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是助力一代移民事业和二代移民成长的强劲风帆,还是前行路上的阻力暗礁?在瞬息万变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如何把握机遇,将其从挑战化为推动一代和二代移民成功的重要力量?
本次讲座将于12月3日(周二)美东时间晚上 7:30 以线上形式隆重举行,向所有感兴趣的校友及公众开放。活动特邀校友、前企业高管、知名教育家与慈善家徐玲女士,围绕重磅议题 《迎接 AI 时代:顺风扬帆还是逆水行舟?》 展开深度分享与讨论。徐女士将结合自身丰富的经验与前瞻性的视角,为参与者解读人工智能对社会、职业发展和跨代传承的深远影响。
本次活动也是“未名传承”项目的年度收官之作,旨在通过这一重要主题,为 2025年拉开精彩序幕。我们希望通过深入探讨,帮助一代与二代移民更好地理解和应对 AI 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寻找共赢的未来之路。
期待您的参与博士,与我们一同探索 AI 时代的无限可能!
线上
交流
徐玲博士线上讲座和答疑
【主题】迎接 AI 时代:顺风扬帆还是逆水行舟?
【时间】12/3 () 7:30-9:30pm
【形式】线上(Zoom link将在讲座前1小时发送给报名参与者)
【受众】所有人,不限校友
【费用】本次活动免费
【内容】
* 看清赛场、看好赛道
* 开拓视野、提升格局
* 如何转AI逆境为顺势
* 如何以AI助力移民职场发展
【报名链接】
【主讲人】
徐玲博士
徐玲博士现任升华学院(A2C )和升华基金会(Be the )董事长,入选2023年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华人TOP 100,同时也是硅谷最具影响力女性之一、美国前50名多元化领袖、以及多家美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她是加州科技大学 () 的联合创始人和校董。此前,徐博士曾担任BMC 和正大集团的首席技术官 (CTO)。自2005年起,她进入C-Level高管行列上海mba,并积极帮助华人晋升至高管层及董事会。
徐博士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六年,并于2012年出版了领导力专著《迈向成功职业生涯的十个步骤》(10 Steps to a )。此外,她曾担任北京大学北加州校友会理事。
她拥有内华达大学的博士学位,北京大学空间物理学学士和大气物理硕士学位,且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完成高管教育项目 (SEP),同时持有哈佛商学院的董事资格证书。
【特邀对话伙伴】
祝晗女士
祝晗现任金融科技公司的资深产品经理,专注Venmo信用卡方向;此前,她在担任国际化产品经理,负责年营收上亿美金的广告产品,对于国际化商业生态深有研究。
祝晗硕士毕业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她曾作为TEDx嘉宾发表过题为《AI时代重新理解教育》的演讲,并现任A2C Club公共演讲俱乐部的主席。
工作之外,她是多元生活的坚定体验者,走遍七大洲的人生探索家。
【主持人】
傅爽博士
傅爽博士是北京大学中文系2003级校友,现任北京大学大纽约地区校友会联席会长,“未名传承”品牌项目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她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东亚研究博士学位,曾任耶鲁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和大学讲师,因其学术成就于2016年荣获美国杰出人才绿卡。傅爽现为全美排名前1.5%的顶尖房产经纪人,专注于大纽约地区房产市场。作为SRF房产销售团队的领导者,她不仅带领团队取得卓越业绩,还是一名热爱创意的房屋售前装饰设计师。
在日常生活中,傅爽是一位热爱时尚、旅行和羽毛球的生活家。她还喜欢阅读历史书籍和打理花草、照顾宠物。
资深
导师
行业前辈热心加入,未名传承奖掖后进
目前校友会面向在大纽约地区的金融业界知名成功校友招募资深导师。他们对行业的深刻洞察和丰富的资源经验,将是“未名传承——职场导师”系列项目的巨大财富。我们已经请到如下金融界资深导师、讲座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序):
*资深导师名单持续更新中
陈宁(经济学院校友)
■
, King
陈青(数学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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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of Swap , MD of a major bank
刘枫(物理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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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CC, Head of Risk , MD
何祖文(球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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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 Tree Asset .
胡大鹏(地理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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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Head, Group, , Inc.
Coco Kee(英语系校友)
■
and Co- at Kee
刘枫(物理系校友)
■
,
DTCC, Head of Risk
Brian宋(物理系校友)
■
, Head of FO , SMBC .
汤漪(物理系校友)
■
of a major bank, Head Quant for XVA and
王晶(技物系校友)
■
at a multi- hedge fund
吴刚(球系校友)
■
and CEO of , Inc
许雷(数学系校友)
■
, Head of KEPL group,
徐鹰(物理系校友)
■
,Head of , SMBC
叶曦(计算机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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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chs
Kelly Ye(数学系校友)
■
, Head of , Park
张达红(英语系校友)
■
,
往期
回顾
线上线下交流分享,职场经验北大传承
未名传承——职场导师系列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共举办过19次线下讲座,5次线上讲座,参与讲座、分享的资深项目导师共57位,惠及年轻校友及非校友一千八百余人美国加州科技大学徐玲博士后,【报名】未名传承第二十五期——迎接 AI 时代:顺风扬帆还是逆水行舟?,参与讲座的人数累计超过4000人次。
未名传承项目已经成为北京大学大纽约地区校友会的品牌项目之一美国加州科技大学徐玲,期待更多的校友参与到活动中,分享宝贵的职场经验,拓宽年轻校友职场眼界。
如有问题,请发邮件到
美国科技大学,路风:应对美国科技脱钩,中国要下定狠心做这件事
进入2023年,美国对华技术战以及“去中国化”动作丝毫没有松懈。面对美国步步为营的技术围攻,中国怎么办?
一直以来为中国科技自主创新鼓与呼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专注于中国工业发展研究,并曾于本世纪初参与了重启国产大飞机项目的专家论证;近年来,以历史为纵轴,从国家自主创新宏观战略和企业微观科技创新等多个层面,研究中国工业自主创新如何形成星火燎原,其著书立说在关心中国工业发展的读者中影响巨大。观察者网近日就美国对华技术战和中国的应对策略对话了路风。
路风指出,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技术脱钩,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及其盟友的“去中国化”,中国要发挥自己全球第一需求市场的优势美国科技大学,路风:应对美国科技脱钩,中国要下定狠心做这件事,予以反击,在斗争中求合作;与此同时,中国要下定狠心,尽快集中资源促进中国集成电路本土产业链的形成;利用“举国体制”优势,打造全自主制造基地,改变科技龙头企业屡遭封锁的局面。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
全球第一芯片市场的优势
观察者网:美国对华科技封锁及去中国化频频传出新动作,封锁、禁令屡屡出台,您怎么分析这样的局势?
路风:从2018年特朗普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紧接着发动对中国的技术战,至今已经快有5年了。原本有人认为拜登上台之后美国遏制中国的势头会更缓和一点,现在看来,一点也没有缓和。将36个中国芯片制造商列入禁运名单,鼓动台积电迁美,都是美国对华技术战的一部分。
2022年12月7日,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首部设备进厂典礼,并宣布扩厂,投资增至400亿美元。拜登在讲话中宣称,美国制造业回来了。
美国的禁令肯定会对中国的技术和经济发展造成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中国有没有出路呢?这个事情要讲清楚,得来分析下大势。
半导体技术起源于美国,当然美国具有强大的技术优势。从全球市场供给来看,美国半导体公司占据了整个半导体市场份额的46.3%(2021全球半导体行业协会SIA)。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单纯的从供给方面来看,还要从需求方面来看,SIA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为555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市场销售额为1925亿美元,仍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同比增长27.1%。中国是半导体产品最大的消费市场,不要忘了,这也是中国一个巨大的优势。
管理学常用迈克尔·波特的五力理论模型来分析企业的内外部五种决定性因素。这个理论有点老了,以前在中国很有名,管理学科的学生们写论文都会用到。“五力”中的“一力”是购买者的力量,也就是说市场具有议价能力,它可以影响企业的盈利。
实际上,就半导体产品来说,美国主导上游(供应)、中国主导下游(需求)的产业格局体现了中美工业此长彼消的关系:美国很多下游工业开始衰落,甚至包括半导体的制造,而中国的下游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但是上游产业仍是短板,这就形成了半导体产业特有的“核恐怖”状态。中美各自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一旦两国都全面使用,短期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而长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中国是最大的芯片市场,假如中国完全不进口美国的芯片,美国半导体工业也会遭到重创。5年来美国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一直都是投鼠忌器,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彻底把中国卡死,也会同时把自己的企业彻底卡死。
比如美国的高通、英伟达等等这些公司,中国的市场为其贡献了高达70%以上的营收。如果中国市场突然消失,这些企业就会减少投资、裁员、股价大跌,进而导致华尔街恐慌等连锁反应。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一方面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卡中国脖子,集中把中国最厉害的、对美国技术霸权构成挑战的企业给干掉,比如华为;但另一方面融入希望继续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产品。现在美国的封锁政策还在逐步升级,表现出美国保守派企图与中国脱钩的打算,于是卡中国脖子与向中国销售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
与此同时,伴随着美国包括集成电路制造在内的整个制造业的衰落,美国还把台积电工厂也拉拢过去,一是想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二是据说美国战略界人士担心中国收复台湾之后,整个美国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就会断掉,所以这是美国再工业化对付中国的一个重要举动。
症结:中国没有形成集成电路的本土产业链
观察者网:您对中国工业史有很深厚的研究,如果从2006年算起,中国提出自主创新发展战略也已经15年了博士,但是芯片领域面临的产业链短板在这些年日益凸显出来,造成一种每有科技企业冒出头就会被封锁的局面。但其实您提到中国的半导体领域每个环节都有中国企业,有的领域还特别强,比如芯片设计领域,真正问题在于我们内部的产业链供需循环没有形成,怎么理解?
路风:讨论中国集成电路工业问题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在这方面被卡脖子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做过,而是数次半途而废,一直缺乏坚持到底的决心。
虽然相对于美国博士后,中国集成电路工业还处于落后位置,但也许是因为中国发展集成电路工业的历史很长,它有了一个全世界范围内都挺罕见的特点。那就是,在半导体产业链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中国企业。这个现象韩国、中国台湾没有,甚至连今天的美国也做不到。
第二个奇特之处就是,迄今为止,半导体工业产业链各个环节上的中国企业,彼此之间都没有形成比较强的供需联系,它们都各自分别与国际产业链进行循环。而中国集成电路工业的根本问题就出在这里。
例如,10年前,中芯国际的接的单子大部分来自海外(现在已有所改善),因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认为它不够先进。华为海思设计的芯片就是在台积电下单的。虽然中芯国际对此会有抱怨,但直到不久前,它的设备都是进口的,也是以类似的理由不用国产设备。
上海的中微半导体设备生产出的中国第一批芯片刻蚀机,在大陆没人买,后来卖给台湾企业才实现产业化。当然,当中国企业遭到美国制裁时,它们开始在国内下单,开始采购国产设备、材料。但是,现在中芯国际也不敢接华为海思的订单,因为怕被美国制裁;国产的设备和材料还不够先进,还处于只能边际性替代的状态。
为什么中国半导体工业没有形成本土的产业链?其根源在于跟随模式。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发展半导体工业,60年代就做出了集成电路。就技术本身而言,中国不仅一直坚持自主研发,而且水平相当先进。但在当时的计划体制下,中国半导体工业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与商业化应用结合起来,其产品主要用于军工和科研,使其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放市场并引进外国技术,本土的集成电路产业很快就被进口品冲垮了,为军工配套的半导体企业几乎荡然无存。
中国半导体工业的第二轮发展是在本土产业基础被冲垮、在政策强调引进的条件下进行的。其实到那时在国家层次上已经放弃了对集成电路的研发上海mba,但政府后来还是意识到半导体的重要性(例如受到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刺激)。这一轮的发展方式是通过合资引进整条生产线,如908、909工程和首钢做半导体的努力。这一轮当然也不成功美国科技大学,因为引进生产线方式不能使中国企业发展出自己的能力,跟不上技术和市场的快速变化。909工程也是后来转向自主开发才变成今天的华虹。
中国发展半导体工业的第三轮大致开始于2000年,以中芯国际在上海成立作为标志性的事件。这一轮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采用国际化的发展方式,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循环。第三轮发展恰逢中国经济进入一个高增长阶段,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和投资能力使中国半导体工业的体量获得很大的发展。
正是因为中国发展半导体工业的历史很长,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几乎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有中国企业。但同时,这些分布在上游、下游和中游的中国企业之间,没有形成比较强的供给和需求联系。这也就造成了中国龙头芯片企业能够轻易被美国制裁的局面。
观察者网:所以为了应对美国的技术封锁,您认为关键是要搭建起一个内循环的产业链?
路风:“内循环”不是准确的表达,因为半导体是需要卖遍全世界才能降低成本的产品。但需要形成本土产业链则是必须的,因为在美国的打压下,我们面对着一个“血淋淋”的事实:中国每一个集成电路企业的技术进步,都必须依托于整个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技术进步。
如果没有各个环节的中国企业彼此之间形成供应和需求较强联系的产业链,任何单个企业的技术进步都会受制于美国的压制。因此,我把这个产业链叫做中国集成电路的产业基础。一旦形成本土的产业链,我们就不怕美国的技术封锁,因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
形成这个产业基础应该成为中国发展集成电路工业的首要目标和任务。从2000年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18号文件”发布以来,每隔几年,国务院就会有一个支持集成电路发展的文件出来,但其内容都是支持单项技术的发展,从未有过发展自主产业基础的目标和内容。
比如,2006年开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曾经确定了16个重大专项。其中01专项专注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简称核高基,目标要求攻克一批关键技术、研发一批战略核心产品。02专项强调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和成套工艺,目标包括研究开发出65纳米制造装备样机;突破45纳米以下若干关键技术等等。
重大专项由国家支持、资助,专家评审,并且是以技术指标作为项目立项的标准。比如这家企业是否有能力生产国际上最先进制程的芯片。但是,这个技术指标是以国际上已有的先进技术为参照系的,看上去高大上,但本质上是跟着别人的步伐走。因此,我把这种支持体制称之为“跟随体制”。
跟随体制下的项目是支持单项技术,并以外国已有的技术为跟随目标。这样的项目仅仅是跟随国际技术进步的前沿,而且大多由大学或研究机构承担,做出来有没有用还不一定。重大专项实施了三个五年规划,现在一遇美国制裁就束手无策,原因不是偶然的。
今天我们都看到中国新能源汽车取得的成就。这个成就起源于大约二十年前中国汽车工业出现的自主创新运动。那时,国家(如科技部)已经有了利用新能源技术实现弯道超车的想法,恰逢中国自主开发汽车兴起,使国家计划有了依托。只有自主开发产品的企业才会尝试新技术,才会想着弯道超车,才会引发更多的企业进入新的产业链。当众多的自主开发企业形成了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或基础后,我们就看到今天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产销量第一的成就。
反观集成电路工业,得到的国家支持绝不亚于新能源汽车行业,但至今仍是一盘散沙的态势,其中的教训是需要总结的。
美国加州科技大学世界排名,“本研倒挂”成全球趋势,带来哪些启示?
随着全球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研究型大学在培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也不断扩大研究生规模,逐渐出现“本研倒挂”现象,即研究生人数超过本科生人数。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4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美国和瑞士分别位列北美和欧洲第一,日本则在亚洲名列前茅。作为全球创新的领军国家,这三国的研究型大学在全球学术界享有重要影响力,其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与质量尤其值得深入探讨。研究这些高校官网公布的历年数据美国加州科技大学世界排名,“本研倒挂”成全球趋势,带来哪些启示?,可以发现,美国和瑞士的顶尖高校普遍存在明显的“本研倒挂”现象,这一点在科技、工程、医学等领域尤为明显。
有理由相信,随着全球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本研倒挂”现象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高校如何在扩展招生规模的同时保持高质量的教育,将成为摆在全球教育面前的重要课题,而一些海外高校的做法也有值得参考之处。
“本研倒挂”,为何集中向STEM领域倾斜?
数据显示,在全球排名前十的美国高校中,除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外,其他高校的研本比均超过1.0,并且整体呈上升趋势。哥伦比亚大学近10年的研本比甚至已超过2.5,即在校研究生是本科生数量的2.5倍。
瑞士排名靠前的7所大学,近年也出现研本比上升的趋势,但尚未突破1.3。相比之下,日本高校的研本比虽然也在持续提升,但倒挂现象并不明显。例如,尽管东京大学的研本比逐年上升,截至2023年仍保持在0.96,即在校研究生的数量仍然还只是本科生数量的96%,但是长期来看,突破1已是眼前的事。
“本研倒挂”现象的出现与研究生扩招息息相关。其中,最为瞩目的当属各国为推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高水平创新性人才培养所做的增量。为应对科技和创新领域的人才短缺,美国不少大学在STEM领域直接增加了研究生招生名额。
根据DGE(美国教育部下属的STEM教育局)统计,从2021年到2022年,美国科学领域硕士入学人数增长了8.6%,工程领域增长8.3%。自2018年以来,科学硕士入学人数累计增加37.6%(约9万),工程领域则增加10.7%(近1万)。此外,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及其他联邦机构提供资助项目,以鼓励更多学生攻读研究生学位。2021年颁发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等均包含对STEM领域研究生教育的资助,以提升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
瑞士政府也通过财政支持提供更多奖学金和研究资助硕士,吸引更多学生攻读研究生学位。根据瑞士联邦教育、研究和创新办公室(SERI)2021年发布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战略》,政府明确提出通过奖学金、研究资助和国际合作项目来吸引更多学生进入理工类学科。
日本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2021年颁发的《未来投资战略》中提到,日本将重点投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教育,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增加相关学科的招生名额,并为高校提供资金支持。这些努力体现了各国政府在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共同目标与战略。
提升科创能力,研究生为何“至关重要”?
作为重要的科研力量,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对于提升一个国家的科研创新和科研实力至关重要。近年来,美国、瑞士和日本在科研领域的投入显著增加,也为研究生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支持,以推动科研创新和提升科研实力。
以1950年成立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为例,该机构始终将推动基础科学前沿发展与培育世界级科学和工程人才作为核心战略目标,被誉为美国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之源”。1952年,NSF就启动了首个资助项目——研究生科研资助计划,旨在通过竞争性经费支持,选拔并培养STEM领域内具有卓越科研潜力的研究生,以培养未来科技领军人物,增强国家科研创新能力。截至目前,该项目已资助超过6.4万名研究生博士,产生了42位诺贝尔奖得主和450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为美国科技创新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样,日本的大学也通过更多研究经费和资源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以东京大学为例,这是日本科研经费最多的大学,2020年其科研费总额达到225亿日元(约10.7亿元人民币)。年报显示,在获得拨款后,东京大学通过增加研究生项目和国际化课程,提升科研产出和整体研究质量。
此外,一些发达国家也纷纷通过扩招国际研究生提升国际影响力。根据2022—2023学年的数据,美国国际学生总数超过150万上海mba,其中研究生人数显著增长,达到46.7万人,同比增长21%。瑞士2020年秋季学期招收的留学研究生人数增长4%,外国学生占学生总数的30%。瑞士顶尖学府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生中,留学生占比高达70%。日本政府通过“超级全球大学计划”等政策鼓励大学扩展研究生招生规模,并同时设立了多项国际化研究生项目。日本教育当局还公布了留学生扩招蓝图,目标是在2033年前实现40万国际学生的留学规模。
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顶尖高校怎么做?
当研究生人数超过本科生,最让人关注的还是如何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
以师资为例,不少高校通过引进高水平师资力量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近2000名教职人员中有多位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和普利策奖得主,其中约500位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约42%的教授来自科技强国如美国、英国和德国。在2023年,具有国际合作背景的教职人员接近6300人,达到教职人员总数的58.4%。此外,日本东京大学通过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提升师资整体水平,创立的新领域合作机构促进了不同学科的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合作,部分兼职教授来自其他高校或研究机构,如生命科学系的兼职教授清宫启之,同时担任财团法人癌症化疗中心负责人。
同时,高校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和科研资源,以支持研究生培养。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工程学院拥有约40个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研究生可以自由参与科研活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通过建设先进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特别是计算机视觉实验室(CVL),成为欧洲乃至全球顶尖的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研究机构之一,为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东京大学通过大规模投资,建设了量子物质科学研究中心、地球与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和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等世界一流的研究设施,为研究生提供丰富的科研资源。
此外,高校还通过严格的教学质量监管机制,确保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就设有专门的教学质量评估委员会,定期评估研究生课程和教学质量;瑞士设有认证和质量保证局(AAQ),以保障和提升大学的教学与研究质量。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统一管理研究生教育,并制定相关的教育质量评价标准。此外,高校还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监督与评价。不少大学设有详细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每年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估,并公开结果。
为保障研究生的职业技能,许多高校积极为研究生拓宽实习渠道。例如,斯坦福大学著名的放射科学实验室开展为期十周的实习,为研究生提供将理论知识付诸实践的平台。成功入选的学生不仅能获得高达7500美元的生活补助美国加州科技大学世界排名,还能与顶尖教授及研究人员并肩工作,探索科技前沿;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通过与国际知名企业及研究机构的深度合作,为研究生构建了多元化的实习与就业桥梁,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和职业竞争力。在日本,针对博士生面临的职业挑战,产业界、学术界与政府共同努力促成了一项新的实习机制。2021年8月,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共同倡议发起的“就业型研究实习推进协议会”成立,帮助推动学术导向的博士人才在企业中的实习。该组织通过提供实践机会,显著增强学术型博士生的实际操作与应用能力。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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