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博士读几年，陈大同：从创业到投资 半导体专家的精彩人生路

陈大同，华创投资管理基金投委会主席。1977年高考恢复之际考入清华大学，是国内首批半导体专业的博士生，随后留学美国做博士后。1995年，在美国创办豪威科技（），推出全球首颗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使手机可以像相机那样拍照；2001年，在国内创办手机芯片公司展讯通信，不仅成就中国山寨手机市场，而且开发出全球首颗TD-SCDMA（中国3G标准）核心芯片，促进了中国通信产业的发展；2008年起，他投身高科技风险投资领域，先后创立华山资本和华创投资管理基金。

陈大同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陈大同的人生历程，与《中庸》里的这句话十分契合。从下乡到进工厂，陈大同从未放下过学习；农民眼中的他“干活卖力人实诚”；同事眼中的他“有点傻”，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他抢着做。而正是因为这种勤勉和厚道，让天资并不”出众”的陈大同成就了多彩的人生：清华博士；斯坦福博士后；硅谷创业成功；回国创业，为中国的半导体公司趟出一条路；跨界到投资领域，做VC风险投资惠泽更多企业，培养更多企业家；做PE投资基金，致力于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知青岁月磨练了吃苦耐劳 未曾放下学习

文革开始那年，陈大同上小学4年级。1968年读初中时，很多老师被打倒（他们学校的门卫是北京仅有的化学特级教师），由高中生来教他们。不久后，教他们的高中生也下乡了。

1971年，北京尝试第一批恢复高中。陈大同有幸读了2年高中，1973年底开始基本就是在等待插队的分配。

当时“白卷英雄”张铁生引发读书无用论，陈大同插队前的最后一次考试是物理，老师发完卷子，说2个小时后来收卷就走了。最后，大家都得了100分，那时大家对未来都是绝望的。

1974年5月初，陈大同到北京郊区插队下乡当知青，每天日晒雨淋，不分春夏秋冬。从早到晚，劳动强度特别大。

陈大同回忆道：“春天种棉花要抗旱，一天要挑一百多担水，肩膀肿得不像样。割麦子时，一个上午右手磨出五六个血泡；中午回去处理一下，下午接着干，刚攥镰刀时手上钻心的疼。一干就是四五天，手上全是血泡。”

干半年后，肩膀上起了垫子，手上全是茧子，能长茧子的地方全长了。

每顿饭主要是玉米窝窝头，配着一碗酱油水（酱油都很少）。由于体力活繁重消耗大，陈大同一顿饭能吃4-5个玉米面窝窝头，差不多1斤。每餐饭有时有点菜，有时没菜，需要吃盐豆补充体力。在那里，几个月见不着肉。

不过，至少知青能吃饱，有些农民吃饱都难。农民分的粮食不够吃，家家户户每年春天有几个月是青黄不接，得靠借粮食度日。

陈大同第一次真正地目睹和体会穷到极端是什么样子。他说，当知青吃过苦头后，以后遇到的任何苦都不算是苦。他也深有感触：“所有的农活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苦很多倍，但发现最后还能挺下来，也没有被累死，人的忍耐力也比想象中的要强很多倍。”

知青岁月，除了磨练吃苦耐劳，陈大同在待人处事上也收获很多。

陈大同当时特别瘦弱，1米77的个子，体重只有120斤。虽然力气不足，但是干活特别卖力。他们那边有20多个知青，评工分时，只有2个得10分满分，陈大同是其中1个（由于身体长期极度透支，后来陈大同得了严重的胸膜炎）。

陈大同在当地老乡中人缘很好，因为干活用心实在，还当上了团支书。他说道：“与人相处，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会怎么对待你。有时确实会吃亏，但是得到了人们的信任，这完全值得。”

在农村，陈大同也学会尊敬每个人。他们知青里有个人很窝囊，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特别侮辱性的外号。有段时间，陈大同发现那个知青总是跟着自己，还帮打饭，对自己特别好。陈大同就问怎么回事，那个知青说，在知青中陈大同是唯一不叫他外号的人。

陈大同当时特别受触动：“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有自己的尊严。从那以后，就更有意识地从心里尊重每一个人。”

做人上的体悟和收获，对陈大同后面读书、创业有很大帮助。“创业中80%的事都与人相关，比如投资人、合伙人、员工、客户。有了与人相处的原则后，朋友会越来越多，资源也会越来越多。”陈大同说道，“社会上聪明人有很多，但半导体公司的成败不在于个人是否聪明，而在于资源是否越来越多，是否越来越懂市场，员工、投资者是否喜欢和你一起做，以及客户关系如何。”

虽然下乡体力活繁重，陈大同却一直未放下学习。他下乡时，自己带了一些借来的和在旧书店淘来的大学数学物理等教材。

知青住在一起，晚上一般是打牌、摔跤、或玩其他，而陈大同却在旁若无人地看书。别人都觉得他很奇怪，但他完全不在乎这些，而是沉浸在灵魂与知识的交互碰撞中。

另外，秋天庄稼快收获时怕偷，需要在夜里值班“看青”。轮到陈大同时，他总是会带着书去地里看。

就这样，在知青期间，陈大同把大学的数学、物理等教材都自学完了。

回城当工人，恢复高考一口气读到清华博士

1976年底，陈大同结束农村插队返回北京，被分配到印刷厂当装订工学徒，月薪18元。陈大同知青时的愿意实现了：终于有了一份在室内的工作，不用春夏秋冬在外日晒雨淋了。

在工厂里，陈大同经常抢着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干，这让其他人觉得他有点傻，但很快得到同事们的信任。

比如，当时工厂正在盖楼，需要厂里派很多工人帮助做小工。盖楼在室外，活累还学不到技术，工人一般不愿意干，通常是车间里比较不听话、调皮捣蛋的被派过去。陈大同他们组的年轻人不愿意去，他就自告奋勇。盖了半年，他也与一帮子“落后分子”打成一片：“当你尊重所有的人时，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亮点。”

到工厂之后学习条件比农村要好很多，陈大同在学习上投入了更多时间。

天助自助者。进工厂第二年的春天，陈大同遇到了一个不错的学习机会。一天，他的高中同学告诉他博士，中关村有个地下学习小组，原中科院数学所所长在家中辅导几个中科院子弟。这位所长当时被打为右派，辅导学习是冒着政治风险，很容易被扣上“毒害下一代的帽子”，只能偷偷地进行。陈大同得知消息后，和同学多次去请求，终于获得了旁听资格。

对陈大同而言，这种学习机会可谓是久旱逢甘霖。为了能挤出更多的学习时间，他上班从骑自行车改为坐公交车，这样可以在公交车上看书。再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学习，晚上下班再挑灯看书。一天下来，能挤出五六个小时学习。

就这样，从1977年春天学到了9月底。

有一天，陈大同从同学那得知，高考即将要恢复，这意味着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由于陈大同的父母是知识分子，文革期间被划为“臭老九”。当时上大学主要是通过权、钱等各种关系推荐而上，陈大同的出身完全不可能有机会上大学。

既然没想过有机会考大学，为什么从下乡到进工厂，一直没有放下学习？对此，陈大同这样说，学习完全是出于一种热爱，即便没有高考，也会一直学下去。多学点东西，以后在工厂里可以参加技术革新小组。

当听到恢复高考消息时，陈大同说如同一声惊雷，看到一条改变命运之路，激起了沉睡多年的梦。

得知消息时离高考只有2个来月的时间，由于高中前2年的积累以及知青时没有放下学习，再加上到工厂后跟着老师系统地学习，1978年，陈大同顺利考上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现计算机系）无线电图像信息处理专业。

大学期间，陈大同的好人缘让他成为第一批发展入党的学员。他说：“只要你好好做人，你到哪个地方都能得到别人承认。”

在那个百废待举、国门乍开的年代，杨振宁、李政道、陈景润成为陈大同他们青年学子心中的偶像。这些科学家的名字在他们心中，堪比现如今的周杰伦、李宇春、鹿晗等；青年学子中口如果不挂着“诺贝尔”，似乎就没脸见人！

从社会回归校园，陈大同特别珍惜学习机会，大学期间的各门课程几乎是自学提前学完。从1978年到1987年，他从本科一口气读到博士，成为国内首批半导体专业的博士生。

出国攻读博士后，机缘巧合在硅谷被动创业

博士毕业后，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陈大同不想大好的青春就此虚耗。不得已，1989年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攻读博士后。

陈大同把留学生在美国的日子称作“洋插队”，又好比“农民工进城”。许多留学生一边修学位，一边打工养活自己，苦处难处，不亚于插队。有些留学生在国内家里请保姆的，到美国后给人当保姆，国内的条件到那边完全清零。

另外，进城务工的农民朋友，早上四五点钟起来进货，晚上干到很晚，一天十七八小时，一个月挣3000多块钱，与他们在老家的收入比起来，可谓是天上地下的差距。

陈大同当时到美国跟农民工进城的感觉完全一样。出国前陈大同的工资是每月78块钱，加上补助大概101块钱。像他的资历在美国工厂上班，一年收入至少5万美元，是国内收入的上百倍；而且住的地方有热水、独立卫生间，这些是在国内无法想象的。

1993年，陈大同进入美国国民半导体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对他而言，发挥技术特长，做工程师的发展路线很明晰，他从没有想过创业。

1995年，机缘巧合之下，有人跟陈大同说要创立公司，用CMOS工艺开发图像传感器，请陈大同担任联合创始人。陈大同没学过这个技术，竟然让他做联合创始人，而且管最关键的技术，这看起来非常不可思议。

后来陈大同想应该是两件事的缘故：一是这位朋友此前找他做过技术咨询，他没接触过的技术，但两三周内搞通并且解决了问题，这样证明了能力。二是陈大同帮过对方很多忙，人家给报酬时他都没要。他觉得自己获得了学习机会，并且是业余时间做的。就这样，种下了一个善因。

“帮助人时不要想回报，最后得到的回报远远超过你当初的付出。” 陈大同说道，“其实，没有绝对的好人，每个人都有私心。对我而言，帮助人时自己获得了快乐。算是主观为自己，客观帮助了别人。”

就这样，1995年美国硅谷豪威科技（）成立，陈大同成为联合创始人，被动地开启了人生的第一次创业。

豪威的团队，工程师里面80%是华人，华人里面80%是留学生，留学生里80%又是清华毕业生，团队创造性极强，干活非常玩命。最后，他们全球首家把 CMOS技术变成产品。通过CMOS工艺的产品化，图像传感器的功耗体积降低了几百倍，使得手机可以当作相机用。二十多年来，出现了二三十家竞争对手，要么倒闭，要么被卖掉。

豪威科技成立5年后，2000年登陆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陈大同感恩道：“如果没有第一次被动创业的经历，不会有后边的创业机会。如果只在豪威做工程师也能起很大作用，但看不到也学不到那么多东西，就不敢回国创业。”

回国二次创业，成就中国山寨手机市场

豪威的成功，给了陈大同信心。

豪威的团队主要由华人留学生所组成在职研究生，帮美国把一个丧失二三十年的市场从日本手中抢回来。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做这件事，把硅谷经验带回来？这些人，在中国完全能从欧美日那里把市场抢过来。

此外，在中国做还有2个优势，陈大同分析道：一是有客户，有很多中小公司，可以成为第一批试用客户（小白鼠），而欧美都是大公司。二是国内人力成本低，同样的资金在中国烧，可以烧几倍的时间，创业成功的机率增加很多。

于是，豪威科技上市半年后，陈大同回国，开启他的第二次创业计划。

当时他们判断，以后的掌上设备一定会取代桌面电脑；而且，当时中国是世界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但手机的芯片都是进口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2001年，陈大同和几个朋友联合创立展讯通信，定位做手机基带芯片（类似于电脑中的CPU芯片）。

面对世界级的芯片竞争对手，如何活下来。陈大同他们发现，国外企业从手机芯片研发到产品上市，需要5-7年的时间。于是，展讯采用“快鱼吃慢鱼”的战术，从研发到产品进入市场，只用2年左右的时间。就这样，展讯因速度取胜。

另外，一个革命性的创新，让展讯牢牢站稳了市场。展讯不仅做手机芯片，还做软件、手机整机，也帮客户做测试、认证。这意味着，制造商拿到手机后只需要将外壳改一下，开机时改一下Logo即可，手机生产门槛被大大降低。原来手机只有大公司能生产，这种革新使得几十人的公司也可以做手机。

因此，2004年内，深圳冒出来几百个手机生产商，也就是当时说的山寨手机。山寨手机不仅上市时间短，价格也从2000元以上降到500元以下，使得绝大多数人能用得起手机。

最终，展讯成就了中国的山寨市场；中国的山寨市场，也成就了展讯。展讯及联发科仅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2G手机领域几乎把欧美芯片企业全挤出去了。

2007年，展讯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再次创业，从芯片跨界到投资领域

展讯上市后，陈大同离开展讯，跨界到投资领域。

陈大同指出：“中国最缺的不是创业公司，是VC（ ）风险投资。中国从来不缺市场、不缺人，缺的是一个整体的创业环境。”

为什么硅谷的半导体、PC、移动互联网能站在风口上，还有新能源、AI也是，不管任何领域，硅谷总能走到最前面。他指出，其实这跟领域、技术没关，正是与硅谷发明的风险投资体系相关。

VC风险投资支持的是以技术研发为主的创新公司，这类公司是中国的前途所在。中国要是没有VC，不会有以技术研发为主的创业公司。

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头几年肯定亏钱。从发展技术到发展产业，至少得一两年时间；再去打市场，也需要几年时间。任何一家创业公司，基本上前面 3年到5年，都是在烧钱。那么，谁来给钱让烧？

硅谷那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50年代到70年代，经过几十年才形成一套成熟系统——风险投资体系。陈大同讲道，最难的是烧钱那几年需要逐渐融资，不能一次融，公司小的时候估值特低，拿钱太多会被稀释没法做，团队就没股份了。硅谷风险投资的特点是分阶段投轮，比如每年1次投资，根据需求投资越来越大斯坦福博士读几年，陈大同：从创业到投资 半导体专家的精彩人生路，同时公司的估值也越来越高，这样保证团队还有足够的股份来激励。

硅谷的风险投资体系包括：开始只有技术时，如何估值；有产品没销售时，如何估值；有销售时，如何估值；IPO时，如何估值。相应地，还有配套的律师服务、工资管理、董事会、事中审计等，这套体系是硅谷最有价值的核心。

硅谷的风险投资体系，2005年以前在国内几乎完全缺失。

陈大同回国创办展讯时，找投资非常难。陈大同回忆道：“前期需要烧3-5年钱，民营老板不可能用这么多钱陪你玩。上市公司也不会投钱，国企或者政府的投资要求零风险，基本没法做风险投资。当时，他们也去找硅谷主流VC，人家听都不听。说中国再好，跟他们没关系，因为他们不了解那边。最后，台湾联发科的董事长蔡明介决定投资展讯，才解决了融资问题。

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硅谷投资机会特别差，投生物不行，新能源还没起来。硅谷VC界突然想起中国是否有机会，2004年底十几位硅谷VC大佬来中国转了一圈，看到一些案例，才认为中国值得建立VC。

于是，2005年之后，国内开始有VC。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硅谷VC直接在中国建分部，如：NEA、红杉、软银；另一类是先找代理，如金沙江、北极光等。

当时，他们最想找的是要有海外经验，以及有企业管理经验的人。陈大同是少有的在美国和中国都创业成功的，同时他也令人信得过，因此成为理想人选之一。

对陈大同而言，创业再做一家技术型公司不如作一个VC风险投资公司，因为可以扶持更多的高科技创业公司。

2009年华山资本成立，成为中国首家海外投资的高科技基金。陈大同在国内投了6-7个项目，大部分是半导体项目，如兆易、芯原、安集等，还有9号平衡车、联合光电等都是硬科技公司。同时，陈大同作为中投的投资顾问，在最关键时刻投了中芯国际。

2014年国家要设立集成电路发展基金，政府资金与社会资本结合，政府资金占20-30%，社会资本占70-80%，需要找专业、有融资能力的投资团队。于是，华山和华登一起与清华合作，成立了华创投资，管理北京市半导体产业基金的一部分，并立刻收购了硅谷上市公司豪威科技（）和ISSI公司。

回顾整个创业历程，陈大同每次创业都是开拓一个新领域，而且规模和产业影响力都比原来的大。

第一次创业做豪威时，上市时，销售额是1亿美元，占全球50%左右的市场份额。不过，豪威只是硅谷的一个小公司。

回国创业做展讯时斯坦福博士读几年，展讯的规模是豪威的很多倍，而且展讯为中国的半导体公司趟出一条路，对后面的企业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影响力远远超过豪威。

做VC华山资本时，能够扶持更多的技术类创业公司，培养出更多的企业家。

做PE（ ）华创投资管理基金时，政府资金与社会资本结合来解决中国半导体的发展，而且十几亿、几十亿美元的企业并购都可以做。

“第一次创业是被动创业；后面的几次都是主动创业上海mba，更有一种使命感，在那时你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 陈大同说道。

在别人看来，陈大同可谓是功成名就。然而，在他的微信签名里，却写着“Still ，still ”。这是乔布斯“Stay ，stay ”的演变，陈大同比较崇拜乔布斯，苹果危机时，乔布斯回去就能够救活，从电脑、iPad到手机，把产品化腐朽为神奇。由于在产业已有多年，陈大同就改为了“Still ，still ”。

他说，这句话实际上是做人的两方面：精进、厚道；也就是清华校训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斯坦福博士读几年，从小县城到斯坦福博士：读“闲书”把我带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尽管说家庭的社会阶层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但个人对知识获取的努力依然可以扩宽自己的眼界。潘文颖出生于四川省都江堰市的一个小县城，自幼喜爱读书，阅读书籍，凭借自己的努力攻下了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博士学位。下文中，她与我们分享了她的阅读成长经历，对她来说，正是小时候那些别人口中的“闲书”塑造了她的思维层次和价值观，打开了外部世界的大门，让她明白如何看待物质和金钱，如何定义成功。

我出生在中国西南部一个教育并不算发达的小城，先是在清华大学念了本科，后来又去了斯坦福大学读完了生物工程的博士。

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普通人，智商很普通，家庭也很普通，后来却也的确是接受到了有点不同寻常的教育。如果说自己小时候同别的小城里的小孩子有什么不同的话，大概就是自己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读了很多所谓的“闲书”。

01

一个家庭的社会阶层和文化涵养

很大程度影响到下一代教育

有句话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时间，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一个家庭的社会阶层和文化涵养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如今学区的好坏都成为了当地房价的主要决定因素。

我在斯坦福接触到的美国学生大多来自富裕的中产家庭，父母很多都是医生、律师、教授或者工程师。

斯坦福的国际学生也大多数来自本国的精英阶层。在我所在的硅谷，这边小孩子很多在中学的时候父母会给他们寻找机会斯坦福博士读几年，从小县城到斯坦福博士：读“闲书”把我带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去名校里参加各种夏令营或者科研实验室做实习，去第三世界国家做志愿者，或者去参加模拟联合国的辩论。

当然不排除这背后很现实功利的动机，这些经历都会为美国的大学的申请简历增色。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见识、眼界和思维层次。

如果说决定一个人人生所能达到的高度的是一个人的思维层次，那么一个人的家庭环境的确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思维层次 。

02

阅读可以塑造一个人

的思维层次和价值观

很多时候，跟一个人聊天就大概能够猜出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因为一个人的谈吐和他所关于的话题透露出他的价值观和思维层次。

然而塑造一个人的思维层次和价值观的，除了原生家庭以外，也可以是自身的阅读，或者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课堂。

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出生的家庭，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取知识和扩宽自己的眼界。

我在大学之前几乎没有出过四川，初中才开始学习26个英文字母和接触电脑键盘。

当我进了斯坦福硕士，同学中有从小就把电脑当玩具的，也有从小跟随父母去过世界各地旅行的在职研究生，但我并没有觉得我们不同的成长经历在见识和能力上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差距。

川西一隅成长的童年和少年，我有幸读到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和不同时代的好书，这些书塑造了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给了我勇气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如今不时漫步于旧金山的海边，面朝着太平洋，不时想起了在彼岸的川西小城里我疯长的童年。

农业小县城，小时候那个城市只有纵横的两条街，我长大的年代，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几年，城市的扩张，让原来的农民成了城市居民，像很多中国别的小县城一样，为了生计，很多年轻的父母去外地打工，留下孩子给爷爷奶奶照看。

祖父母辈溺爱孩子，同时也管不住这些半大不懂事的孩子们。家乡沿河而建，冬天里河水枯了，我们一群半大的小孩下到河床里去逮那些困在水洼里的小鱼小虾。

那些年，整个小城像个巨大的工地，不停有旧房在拆，新房在建。放学后，我们在旧房的拆迁的废墟中窜来窜去，谁偶尔寻得半片古董样的瓷碗或是古币就会在小伙伴间炫耀半天。

03

在嘈杂的居住环境里通过书籍

打开了外部世界的大门

小时候略知世事的年纪，我有大把的时间望着窗外发呆。在那个电视剧还没有泛滥的年代，窗外的世界在上演着不插电的现实剧。

我们的楼对面是一栋农村安置房，里面的住户艰难的适应着城市的生活。

一楼的一对夫妻开了个小卖部，贫贱夫妻百事衰 ，夫妻俩吵架不断，吵的凶的时候，女的提着菜刀追着男的满街跑。三楼住着一个寡居老人，总是穿着同样一身黑布衣服，每天颤颤巍巍提两把菜回家。

五楼住着一个带着年幼孩子的单身母亲，母亲白天出去做生意，便把三四岁的儿子反锁在家里，这个孤独的小孩经常爬上窗台的防护栏对着楼下大喊大叫。

在那样的日子里，书是我通向外面世界的秘密通道，让我一头浸泡在现实世界的油盐酱醋中，一头却想象着诗与远方。然而正是从远方世界透过来的点点微光，指引着我走向了外面的世界。

04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和作家

小时候，小城里流行一种租书摊，和那些卖炸土豆和小零食的摊子一样开在中小学门口，通常是些武侠、言情和漫画类的闲书，通常三五毛钱便可以蹲在那里看一下午。

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在租书摊上，我读到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万水千山走遍》，让我开始想象一个柔弱的亚洲女子穿行在广袤的沙漠和中美洲的枯树草原。

她的细腻的文字让我看到了除了眼下鸡零狗碎的市井生活之外，外面的世界还很大。那段时间我收罗了所有我在小城能找到的游记，痴迷于各种流浪于天涯海角的传说。当同龄的小女孩在崇拜着谢霆锋和王力宏的时候，我在崇拜着李乐诗和Jane 。

李乐诗是第一位踏足世界三极（南极、北极和珠峰）的中国女性，同时也是摄影家和作家，并倾其所有心血建立了极地博物馆以增进公众对极地的保护意识。

Jane 本是英国的女护士，因为对野生动物的热爱，在非洲坦桑尼亚雨林研究大猩猩三十年。

其后半生致力于建立 “Roots and ” 全球儿童环保组织。而十多年后，在旧金山的一次讲座上，我竟然亲眼见到了年过七旬的Jane 。在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她仍然在频繁往返于不同的大陆，进行各种环保讲座。

因为儿时的偶像是如此独立而内心强大的女性，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竟然全然不觉得有什么事情是身为女生不能去做的。

小学的时候，作为唯一的女孩子混在一群男孩子中打乒乓球；高中的时候，又是唯一一个搞物理竞赛的女生。直到现在，也经常是公司开会的时候一群工程师和科学家中唯一的女性。

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身为女性有很多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和束缚。像“考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样的话并不是种戏谑，而“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的标签也不仅仅是种戏谑。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努力倡导男女平权。直到几年前 女高管 仍然在《Lean in》一书中呼吁女性要向前一步追求自己的事业和人生。

而年少的我，只是因为那几个心怀世界的女性，懵懂的受到了同样的启蒙。

05

史铁生的《命若琴弦》

让我更加懂得了热爱生活

初中的时候开始进入青春期，身体迅速的发育，那是个用叛逆来宣告自己人生主权的年纪，也是个第一次开始去想象自己要过怎么样的人生的年纪。

书，成了我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个时候小城里仅有一家书店：国营的新华书店。除了那些农业育种、农药杀虫类的实用技术读物以外，还有整整一大书柜的文学名著。倚靠着那个有些年代的实木大书柜，我度过了无数个悠长而惬意的周末。

那个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史铁生在活得正年少轻狂的二十岁突然失去了双腿。困顿于摇椅上的痛苦和失落幻化成对生命更深刻和通透的理解。

《命若琴弦》是个寓言，本质上说的是生命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赤裸裸的来斯坦福博士读几年，最终又赤裸裸的离去。

但是我们仍然要去赋予生命一个意义和目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看的着、摸得到的目的让人生避免陷入空虚和迷惘，我们更需要这么一个目的让生活丰富和充盈起来。

后来读了更多书，才明白这其实是存在主义的想法。在西方思想史上，存在主义是解构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是对人精神上的松绑。这意味着一种自由，既然人生本没有既定的意义，人便有了自由去定义自己的人生。

06

沈从文和王小波

唤起我对精神自由的向往

在那个时期，另外两个作家也同样唤起我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一个是沈从文，另一个是王小波。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充满了淳朴而又浪漫和自由的气息。记忆很深的是他的一本叫《月下小景》的短篇小说集，故事里描写了湘西少数民族未经礼教束缚的野性而奔放的爱情。

王小波被誉为“自由骑士”，如果说他的众多杂文有个主题的话，那个主题就是自由与智慧。

最典型的就是那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因为十多岁的时候这种来自存在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启蒙，给了我勇气想要将短暂的人生过得尽量精彩和有趣，我知道小城里循规蹈矩的生活不是我所想要的。

总觉得人生不该仅仅是为了找个安稳的工作，周末打打麻将，然后结婚、生子，再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而那样的生活已是小城的人们眼中好的生活。毕竟还有很多的人只是希望日子能远离贫穷、伤病和家庭的破碎。

小时候努力学习，除了对知识的好奇心驱使，也有一个动力是希望将来不去过当时在我眼里小城里日复一日单调和重复的生活。

书籍让我明白如何看待物质和金钱，如何定义成功。

在我小学的时候，正是国企改革的那几年博士，身边的很多同学的父母经历了下岗下海潮，有的同学家里开始青黄不接，有的家庭却一夜暴富。学校的门口拥挤的接送小孩的自行车流中也渐渐出现了小轿车，同学间也开始有了攀比。

那样迅速累积的财富和激增的物质消费，对很多的中国人的金钱观都是种冲击。对于当年价值观尚未成型的我更是如此。怎样去看待金钱和物质以及怎么定义成功，都成了巨大问号。

中学的时候正好读到了些对资本主义充满反思和批判精神的美国小说和电影。其中印象很深的是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电影《毕业生》。

在十多岁的年纪是难以理解这些书和电影的时代背景和精神内涵的，当时只是觉得书中的主人公都拥有物质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心却极其空虚，最后走向堕落和毁灭。

而几乎在同一时期，也读到像《瓦尔登湖》这样主动选择远离物质欲望，回归简朴自然，追求内心宁静的书。《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毕业于哈佛大学，有两年时间，他远离城市，在密林深处的湖边修筑小木屋，过着晴耕雨读、自给自足的生活。

当然大多数人的生活不会如此极端，但是这几本书却引人思考如何看待金钱、物欲、成功这类一辈子都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少年时的阅读在心中播下了颗种子，让我明白人生在温饱之余，除了去追求世俗意义上的体面和成功的生活，还可以去追寻精神的富足和身心的平衡。

追求非同寻常的成功常常也伴随着让人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

斯坦福博士毕业后留在硅谷工作让我庆幸当年阅读课外书籍开阔眼界，走到今天，硅谷是个充满白手起家和一夜暴富的创业神话的地方，也是个及其强调个人价值和事业成功的地方。

这种个人成功的压力也渗透到了下一代身上。据说硅谷也是美国心理医生密度最高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创造超越时代的高科技著称的地方，也广泛的流行着来源自印度佛教的古老修行方式：冥想（)。

很多人在成功的压力让内心不堪重负后开始寻找达到身心平衡的方式。如今漫步于旧金山的海边，仍然觉得不可思议。当年小学和初中同学大多数如今大多还在家乡的小城生活，而我竟然真的去了远方，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后留在硅谷工作。

如今的我已明白，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幸福和艰难。但是如果生命戛然而止，我仍然会觉得此生过得很值。

庆幸当年读到了那些书，庆幸指引自己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一路上看过了很多的风景、体验了丰富的文化和生活、也参与了激动人心的前沿科学进展。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Hello董明明先生）董明明，一位业余的历史哲学爱好者，人人网的董老师，写的文章多次推到人人网的热门分享，喜欢思考，写作，愿意用自己的经历和各位朋友分享，一起迎接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斯坦福博士读几年，从小县城到斯坦福博士：读闲书把我带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文 /潘文颖

来源 /Hello董明明先生

网上曾流行过一篇《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文章，内容现实、句句戳心。诚然，小镇青年容易有思维局限，所拥有的教育条件也远不及大城市。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境普通或贫寒的孩子就完全没机会拥有一个丰富的人生。

通过读书，可以开阔视野、提升层次、改变命运。生长于四川小县城的潘文颖就凭借自身的努力，一路开挂，从清华读到世界顶级名校斯坦福大学。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

我（指本文作者）出生在中国西南部一个教育并不算发达的小城，先是在清华大学念了本科，后来又去了斯坦福大学读完了生物工程的博士。

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普通人，智商很普通，家庭也很普通，后来却也的确是接受到了有点不同寻常的教育。如果说自己小时候同别的小城里的小孩子有什么不同的话，大概就是自己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读了很多所谓的“闲书”。

一个家庭的社会阶层和文化涵养

很大程度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

有句话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时间”，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一个家庭的社会阶层和文化涵养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如今学区的好坏都成为了当地房价的主要决定因素。

我在斯坦福接触到的美国学生大多来自富裕的中产家庭，父母很多都是医生、律师、教授或者工程师。

斯坦福的国际学生也大多数来自本国的精英阶层。在我所在的硅谷，这边小孩子很多在中学的时候父母会给他们寻找机会，去名校里参加各种夏令营或者科研实验室做实习，去第三世界国家做志愿者，或者去参加模拟联合国的辩论。

当然不排除这背后很现实功利的动机，这些经历都会为美国的大学的申请简历增色。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见识、眼界和思维层次。

如果说决定一个人人生所能达到的高度的是一个人的思维层次，那么一个人的家庭环境的确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思维层次。

阅读可以塑造一个人的

思维层次和价值观

很多时候，跟一个人聊天就大概能够猜出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因为一个人的谈吐和他所关心的话题透露出他的价值观和思维层次。

然而塑造一个人的思维层次和价值观的，除了原生家庭以外，也可以是自身的阅读，或者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课堂。

之前天涯上广泛流传过一个名为“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的帖子。帖子的内容很现实很骨感，小镇青年的确容易有小镇青年思维的局限，但我觉得并不是说一个家境普通甚至贫寒的孩子就没有机会拥有一个丰富的人生。

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出生的家庭，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取知识和扩宽自己的眼界。

斯坦福博士

在国内求学时代的阅读经历

我在大学之前几乎没有出过四川，初中才开始学习26个英文字母和接触电脑键盘。

当我进了斯坦福，同学中有从小就把电脑当玩具的，也有从小跟随父母去过世界各地旅行的，但我并没有觉得我们不同的成长经历在见识和能力上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差距。

川西一隅成长的童年和少年博士，我有幸读到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和不同时代的好书，这些书塑造了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给了我勇气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如今不时漫步于旧金山的海边，面朝着太平洋，不时想起了在彼岸的川西小城里我疯长的童年。

农业小县城，小时候那个城市只有纵横的两条街，我长大的年代，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几年，城市的扩张，让原来的农民成了城市居民，像很多中国别的小县城一样在职研究生，为了生计，很多年轻的父母去外地打工，留下孩子给爷爷奶奶照看。

祖父母辈溺爱孩子，同时也管不住这些半大不懂事的孩子们。家乡沿河而建，冬天里河水枯了，我们一群半大的小孩下到河床里去逮那些困在水洼里的小鱼小虾。

那些年，整个小城像个巨大的工地，不停有旧房在拆，新房在建。放学后，我们在旧房的拆迁的废墟中窜来窜去斯坦福博士读几年，从小县城到斯坦福博士：读闲书把我带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谁偶尔寻得半片古董样的瓷碗或是古币就会在小伙伴间炫耀半天。

在嘈杂的居住环境里通过书籍

打开外部世界的大门

小时候略知世事的年纪，我有大把的时间望着窗外发呆。在那个电视剧还没有泛滥的年代，窗外的世界在上演着不插电的现实剧。

我们的楼对面是一栋农村安置房，里面的住户艰难地适应着城市的生活。

一楼的一对夫妻开了个小卖部，贫贱夫妻百事衰 ，夫妻俩吵架不断，吵得凶的时候，女的提着菜刀追着男的满街跑；

三楼住着一个寡居老人，总是穿着同样一身黑布衣服，每天颤颤巍巍提两把菜回家；

五楼住着一个带着年幼孩子的单身母亲，母亲白天出去做生意，便把三四岁的儿子反锁在家里，这个孤独的小孩经常爬上窗台的防护栏对着楼下大喊大叫……

在那样的日子里，书是我通向外面世界的秘密通道，让我一头浸泡在现实世界的油盐酱醋中，一头却想象着诗与远方。然而正是从远方世界透过来的点点微光，指引着我走向了外面的世界。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和作家

小时候，小城里流行一种租书摊，和那些卖炸土豆和小零食的摊子一样开在中小学门口，通常是些武侠、言情和漫画类的闲书，通常三五毛钱便可以蹲在那里看一下午。

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在租书摊上，我读到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万水千山走遍》，让我开始想象一个柔弱的亚洲女子穿行在广袤的沙漠和中美洲的枯树草原。

她的细腻的文字让我看到了除了眼下鸡零狗碎的市井生活之外，外面的世界还很大。那段时间我收罗了所有我在小城能找到的游记，痴迷于各种流浪于天涯海角的传说。当同龄的小女孩在崇拜着谢霆锋和王力宏的时候，我在崇拜着李乐诗和Jane 。

李乐诗是第一位踏足世界三极（南极、北极和珠峰）的中国女性，同时也是摄影家和作家斯坦福博士读几年，并倾其所有心血建立了极地博物馆以增进公众对极地的保护意识。

Jane 本是英国的女护士，因为对野生动物的热爱，在非洲坦桑尼亚雨林研究大猩猩三十年。其后半生致力于建立 “Roots and ” 全球儿童环保组织。而十多年后，在旧金山的一次讲座上，我竟然亲眼见到了年过七旬的Jane 。在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她仍然在频繁往返于不同的大陆博士后，进行各种环保讲座。

因为儿时的偶像是如此独立而内心强大的女性，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竟然全然不觉得有什么事情是身为女生不能去做的。

小学的时候，作为唯一的女孩子混在一群男孩子中打乒乓球；高中的时候，又是唯一一个搞物理竞赛的女生。直到现在，也经常是公司开会的时候一群工程师和科学家中唯一的女性。

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身为女性有很多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和束缚。像“考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样的话并不是种戏谑，而“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的标签也不仅仅是种戏谑。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努力倡导男女平权。直到几年前 女高管 仍然在Lean in一书中呼吁女性要向前一步追求自己的事业和人生。

而年少的我，只是因为那几个心怀世界的女性，懵懂的受到了同样的启蒙。

史铁生的《命若琴弦》

让我更加懂得了热爱生活

初中的时候开始进入青春期，身体迅速的发育，那是个用叛逆来宣告自己人生主权的年纪，也是个第一次开始去想象自己要过怎么样的人生的年纪。

书，成了我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个时候小城里仅有一家书店：国营的新华书店。除了那些农业育种、农药杀虫类的实用技术读物以外，还有整整一大书柜的文学名著。倚靠着那个有些年代的实木大书柜，我度过了无数个悠长而惬意的周末。

那个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史铁生在活得正年少轻狂的二十岁突然失去了双腿。困顿于摇椅上的痛苦和失落幻化成对生命更深刻和通透的理解。

《命若琴弦》是个寓言，本质上说的是生命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赤裸裸地来，最终又赤裸裸地离去。

但是我们仍然要去赋予生命一个意义和目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看得着、摸得到的目的，让人生避免陷入空虚和迷惘，我们更需要这么一个目的让生活丰富和充盈起来。

后来读了更多书，才明白这其实是存在主义的想法。在西方思想史上，存在主义是解构传统生活方式的，是对人精神上的松绑。这意味着一种自由，既然人生本没有既定的意义，人便有了自由去定义自己的人生。

沈从文和王小波

唤起我对精神自由的向往

在那个时期，另外两位作家也同样唤起我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一个是沈从文，另一个是王小波。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充满了淳朴而又浪漫和自由的气息。记忆很深的是他的一本叫《月下小景》的短篇小说集，故事里描写了湘西少数民族未经礼教束缚的野性而奔放的爱情。

王小波被誉为“自由骑士”，如果说他的众多杂文有个主题的话，那个主题就是自由与智慧。

最典型的就是那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因为十多岁的时候这种来自存在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启蒙，给了我勇气想要将短暂的人生过得尽量精彩和有趣，我知道小城里循规蹈矩的生活不是我所想要的。

总觉得人生不该仅仅是为了找个安稳的工作，周末打打麻将，然后结婚、生子，再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而那样的生活已是小城的人们眼中好的生活。毕竟还有很多的人只是希望日子能远离贫穷、伤病和家庭的破碎。

小时候努力学习，除了对知识的好奇心驱使，也有一个动力是希望将来不去过当时在我眼里小城里日复一日单调和重复的生活。

书籍让我明白如何看待物质和金钱，如何定义成功。

在我小学的时候，正是国企改革的那几年，身边的很多同学的父母经历了下岗下海潮，有的同学家里开始青黄不接，有的家庭却一夜暴富。学校的门口拥挤的接送小孩的自行车流中也渐渐出现了小轿车，同学间也开始有了攀比。

那样迅速累积的财富和激增的物质消费，对很多中国人的金钱观都是种冲击。对于当年价值观尚未成型的我更是如此。怎样去看待金钱和物质以及怎么定义成功，都成了巨大问号。

中学的时候正好读到了些对资本主义充满反思和批判精神的美国小说和电影。其中印象很深的是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电影《毕业生》。

在十多岁的年纪是难以理解这些书和电影的时代背景和精神内涵的，当时只是觉得书中的主人公都拥有物质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心却极其空虚，最后走向堕落和毁灭。

而几乎在同一时期，也读到像《瓦尔登湖》这样主动选择远离物质欲望，回归简朴自然，追求内心宁静的书。《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毕业于哈佛大学，有两年时间，他远离城市，在密林深处的湖边修筑小木屋，过着晴耕雨读、自给自足的生活。

当然大多数人的生活不会如此极端，但是这几本书却引人思考如何看待金钱、物欲、成功这类一辈子都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少年时的阅读在心中播下了颗种子，让我明白人生在温饱之余，除了去追求世俗意义上的体面和成功的生活，还可以去追寻精神的富足和身心的平衡。

如今漫步于旧金山的海边，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大多数如今大多还在家乡的小城生活，而我竟然真的去了远方，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后留在硅谷工作。

如今的我已明白，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幸福和艰难。但是如果生命戛然而止，我仍然会觉得此生过得很值。

庆幸当年读到了那些书，指引自己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一路上看过了很多的风景、体验了丰富的文化和生活、也参与了激动人心的前沿科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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