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业学院学院，玉渊谭天丨警惕：美国开始用这种方式窃取中国企业商业机密

几天前，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公布了两起美对我大型科技企业机构网络攻击事件。（详情）

谭主统计最近两年美国的网络攻击事件发现，美国发起攻击的主体正在出现变化，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央情报局（CIA）等，美军开始越来越多地对外国发起网络攻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谭主此前梳理过美国的情报机构，他们可以分为：

单独的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美国司法部门的情报机构，包括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国家安全情报局（ONSI）

美国财政部、能源部、国务院等业务部门各自下属的情报机构

军队系统的美国网络司令部（）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左晓栋：现在，对外国发起网络攻击，大量是由美国网络司令部执行。美国网络司令部隶属于美国国防部，属于美军的情报机构。

也就是说，美军开始成了网络攻击的主体。

这一点在美国的政策中也能找到印证。在美国今年新发布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实施计划》中，“美国国防部”出现的次数相比去年增加了30%左右。

新增的部分，提到要落实《美国国防部网络安全战略》，这是美国国防部首次以重大网络空间行动为基础制定的战略。

纵览这份战略，谭主发现，它的作战意味很明显，明确提到要“打赢网络空间的国家战争，针对其他国家建立起不对称优势”等。

此前，美国网络司令部已经在全球20个国家开展了37次“前出狩猎”行动博士，通过向海外派遣网络空间作战部队的方式，进行军事化的网络攻击和作战。现在，这样的行动还在加大力度。

要更深入地理解美军对网络攻击能力的重视，可以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公布的这两起案件说起。

这两起案件分别涉及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和我国某智慧能源和数字信息大型高科技企业，并且遭窃取的，都是商业秘密信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左晓栋：在网络攻击中，窃取商业秘密信息主要是为了在经济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商业秘密信息包括企业的资产、人员、内部组织架构、发展方向等信息。但窃取这些信息的目的不仅限于此，美国可以由此进一步发起其他破坏行动。

去年，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研究发现，中国在统计的12类先进材料中全部具有领先优势，并且有7类是大幅领先，包括纳米级材料、涂层材料、先进复合材料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研究也成了美国专门评估中国经济发展情况的官方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参考信息。

这些材料，主要用于半导体、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等行业。这些行业正是美国计划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关键行业。

面对这些问题，美国经贸层给出的办法是，通过“脱钩断链”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但美国军事层的想法要更直接。

美国西点军校有一个专门为美国军队提供智力支持的机构——现代战争研究所。今年，该机构针对美军关于国家安全的看法做了研究，发现美国军事战略家、规划人员和作战人员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沮丧，并且倾向于采取行动。

因此，持有这种思维模式的美国军方会产生更危险的战略目标，包括“大幅削弱中国经济”“寻求两国经济完全脱钩”等目标。

除此之外，美军瞄准中国企业，不只是出于经济目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左晓栋：这次公布的另一起事件涉及能源和数字信息领域，它们属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当前，全球各国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多数都是通过企业在运行，但它们影响国家安全。这起事件反映出，国家安全依然是美国对我们网络攻击的重点，这一点长期以来没有变化。

数据显示，仅仅是在今年第一季度，全球范围内来自美国本土及其海外军事基地的网络攻击高达2000余次，攻击的对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主要也是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目标。

次数多，是因为发起网络攻击的门槛低。

这次公布的两起事件有一个共同点，攻击者都是利用电脑软件或系统的漏洞，入侵公司的服务器投放木马，控制公司的设备，完成窃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左晓栋：这样的网络攻击手法非常常规，没有什么特异性。漏洞在电脑软件和系统中广泛存在，发现漏洞和修复漏洞又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很难彻底规避漏洞的出现。

直接隶属于美军系统的美国国防大学有这么一句话：

一名高中生不可能花几个晚上伏在键盘前制造出一架F-22战斗机，但足以制造出破坏大型企业和军事网络的网络攻击武器。

最初说出这句话的人，曾经就在美军服役，负责网络作战方面的工作。

这句话，不仅是网络攻击容易发起的证明，更反映着美军发展网络攻击能力的意图。

从美军预算的变化中，就能看到这种变化。

从上面的图中可以看到美国商业学院学院，玉渊谭天丨警惕：美国开始用这种方式窃取中国企业商业机密，美国网络司令部下设不同军种的网络指挥部。原本，这些军种都是各自负责给自己的网络作战部队提供资金。2022年，美国国会授予了美国网络司令部更大的预算权力，直接控制美军网络作战部队的规划、项目、预算和执行。

这意味着美军网络作战的力量正在开始整合。

2022年，美国政府问责局的一份报告发现，由各军种各自组建网络部队的方法存在各种问题。另一份对多军种一线军官的调查发现，不同军种的网络部队存在技能培训参差不齐的现象，协同作战能力也在退化。

正是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独立的网络部队的呼声越来越大。

独立部队，意味着独立作战的能力，但美国网络部队存在着先天的缺陷。

从美国网络司令部的职位分布可以看出硕士，真正负责作战的只是一个部分，还有两个部分是网络防御部队和国家网络任务部队，顾名思义，他们主要负责防御和信息技术支持工作。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商业学院学院，真正执行网络作战行动的人只占美国网络司令部的不到3%。

也就是说，美国网络部队原本更侧重防御能力。

因此，最近两年，建设进攻性力量成了美国网络司令部的重点方向。

今年，美国网络司令部拨款近9000万美元用于建设一个进攻性的网络平台。与此同时，在今年的美国国防预算案中，多个用于建设网络武器的项目都明确提到，要将进攻性网络纳入实际的作战行动，打造致命的网络作战工具在职研究生，实现全方位的网络进攻行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左晓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公布美对我大型科技企业机构网络攻击事件，很及时，也很必要。因为美国在建设网络作战力量的同时，还在做一件事——企图塑造网络空间国际规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左晓栋：现在，国际上有两套关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主张：美国主张网络攻击要分合法和非法，出于国家安全、军事、情报等理由的网络攻击是合法的，只有商业窃密是非法的。所以美国从来都是将自己发起的攻击披上合法的外衣，而指责其他国家搞商业窃密。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则主张网络主权理论，提出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都是非法的。

美国之所以要这样二元划分，是为了方便自己随时捏造“安全”的理由对其他国家发起网络攻击，因为美国采取的是一种“有罪推定”的方式——谭主梳理美国发起网络攻击的流程后发现，只要它认为对方“可能”对美国形成安全威胁，就会单方面发起网络攻击。

这一次，美国为了自己的竞争利益，对中国企业发起网络攻击，窃取商业机密，明显连美国自己的“合法”理由都不符合，这也将美国二元划分网络攻击的虚伪之处彻底揭露了出来。

这也再次说明，美国打压中国的险恶用心没有任何改变。竞争不过就偷就抢，这是强盗的本质。

美国商业学院，没人送钱了，美国商学院慌了

2020年对中国来说预计是艰难的一年，对美国商学院也不例外。

根据GMAT官方考试机构的统计，美国商学院在遭遇了连续5年的MBA申请滑铁卢后，2019-2020这一学年继续面临9.1%的申请下滑，另外，国际生的申请比例和去年相比下降了13.7%。

申请比例下降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一方面是川普主导的反移民政策，让F-1 visa的申请数量从2016到2018直接下降了22%；另一方面是政策所牵连的「国际生难就业」的困境——很多国际生毕业后没法抽到美国工作签证。

与此同时，雇主也不愿意为国际员工承担风险。培养一名人才需要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机会成本。在本地人和国际生中，美国公司宁愿挑一个保险的选择。

好消息是，不少商学院正在考虑通过把项目变成STEM，确保更多国际学生在取得学历后能顺利就业。这些商学院意识到国际生是MBA项目的主力军。

数据表明，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350亿美元GDP的国际学生，其数量占到了美国两千万大学生中的5%。在美国顶尖的商学院，这个比例则是30-40%美国商业学院，可想而知国际学生为这些学院带来了多少财政收入。

据各大商学院官网数据显示硕士，2020年U.S. NEWS商学院排名第一的宾大沃顿商学院，在2019学年的国际生比例达到了30%，大约有257人被录取。该比例与排名第三的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31%）和排名第六的西北大学商学院（32%）相差无几。排名并列第三的MIT Sloan商学院的国际生比例为42%，而在排名第六的哥大商学院该比例甚至高达47%。

大概是意识到国际生送钱的重要性，以哈佛商学院、宾大沃顿和西北为首的三巨头主动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申请，将自家的MBA项目变为STEM项目。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Haas商学院已经将所有项目STEM化，西北的商学院也早在去年11月底推出了新的STEM管理科学专业。

不难想象，未来几年越来越多的商学院项目将会加入STEM大军。这也为想要留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生带来一丝新的曙光。

为什么是STEM?

STEM指定课程包括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相关的专业，选择了这些专业的国际生毕业后可以在（OPT）延期条件下在美国停留长达三年，而非STEM专业的F-1签证学生必须在毕业一年后离开美国。获得OPT延期的三年间，国际生有多次机会抽取H-1B签证。每年美国发放85,000个H-1B签证，2019年有大约20万国际生申请参与H-1B的抽取，中奖概率不到50%。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的商学院是第一所从国土安全部取得STEM认证的商学院。早在2016年，他们就将旗下两个研究生项目——运营和技术管理、供应链管理变成了STEM认证课程。

“这两个项目培养了学生的信息技术和分析技能，我们认为它们应该被归为STEM课程。”威斯康星大学教授Greg 当时是这么说的。

显然，这个教授说的是冠冕堂皇的客套话。按这个逻辑，只要某专业锻炼了学生的信息技术和分析技能，它就应该被归为STEM的话，那么那些涉及大量统计计算的经济学和心理学都应该被归为STEM。

事实上，不少精明的美国大学的确也是在按这套逻辑如法炮制美国商业学院，没人送钱了博士后，美国商学院慌了，比如宾大的研究生项目——行为与决策科学（ and ）就是在行为经济学范畴下的STEM专业。

教授闭口不谈的是商学院STEM化更深层次的原因：商学院需要钱，国际生能给钱。

当整体申请数量降低，政府资金锐减并阻止大学涨学费时，只有国际生对商学院不离不弃，愿意付全额学费。因此美国商学院通过STEM化提高潜在就业率来吸引更多国际生，绝对是情理之中的决策。

从结果来看，这种曲线救国的操作效果出奇的好。不少项目被认证为STEM指定课程后，申请人数果然变多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商学院的副院长Enno 说，他们靠那两个STEM专业吸引了不少实力强的学生。

市场需要什么人才?

除了吸引国际生申请，商学院STEM化也反映出美国劳动市场对于人才需求的变化。

我们看到近几年越来越多项目引入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课程，要求学生学习R和等编程语言。推动量化商科趋势的正是美国大公司对数据型人才的增长需求。

里海商学院一年制MBA的课程主任Kevin 认为，多数雇主希望商学院毕业生拥有数据分析的能力。据杜克Fuqua商学院统计，30％的学生毕业后进入了以技术为导向的领域，这些科技领域通常也是我们普遍认为的高薪行业。

MIT Sloan商学院的不少课程也转为了STEM指定课程，他们从以商业为中心转变为以数据为中心，就连市场营销也在发生转变。

“每个人都想跟数据分析沾点边。”MIT Sloan商学院副院长Jacob Cohen坦言道。

2019年10月，近50所商学院院长签署了一封公开联名信，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取消对高精尖人才的H-1B签证限制。他们一致认为这种限制政策已经伤害到了美国经济。

“写这封信主要是为了向国际生示好，我们欢迎他们来就读，毕业后尽量保障他们就业在职研究生，”杜克大学Fuqua商学院院长表示，“我们不想成为计算机学校，也不想成为工程学院，我们只想更好地为全球商业提供优质的服务。”

正如这些商学院在信中所警示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劳动市场和国家经济与国际生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不是川普政府口中的那种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一味地选择竞争放弃合作，最终结果只可能是两败俱伤。

如果申请人数持续下降，我们预计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商学院可能会推出更多利好国际生的招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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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学院学院，对话哈佛商学院教授：不了解当下的位置，就看不懂未来的方向

分享嘉宾：麻震敏，《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媒体主编、新增长学院发起人；理查德·泰德罗，哈佛商学院教授、美国商业史专家、《影响美国历史的商业七巨头》作者。

注：笔记侠为合作方，经主办方授权发布。

笔记达人|俞爱伦

轮值主编| 智勇责编 | 少将 值班编辑| 金木研

笔记君说：

企业界，一直以来都是变幻莫测。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企业，昨天还是蓬勃发展，可能今天就会在某方面暴雷，瞬间登上热搜。更有甚者，已经逐渐消亡。

随着企业的声名鹊起，创始人也会为大众所知。若是再有“XX富豪排行榜”的加持，创始人就会化身为特色鲜明的“IP”，一言一行都会在各类媒体上留下痕迹。比如，我们熟知的埃隆·马斯克、杰夫·贝佐斯、比尔·盖茨……

商业领袖的出现，对于商业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对于自身企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是他们推动了商业进步吗？今天，我们就从商业史的角度，来了解一下商业的本质。

今天和过去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商业巨头，他们都拥有一些共通的经验和必备的特质。

即使时代变迁，有些东西是不变的。福特、IBM等等，现在已风光不再。柯达公司也已经破产。

如今，谷歌、特斯拉、苹果、亚马逊成为当今商界的“顶流”。

一些共通的底层逻辑贯穿于这些大企业的日常，但每天也都有新的变化。

一、影响未来的公司

麻震敏：哪一类公司会在接下来10到20年里影响美国的未来？

理查德·泰德罗：乐于冒险的公司，他们勇于寻求机遇，即使资源有限。

他们看到机遇就立即行动博士后，即使资金受限，也坚信一定能融资成功。

创业精神能够在美国特别是在加州硅谷兴盛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总能融资成功，失败也不一定意味着出局。

我在书里写到的商业巨头是这样，今天的硅谷也是如此。

投资人很大程度上能够辨别出我们所说的“崇高的失败”，也就是创意很不错、只不过没成功，跟那种愚蠢的错误不一样。

换句话说，有人只是做了一些别人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做的事情。

这种识别机遇的能力，就是崇高的失败和愚蠢的错误之间的区别，他们可能初战未捷，但可能第二次就成功了。

乔布斯在1976年与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一起创立了苹果公司。

1980年苹果公司上市，让很多人发了大财。1985年乔布斯被苹果公司解雇。

离开十二年后，也就是1997年，苹果公司又请他回去。因为苹果不能没有他，他们知道乔布斯拥有某种魔法，一种别人没有的人格魅力。

在那段时间，苹果抛售了大量股票。我不知道现在苹果市值多少，可能是2.5万亿美元。

乔布斯重新接管的时候，苹果市值约60亿。1997年他重回苹果的时候，他并不确定自己能否挽救这家公司，他的头衔是iCEO，临时的CEO，i是（临时）的意思。

所以苹果公司的产品名称也都有个i，比如ipod、、，都是因为乔布斯的头衔是iCEO。

1985年乔布斯被赶出苹果、1997年他重回苹果东山再起，正是因为公司知道他具备的品质，能让苹果成为在高科技时代决定未来的公司。

所以说，如果你第一次失败是崇高的失败（虽败犹荣），就会得到第二次机会。

二、硅谷的生存法则

麻震敏：领导者的魅力如何改变人们的态度？这种现象是全球化的吗？对于未来有什么启示？

理查德·泰德罗：人格魅力（）是新的概念，人格魅力的重要意义，即使在美国也是新近才发现的。

比方说，半个多世纪前，1955年美国最重要的CEO，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而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马斯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这些人都很有名。

这是一种新的现象，人格魅力成为领导者成功的重要因素，在美国商业中是新近才出现的。

1.主动寻求变革

有魅力的企业领导者，正如我在书中说的，他们站在历史的前沿、让未来成为现实。

这样的领导者能应对变化，因为他们主动寻求变革。

他们知道变化是常态，也总能超前一步做出改变，就像苹果的广告语“非同凡想”。

他们破除范式，换角度去思考商业问题，不断去发挥创意。比如埃隆·马斯克，现在美国著名的企业领导者，或许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企业领导者。

马斯克出生在南非，然后去了加拿大上大学，再去费城深造，又去了硅谷。他是移民，美国一直对移民开放。

安德鲁·卡耐基也是移民。移民主题贯穿了美国商业史。一些想要做出改变的人聚集到了美国。

如果你像马斯克一样有才能，这里同样欢迎你。想一想马斯克在美国汽车业的成就，同样影响着中国乃至全世界。我刚从欧洲回来，欧洲到处都是特斯拉。

自从1925年克莱斯勒创立以来，特斯拉是美国本土第一家成功的新能源汽车公司。

马斯克能做到这点，就是靠着打破常规，想到了不用内燃机引擎，改用电池，想到换用完全不同的市场营销方式。

比方说，他先用昂贵车型打开高端市场，然后下沉到更广阔的大众市场。

还有，他没有遵循自1908年福特汽车推出后行业一直沿用的传统销售方式：通过汽车经销商推销汽车。

他重新思考整个行业，也得到了许多帮助。我想问问你博士，你有没有坐过特斯拉？有没有见过特斯拉？

麻震敏：我的很多朋友有特斯拉汽车，他们很喜欢那种驾驶体验。

理查德·泰德罗：我觉得车内部的科技感很像苹果。原因在于苹果和特斯拉多年以来都有工程师之间的往来。

我认识这些人，特斯拉汽车的设计很有苹果的风格。苹果一直是一家设计卓越的公司。

2.苹果特别在哪里

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们对手机的重新思考。

他们提出，假如我们把软件部分全都自己做呢？

当时连很多精明的人都觉得肯定会失败，因为没有键盘，没办法发电子邮件。

因为当时人们想到手机，唯一能想到的用途就是发邮件。其实手机发展至今，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应用程序了。

你看手机背面，会看到照相机。虽然不确定，不过我猜相机应该是最重要的五大应用程序之一。

自从人人都有了手机，并且很多人用的是，人人也就都有了照相机。这改变了相机行业。

苹果积极接受这类创新转型，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有幸见过开发相机的团队。他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群人，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更多的人会拍照片，拍更多的照片，拍更好看的照片。按一下手机就拍好了。没有人能比苹果的工程师们更懂得人们需要什么。

苹果乐于接受创新和未知，并对这种小小的带有相机的智能手机进行大规模试产。放在三四十年前，人们都会说这不可能。

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好东西，其中的关键在于乐于冒险、乐于接受新创意，这是硅谷的生存法则。

三、如何评价现在的美国商业？

麻震敏：将来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适合商人创造奇迹的地方吗？

理查德·泰德罗：现在美国正经历困境。

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人希望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美国有很多商学院，有各种基金机构，也愿意承担风险。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美国依然能催生新的商业。

比如1994年建立的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也是一位商界名人，他当时觉得自己很可能失败，但他仍然放弃了华尔街优渥的工作，去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西雅图创业。这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他愿意冒险，知道自己很聪明。他运用新的基础架构，特别是计算机和网络，改变了美国的零售行业。

杰夫·贝佐斯1994年创立亚马逊。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1992年去世。事物的改变就是这么快。

在美国乃至在全世界，想要保持领先的唯一方式，就是尝试解读外部力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比如像互联网这样的外部力量将如何影响商业，然后迎头赶上。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四、美国的政企关系

1.与政府打好交道很重要

麻震敏：现如今的政企关系如何？

理查德·泰德罗：特斯拉成功的一大原因是获得了美国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很多帮助。换句话说，我们的政府体系非常复杂，但埃隆·马斯克知道该怎样跟政府打交道。

相反，你看看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和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就闹得不太愉快。

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未来会如何，现在尚无定论。

从某种程度来说，会有很多争议，我是说不同的地方对于好公司的定义都不一样。

另一方面，如果公司违规，或者与当地政府有冲突，美国的地方政府很强势。比如佛罗里达州长对迪士尼有很大的控制权。

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我不知道会如何解决。美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取决于企业的类型，取决于是哪里的政府、哪个州，甚至还取决于在某个州的哪个地区。

因此，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回答，但我会说：要在美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必须懂得与政府打交道美国商业学院学院，这是最重要的。如果做不到，就无法成功。

2.政企的密切合作

麻震敏：政企之间需要密切合作吗？

理查德·泰德罗：我认为是这样的，密切合作很重要。如果合作顺利的话，双方都会受益，因为这可以创造更多就业，创造更高的薪酬空间，这样员工就会更开心，股东们也会很开心，因为公司开始盈利了。

这是个双赢的局面。但如果合作不好的话，就会产生一种“跷跷板”效应，在美国我们是这么叫的。

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种说法，基本上就是一边起来了，另一边就落下了。这不是你想要的。

你希望的是一种双赢的局面，政府赢，企业赢。企业家需要找到实现双赢的方法。

这是一种新的投资方式，叫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你可能听说过。这是一种让企业与管辖政府建立友好关系的方式。

3.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麻震敏：美联储已经发布了一系列“干预”政策。在高通胀压力下，监管也在加强。美国商业会如何发展？

理查德·泰德罗：作为一位美国公民，我是这么看的。这很可怕，因为现在美国有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美联储正试图通过提高利率来管理这一点，这使得人们更难获得资金，如果住房市场受到影响，那么其他一切都会受影响。

我们正身处其中。

从经济层面上讲，这是一个艰难时期，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时期。因为一方面，我们有8%或9%的通货膨胀率，这在美国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有充分的就业，低于4%的失业，这是非常非常低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

应该有很多人失业才对，因为企业会因为价格太高而卖不出东西。

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所以，这是一个谜题。大家都知道美国商业学院学院，对话哈佛商学院教授：不了解当下的位置，就看不懂未来的方向，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必须做些什么，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方面，因为现在的油价比我这辈子见过的都要高。

所有成本因此都增加了。美国还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很缺水，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不下雨，加利福尼亚州也不下雨。

这些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发挥创造力，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很难做到。

是的，我还在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商界还能保持自由、独立的传统吗？

每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答案。

我想说的是，如果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像美国这样，拥有很多真正有天赋的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等等。

他们正在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并做出积极的改变。

我不知道，这些都是很难逾越的障碍。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学好历史的原因。

时局艰难、扑朔迷离,我们很难看清正在发生什么。我们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历史时期。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了，没人预知到这件事会发生。整个国家的金融系统似乎濒临崩溃。但没过多久就出现了反弹，我们没有崩溃。

它是有韧性的。美国的这种反弹能力令我印象深刻。

就像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 ）曾说过的那样，你可能也有所耳闻，“永远不要看空美国”。

我认为就像他说的那样，即使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些真正的问题，但如果你回顾历史，你就有理由保持乐观。

麻震敏：乐观，是我们在《哈佛商业评论》所提倡的。

理查德·泰德罗：我们无需为愿意犯错而付出任何代价，这不是犯罪，它能够孕育出好主意。

不乐观的人很难完成伟大的事情。

如果你要冒险，你必须相信这些风险会有回报，如果它们有回报，那是因为你愿意犯错。

4.商业领袖的魅力

麻震敏：东方和西方商业领袖的魅力标准是有什么差异？

理查德·泰德罗：我所知道的还不足以谈论东方和西方，也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

我在欧洲很多国家待了很长时间，在欧洲不存在我们刚刚所讨论的美国的那种有魅力的商业领袖。

如果你问一个欧洲人谁是有魅力的商业领袖，他们很有可能说不出来。

而在这里，我们刚刚已经列举了很多。在美国，列出这些名字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并且人们有能力或意愿使自己变得独一无二。

我们可以站出来说，我就是那个要改变现状的人，跟我走吧！相信我！美国人有这种意愿，而欧洲不是这样。

例如，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例，试着说出一个来自芬兰、丹麦、挪威、瑞典的有魅力的商业领袖。这不容易。

我想说，法国、德国、意大利也是如此，它们似乎并不重视这种让自己与众不同的能力或意愿。

我认为这是许多有魅力的欧洲人最终来到美国的原因之一。

我的意思是，并非完全不存在这样的商业领袖。例如，我们会想到理查德·布兰森（ ），他来自英国。

但如果我让你说出15位来自全欧洲的著名商业领袖，他们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比尔·盖茨（Bill Gates）一样知名，那你可能就很难说出来。

欧洲并不会像这里一样，如此重视这件事情。这里我指的是美国，因此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这种情况。

麻震敏：但是在中国，我认为情况与美国颇为相似。因为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说出企业家的名字。

除了商界外，政治家也需要魅力吗？政治家和企业家之间有什么相似和不同之处呢？

理查德·泰德罗：我认为政治家确实需要魅力，而这有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就像在商业中，有像伊丽莎白·霍姆斯（ ）这样有魅力的领导者，她经营了一家名为（血液检测公司）的公司，结果这是一个骗局。

杰弗里·斯基林（ ）经营着安然公司（Enron），但后来破产了，因为那里只是一具空壳公司。

同样的，有一些政治人物，当然是在美国，他们很有魅力，但他们的魅力非常危险。

让我们再一次回顾历史，并以此为例。

有一种是希望的魅力，一种是恐惧的魅力。

希望的魅力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他于1933年至1945年担任美国总统。他在首次就职演说中讲过一句名言，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害怕恐惧本身。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出任德国总理，我想是在1934年8月2日，几乎与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的时间相同。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但那是一种恐惧的魅力。

魅力是危险的，因为它会改变你与追随者之间关系的本质。

在一个普通的没有魅力的企业里，比如说官僚企业，二者之间是一种经济关系。你工作，我付钱给你。

而在一个富有魅力的情境下，就不止于此，魅力可以鼓舞人心。你为我工作，你会做出你一生中最好的交付，你会让世界变得更好。

这是完全不同的工作原因。

并不是说你不想要钱，但钱并不是你早上要去工作的真正原因。

在美国，很少有人拥有这种魅力，世界上也很少有人拥有。但不仅是商界，它在政治上也很重要。

正如我所说，它可能是危险的。因为我认为确实存在一种希望的魅力和恐惧的魅力。

当然，你想要的是希望的魅力和信念的魅力，即通过我们的努力，企业能够成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工具。

这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因为我们有很多问题需要共同面对。

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需要企业关注这一点，并为此采取行动。因为不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会淹没在塑料的海洋里，水位会上升，下一代人会活得十分艰难。

五、女性领导者的魅力

麻震敏：女性领导者的魅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理查德·泰德罗：当然，在美国有很有魅力的女性领袖，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奥普拉·温弗瑞（Oprah ）。她是一位女性，一位非裔美国女性。

第一位白手起家的非裔美国女亿万富翁。换句话说，她的资产超过了20亿或30亿，而且是她自己做到的。她的成长之路十分艰辛。

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这对一个企业家来说至关重要。她有坚定信念的勇气，她对自己有信心。

你必须拥有这两样东西。你要有信念的勇气，要相信自己的命运，你要有这两样东西——相信自己和信念的勇气。

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在美国非常成功的女性企业家，拥有非常成功的事业。我想你以后会看到更多案例。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对于女性和男性而言，这不只关乎企业家精神和魅力。

比方说，50年前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它越来越成为可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重要的变化。

六、推动商业变化的事物

麻震敏：是什么推动了商业文明的变化和进步？

理查德·泰德罗：我想我不会说人或技术，我会说人与技术。

我们现在有技术。当它工作时，我可以和你说话，你也可以和我说话，我们有12个小时的时差，相距12000英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但这也与人有关，因为没有人，技术就一文不值。你要用技术做什么？

2007年，每个人都有手机，这并不新鲜，我的这种便携式手机随处可见。但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es）知道它的潜力所在。

因此，发掘出技术潜力的是一个“人”，而他缔造了苹果。这种评价也适用于谷歌的佩奇（Page）和布林（Brin）或者微软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

有很多人会写代码，会用基础语言编程，这也是盖茨最初学习的语言。但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并建立一个企业。

盖茨做到了，微软发展壮大。所以，是人与技术。而科技推动历史发展，则体现在它可以创造更多机会。

我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特斯拉之所以能够制造出以电池为动力的汽车，是因为电池技术已经足够成熟，电池足够轻，你可以把它装进汽车里。

而100年前，你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100年前电池不能为汽车提供动力。

所以不管怎样，这就是技术加人。它不仅仅需要一个电池在职研究生，还需要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这两点缺一不可，否则你什么都得不到。

麻震敏：所以中国人讲求“天时地利人和”。

理查德·泰德罗：因此时机很重要。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比其他人都要早那么一点点,他凭一己之力改变了整个汽车行业。这令人震惊不已，且印象深刻。

七、商业历史的价值

麻震敏：研究商业历史的价值是什么？

理查德·泰德罗：我们的确知道，那就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

如果你学习历史，你可以看到过去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比如说，你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电报的影响，或者蒸汽船的影响。

你可以问自己，这些技术推动了历史进步吗？你至少能够明确看到电视在美国起到的重要作用。

现在我们都能接触到互联网，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问题是，你想用它来做什么？

的确，我不相信仅凭这样一个故事就能准确预测未来。如果我真的擅长预测未来的话，我本应该成为一名企业家。

但我确实认为，通过商业史你可以了解过去的事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然后自我反思，现在的情况有什么不同。

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吗？还是说事情的本质不一样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吗？

你没法确定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无法得知自己将要去往的地方。因为有一种叫做“路径依赖（path ）”的东西。

一家公司往往会建立许多固定的路径和运作方法。那么，哪些路径是世界真正需要的，又有哪些只是一些无谓的习惯呢？

历史无法帮你分辨它们。历史也不能帮助你摆脱那些徒劳的习惯。所以说研究历史可以获得历史知识，可以帮助你扫除成功的障碍。

但我不会说，它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如果真的可以预测未来的话，我将成为一个比现在更为成功的投资者。

麻震敏：您是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为什么您的学生对您的商业历史课程如此感兴趣呢？他们能从这门课中学到什么呢，也许可以消除自我的短板？

理查德·泰德罗：我认为商业史迫使你去检验你的理论。

它迫使你去关注过去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改变是困难的。像大企业这样的机构倾向于抵制变革。

那么，如何让变革发生呢？你可以回顾一下过去的商业领袖，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我并不是说，你应该模仿他们的做法。而是说，也许你应该制定出一个适合自己的版本。

我们再一次以史蒂夫·乔布斯为例。他对硅谷的历史非常了解。

他熟悉比尔·休利特（Bill.），后者给了乔布斯在惠普（-）的工作。那是乔布斯的第一份工作。他了解戴维·帕卡德（硅谷之父）。

他知道罗伯特·诺伊斯（ Noyce，集成电路的共同发明者）。他对硅谷的历史了解很多，这给了他一种可能性，对他的成功来说非常重要。

只要技术、意愿和资金结合在一起，并找到合适的人组成团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麻震敏：你认为中国读者能从一本关于美国商业史的书中获得什么呢？

理查德·泰德罗：我认为有些影响商业成功的因素是无国界的。

换句话说，我认为，要有勇气去驱动你的信念，理解产品的重要性，理解事物是如何变化的，它们变化的速度有多快，要有开放的思想来迎接变化，要能想清楚自己的哪些想法是行不通的。

乔治·伊士曼（ ）创立了柯达。柯达公司现在淡出历史，但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它在美国是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

乔治在1877年买下了他的第一台相机，算上他为了研究明白这个机器而上的课程的一系列费用，他大概花了54.50美元。1900年，柯达公司推出了售价仅1美元的柯达布朗尼相机。

伴随着这句世界上最伟大的广告语之一——你按下按钮，剩下的交给我们——这款相机走入消费者心中。

你不必成为一名科学家就能熟练运用这款相机。

以前只给专家、化学家和专业人士提供的东西，现在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种情况可以在任何行业发生，超出你的想象。

美国零售业的历史和这个国家一样古老，而杰夫·贝佐斯的出现却在十年内改变了它的本质。

我认识的每个人，包括我，都在享用亚马逊提供的白金会员服务。

在亚马逊，你可以订购一些在商店很难买到的东西，第二天它们就会出现在你的家里。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然而，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商业领袖所能学到的是，过去的商业领袖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想象力，将其与技术、资金和团队结合在一起，并做出改变的。

谁会在15年前就想到，特斯拉和亚马逊会有现在的发展？我们正在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着一系列的变化。

对中国来说，情况和美国也是一样的。

八、商业发展中，不变的是什么？

麻震敏：在过去的100年里，在商业发展中保持不变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理查德·泰德罗：我认为是对变革的开放态度，推动变革的意愿。

罗伯特·诺伊斯（ Noyce）是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事实上，他是英特尔的1号员工，他是集成电路的共同发明人。

在加州和硅谷的英特尔商店，人们可以在里面买到诺伊斯的纪念衫。上面就写着他的名言：“不要被过去羁绊，走出去，做一些精彩的事情。”

就像苹果一样，这些话语遍布整个校园。你必须为客户做更多事情，做得比预期还要更多。你必须做得更好，才能给顾客一个惊喜，让顾客高兴。

在中国，就像在美国一样，每一位商业人士都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上一次我得到的产品或服务超出我的预期，给我带来惊喜和快乐是在什么时候？

当你有这种体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找出它的来源。

如果你想成为伟大的企业家，你就必须重新创造这一点（超出预期的创造）。在中国和在美国都是如此。

所以这是商业世界的一个基本规则。

我采访过无数位商业领袖，我倾听他们，我很幸运地见到过乔布斯。这些人都有很大的梦想，他们的想法很宏伟，他们的行动很大胆。

如果不这样做，你就无法成为伟大的企业家，你必须下定决心。我不认为这其中有国界之分。我认为这是商业的真相。

作为一个群体，我们（中美）之间有一些共同点。我认为有些原则是可以跨越不同国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我不认为这些是某个国家的专属财产。

结尾

麻震敏：还有很多人说，全球商业现在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混乱和风险之中。从商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历史上是否有过像现在这样混乱的时期？

理查德·泰德罗：答案是肯定的。

比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时有一句著名的话来自于一位商业领袖。他说，我很害怕，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很害怕。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2008年，至少在美国，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

我们以前也经历过这些问题，现在的情况比它们刚出现的时候要好一些。希望这一次也会比之前的情况更好。

我们会一起看到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