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在哪，埃里·阿米尔与伊拉克犹太人的身份认同

本书在以色列语境下所说的伊拉克犹太人，实际上指的是伊拉克裔犹太人。

接纳移民是以色列国家建设进程中一个重要策略。19世纪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国家一直试图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到一起。大屠杀与二战前后欧洲的环境，世界各地犹太人中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阿拉伯国家犹太人的生存境况，以及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剧变，乃是犹太移民大量涌入以色列的重要原因。犹太移民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多样性特征造成以色列移民的独特性。自1948年到2013年，大约300万犹太移民从世界各地移民以色列。其中欧洲犹太人占2/3，东方（或亚非-犹太人）占31/3。东方犹太移民在20世纪50年代的移民（1952年到1957年）大约占东方犹太人移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比例不到百分之十。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初，85%的移民是欧洲犹太人，多数是大屠杀幸存者。但是1949年到1951年，当来自中东的伊朗、伊拉克犹太人投身于移民浪潮，情形发生了转变。从1950年5月至1951年12月，超过12万伊拉克犹太人响应以色列政府发动的“以斯拉与尼希米行动”，乘飞机抵达以色列，以色列移民人口的构成发生了变化。

(一)

身份的杂糅：阿拉伯犹太人与犹太阿拉伯人

历史上看，伊拉克犹太人不仅认同其居住国，也认同其在居住国的身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创建犹太民族国家之时，伊拉克犹太人也在塑造自己的身份。犹太人在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许多人在流亡中来到了阿拉伯国家，客观上促进了阿拉伯世界犹太社区的繁荣。19世纪下半叶，伊拉克的犹太人更早地比穆斯林，甚至比基督徒更深切地意识到掌握欧洲世俗文化和现代科学、争取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而融入更为广泛的阿拉伯世界也是犹太人世俗化过程的一个结果。自20世纪以来，以1921年建国的伊拉克为例，一些成功的犹太社区已经开始现代化进程，并且融入了伊拉克的政治和文化之中。换句话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在哪，在20世纪40年代，犹太社区的多数人把伊拉克当作自己的祖国，认为自己是伊拉克人中的一员，期待获取公民身份和民主权利，即成为真正的阿拉伯世界中的犹太人。阿拉伯犹太人是其身份，但不是唯一身份。一些伊拉克犹太人在创作中把自己当作阿拉伯犹太人，也有学者将其称作阿拉伯人，但笔者对后一说法并不认同，认为称其阿拉伯犹太人则更为确切。

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之际，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伊拉克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但是，情况远比想象要复杂得多。1947年之前，犹太复国主义并未在伊拉克犹太人的身份中起到重要作用。就像在根据伊拉克裔作家埃里·阿米尔《放鸽人》（又名《别了巴格达》）改编为电影的小型发布会上，一位来自伊拉克的以色列女子所说：伊拉克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本来和平共处，但自从以色列宣布独立后，情形发生了转变。面对政府、媒体与大众的敌意，当时认为已在伊拉克扎根的犹太人，感到其经济身份与公民身份遭到破坏。一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加入了共产党，希望伊拉克政体能够改变。另一些人则投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中。与此同时，巴格达的犹太领袖反对当地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犹太拉比也惧怕失去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但年轻人一般热情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这个意义上，伊拉克犹太人的身份中包含了“伊拉克人”、“公民”、“犹太信仰中的伊拉克人”、“阿拉伯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等多重含义，具体哪种含义占据主导地位，则视使用者的社会政治地位与社会文化阶层而定。正因为此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在哪，埃里·阿米尔与伊拉克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以色列建国之后，伊拉克犹太人意义中的“犹太国复国主义者”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他们与伊拉克国家的关系开始对立起来。1950年3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允许放弃公民权的犹太人离开，但这条律法条例只保留了一年。迈克尔的《维多利亚》虽然主要叙写的是犹太人在伊拉克的生活，也曾经暗示维多利亚的儿子加入了共产党，但只是一笔带过。相形之下，埃里·阿米尔则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更为精细的诠释。

阿米尔1937年生于巴格达，1950年随家人移民以色列，先在基布兹接受教育，后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中东历史和希伯来文学。曾为以色列总理做阿拉伯事务顾问，并一度管理以色列新移民事宜，积极参与巴以关系问题的探讨。与此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作有《替罪羔羊》（1983）、《放鸽人》（又名《别了，巴格达》）、《扫尔之爱》（1998）、《雅思敏》（2005）、《骑自行车的孩子》（2019）等长篇小说，曾经获得青年移民五十年庆典奖、墨西哥犹太文学奖、以色列总理文学奖和布伦纳奖等。

处女作《替罪羔羊》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写的是20世纪50年代一个13岁少年随家人从伊拉克移民以色列，与和他年龄相仿的少男少女一起被送到崇尚社会主义理念的基布兹，在基布兹生活与成长的故事。代际之间、不同身份的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甚至带有悲剧色彩。但阿米尔在描写这样的艰难时世时带有幽默与调侃，试图沟通东方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两个不同的营垒。

《雅思敏》是一部优美动人的爱情小说。其背景置于以色列1967年“六日战争”之际，主人公，即以色列犹太人努里出生于伊拉克，现在以色列政府部门担任阿拉伯事务顾问；雅思敏则是个巴勒斯坦女子，信仰基督教，美丽优雅，从巴黎到被以色列人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看望父亲。二人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相遇并相恋。小说把个人离合与巴以冲突相互交织，引发读者深沉的思考，堪称最杰出的展示巴以冲突的希伯来文学佳作之一。

其鸿篇巨制《放鸽人》为我们展示20世纪四五十年代伊拉克犹太人风起云涌的历史。小说的大部分背景置于伊拉克巴格达。与迈克尔的《维多利亚》主要描写家庭与个人生活不同，《放鸽人》虽然从小叙述人卡比父母的日常生活写起，但注重烘托巴格达犹太人的生存环境：特务机关每天来家中搜查是否藏有武器、收发报机，以及“运动”发的希伯来语课本。“运动”即巴格达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的称呼。数百名犹太人被拖入酷刑室，被迫在军事政权的即决审判中承认有罪。整部作品的叙事背景置于犹太商人沙菲克·阿达斯（Safik Addas）被处决、伊拉克颁布犹太人移民律法（移民者首先要被取消伊拉克公民身份）到1950-51年几乎整个犹太社区逃往以色列这三年间的动荡岁月里。阿达斯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是伊拉克犹太首富，与几位部长，甚至摄政王过从甚密。他和合作伙伴购买英国废金属，后将这些废金属运往意大利硕士，而军事法庭则认定这些旧金属最后被运往以色列的武器加工厂。1948年8月，阿达斯遭到逮捕，并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意味深长的是，阿达斯是生意合作伙伴中唯一的犹太人，也是唯一受到惩罚的人。据作品描述，以色列建国后，新任伊拉克国防部长萨迪克·阿里-巴萨姆（Sadik al-）试图教训犹太人。阿达斯正好是天赐之物。巴士拉的一家报纸要求阿达斯捐款遭拒后，就发表文章指控阿达斯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出售武器，为以色列国家做间谍，并要就此展开调查。阿达斯本人并未意识到危险，没有及时逃离，因此在被逮捕后迅速被判处绞刑。如果把史料和文本信息叠加起来，便会看出，阿达斯事件反映出伊拉克当权者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家的极端仇视；阿达斯之死，既是伊拉克仇视犹太人情绪的高峰，也标志着伊拉克犹太人生存境遇的转折。

《放鸽人》堪称伊拉克犹太人的民族叙事。尽管在伊拉克这片土地上在职研究生，古代犹太人曾经创造出《巴比伦塔木德》，记述了犹太人的精神生活和宗教创造，再现了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犹太人一千年左右的生活。其后他们在那里生活了数千年，创造出丰富的文化遗产，讲犹太阿拉伯语，并已经融入了当地文化之中。20世纪初期，许多犹太人步入伊拉克上流社会，对伊拉克的文学与文化产生了影响。但是犹太国家的建立直接影响到伊拉克犹太人的生存境遇，加剧了伊拉克犹太人与伊拉克政府和当地阿拉伯居民的冲突。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后的第二天，伊拉克向以色列宣战，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在政府任职的犹太人被解雇，银行家和商人不能像从前那样自由经商，年轻人不能进大学读书。

与历史进程类似，在阿米尔笔下，犹太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国家的敌人，一切发生了转变，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任何人不知道明天该发生什么。即使普通的阿拉伯人也声称要砍掉共产主义者的头颅，把犹太复国主义者送上绞架。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叙述人的叔叔希兹克尔（）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一位关键人物，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在阿达斯之死后发表社论，称沙菲克·阿达斯审判实际上是每个犹太人都将面临的审判，类似德雷福斯事件。阿达斯能被绞死，谁会能拯救其他犹太人？很快，希兹克尔也遭到了逮捕。

这部小说描写了卡比的父亲，希兹克尔的兄弟阿布·卡比和希兹克尔的年轻妻子拉舍尔为寻找希兹克尔下落，希望其获释而做出的日益绝望的努力。卡比的父亲意识到伊拉克犹太人面临的危险，预言他们很快将被绞死，开始期待离开这座曾经居住了家族70代人的城市，去往心目中的圣地以色列。在他心目中，犹太人在以色列可以享有自尊。那里有犹太军队、犹太政府和犹太国家。于是他和弟弟与朋友一起组织青年运动，为巴勒斯坦募捐。而母亲却将此视为男人冲动的征服与冒险梦想。

就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而言，犹太历史学家雷蒙德·谢德林（ P. ）曾经论述：许多中东犹太人似乎在犹太复国主义中找到了出路。换言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许多中东犹太人具有天然的感召力。原因在于，与西方犹太人相比，中东犹太人与以色列人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部分是因为他们许多人生活在离以色列更近的地方。但在这方面，伊拉克犹太人却显得比较特殊。叙述人的父亲与叔叔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并非所有的巴格达犹太人都愿意移居以色列。伊拉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很小型的运动，其成员大概只有大约两千左右的年轻人。

在笔者看来，形成上述局面的原因来自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犹太社区的精神领袖——拉比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伊拉克犹太人并不把融入主流社会视为抛弃传统犹太身份的行为。犹太拉比依旧是犹太社区的精神领袖，人们仍然为生活中的种种纠纷前去请教拉比，叙述人的婶婶也曾为寻找叔叔下落求助拉比，但无济于事。身为犹太世界的精神领袖，拉比也认为穆斯林之所以反对犹太人，皆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他们想离开这个国家吗？我祝他们一路平安。但正是因为他们急急忙忙，巴比伦，我们的流亡之母，所有的犹太人就该遭受谴责吗？我说，让他们走吧……

尤其是以色列建国后，伊拉克参与阿拉伯国家抗击以色列的战争，死伤无数，激起了当地穆斯林的复仇心理：

底格里斯河将被犹太人的鲜血染红！要是他们想和穆斯林作战，欢迎他们做英雄吧，但是他们要意识到我们能够活到现在，只是因为我们软弱得无力抵抗。他们难道不知道比我们强大的民族曾占领阿拉伯世界，被消灭了吗？笨蛋！

拉比之言关涉到犹太人的流亡历史，即我们在本书前半部分所说的公元前586年的巴比伦流亡历史，也关涉到中世纪穆斯林征服欧洲诸多国家的历史。目的是想劝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可轻视穆斯林。纳粹上台后的19世纪30年代，耶路撒冷大穆夫提意欲消灭巴勒斯坦的所有犹太人，而拉比在那时就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在他看来，正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才遭到解雇，抓捕，折磨和绞死。

其次，从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流亡伊拉克的犹太人已经在巴比伦岸边安身立命。尽管古代犹太人之所以来到巴比伦是因为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但广为人知的是，当波斯大帝居鲁士结束所谓的巴比伦囚虏时期后，只有一些流亡者和后裔返回耶路撒冷。余者，施罗莫·桑德（ Sand）所说的“绝大部分人”选择日益繁荣的东方犹太文化中心，并在那里日渐繁盛。就连犹太人引为自豪的一神教也是在流散地得到系统阐述。在流散地永久安家的犹太人一直将耶路撒冷视为中心，这一事实与其宗教思想并不矛盾。在居鲁士法令颁布的若干年后，在苏拉、尼哈迪亚、帕姆贝迪塔等地由流亡者后裔创立的学堂成为犹太人完成宗教与祭祀仪式的重要场地，最后促成了《巴比伦塔木德》等犹太经典文献的诞生，对后世的犹太思想与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岁月荏苒，伊拉克犹太人虽然拥有犹太拉比、犹太会堂、犹太丧葬传统博士，恪守犹太教和犹太习俗，平日说话也会援引圣经典故，如在形容女子之美时称之为“荆棘里的玫瑰”，美如王后以斯帖等。但本质上，多数犹太人已经被流散地同化，他们热爱这里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一员，把流亡视为犹太人的唯一出路。他们虽然不像后来一些欧洲犹太人那样皈依异教，但对新建的以色列国家没有兴趣，为此，他们甚至否定犹太文化史上具有原型色彩的亚伯拉罕迦南之旅。理由是首先不应该流亡；其次，即便流亡，也不应该选择一个遭诅咒的地方，按照《圣经》描述，吞噬其百姓之地。在这类人看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住在伊拉克。还有一些伊拉克犹太人，比如希兹克尔的妻子蕾切尔与多数巴格达犹太人则期待通过与联合国分治协议妥协的方式在巴勒斯坦平和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她未曾想到整个阿拉伯世界，包括伊拉克都卷入了与新建以色列国家之间的战争。

第三，新建的以色列国家并不具备接纳与安置流散地所有犹太人的条件。一位曾经代表以色列国家与伊拉克政府进行谈判的伊拉克犹太复国主义者回忆：他曾经与负责安顿新移民的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kol）在1950年进行过一场谈话。艾希科尔说：听说一年内将会来6万（伊拉克犹太人），请告诉你的犹太好人，我们很高兴他们前来，但是让他们别急。我们眼下没有接受他们的可能性。我们甚至没有帐篷。如果他们来了，就得住在大街上。

与这种现实相呼应，在小说《放鸽人》中的放鸽人阿布·爱德华看来，希兹克尔之所以被捕，并非因为他是犹太人，而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破坏了穆斯林对犹太人的信任”，“是一场灾难。”同时，他并不认为以色列比巴格达安全，不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者能够取得胜利，认为那里随时会爆发一场新的战争，因为阿拉伯人也不会忘记巴勒斯坦，那里有圆顶清真寺和圣石。主人公父亲与放鸽人之间的争论不仅代表着巴格达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抗拒，也预示着巴勒斯坦地区未来的争端。耶路撒冷是一座神圣的古城，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发源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封堵了阿拉伯人的朝觐之路，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伊拉克对巴勒斯坦问题的不同态度，体现出伊拉克犹太人不同的价值观念。放鸽人安于现状，倾向于留在巴格达。在巴格达，犹太人生活安逸。穆斯林在土地上劳作，库尔德人为犹太人清理厕所。而到了以色列，这一切恐怕不再可能。而以主人公父亲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强调亲自耕种土地。放鸽人认为犹太人不需要土地，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认为，没有土地的民族则像没有星光的天空。在犹太历史上，犹太复国主义者具有一种优越感，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放鸽人则对选民之说持怀疑态度，认为今天的安逸生活拜穆斯林所赐，没有意识到犹太人迟早被伊拉克穆斯林驱逐的危险。期待结束漫长的流亡，把伊拉克从内心深处连根拔除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把与同胞谈话当作人生中的一个使命。争论焦点便是如何认知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

“你们的犹太国家只给我们带来麻烦。”阿布·爱德华反驳说。

“以色列是我们所经历的最伟大的奇迹。”我父亲说。

“我们是它最伟大的受害人。”放鸽人说。

“在以色列，你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对犹太人的仇恨。你可以骄傲地活着。”

“我们一直是伊拉克的组成部分，永远也是。这是我们的国家。我是伊拉克人。这里生活得很好。这里是我们所有人的家园。人信仰哪种宗教是上帝的事。”

“没有土地的民族不是民族。”

阿布·爱德华朝地平线挥挥手。“我拥有土地。那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它也是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土地。”

本文选自钟志清新书《希伯来叙事与民族认同研究》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在哪，阿拉伯政党首次参与以色列组阁，却可能沉重打击阿拉伯选民

6月2日，以色列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纳夫塔利·贝内特（左）与“拥有未来”党领导人亚伊尔·拉皮德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会议中交谈。新华社 图

以色列未来党（Yesh Atid）党魁拉皮德（Yair Lapid）向以色列总统和外界宣布他已经与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各个政党达成协议，将组建一个跨越意识形态之争的新执政联盟。这一消息一经宣布便引起了以色列内部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除了该执政联盟即将推翻长期担任总理的内塔尼亚胡之外，还有一大看点便是该执政联盟在以色列历史上首次联合了一个阿拉伯政党——拉姆党（Ra’am）。此前曾有阿拉伯议员在以色列政府中担任部长职位，但他们都来自于犹太政党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在哪，阿拉伯政党首次参与以色列组阁，却可能沉重打击阿拉伯选民，而拉姆党此次则是直接参与到了政府组阁的博弈当中，并发挥了重要作。

内塔尼亚胡。人民视觉 资料图

今年3月大选结束后，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都未能取得议会中过半席次（61席），拉姆党因为斩获4个议席成为两大阵营争相拉拢的对象。当时就有许多分析人士将拉姆党党魁曼苏尔·阿巴斯（ Abbas）称为“造王者”（）。当时阿巴斯并未明确表示自己倾向于支持内塔尼亚胡还是反内塔尼亚胡阵营，而是用希伯来语向以色列全体犹太及阿拉伯选民发表了一番“政治正确”的讲话，表达了自己不左不右，呼吁阿犹两族群之间和平共存，谋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主张。阿巴斯此番言论很明显是待价而沽，观察那一方能够为他开出更好的条件。

上个月发生的大规模巴以冲突差点使得阿巴斯的如意算盘没打成。因为自身的阿拉伯人身份，在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参与组阁进程显然与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同仇敌忾的情绪不符。因此阿巴斯在冲突爆发后选择回避任何组阁谈判，置身事外静观局势变化。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有部分极右翼政治人物利用冲突爆发指责阿拉伯政党是“恐怖主义”支持者，极力抨击拉皮德拉拢拉姆党联合组阁的行为。

但身处风暴中的阿巴斯在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后立即重返组阁谈判，并顶着巨大的压力选择了支持拉皮德的组阁协议。阿巴斯此举引来了观察者们不同的评论，支持者赞扬其行为维护了以色列的政体，并提高了阿拉伯政党在以色列政治中的地位。反对者则批评其参与以色列政府的组阁行径是首鼠两端，为了个人的政治权力背叛阿拉伯选民，是助纣为虐。

究竟拉姆党参与此次以色列政府组阁的决定是成功还是失败硕士，笔者将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在以色列当地的田野观察在本文中进行简要分析。

3月23日，拉姆党党魁曼苏尔·阿巴斯在议会选举中投票。

联合名单党的分裂

拉姆党在2021年大选之前选从议会第三大党联合名单党（Joint List）中分离出来单独参选。联合名单党是由四个阿拉伯政党联合组成。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政治运动中主要存在三大主张：共产社会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在这些主张基础上以色列阿拉伯人建立起许多小党派。这些小党在很长一段时间的选举中呈现出破碎化与边缘化特征，在议会中属于绝对的边缘小党，选举中也每况愈下。为了挽救阿拉伯人在以色列议会中的颓势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在哪，2015年选举中四个主要阿拉伯政党联合组建了联合名单党共同参选。该党初次亮相便战果惊人，原本弱小的阿拉伯政党一举斩获13席跃升为议会第三大党。

联合名单党能够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它在形式上超越了阿拉伯人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为阿拉伯选民提供了一个表面上统一的领导力。在以色列右翼长期当政与以巴和谈停滞不前的二十年当中，以色列阿拉伯人虽然存在诸多内部矛盾，但都面临着一个共同挑战，即来自以色列右翼政府的高压统治与歧视性政策，这使得以色列阿拉伯人各族群都期待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能够团结他们共同应对这一挑战。联合名单党的出现客观上迎合了阿拉伯选民的这一期待。因此，联合名单党在历次大选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战果，成为以色列议会中一支重要的极左派政治力量。

但是联合名单党并不能从主观上完全弥合各阿拉伯政党的意识形态分歧。拉姆党作为伊斯兰主义运动（ ）的代表，属于保守派，其基于伊斯兰教义的政治主张也处处受到来自世俗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压制。再加上内塔尼亚胡试图削弱联合名单党的影响力，对不断对其进行分化，在这样的情形下，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本党的政治主张并为其个人谋求更大的政治权力，阿巴斯选择了脱离联合名单党。拉姆党的退出使得阿拉伯政党在议会中重回边缘化小党的处境。在今年举行的选举中，联合名单党仅获得6席，而拉姆党则获得4席。

失落的阿拉伯选民

如上所述，阿拉伯选民对一个完整的联合名单党充满了期待，拉姆党的退出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博士，具体表现在阿拉伯选民的投票率跌至44.6%，远远低于67.4%的全国投票率，为2013年以来最低水平（见图一）。根据图一所示，阿拉伯选民第二低的投票率发生在2019年4月份的选举，当时联合名单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四个阿拉伯政党组合成两个小联盟分别参选。由此可见联合名单党在阿拉伯选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该党分裂对阿拉伯选民的打击。

2013-2021历届选举中以色列阿拉伯选民的投票率分布图，图中蓝色线条代表以色列全国投票率，红色线条代表阿拉伯选民投票率。数据来自以色列民主研究所the

笔者在今年以色列逾越节假期期间前往以色列北部最大的阿拉伯城市拿萨勒旅游。旅游间隙笔者与两位当地民众就当前以色列的政治局势进行了探讨。其中一位选民A告诉笔者他在最近一次大选中虽然不满意拉姆党的分离，但还是投票给了联合名单党，因为他认为联合名单党是唯一能够代表以色列阿拉伯人政治意志的政党。一旁的另一名选民B则认为A的行为很愚蠢，B认为破碎的联合名单党不能真正代表阿拉伯选民，因此他自己没有参加投票，不支持任何政党。

两人在大选中的投票行为虽然不同但他们都告诉笔者阿巴斯脱离联合名单党的行为愚蠢至极，是完全为其个人谋取政治利益的投机行为，背叛了一大部分阿拉伯选民的意志，阿拉伯选民要的是一个能够领导他们与以色列政权进行抗争的政党，而不是要参与到以色列种族主义的政府当中去。

对于拉姆党自身而言，由于其伊斯兰主义的政治主张并不为大多数阿拉伯选民所接受，尤其是阿拉伯基督徒与德鲁兹群体反对伊斯兰主义运动，脱离了联合名单党的拉姆党，也理所当然地失去了代表全体阿拉伯选民的合法性。

注定被孤立的拉姆党

选民B告诉笔者，即便联合名单党能够在议会中取得20席，在他看来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认为以色列政府本质上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政府，这一政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将阿拉伯人排除在以色列政治体制之外，完全维护犹太人的统治地位。选民A也告诉笔者：“阿巴斯这次也许能参与组阁，他以为他自己能从中获得些什么，但是你瞧着，无论是（犹太人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是在利用他，他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无论哪一边都会立马把他踢开，他最后将一无所有。”

诚然，自以色列建国以来，除了本次尚未被议会表决通过的拉皮德牵头组建的执政联盟之外，阿拉伯政党从来都被排除在政府组阁的游戏之外。即便此次拉皮德的执政联盟最终顺利地在议会中通过信任投票，根据协议拉姆党也只能在外围支持这一执政联盟，而不能在这个政府中分得部长或者副部长的职位，换言之，拉姆党并不能获得实质的行政权力。

学界将以色列这种将阿拉伯人永远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的政治称为“种族民主政治”（ ），即以色列国家的核心权力一定要掌握在犹太人与犹太政党手中。此次拉皮德愿意拉拢拉姆党而非联合名单党组阁的决定也是因为拉姆党仅有4个席位，相较于联合名单党力量更小，更便于控制，对未来内阁造成的制约也更小，类似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

另外，拉姆党的阿拉伯与保守伊斯兰主义双重属性也注定了其将在拉皮德的政治联盟中被孤立的命运。因为一方面在巴以问题上右派犹太政党不会接受与拉姆党合作；另一方面，在女权主义、LGBT、自由主义，乃至世俗化等等后现代主义的激进政治议题上，拉姆党也注定将与左派犹太政党针锋相对。

当地时间2021年5月18日，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巴勒斯坦示威者在检查站举行大罢工，并与以色列士兵爆发激烈冲突。人民视觉 资料图

无尽的巴以冲突

笔者对拉姆党参与拉皮德执政联盟的前景感到悲观。除了上文所述，另一个原因则是难解的巴以冲突。我们在上个月的加沙冲突中已经看到阿拉伯政党被以色列极右派谴责成“恐怖主义支持者”。在未来，如果拉皮德的政治联盟真的上台执政博士后，巴以之间一旦发生新冲突，在以色列是否镇压巴勒斯坦人示威、是否封锁阿克萨清真寺入口、是否动用武装力量等问题上拉姆党由于其自身的阿拉伯与伊斯兰双重属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拉皮德与贝内特（统一右翼联盟领袖）的内阁站在一起。而拉姆党在这些问题上的反对立场将带来的后果，要么会使拉皮德与贝内特的执政联盟失去议会多数支持而解体，要么则是拉姆党被孤立甚至被踢出执政联盟被其他政党取代。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旦拉姆党因为巴以冲突导致阿拉伯政党首次参与以色列执政联盟的努力失败，对阿巴斯个人而言，他将被阿拉伯选民彻底抛弃而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而犹太政党对阿拉伯政党的不信任也会进一步加深，阿拉伯政党有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最终使得全体以色列阿拉伯选民对以色列政治的参与遭到更加沉重的打击。

（刘炳辰，北京外国语大学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政治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秦“帝国网络”：一场看似失败实则成功的实验

《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华帝国在东亚南部的建立》 马硕 著 尹嘉越 译 东方出版中心

秦史已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史领域最受瞩目的话题之一。众所周知，秦祚虽短，却有着尤为重要的长远影响。秦留给后世王朝的遗产不仅有基本的疆域构造，还有政府机构的格局、统一的地方行政管理的观念，以及最重要的由秦独创的“皇帝”概念。秦也将一系列问题与挑战遗留给其后继者，使得任何意图控制“天下”（主要限于东亚次大陆）的政权皆无法回避。

长期以来，我们了解秦史的最主要文献是司马迁所撰《史记·秦始皇本纪》。姑且不论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记述可靠与否，应能立即注意到的是，《秦始皇本纪》与后世几乎所有正史中的《本纪》一样，尤为偏重于帝国朝廷，而极少着墨于地方行政管理及其问题。所幸，上述情形在近几十年间正在显著转变。从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到形形色色的秦代遗址，一系列考古发现使我们得以理解秦代社会的复杂性、秦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及秦的帝国计划之所及。此外，不得不提的是文字改革。秦铭文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材料——青铜与金属、玉与石、竹简及陶泥之上，并涵盖了极为广泛的主题：地方及国家行政管理、法律议题、律令条文、民间及官方信仰、政治宣言、国际关系、历史书写，以及许多其他方面。从统治者、下级官吏直至普通服役者博士，秦的不同阶层者的见解与关切皆呈现于其中。

丰富的新史料为秦国与秦帝国研究领域带来了诸多引人注目的突破进展。尤其是，我们由此能够“自下”——从新征服领土必须融入新兴帝国空间的边远前哨这一视角重构帝国建设的各个方面。

本书作者马硕的研究聚焦四个方面。第一，将对秦在湖南西北部小县迁陵县统治的深入考察，与对中国先秦至帝制时期较长时段的纵览相融合，且能适时加以对比研究。《导论》之后的两章，展现了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代“长江中游的互动空间”的形成，以及秦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间的“转向南方”，这最终为秦帝国之形成奠定了基础。后续的三章关注秦帝国在迁陵县及其周边的运作，这是本书的核心。最后两章追溯了帝国南方边境自秦覆灭后直至汉代的历史，对长江以南广大区域错综复杂的文化及政治进程进行了重要洞察。

第二，马硕擅长综合三种主要的秦史史料——古文书文献（此为其主要专长）、考古资料及传世文献。他对考古数据的使用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涉及分析随葬品、定居地规模与位置，以及湖南高地当地居民消耗的谷物等。若没有这些考古资料，无论传世和古文书文献有多么丰富，都不足以完全理解秦帝国政策的背景。

第三，如本书标题所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马硕将帝国理解为由不同的网络组成。本书中与网络分析相辅相成的另一个关于“帝国网络”值得称赞的特点，即作者对秦扩张中地理维度的关注。值得称道的是，马硕对水路、地势高度及通信路线等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本书尤其强调水路是如何不仅塑造了商业路线与军事扩张的方向，还影响了秦在长江以南的行政管理结构。本书还强调了秦对水路交通的投入所产生的持久影响硕士，特别是通过修建连通长江流域与南方（岭南）水路的灵渠（位于今桂林市附近）。上述观察一方面对于持续探索地理如何塑造帝国空间的轮廓极有助益，另一方面对于探索帝国克服地理阻碍的战略也很有帮助。

第四是该书对帝国建设的动态及其高度复杂性的关注。帝国并不是仅通过领土征服就能建立的；一旦它们的统治崩溃，也不是就从曾经控制的地区就消失了。领土的整合是一个旷日持久、富于挑战且时有矛盾的进程。秦在迁陵县的故事就是这种复杂性的很好例证。如第4章所论在职研究生，秦在湖南西北部偏远高地的统治并不稳固：官僚机构处于缺员状态；地方动乱与武装反抗也有发生，且其中一些难以应对；迁陵县户籍人口极少，官吏不得不依赖刑徒与服役者的强制劳动，而他们的大量存在将造成更多难以控制的问题。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想想公元前214年以后秦在更南方（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与广东省地区）经历的军事战役，这“可能转移了帝国加强控制长江中游新征服领土所需的资源”。总之，结论正如作者所言：“我们应当思考的，与其说是这一体制为何崩溃，不如说是它何以设法延续了如此之久。”

然而，如第5章和第6章所示，秦在帝国新边境内的势力要比乍看之下坚实得多。秦官吏在扩大农业生产、矿藏开采及探寻当地动植物等方面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在短短十五年的统治期间，秦推动了当地经济的迅速货币化，通过强制及自愿移民重塑了当地社会，通过精心实施的社会工程构建了新的身份认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秦“帝国网络”：一场看似失败实则成功的实验，并改变了迁陵县的农业与商业生活等。马硕论证了秦官吏在致力于行政统一的前提下，是如何同时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在物质资源方面，秦帝国颇擅长于适应新环境。”马硕总结道：“秦帝国在其存续的十五年间进行了一场庞大的实验，将新征服土地并入了领土面积空前的政治实体。”就秦帝国覆灭的事实而言，这场实验是失败的。但正如公元前2世纪最初的数十年间，曾被秦控制的地区即使在事实上独立于帝国中央时仍致力于经济与行政统一，就此而言，这场实验又是成功的。

（作者为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人文学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