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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城市大学不承认,曾经鼎鼎大名的波西米亚,今何在?

没有了斯洛伐克,捷克只好自己组建了一个布拉格公国,也叫捷克公国。捷克后来也臣服于神圣罗马帝国,成为其一部分。为了扩大对北德意志地区的影响,皇帝一度把首都从维也纳迁至更靠近北德意志的布拉格,使波西米亚成为帝国的中心。波西米亚王国的地位高,并不等于捷克人的地位高。

欧洲有个国家,歌德说它最美,尼采认为它神秘,莫扎特在那谱写了《唐璜》,德夏沃克在那奏响了《斯拉夫舞曲》,那就是捷克(罗马人口中的波西米亚)。

当捷克,不想做波西米亚

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处在克尔科诺谢山、舒玛瓦山、喀尔巴阡山脉围成的盆地之中,由于这三座山脉不够高大险峻,因而这里成为各民族“歇脚”的交汇点。

有史可查的原住民是波希人,与高卢人同属蛮族凯尔特人。凯尔特人北方,同样蛮族北欧日耳曼人。公元前2世纪,罗马帝国向北扩张,凯尔特各部被迫向西逃离大陆,进入不列颠群岛。罗马人将此地命名为“”,意思是波希人的家园,这就是“波西米亚”的来源。

寒冷的气候和日耳曼人的顽强使罗马人无功而返。日耳曼人于公元前1世纪占领波西米亚。在日耳曼人的冲击下,罗马帝国在风雨中飘摇。罗马人甚至衰弱到,雇佣日耳曼人来拱卫边疆。日耳曼雇佣军也不客气,反客为主,于公元476年毁灭了西罗马帝国

与此同时,发源于东欧平原的斯拉夫人为躲避被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向南、向西迁移。一部分斯拉夫人占据了除希腊以外的巴尔干半岛大部分,接受东罗马帝国的统治博士,改信拜占庭教廷控制的基督教,即南斯拉夫。

一支斯拉夫人在6-7世纪进入到波西米亚,填补了日耳曼人留下的空白,部落名称叫“?echy”,音译就是“捷克”。慢慢的,他们接受了邻居日耳曼人的文化,改信罗马教廷的基督教,即西斯拉夫。

由于无险可守,波西米亚地区时常遭到游牧民族入侵。日耳曼商人萨摩将分散的捷克跟斯洛伐克人联合起来,于

623年建立第一个国家,萨摩公国。

830年建立大摩拉维亚公国。大摩拉维亚公国也没建立多少年,就遇到马扎尔人。

马扎尔人原生活在乌拉尔山,因气候不得不西迁。来的时候正碰上欧洲大分裂博士后,马扎尔人洗劫意大利,扫荡巴伐利亚,拳打拜占庭,顺路还把大摩拉维亚给征服了。把斯洛伐克这块给割走了,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匈牙利。

没有了斯洛伐克,捷克只好自己组建了一个布拉格公国,也叫捷克公国。

962年,第三任东法兰克国王奥托一世,凭借击败马扎尔人的功绩被教皇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帝”(后来腓特烈一世又在前面加上“神圣”二字,就变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德意志第一帝国。捷克后来也臣服于神圣罗马帝国,成为其一部分。

11世纪中期,罗马教廷与拜占庭教廷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后,捷克坚定地站在天主教一边,与南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分道扬镳。天主教会特意将布拉格教区升格为教廷直属,抬高了波西米亚的宗教地位。

德国“皇帝”的权力和实力有限,不能算“诸侯之王”,只能叫“诸侯之首”。皇帝还是要由教皇加冕,在王权在和教权的争斗中处于弱势地位(1077年的卡诺莎之辱,教皇就狠狠羞辱了亨利四世。教权战胜王权,这是欧洲走向分治而非统一的重要原因)。

1086年,亨利四世授予捷克王公弗拉迪斯夫二世,波希米亚国王的称号。

1356年查理四世与诸侯妥协,从法理上承认了七大选帝侯(科隆大主教、美茵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萨克森公爵、普法尔茨选侯、勃兰登堡选侯、波西米亚国王)选择下一任皇帝的权力。虽然被神圣罗马帝国征服,但捷克还是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

这一时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崛起,通过联姻和王位继承扩张势力。

1437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五世继承了德意志、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三个王位。此后,哈布斯堡家族长期把持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直至帝国覆亡。

为了扩大对北德意志地区的影响,皇帝一度把首都从维也纳迁至更靠近北德意志的布拉格,使波西米亚成为帝国的中心。布拉格成为欧洲最繁荣的城市,城内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一派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

神圣罗马帝国及中西欧的日耳曼民族,一边鄙视着信仰东正教、被蒙古和奥斯曼统治过的斯拉夫人,一边却推崇带有斯拉夫色彩的波西米亚文化。波西米亚王国的地位高,并不等于捷克人的地位高。

15世纪初,曾任布拉格大学校长的胡斯,反对教皇兜售赎罪券,反对教会占有土地,主张用捷克语做礼拜,明目张胆地对教会提出批评。

1415年胡斯被处以火刑,导致胡斯战争爆发。世俗的王公贵族与天主教会一起镇压胡斯派,而捷克平民和领主并肩作战,共同抵抗被德意志民族把持的教会和领主们,捷克民族意志开始唤醒,大部分捷克人改信起了新教。

1526年,哈布斯堡的斐迪南一世继任皇帝和波西米亚国王,命令所有人必须信仰天主教,德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要在宗教和文化上完全剥夺捷克人的自由。

1618年5月,以图伦为首的30名捷克人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对新教徒的迫害,拒绝接受斐迪南大公为国王,起义者冲进王宫,将代行王权的十人小组中的两个成员扔出窗外,酿成了著名的“掷出窗外事件”,引发欧洲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三十年战争”,一直打到1648年。

这场战争点燃了欧洲,所有强国必须选择,支持天主教或新教中的一方。旷日持久的战争大大削弱了哈布斯堡的统治,最后不得不承认新教在波西米亚的合法地位。但捷克人也损失惨重,上百万人丧生不说,70%以上的劳动所得都要交给德意志贵族和天主教会,“波西米亚”这个名称捷克人越听越刺耳。

残酷的宗教战争和异族统治,使捷克人的生存哲学变得谨慎而现实,正如19世纪的捷克“复兴运动”领导人卡雷尔·哈乌里切克总结的,“别人是为了祖国复兴和强盛而死,而我们是为了祖国存在而活”。捷克人对于宗教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今天的捷克仍是一个无神信仰人口占多数的国家。

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分合合

哈布斯堡特别擅长用联姻方式扩大自己的领地,在1526年又把匈牙利收进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臣服于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人与捷克人的关系就更加紧密。当哈布斯堡在19世纪初惨败于拿破仑铁蹄时,被迫在1806年宣布废除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统治范围缩小仅限于奥地利等南德意志,以及匈牙利、波西米亚等附庸国,成为奥地利帝国。利用这个机会,捷克人形成自己的知识阶层和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提出捷克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诉求。

1866年,奥地利帝国又输掉了普奥战争,为防止第二大民族匈牙利人趁机独立,宣布与匈牙利组成二元的奥匈帝国。哈布斯堡还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并称“捷克斯洛伐克”,加大斯拉夫人的权重,以平衡匈牙利人的势力。

1918年战争结束,奥匈帝国彻底瓦解,哈布斯堡流亡海外失去所有统治权,德意志人主体的奥地利成立共和国,捷克、匈牙利等民族纷纷独立。

是各自成立国家,还是一起过?捷克怕德国吞并它,因为苏台德地区居住着大约三百万德意志人。捷克人有六百八十万人口,比德国人多,但还没有绝对的优势;斯洛伐克也害怕匈牙利还惦记它,因为境内有七十多万匈牙利人。于是捷克人拉上兄弟民族斯洛伐克人,联合组成“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纳粹找借口,向捷克索要苏台德地区。英法为了祸火东移,出卖了捷克,在慕尼黑协定中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了德国。二战胜利后,捷克斯洛伐克复国,打算收回苏台德地区,害怕当地德国人不配合搬迁,就无差别强迫离境(这也成为捷德两国人民的一个心结)。捷克后来还与匈牙利等国家进行了民族交换,使民族成分大为简化。最终,捷克成为了一个纯粹捷克人的国家。

捷克是工业地区,商品多,斯洛伐克是农业地区,没有什么工业,斯洛伐克就成了捷克工业品的倾销地。 在苏联的援助下,原本的落后地区斯洛伐克也开始富裕起来。匈牙利也不会想着吞并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就想单过。

1993年,捷克与斯洛伐克和平分手。因为过程过顺利,被称为是天鹅绒革命。“分家”过程,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

捷克怎么实现工业化的?

19世纪中叶,随着意大利独立和德意志统一,奥地利帝国的影响力持续降低。然而波希米亚地区却从之前的战乱、天灾中恢复过来。因为境内有着煤铁资源,加之帝国的资源倾斜,使得捷克地区逐渐成为重要工业产区,布拉格一度成为奥匈帝国最富裕的城市。

我们所熟知的斯柯达公司正是在这一时期(1859年)建立。不过1866年时,斯柯达公司并不生产汽车,而是生产机械、钢铁和军火。在一战前夕,斯柯达是奥匈帝国最庞大的兵工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工业集团之一。

一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捷克继承奥匈帝国70-80%的工业,包括斯柯达公司。在二战前,捷克是少数几个国家能够生产汽车,火车甚至飞机的国家。工业化水平甚至超过了意大利亚洲城市大学不承认,被誉为“奥匈帝国的心脏”。

不过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来得及运用这些工业基础进行发展,就在1939年3月,被纳粹德国吞并了。德国占领捷克,还完整的接收了足足可以装备35个师的各种武器。二战初期,德国闪电战的主力就是捷克的38T轻型坦克。

1993年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分家,但这丝毫不影响捷克的现代化进程:捷克2004年加入欧盟,2006年就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2015年仍旧能够保持4.4%的GDP增速,全国贫困率仅为5.6%,是斯拉夫民族国家当中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

捷克的经济繁荣,并不全是因为“资源禀赋”,而是得益于“大树底下好乘凉”。捷克对于本国的定位非常准确,拥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用自身优秀的工业基础,做大国的加工厂。这个大国,就是德国。

德国,是捷克的最大贸易伙伴,德国投资占到捷克外国直接投资的4成以上,汽车和金属加工是德国投资的重点领域。德国切走了蛋糕的大部分,捷克保留小部分。只要蛋糕总量足够大,捷克的日子就可以很滋润。

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欧盟萎靡不振,捷克经济也随之一路震荡。

这就是捷克亚洲城市大学不承认,曾经鼎鼎大名的波西米亚,今何在?,摆脱了“波西米亚”这个名字,一个公认的发达国家,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国在职研究生,被视为西方世界的一员。

亚洲城市大学是哪个国家的,《汉传佛教与亚洲城市生活》出版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阶段性成果之五

编 者 |刘懿凤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佛教、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禅宗等。

编 者 | 许源泰(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华族文化、中国儒释道思想、新加坡佛/道教史和传播模式等。

出版社 |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21年

编辑《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丛书》,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尝试。由于“社会生活史”方法的研究对象与主题庞杂繁复亚洲城市大学是哪个国家的,取径言人人殊,如何从佛教悠久的历史、浩瀚的典籍中确定研究的材料、主题与取径硕士,促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与总结近百年佛学研究的已有成果在职研究生,重新构建研究方法论。经过半年多的细致研讨与反复论证亚洲城市大学是哪个国家的博士后,《汉传佛教与亚洲城市生活》出版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阶段性成果之五,“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方法”逐渐清晰并已略具雏形,成为汉传佛教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核心思路。

《汉传佛教与亚洲城市生活》是圣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阶段性成果《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丛书》之五。

简 介

2019年8月17-18日,由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新加坡莲山双林禅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佛学论坛联合举办的“汉传佛教与亚洲城市生活——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加坡莲山双林禅寺举行。新加坡《联合早报》前主编、资深报业媒体人杜南发先生、双林禅寺住持惟俨法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Dean(丁荷生)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此次研讨会的参与学者共25位,分别来自中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与会学者就“汉传佛教信仰在亚洲城市的弘传”“汉传佛教寺院与亚洲城市空间结构”“汉传佛教信仰与亚洲城市市民的精神生活”“汉传佛教寺院与亚洲城市日常生活”“汉传佛教僧众与亚洲城市市民的交往与互动”等5个分议题展开探讨并发表论文,扩大了研讨会主题的“亚洲城市”经验与观点,也加强了举办此次研讨会的文化意义。

本书便是此次研讨会的精选论文。

目 录

马来西亚 亚洲城市大学,眼界| 城市的“大饼边沿”,该如何华丽转身

轰隆一声巨响,又一座违法建筑倒下了。近几年来,上海这座城市在一声声“轰隆”之中,逐渐变得明亮起来,开阔起来。这些集中在城市中心、城乡边界的违法搭建的住宅和厂房一度给城市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无穷压力,却又以极顽固的姿态深深扎根其间。根治它,需要城市管理者付出许多智慧与精力。

类似这样的问题,其他许多亚洲城市也遭遇到——那些处在城市边缘的,以及城市中“被边缘化”的地区的规划与治理,始终是一道难解的命题。

法国街头艺术家 在金山枫泾镇南大街创作完成的涂鸦作品吸引不少游客拍照留影,他的作品风格与古镇的建筑有机结合马来西亚 亚洲城市大学,给人带来一种思索和联想。东方IC

日前,由同济大学、美国东西方中心主办的“亚洲地区的边缘城市化大会:新议题与实践”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召开。来自中国、美国、马来西亚、日本、泰国等十余个国家和联合国开发署、亚洲基金会等国际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共同探讨了亚洲地区的边缘城市化进程,交流了各国的治理经验和困惑。

逃不掉的“边缘城市化”

过去50年里,快速城市化可谓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变革之一。城市创造了更多就业的机会和提升生活水平的机会,也带来了人口的迅速增长。这一地理、经济、社会的集体变革进一步导致城市格局的变化——边缘城市化地区开始出现,而且它在亚洲各个城市的覆盖面积越来越大。

单单是上海,从2000年到2010年间,城市人口增加了630万,建成区域的年均增长大约是每年70到80平方公里。截至目前,城市的建成区已经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面积,现有土地资源基本上接近了可利用的极限。许多人都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区域,通过公共交通到市中心上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尚武如是说。

上海松江泰晤士小镇钟书阁被网友誉为沪上最美的书店。

边缘城市化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副产品”。在美国东西方中心亚太区管治行动高级专员 博士看来,它是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转变过程上海mba,这个过程受到投资、生产、人口增长、城乡地价差异、土地利用以及公共政策干预等多重复杂的因素影响。空间上,它是城市和农村两个系统间的连结区域;功能上,它是城市供应链中的重要环节,生活在其间的人们,在城市生产和服务中担任重要的角色。

不过博士后,各国家和地区所面对的边缘城市化的情况各不相同,解决它所拥有的政策和资源也不同,这使得“边缘城市化”长期以来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

专家谈到,以上海为例,边缘城市化现象的主要表征是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它们一个发生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另一个则发生在城乡的边界。“这样的区域在城市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做出了贡献。如今,它们在基础设施方面需要更多的建设和重组,从而改善这个区域里的人的生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赵民指出。

“把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相结合,才有利于实现智慧的发展。”赵民说。不过马来西亚 亚洲城市大学,眼界| 城市的“大饼边沿”,该如何华丽转身,边缘区的城市化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短缺。 认为,亚洲城市的边缘化区域在管理上仍存在很多缺陷,比如资源的压力、城市废弃物的溢出、社会服务的缺失等等。有些城市已经探索了破解个别难题的办法,有些城市则依然深陷其中。

从城市边缘村到旅游胜地

来自韩国釜山大学的教授Inhee Lee讲述了一个关于“城市边缘村”华丽转身的故事:

釜山是韩国第二大城市硕士,位于韩国东南部沿海地区。1914年,当时的釜山只是一个小渔村。朝鲜战争发生后,一些躲避战乱的难民就开始转移到釜山居住。到2015年,釜山已经有203个洞(洞,相当于街道一级的行政区划),15个区1个郡。从1937年的84.16平方公里城市区,到如今的769.82平方公里城市区,釜山的城市扩张速度很快。

韩国釜山-大桥

不过,除了漫长的海岸线,釜山市的边缘地区还有绵延的山脉,它们阻隔了城市的扩张,成了城市的边缘区。在战乱年代,山腹道路(即盘山道路)周边建起了一个个的村庄,难民开始就地取材,建造了许多违章的房屋。从1963年开始,釜山的城市区域出现了急剧地扩张,许多流动人口也住进了釜山。后来著名的甘川文化村( )就在山腹道路间逐渐形成规模。

釜山-甘川文化村

上世纪70年代以后,釜山市政府开始对甘川文化村进行“山腹道路复兴项目”的改造。一方面增加基础设施,同时对区域内所有的房屋进行了改造,并引入艺术家、设计师参与改造。如今的甘川村成了旅游胜地,所有的建筑立面都用不同颜色粉刷,并以沿着山体的倾斜街道相互连接,远远看去颇具艺术气息。改造后的甘川村还获得了亚洲城市景观大奖。2009年后,甘川村又开始承接艺术项目。Inhee Lee说,甘川村的开发是通过两种路径实现的:一个是环境改善项目,一个就是公共艺术项目。

从1987年起,甘川村的人口的数量就不断下降,但是游客的数量却出现了急剧地增长。到2015年,游客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30万。为什么甘川村会有这么大的旅游吸引力?Inhee Lee认为,这样一个边缘区域保留了原始的空间架构,且住在其中的人70%都是老一辈原住民。游客对那里独特的人文景观和生活方式会产生好奇,马上就会与环境产生互动。在甘川村,不管你走哪条街道,都能获得新奇的体验,看到特殊的艺术景观。

“最糟糕城市”的头衔能摆脱吗?

孟加拉国达卡大学教授 M.带来了一个失败的案例。不过,案例背后却提供了一种分析边缘城市化成因的全新角度,给人以警醒。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城

达卡是孟加拉国的首都。1520万人口生活在3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密度比香港还要高。正因此,达卡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二位“最不适合居住的城市”,也是“最糟糕的城市”之一。现在的达卡城,每天会有不计其数的移民涌入,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来自城市边缘区。“和上海一样,他们是去城市中心上班的。” M.说。

达卡边缘城市化现象的成因非常复杂。单从经济角度看,它是孟加拉国最主要的就业提供地。在过去20年里,孟加拉国经济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投资。达卡周边逐步建立起一批出口加工区,而其他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转移到了达卡,以获取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这一系列因素带来了达卡经济的迅猛发展,也为边缘城市化的形成推波助澜。

现在的达卡城,在3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1520万人口生活,居住密度比香港还要高,每天会有不计其数的移民涌入,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来自城市边缘区。

除此以外,土地价格的飞涨和中心城区土地短缺,也是边缘城市化的一大诱因。想在市中心有房子很困难,可边缘地区却有相当多的土地。在边缘区,政府的管理和土地规划能力弱,房地产商可以随便建造房子,越来越多人进入这个行业牟利。

大量边缘区域超越规划的物理扩张,让人们开始从出让土地中获取利益,甚至不惜填埋自然河流。达卡开始出现洪涝区,环境恶化,城市不断遭受水灾。与此同时,城市治理问题也显露出来了。因房子建造不合规范造成的事故频频,交通管理也异常混乱,就连高速公路都被非法商店占道。想要开车25公里从边缘区到达卡市中心,需要花整整3个小时。

“像达卡这样土地欠缺、缺乏规划和政策指导的城市,在亚洲还有不少。在分析它们的问题时,不能仅局限于规划角度,还应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给予观察。” M.说。

“问题之城”的救赎之路

在来自亚洲基金会的演讲者 Long看来,如果能形成自上而下的参与和服务机制,哪怕边缘城市化的影响已然深刻,还是有希望实现城市的自我救赎。

乌兰巴托,一座只能容纳60万人的城市,如今生活了130万人口。每年冬季过后,还会有3到4万移民来乌兰巴托定居。这样一个人口大量导入的城市,有相当数量的违章建筑集聚区。尤其在边缘城市化地区,70%的房屋都是非正式住房(即违章搭建)。它们常常向外围扩张好几英里,甚至逐渐变成了人们的永久居住地。不过,从法律上讲,它们属于非法建造区,以至于周边根本没有道路和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

2012年以来,乌兰巴托边缘区污染开始变得严重。

在乌兰巴托的非边缘区,可用水量是城市边缘区的15至20倍。收入也是边缘区居民的2倍。2012年以来,乌兰巴托边缘区污染开始变得严重。新生婴儿死亡率在乌兰巴托高达11%,而在它的边缘城市化地区,则高达48%。再加上高发的家庭暴力和酗酒行为,让这些边缘区域变得可怕。

近年来,亚洲基金会开始与乌兰巴托政府合作,首先对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能力建设,帮助他们进行边缘城市化地区的规划、设计。同时,针对重点发展地区,形成发展规划图,将污水处理,贫困程度、密度等要素在规划图上呈现,让基础设施建设有的放矢。与此同时,对当地的公民志愿者进行培养,提升他们搜集信息和区域监督的能力,鼓励社区参与规划、参与项目的决策。

题图说明:釜山-甘川文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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