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好毕业吗，蒋廷黻回忆:在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的五年

一九○七年，老罗斯福（）总统退回部分庚子赔款，中美双方协议，决定将该款部分用于中国在美留学生，部分在中国创办一所学校，造就学生异日留美。于是，创办了清华。它是一所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隶属外交部）。随着时间的演进，清华后来改成一所正式大学。一九二八年，又改为国立，自此，只派少数毕业生赴美深造。

一九二九年五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约我担任该校历史系主任。五年中（从一九二九年夏到一九三四年夏），我一直在清华认真授课。抵清华后一年半，我成为评议会中一员。这段期间，对清华和我自己的生命都很重要，同时那段时间也是内战与伟大抗日战争中间的一段空档。这是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来中国仅有的一段比较和平与团结的时期。内政大部恢复了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好毕业吗，蒋廷黻回忆:在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的五年，中央、各省都恢复了。工商业正在复苏，铁路逐渐修复，公路修筑得很多。这段短暂的时间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在平时进步的能力。

蒋廷黻

聘教授，定课程

清华有两项重要措施是值得称道的。清华是一所国立大学，教职员待遇与其他同级大学是一样的，因此，它无法聘到杰出的学者任教。为此，评议会想出一个办法。就待遇的标准说，清华是按照教育部规定的，但清华另外规定有休假，并可供给休假旅费；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图书馆、化验室的经费也比其他学校充足。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以上规定，使清华建立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时日中，我们能够从其他大学中挖来著名学者，他们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做学问。

另一项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欲想在中国创办一所大学，某些地方可以学外国，但有些地方必须要自己想办法。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世界各国在物理、数学、生物、化学等方面的成就，中国都可以抄袭使用。可是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我们所遭遇的问题就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了。即以政府组织为例，中国留美学生往往熟读政治思想、比较政府和地方政府等书籍。他们学成回国后可以在大学开课，像美国学者在大学中一样教授英国、法国、德国或意大利政府。但是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能够教授中国政府，因为美国大学中没有这门课。再以市政为例当时在清华有一位教授，教伦敦、巴黎、芝加哥和纽约市政，但他对天津、北平、上海等市的施政情形却一无所知。再让我们看看政治思想方面。有一段时间，清华有三位教授都能教政治思想，他们能从最早的柏拉图讲到当代的拉斯基，但却没有一个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演进情形的。换句话说，就以上情形论，清华所教育的学生是要他们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而不是要他们成为中国的栋梁之材。

有些清华教授认为这种情形是滑稽的。这个情形虽然我们个人没有责任，但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个问题。最后，我们提议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议任何担任社会科学的教授，如果他想要放弃原有西方国家的课程改授中国方面的课程，都可以减少他授课的时数，增加研究及实地考察等方面的补助。如此一来，经过三两年时间，他就可以教授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府或中国经济史等课程了。

历史系也遭遇到类似的问题。留美学生没有从美国学到中国历史，即使他们想学也无从学起。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大部分历史已经经过科学的彻底的研究过若干个世纪了，因此，他们可以有一套能为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在中国却不然。我们有丰富的资料，但除了日期和姓名之外却没有一种大家都认为正确的综合历史资料。在过去，人们无法了解整个中国历史。他只能成为某一特殊时代或某一本书的专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要重复前人的研究工作，而不是继续前人的研究工作。因此，时间被浪费了。

我在清华，一开始，想找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当我提出此一拟议时大家都认为杨先生（按，即杨树达）是最适当的人选，因为他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他晓得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他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他是这两本古书的最高权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后，如果有人问他“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他会说“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本来，版本鉴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权威书籍，某一本书其所以能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获悉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形。但是这个目的反而被人渐渐给忘记了。人们变成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此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现在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再把时间继续浪费在这方面。

渐渐的，我认为我应该放弃这批旧学者。我要把他们当作我个人的老师。我希望他们能在我身边，以便请教，另一方面我希望能有一批新人来教历史。在教书时，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我不声不响地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一点麻烦都没有。我予新人充分的时间。我说“现在，努力吧，准备开一门课，那么，就是清史吧，你有兴趣吗？你知道清代的大问题吗？努力吧，我会供给你参考书、助理人员和时间。同时，为了生活，你也必须教一点其他课程。你愿意教什么都可以，但你必须在两三年时间内准备开一门新课。”我引导这批年轻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一点也没有引起麻烦和反对。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能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全国唯一无二的历史系。

对这些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同寅们常常交换意见。很幸运，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们的做法。因此，清华拟定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一九二九年与一九三七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教育的一个大贡献。我一直为此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

收档案，买旧书

对我个人说，清华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我乘便可以接触故宫博物院的档案。有一段时间，我们有好些人在故宫博物院抄录档案，把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抄录下来。故宫中收藏的最重要档案是清代军机处的。自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起到清代终止为止，军机处是大清皇帝的真正秘书处。该处人员管理档案非常制度化，每天来文均由收发登记，这些来文主要的是中央各部及地方首长的奏折。此外，对皇帝批覆的奏折也有专人登记。每件档案都详细登录日期及摘要。这种简单小心处理档案的制度，对清政府说实在是一种光荣。

由于革命和武装政变在北平接二连三的发生，有些老衙门的档案均被弃置，无人管理。有些档案在北平当废纸卖。我为清华成吨购买，清华图书馆所存的资料大部分都是清朝军机处和海军方面的资料。

研究清代以前中国历史，学者可以有很多书目提要作参考，但研究清代历史则不然。当然，我们可以阅读一些有关的书刊，可是有许多文学作品，私人和小出版商印的五花八门的记录，却不能指给我们方向。起初，我常去琉璃厂旧书店找我所需要的资料。渐渐的，书店老板把我当作好顾客，开始到清华来找我。在这段时期，我按计划购买书籍。每届周三，从上午九时到十二时，我接待琉璃厂的书商。他们到图书馆中我的书房来，每人先给我一张作者及书名的目录，我可以从目录中找出我有兴趣的书籍。如果某一本书可能对我有价值，我把它送到图书馆当局审查、估价。书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带着他们要卖的书，这样成了一个惯例。有时他们知道我所需要的书而他们自己又没有，他们就写信通知全国有往来的同行，代我去搜求。

任何一位学者，一旦到了北平，就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很有传染性。有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要我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我们在一起有一小时。他监视我，我监视他。我们找资料时，他问我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我找到两本小册子，第一本是《文祥年谱》。文系清代外交界的巨擘。第二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籍。袁先生对这两本书似乎都不太有兴趣，我私下很高兴。我们分手后，他回北平图书馆，我回俱乐部在职研究生，当他远离我后，我又转回去买那两本书，但当我半小时后回到那里向书主购买时，书主告诉我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那两本书买走了。

中国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是十九世纪最有名气的人物之一。大家只知他在外交界的职务，很少有人知道他做过僧格林沁的秘书。僧格林沁于一八五九年曾在大沽抵御英法联军的进犯。远在英法联军进犯的当时，郭就建议他的上司僧格林沁，不要仇视外国人，应该谈判通商条约。后来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好毕业吗，他代理广东巡抚时（一八六三—一八六六）就不准潮州人拒绝与外人往来。他的政策是要中国在国际上寻求和平、繁荣……而不要闭关自守。与他同时代比较进步的人士，已经有少数人准备接受外国武器、轮船，甚至铁路，但郭某较他们更进步，他进而主张采用某些西方的政治、经济措施。惜乎中外双方人士均未重视他的识见。他的论文集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思想和他所处的时代。我获悉他有很多未公开的日记。因为郭是湖南人，所以我在写家信时，就常提到这件事，希望弄到他的日记。有一天，家兄写信告诉我他遇到一个湘潭杂货商，他是郭的孙子。我立即写信要他去查问，看看他家是否还存有他祖父的日记。我哥哥回信说日记就在那个杂货商的手里，而且他愿以一千元代价出售。这简直是天大好消息。我立即打电报给家兄，要他尽快把它买下。不幸，好多郭家的人都要分沾利益，有些反对出卖这份遗产，结果，买卖不成，日记仍存郭家，后来结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曾国藩的文集，中间很明显的有残缺之处，我一直想把它补全。只要是我认为与曾家稍有关联的人不论路途如何遥远我都去拜会他。多少次我均徒劳无功。直至一九三八年，南京政府撤退后，我在汉口有一天获悉有三百封曾氏亲笔函在坊间出售，索价每封三元。我立即表示如果对方愿将三百封全都出售给我，我愿每封出价五元，但是，此一消息迅即在汉口湖南名人圈中传布出去，他们都想保存一些伟大同乡的墨宝，以致我功败垂成。抗日战争中期，汉口将陷落时，湖南人上演一幕争夺曾氏书函的趣剧。后来，大家同意，将书函分开。我分到一些曾国藩致他弟弟曾国荃的信函，其内容为对太平天国战役中包围并收复南京者。我很幸运，我分到的一份很有内容，因为分信的人都只注重书法的好坏，不太重视信中的内容。我约定将内容有关包围南京的部分都分给我，我希望只将未公布过的信分给我。同乡们答应我的要求，我很高兴告诉大家，分给我的信都是精选的，这些信使我们对曾国藩及其弟弟的性格有新的了解。不幸，当我离开大陆时，一件突发的变故，以致未能将上述信函带出博士，被遗在上海，它们的命运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做研究，教历史

清华五年实在是够刺激的，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我努力工作，有时因为得到伟大的发现而高兴，有时因为遇到想不到的困难而失望。我继续研究中国外交史，同时又出版两卷编纂资料（《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我的兴趣越来越广泛，我又对近百年来社会及经济变化发生兴趣。大多数人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成一块没有肉的干骨头，认为食之无味，而我却认为弃之可惜，在此我不准备多说，只想叙述一些回忆。

研究历史的结果修正了固有的观念。清末一百年间处理中国事务的领导人，不论满汉，并非像过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坏得不可救药的。当我在杂志上发表我的见解时，各方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我太偏向清王朝，有人说我无礼，居然冒险去批评传统上已经被承认的英雄人物。在民族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欲想唤醒国人注意当时事实和情况，指出错误并非全在外国人一方，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国与列强之间早期的谈判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闹剧。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了解情况。

因为我是个教授，所以我的文章在政界也引起过不少小风波。后来，当我到政府任公职时，我想欲撰写一些历史题目的文章，或发表专题演讲。这种情形又引起相当的麻烦。举个例子一九四二年系南京条约一百周年。我发表一次演讲，讲词用中英文在重庆发表。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在党中央会议中引用了我的讲词，并且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一个与孙感情不睦的人攻击我是英国帝国主义者的辩护人。该案竟至呈请蒋委员长核夺，蒋认为学者的演讲和写作应该自由，党方不必过问我的文章。

有的反应是从大洋对岸来的。有一次，詹森（ ）公使（后来升任大使）托亚那波里斯（，现通译为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阿伦（Allen）教授向我征询意见，问我鸦片战争时舰队司令克尔奈（）的行动如何。有人告诉我说阿伦教授是受命于克家要他写一篇克尔奈传记。问题在克氏是否首倡中国门户开放。正巧中国当时有一部分资料（那时尚未发表）对克尔奈于鸦片战争时在中国沿海的活动情形透露一线曙光，我的结论是他并非是门户开放政策的首倡者。我将备忘录发表于《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上，当时我是该刊编辑，此事对我说，到此已经完结了。后来，哥伦比亚大学裴克（Cyrus H. Peake）博士告诉我一件很有趣的下文。有一天，哥大图书管理员出示给裴克一本上面登着我文章的《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要他注意上面别人加的旁注，以及被剪走的部分。馆员认为一定是中国学生剪的，要他调查一下究竟是谁干的。不久裴克博士获悉纽约市立图书馆已经抓到那个破坏书刊的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克尔奈的后人。

我在清华时期，并不鼓励学生读历史。因为我深虑历史系的学生没有出路。历史系毕业生虽然可以到中学去教书，但是待遇低，图书设备差，不利进修。学习历史以备从政之用，此一见解倒是深获我心。在过去，不分中外，许多历史学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即其适例。一旦有学生申请入历史系，我都给他们浇冷水，我提醒他们读历史一定会受穷很久。我也要他们晓得研究历史除非发现真伪，不会成名。另一方面，虽然清华历史系一直没有很多学生，但，我很高兴，少数优秀青年我都鼓励他们进了研究院，研究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就我所知，一九三○年我们中国尚没有日本、苏俄、蒙古、泰国及越南等历史专家。一旦我发现一个青年，认为他可以研究上述某一国历史的话，我就说服他在研究院学习相关的语文。如果他在研究院成绩好，我就设法推荐他到国外去深造。

例如我鼓励王信忠（ Chung）去学日本史。因为他在清华利用中、日以及英、美资料写过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外交关系的论文。他到东京帝大研究，日本方面起初认为中国大学不会有学生到日本去研究日本史，但王信忠申请并通过了特别考试。他在东京研究两年，回到清华任讲师。

另一个例子是朱谦云（ yun），他研究苏联历史。他从中英庚款委员会得到一份奖学金，到伦敦斯拉夫语学校（ ）去研究。后来他又入达帕脱（）大学。为了能在苏联多住几年，他担任中央社驻莫斯科记者。

后来又有邵循正（ chung），清华毕业后为了准备将来研究蒙古史而赴巴黎研究波斯和阿拉伯语。

宋迪夏（Sung ）的例子也很特殊。他在政治系毕业后，又申请入历史系。我对他在学校的情形曾留心过，而且对他多少有些成见。从我对他劝阻的言谈中，他知道我反对他再入历史系。他单刀直入地说“我知道我已浪费很多时间，但我是确实可以读得很好的。我一定要好好读，请让我试试。”我勉强答应了他。为使他及早回头起见，我指定他个难题，要他研究领事裁判权以前中国境内涉外的民刑案件。在宋君以前曾经有人就法律观点和历史观点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人想逐案去搜集有关的中国资料，找出中国官员在国内如何处理外人案件或涉外案件。宋兴冲冲地研究此一专题。当他研究完成时，无疑的，成了中国治外法权方面的权威。但就他所搜集的资料而论，我发现他的论文中还遗漏了一件重要的案子。我要他设法把它补进去。我告诉他此种增补工作是很有价值的，如果能做得好，我可以同时用英文和中文将他的论文发表。他对我的意见感到非常高兴。但，不久战争开始，宋就开始他的流亡生活了。若干年后，他到我行政院政务处长办公室来看我，见面后，我立刻问他是否完成我所建议的增补工作。他即时承认在他流亡的途中已经把原稿遗失了。我斥退他，要他以后永远不要再来见我。不久以后，我辗转听说他开始酗酒，终致客死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

清华予我足够的资料和时间从事研究工作。那里也有许多益友和同事。在我教过的学生中，每年我都发现有些人他们的生活与我息息相关，他们的生活也成为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除了上述情形外，清华坐落北平西山脚下，是个消闲静养的好地方。我们打网球、游泳、滑冰、骑马、打猎，尤其有兴趣的是旅行野餐。从校园骑驴很快就可以到颐和园、玉泉山、香山八大处。九、十月间，每天都是风和日丽，我每天下午都带孩子到上述各处去游玩。我最大的孩子大宝颇具长姊风范，为人爽快，有相当的外交手腕。二宝多情善感。三宝喜欢嬉戏，自由奔放，对父母的管教不甚注意。因为他身体健壮，所以整天在外面跑。四宝在家中是最受宠爱的。他一定要牵着我的手，他要人抱的时候，就一定要抱他。我欣赏宝塔、松树、玉泉山的清流、圆明园的漫步、庙内温和及凶恶的神像和成群的小孩子。

（本文节选自《蒋廷黻回忆录》上海mba，岳麓书社，2017年3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好毕业吗，黄克智：清华园里的“三严”大先生

编者按

他是清华园乃至力学界闻名遐迩的严谨先生。因为严谨，他博学多才；因为严谨，他硕果累累。他的严谨不仅成就了一生的业绩，也影响了他的学生，影响了清华大学，影响了力学界，影响了一代人。

他是黄克智。2022年12月6日，黄克智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95岁。

黄克智

黄克智（1927—2022），固体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工程力学系教授。

1927年7月21日出生于江西南昌，福建福州人。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正大学；1952年于清华大学获硕士学位，毕业后被分配在清华大学任讲师；1955年至1958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塑性力学教研组进修；1958年回国，参加组建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工作；1978年担任清华大学教授；1982年至1998年担任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03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曾任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力学评议组召集人（连任三届），国际断裂学会（ICF）副主席，远东与大洋洲断裂学会（FEOFS） 主席，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理事，国际材料力学行为学会（ICM）无任所常委。

曾获国际、国家及部委级学术奖50余项，含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三项（2004、2005、2010）、三等奖两项（1987、1995），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1993），何梁何利基金科技奖（2001）。在国际上两次获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压力容器及管道（ASME PVP）奖（1996、2006），以及ASME全部刊物系列唯一优秀论文奖（2004）。

研究领域涉及弹塑性力学、板壳理论、压力容器强度、断裂力学、相变力学（包括马氏体相变、铁电、铁磁）、应变梯度塑性力学，以及纳米力学、柔性可伸展电子元件的力学、含隙充液弹性力学（面向石油工程）。共出版专著7部，发表论文400余篇。

在清华园里，有这么一位老人，每天早上4点多钟起床读书看文献，读上一个多小时书后简单吃点东西，说简单也是真简单，就是一些提高免疫力的饮料和两三块饼干或一根香蕉，差不多6点前骑上电动三轮车带着老伴儿去打早场网球。打完网球后回家洗澡、吃饭、睡回笼觉，接着一整天的工作，直到晚上11点。

这种模式他已坚持20余年，雷打不动。

老伴儿透露，他早上4点多起床读书的习惯从青年时代就养成了，七八十年没变过。

你可能还不知道：他40岁才开始健身，坚持长跑，学游泳，打太极，72岁开始学习打网球，一打就是20余年，成了清华中老年网球协会的会长和骨干队员，90多岁的他一天不去球场出身汗就觉得少了什么。他的健身事例成了众多中老年朋友追捧的话题，为此电视、杂志等多种媒体纷纷找他谈经验和体会。

他是谁？90岁还能打网球？还在工作？

其实，他健身的初衷很简单：40岁那一年发现自己眼花，大惊，才40岁就进入衰老期了，这可怎么响应蒋南翔校长当年提出的“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他意识到，只有身体健康，才能好好工作。

从此他摸索出了一条工作、锻炼、生活相融合的作息规律，因为这个高效率的作息时间表，使得他这一生成就斐然。迄今为止，他和他的学生共同发表了400多篇学术论文；撰写了7部专著；获得了上百份各类奖章和荣誉证书。

他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好毕业吗，就是我国著名力学家、力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外籍院士，清华园里赫赫有名的“大先生”黄克智教授。

严谨：7页论文与36页笔记

“先生”，是清华园里对有相当资历和影响的教授的尊称，大多是指院士或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在数以万计的清华教师群里，能被称为“先生”的也不过区区百十号人，而黄克智教授却是公认的“先生”中的“先生”、教授中的教授，被尊称为“大先生”。

“大先生”这样的人物在清华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也是罕见的，上一次被尊为“教授中的教授”的还是民国时期的陈寅恪。陈寅恪是文史学家，以博学著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黄克智之所以被称为“大先生”，源于他的严谨治学。

说到黄克智的严谨，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人却是“闻风丧胆”，这绝不是骇人听闻。但凡研究生或博士生作论文答辩时，如果听说答辩委员会成员中有黄克智先生，就会感到很紧张。因为黄克智的洞察力很强，能在瞬间发现论文中的漏洞或瑕疵，从而立刻作出判断该生的根本问题出在哪里。他提出的都是根本性问题，击中要害，让人无法回避。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清华园乃至力学界闻名遐迩的严谨老先生。因为严谨，他博学多才；因为严谨，他硕果累累。他的严谨不仅成就了一生的业绩，也影响了他的学生，影响了清华大学，影响了力学界，影响了一代人。

黄克智从青年时期起养成了一个读书习惯，即凡是他阅读的文献资料，一定会将其中的每一个公式都推导一遍。

笔者初闻此举大吃一惊，问他：您读教科书和经典文献也如此吗？

黄答：任何一篇文章。

笔者：为什么要这么做？

黄答：因为我要证明它是对的。

笔者：发现过错误吗？

黄答：发现过。

笔者：您什么时候开始养成这个习惯的？

黄答：中学。

对于黄克智读文献，他的得意弟子、中科院院士杨卫曾有过精彩的描述：黄先生看文献是非常有特色的。针对所研究的问题，他总能很快找到一两篇最核心，也是旁人最难读的文献。然后，他殚精竭虑，翻过来倒过去务求将这篇文献之精髓仔仔细细消化。所有的公式推导、所有的心得，都以不同颜色的笔迹，记载在这叠复印文献的空白处。空白处倘若不够，就以各种箭头与连线引到复印纸的背面。倘若在多次阅读后还不够，便在复印纸的背面贴上写满字的白纸。这时候，这卷写满了心得的文献复印件，就成了黄先生当时最重要的财富，走到哪里都要带上，一有机会，他就掏出来写写画画，使其“学术价值”不断提高。日积月累，黄先生这些写满了心得的文件就成了他的卷卷文宝，收在书柜里标写着分类栏目的各个格子中。每次在讨论班作报告时，他就拿上两三卷，边翻边讲。在黑板前，粉笔游动，如走龙蛇；讲至忘情，反复剖析，言震四座。同学无不叹服其悟道之精深、治学之严谨，吾辈难及也。

对此，黄克智在上世纪60年代初带的研究生、清华大学教授姚振汉也深有体会。刚读研究生时，黄先生把自己1953年读的E.的一篇文献的笔记本借给他，密密麻麻写了36页。要知道E.的这份文献也就7页纸，一份7页纸的文献愣是读出了36页的笔记，里面记下了许多阅读心得和对原著的更正，以及原著省略的推导过程……姚振汉感叹，原来书是这么读的。

于是，他在自己的笔记开头写道：鉴于关于变分原理这部分内容很重要，此外就学习方法上，怎样深入钻研一篇文献，高标准要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妨做一件傻事，把黄先生的一份笔记照抄下来，以作学习之范例。

黄克智修改论文的手稿。

黄克智推导公式的手稿。

1961年11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刊登了《积跬步成千里——青年教师黄克智刻苦自修不断成才的事迹》一文，文中报道，在进修中，黄克智非常重视一步一步打牢理论基础知识。他对学科的主要著作和基本问题，总是终年累月，百钻不厌。比如《薄壳理论》这本书，他在做研究生时就深入学习过，后来，在教学工作中他感到对有些问题理解得还不够透彻，又仔细读了一遍；在进修有关的科学研究时，他又结合阅读有关的基本文献，第三次反复钻研了这本书，直到今天，这本书还经常放在手头，随时翻阅。翻开书页，则旧墨新迹，蝇头小字布满字里行间，全是学习心得。有些书页再也无法落笔了，他又加贴了一些纸条。

这就是黄克智读书的习惯，文献要越读越厚，如果把一份几页纸的文献读成了几十页的一本书，说明你彻底掌握了该理论的来龙去脉，基础就夯实了。

严密：每5到10年变换一个方向

黄克智在学术上的许多能力都令他的学生与合作者深感“神奇”。

清华大学教授陆明万对黄克智读文献过目不忘、推导公式既不翻书也不查手册印象深刻。他是上世纪50年代清华力学研究班学生，受业于黄克智，毕业留校后两人成同事，相识相知半个多世纪。他在《黄克智教授80寿辰庆贺文集》中写道：“先生天赋超群，他读过的文献资料过目不忘，推导公式既不翻书也不查手册（包括用到特殊函数、级数展开公式时）。他基本概念清晰、逻辑推理敏捷而准确，许多学生和老师在与先生讨论问题前都会做认真准备，但即使这样，还是经常被他挑出基本概念和逻辑的错误……”

方惠坚，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清华土木系。说到黄克智，他眼前不由浮现这么一个画面：“力学系刚成立的时候，我受张维先生的邀请参加了力学系的一些科研工作，在老电机馆办公室里有我的一张办公桌。那时候力学系学术活动比较活跃，黄克智先生带着很多年轻教师在一定的时间，一周还是两周一次地开展学术活动，作报告或底下交流，当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黄先生。黄先生听上面年轻教师讲，但他看的是别的东西，他很敏感，听到讲的东西觉得有什么问题或者不清楚的地方马上就可以指出来。他的知识面很宽。”

谢慧才是黄克智上世纪80年代初带的硕士生，提到了黄先生的几件事。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外国学者介绍其工作，黄先生当场指出他的错误。大家知道，学术会议上由于讲演时间短，放片子都很快，一般人很难反应过来。还有一次，他陪一位大学教授去黄先生家请教关于薄膜的问题。刚介绍完，黄先生马上指出，薄膜变形虽然很小，但由于薄膜很薄，只有0.1厘米，变形和厚度可相比拟，只能按大变形问题算。这位大学教授茅塞顿开，困扰多时的问题迎刃而解。

在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谢慧才导出了一个卸载定理，却总是不能完成最后证明，他给黄先生看，黄先生一眼就指出，这不就是不等式吗？不用证了，问题解决了。他又惊又喜，深深佩服先生功力之深厚。

黄克智的才华在他读研究生时就已展露出来。上世纪40年代末，黄克智师从张维先生，张维是国内研究壳体的最早专家之一，黄克智的研究生论文《开口圆柱壳体的极限解》是在张维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更精确、更简化的理论研究，论文一经发表便引起国内力学界的惊叹：哪里来的一匹黑马？

上世纪50年代，国家选派实力强的学者去苏联进修。清华一共选派了6位教师，其中4位正教授，一位副教授，只有一位讲师，这位讲师便是黄克智。

到了苏联后果然不负众望，黄克智凭借扎实的力学数学功底一头扎进了前沿理论学科中。从板壳到蠕变再到薄壁构造结构力学和传热学与热结构学，他学习了当时最前沿的力学理论，接连在《苏联科学院通报》和《苏联科学院院报》发表了三篇论文。他的认真、执着与创新惊动了导师，苏联科学院院士拉包特诺夫教授建议他将两年的进修时间再延长一年，可以学得更系统些。之后，国内相关部门批准了黄克智的申请。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他发展了薄壳渐近理论并将板壳理论应用于热交换器管板的设计规范上，解决了我国大规模引进国外大型成套化学、化工设备的落地问题，其设计的规范后来成为我国的国家标准在职研究生，即压力容器管板设计标准GB151-89，钢制管壳式换热器，技术水平领先国际18年。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他敏锐地捕捉到断裂力学的重要性，从零开始带着一支年轻的队伍摸索前进。经过10余年的努力，我国断裂力学学术水平居国际先进行列，他本人也于1989年3月当选为国际断裂力学学会副主席。

60岁，他开始探索智能材料力学；70岁，开拓应变梯度塑性理论；75岁，开始纳米尺度的研究；80岁，关注石油页岩气……

纵观黄克智的科研历程，发现有个特点，每隔5到10年变换一个方向，而这些新方向皆是力学学科的前沿，并且他在每个新领域中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为此，笔者问他：“您为什么老换方向？”他思忖了一下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新鲜事物，也算是赶时髦吧。”笔者又问：“每次都从头开始，您不觉得累吗？”答曰：“乐在其中！”

对于他的这个特点，黄克智的早期学生也是他的合作者、清华大学教授薛明德一针见血地说道，黄先生之所以能在这么多领域纵横捭阖，就是因为他的基本功扎实，每次领域转换都是针对上一次研究中发现的新问题勇于探索钻研的结果。黄先生是典型稳扎稳打的创新型人才。

严格：太严了！严得让人害怕

黄克智是一个很勤勉的人，他晚睡早起，每天工作14~16个小时。

1958年他从苏联回国，立刻投身于清华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建设，凭一己之力陆续开设了《蠕变理论》《薄壁结构学》《传热学与热结构学》等8门新课，这些课程都是国际上的力学前沿，也是他在苏联3年进修的成果。没有教材，他就翻译文献、写讲义、编教材，还带研究生开展科研。这时候的他刚过而立之年，浑身充满了干劲，一心一意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每天的工作量大得惊人，常常连头发已很长了，也无暇去理发店，甚至生病的时候还惦记着教学。

1959年黄克智在家备课。

1961年5月27日《新清华》上刊出的文章《我们的好老师》就写到了这样的场景，“黄克智老师病了，力学专业302班的同学们都去看他。他的病床旁边的小几上放了一大堆书，黄老师斜靠在床上，正在翻阅”。看到同学们来看他首先就说：“我一病耽误了你们好几堂课啦！现在病快好了，有时间看点资料，既是休息也是学习，也是备课，不然以后会落得更远啦！”

1961年5月27日《新清华》刊登的文章《我们的好老师》。

黄克智对学生和年轻教师的严格要求是出名的。但是他的严格不在于训斥或惩罚，他要求别人的，自己先身体力行。所以博士后，和黄先生一起工作的人，很快会感到自己的差距，就会有一股无形的压力推动着他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跟上黄先生的步伐。

黄克智的早期学生兼助手沈观林回忆道：“有一次他要我翻译一篇英文文献，我翻译后交给他，几天后他发还给我，只见几页译文纸上密密麻麻都是红笔修改的文字，实际上是他重新翻译了一遍。他严谨治学的作风教育我要认真细致做好工作。”

由于黄克智的严格要求硕士，致使他后来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部分都是外校的，清华本校毕业的很少。

为什么？不用想也能猜出：太严了！严得让人害怕。

黄克智把“推公式”的做法毫无保留地沿用到学生身上。刚开始，一些学生不能接受。但黄克智告诫学生，板壳理论公式非常复杂，书上的印刷不可能没有错误，每个公式必须经过自己亲自推导才可用。“百优论文”吴坚博士说，这是他至今遇到的唯一一位这样要求学生的老师。

黄克智的研究生冯西桥也深有体会，他说黄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严格要求，这在清华大学力学系甚至整个力学界都是闻名的。“清华大学破坏力学研究室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是始于1978年每周一次的学术讨论班……在几十位老师和研究生面前和黄先生一起推导公式，这的确令一些研究生感到在讨论班上汇报工作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也正是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使得破坏力学研究室培养了很多优秀学生，使得清华大学固体力学学科在过去几十年里蓬勃发展，人才辈出。”

博士生朱先奎说自己开始接受系统科学训练时，黄先生的严格要求中还包括语言和文字表达。黄先生要求他们的文字表达力求准确无误。不允许使用一些模糊不清或似是而非的文字，诸如好像、可能、大概等。“刚开始我很不适应，甚至总害怕见面挨批。久而久之，严格而准确的语言和文字表达成为了习惯，并对我后来从事研究有很大帮助。”

1994年7月，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远东断裂组织FEFG固体断裂与强度国际学术会议”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好毕业吗，黄克智：清华园里的“三严”大先生，黄克智和该校教授沈亚鹏联合担任主席。

在会议筹备阶段他仔细读了已印好并准备发出的“Calls of paper”，发现其中有一个英文单词漏了一个字母，当即指出必须重印。黄克智的一丝不苟让会议组织者记忆深刻。

会议第一天，黄克智发现大多数与会的中国学者，将宣读的论文印成胶片后，在会上逐词逐句地念，当天会后他要沈亚鹏转告其他学者，建议改进报告方式，提高口头表达质量。

西南交通大学的康国政回忆道：“2003年在武汉举行的国际会议，我与先生在进行分组报告的时候相识了。我的报告是关于我们新发展的、描述材料棘轮行为的循环本构模型，由于准备时的疏忽将本构模型中的一个方程写错了，报告过程中被细心的先生发现并毫不客气地予以指出，告诫我今后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

黄克智和陈佩英夫妇，早上6点出发打网球。

正因为他的严谨治学，学生们才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有些原来基础较差者，在他的严格要求和精心指导下，理论基础和科研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最后皆在各自岗位上不断传出捷报。据不完全统计，黄克智共培养了100余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及博士后，其中有多名杰出学者、6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中国力学教育界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好毕业吗，【学员案例】莫斯科国立大学研究生：语文系、外语系、新闻系全部录取！

在今年2022年，我本科毕业，在本科毕业之后，我通过叶琳俄罗斯留学成功申请到了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好毕业吗，【学员案例】莫斯科国立大学研究生：语文系、外语系、新闻系全部录取！，成为了莫大外语系语言学的一名研究生。从决定申请到申请成功博士，历经了几个月，若说经验也算不上，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在申请过程中我所经历的事情。

为什么选择莫斯科国立大学？

我毕业于国内一所普通的综合类大学的俄语系，正好本科学的是俄语，可以直接申请入系考试，免去预科的学习。由于疫情的影响，本来在大三时候去俄罗斯交换一直没有去成，由于一直没有去过再加上疫情家人刚开始不太同意，但是我想所有学习语言的同学都想去所学语言的国家学习，这也是我选择留学的重要原因。后来家人看我始终有对俄罗斯的好奇，以及陆陆续续看见在此期间成功出国留学的案例，家人最后也支持我留学。

良好的语言环境让我们的语言学习事半功倍！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总有名校情结的，既然出国留学，就选择最好的学校，还记得本科时候和同学谈论起说要是以后能去莫大读书就好了，没想到这次竟然梦想成真了。怀揣着对莫斯科的憧憬和向往，想亲眼看看“战斗民族”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见见是否和图片上一样的红场，克里姆林宫，我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莫斯科国立大学。

为什么选择叶琳工作室签约留学？

由于我是直接想入系考试，并且之前也从来没有去过俄罗斯，为了稳妥一点，也为了方便一点，我就选择了叶琳工作室。选择叶琳工作室，由于他的公众号和网课做的非常好，网课讲得非常好，我之前也在他家上过俄语专八课程，很可靠在职研究生，而且叶琳工作室在我们俄语学习过程中几乎是人尽皆知的，同时看他家也有很多申请成功的案例，就觉得比较靠谱也比较安心。

今年2月末，在跟工作室交流后，大致了解到了需要准备的材料，以及莫斯科国立大学一般都是6月和7月两场考试。听取了我毕业以后想从事的工作以后，叶琳工作室给我建议，我思量过后选择了3个系，外语系和语文系和新闻系。当我选择完专业以后，工作室马上为我发来了备考资料和往年部分真题，通过备考资料可以了解到每个系要考的题型和大致的内容，让自己心里有点数。

由于6月末才会有第一场考试硕士，这时候能做的就是等待。可以按照工作室发来的备考材料，有针对的准备一下。

因为我当时申请时候还没有毕业，没有拿到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所以我需要提供护照以及在读证明。当我把所需文件发过去以后，很快就在官网里给我注册成功了。在6月初的时候我接到了6月末考试的通知。

由于现在新冠疫情的原因，今年还是采取线上zoom考试的形式，这也算因祸得福，不需要在飞到俄罗斯进行线下考试了，节省了一趟路费。

莫大入系考试流程

在考试的前一天，系里会给发邮件，提前一天有考前咨询会，由系里说明第二天的考试要求。无论哪个系都要求全程打开摄像头和麦克风，叶林工作室特别贴心，在学校的咨询会开完以后，也会给我们开一个会，解答我们的疑问，并且挨个帮我们测试摄像头和麦克风是否正常可以使用，这一点就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的紧张。

在线上考试就可能受到许多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最大的问题就是网络问题，但是每个系要求不太一样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好毕业吗，有的系在你掉线15分钟内回来就可以继续作答，有的可能是10分钟，但是都会给你一次机会的。

幸运的是，我的三个系的考试没有撞车，先考的语文系，然后是新闻系，最后是外语系。在考试开始之前，进入zoom考官会检查你的护照，核对你的信息，然后像语文系还会问你3个问题，比如说：“你以前来过俄罗斯吗？”“你学习俄语多长时间了？”“你本科的专业是什么？”比较难一点的问题可能会问你，你是更喜欢文学还是语言，具体的还会问你读过哪些作家书之类的问题。正式考试开始是试卷上六个блок中选择一个作答，六个блок集合了现代俄语、俄罗斯文学、外国文学和古希腊文学几种内容。

像新闻系今年的考试，就是需要在他们的网页上自己注册账号，在那个网页上答题，这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邮箱，系里会在前一天发邮件，邮件里有网址，像qq邮箱多看看垃圾信箱，很容易就被认为是垃圾信件。新闻系真的是今年尤其火，特别多的人考试，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最后一场外语系，这个系可以选择手写，也可以选择发word。这个系的考试题型更类似于我们本科做的阅读理解，前期因为有叶琳工作室给的资料就没有很慌张，这个题也不是特别的难。

在三个系都结束考试以后，开始面临抉择了，因为每个系出成绩的时间不一样，像新闻系就是最早出成绩的，要求7月1日之前就确定要不要进入这个系，如果确定了，就不能再选别的系了。因为我是想从事教育行业，就想着再等等，外语系出的也挺快，心里是还是想等等语文系的成绩，但是之前说语文系要7月末两成考完才能出成绩，最快也得7月中旬。认真思考我选择了外语系的语言学。刚确定的第二天，语文系出成绩了，但是已经签了外语系，只能说阴差阳错，未必这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没想到虽然被疫情阻挡了去俄罗斯交换的脚步，但是没有阻挡我去俄罗斯读书的决心。以为与俄罗斯再无缘分，有幸能够以此再续前缘，继续深造。希望其他想要申请来莫大读研的人都能得偿所愿。希望申请去俄罗斯读书的同学们：想要做什么必须要坚定走下去，办法一定比困难多，祝愿留学俄罗斯的朋友们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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