精通一战前克罗地亚民间舞蹈中色情潜台词的,都是学习文科的那群学生”。
我父亲过去一再提醒我和妹妹要选“编篮子专业”。还好,我们最后选择了比较文学和政治学专业。事实上,文科教育的一大特点便是鼓励学生学习、涉猎更广泛的学科—如果不是必要的话—要么将其作为所有学生必修核心课程的一部分,要么就以选修课的方式作为专业课的补充,后者方式更为普遍。
电影《死亡诗社》(1989)剧照。
专业化是文科专业研究生教育的一大特点,而对本科生而言,受到的教育是开放式的。针对文科专业化批评的讽刺之处在于,在“思特盟”领域,专业化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因为学位课程排得满满的,在这种重负下,留给更广泛追求知识的热情或单纯好奇心的空间所剩无几。更重要的是,计算机科学课程经常将大批不精通编码语言的本科生,培养成当今高效的程序员。要使产品开发日新月异,人们需要学习更多的(编码)语言。许多学生需要额外的在线培训。事实上,鉴于传统课程的失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专业的扎克·西姆斯(Zach Sims)与人合作创办了编程学院(),提供在线编程课程。
2013年时他曾谈道:“我们发现,也许你会是一个成绩优异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但你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程序员。所以很早的时候,我们采访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 发现他们在实践中并不算是最好的编程者。”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的前校长、独立学院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乔治亚·纽金特( )在《快速公司》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为何顶尖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想要文科专业的员工”,随着科技迅速发展,企业的需求变幻莫测,“那些说‘当今世界越发复杂,应该鼓励年轻人术业有专攻’的说法,实在是一个可怕的讽刺。我们告诉年轻人‘人生是一条笔直的大道’无疑会害了他们。文科教育仍然很重要,因为它能使学生灵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对机智敏捷、创造力以及探索新领域好奇心方面的需求,更甚以往任何时候。
文科教育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让学生追逐自己的激情,同时让他们能够发现激情。文科教育的核心任务是让学生能够接触到新的学术领域以及其他文化、信仰体系、调查和论证方法。理想的情况是,广泛的文科教育可以带动学生思维,使得学生考虑那些有助于形成他(她)们自己立场与意见的问题意识,这往往会点燃同学们的激情,让辩论一直持续到深夜。它还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兴趣或至少根据自己最终所要从事的工作来选择专业。
一个学生可能抱着主修经济学或英国文学的想法进入大学,但听了一次城市社会学的选修课后发现对城市规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也许会因此决定投身城市研究,开启城市规划或与政府相关工作的职业生涯。也许有一天,这个学生会带着这些知识与技术专家合作,创造一个结合了无人驾驶技术的高效城市交通系统,或是考虑如何利用人口统计学进行分析美国菲利普斯研究大学心理学,从而让房地产定价更合理。
电影《录取通知》(2006)剧照。
文科教育观念的核心是,如果不接触广泛的知识和思维方式,不去调查我们世界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发现我们最大的兴趣所在,永远无法投身我们渴望的工作。文科教育与其说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工作,不如说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学习,并热爱学习。它既是一场有关知识的探险,又关乎建立基本知识技能,使学生余生能够继续追求新的兴趣, 无论他们这些追求的学习是否正规。这些基本技能—批判性思维、阅读理解能力、逻辑分析、论证、清晰而有说服力的交流—也为这些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好了充足准备。
2015年8月,乔治亚·纽金特在写给独立学院理事会的一篇文章中说道:“各行各业的毕业生,不论自己学的什么专业或从事什么工作(从企业领导到犯罪预防,从外交到牙科, 从医学到媒体),时常激情洋溢地谈论学习艺术、人类学、哲学、历史、世界宗教、文学、语言的价值。事实上,他们常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大学时接触的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2015年7月,乔治·安德斯( )在《福布斯》发表的一篇文章称,斯莱克的联合创始人巴特菲尔德承认哲学对自己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学会了如何条理清晰地写东西,如何沿着一个论点走下去,在召开会议时,这种能力非常宝贵。当我研究科学史时,我学到了一些方法,可以让人对某些事信以为真,直到他重新认识那些事物时才知道那都是假的,这就类似于认为以太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引力的旧观念。”他回忆道。
这些基本技能的发展便是许多雇主不顾某些科技巨头的严重警告,仍执意雇用文科毕业生的原因。2013年出版的《人文教育》中有项调查指出,74%的受访者称文科教育“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的最佳途径”。这些人中不乏技术领域的雇主。在各个岗位需要雇用哪类人方面,领英拥有一个数据宝库,它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揭示了“文科毕业生融入技术团队的速度比技术毕业生更快”。2010年至2013年,进入技术行业的文科专业毕业生人数的增速,超出计算机科学和工程专业人数的10%。
公司既需要灵巧的知识分子,也需要掌握技术专长的员工。要想保持当今创新步伐的竞争力,就必须这样做。
原文作者 | [美]斯科特·哈特里
摘编 | 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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