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市大学不承认，贾康：关于“两重”、公债、加力和驱动机制的认识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两重”建设和宏观经济政策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2024.8.11）。

我抓紧时间汇报一些看法，分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现在“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实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两重”的方针贯彻，又肯定与国债资金筹集机制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大家都关注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是在特别国债原来已经有的机制上又进一步加码了。另外，实践中这几年特别看重的地方专项债，它也是把中央层级上特别国债的经验地方化了，因为专项债是明确规定还本付息可以按从三年到三十年来安排，顶格的30年，就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镕基同志1998年下决心推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的那个30年一模一样。所以，这几年特别看重地方专项债，确实是有道理的，它可以在地方没有别的手段的情况下，去解决一些特别急迫、又对接到长远、多目标相结合的问题。实话实说，它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别的渠道都没有资金的情况之下，地方专项债拿到了以后先来解决燃眉之急，实际上就是以债化债的应急，中央级管理部门对这个从来没有提出过批评，没有下过通报，就是睁一眼闭一眼，知道地方没有别的办法就得这样来，这实际上就起了一个缓冲作用，此后再对接到长期的一些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上。

总体来说，前面各位专家说到的现在直接观察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确实是“发得出”，我认为跟着要特别强调它的“用得上”。所适应的项目前些年讨论的时候，我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有效投资”的项目在中国俯拾皆是，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用这种债务筹资拿到的资金可去对应的这些项目，可以列出包括好几十项的具体清单。郑新立同志当时在讨论的时候他列出了十几项，我说我再给加十项，都是一样一样很具体的。比如在北京，没有别的选择，密度足够、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网一定要借鉴纽约、东京的经验赶快建，而且在中心区域其联通状态要“立体化”，而且要配上政府通盘规划里的全网络状的停车场、停车位；再加上海绵城市，再加上综合管廊，再加上老旧小区改造，等等，这些都是非建不可的。还有乡村振兴，结合着这两年大家感受到防涝抗洪迫切需要落到各地的类似海绵城市综合管廊的建设，又一定要对接基本农田灌溉系统等等。它们是应打通的，在整个国土开发里的这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列出的更多细项就不讲了。这样一个具体的、从现在三十年到五十年可以从中央到地方都做的资金安排，首先短期来说就是扩大内需，项目一开工，按过去的经验，30%-40%它是工资等人头费支出，马上就形成当期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和消费的促进，跟着的是优化结构，增加发展后劲亚洲城市大学不承认，贾康：关于“两重”、公债、加力和驱动机制的认识，而且追求的是一些别的项目不能特别去追求的所谓正的外部效应、综合绩效、国民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的后劲儿。这种从有效投资入手带出的对整个全局的贡献，我觉得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当然，特定的这种机制，还要匹配上加强规划能力提高其水平，加强管理（工程监理，全程监督），阳光化等等，这些也不展开说了。

从中央地方，在这样一个要作配合的事项方面，我特别认同前面专家说到的，现在还有一个基本面上的信心和预期问题——这里信心和预期实际讲的一回事儿：提振信心就是改善预期，预期可以自我强化、自我复制，普遍的预期不好，结果可能就是最后的不一个好局面。所以，怎么样做这个事情，就不是简单只靠现在说增加投资来解决全部问题的，但是增加有效投资，显然是提振信心、改善预期组合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顺便提一下，总体上不能只靠宣传部门唱光明论，但是如果清网行动切实打击违反“两个毫不动摇”和违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方针的错误言论大V从而真正见效的话，是可以提振信心的。

第二个层次，理论上稍微点一点，向各位汇报。我这些天抽空写了一篇文章，从经济学上大家认为是一桩公案的“李嘉图等价定理”切入，试图系统化地把它梳理一下。那个“等价定理”其实是似是而非、会产生很多误解的，说清楚以后，应该不再受这样一个过去大家觉得莫衷一是、议论纷纷、见仁见智的所谓定理的牵制，就是要正面肯定公债的功能作用是不可缺少的。承认公债正面效应，可作很多论述，里面还有一个基本理论上的论证挺简单，就是比照拉弗曲线，直角坐标系上横轴表示发债规模（拉弗说的是减税或者增税，从零到越来越大博士，公债规模也是表示从零到越来越大），纵轴就是前面有多角度论证的正面效应，那个正面效应标志出的，一定是跟拉弗曲线一样的一条曲线：没有公债的时候，零点上谈不上正面效应，有了公债以后开始有正面效应，但这个正面效应对应到一定的规模上时，可能这个曲线会调头向下——就跟税收一样，税收看起来增税增税，增到一定的时候如再把那个税率提高，实际的税收收入反而是会下降的——正面效应在公债上也是这样。公债的实质性问题，不是它没有特定的正面效应，而是正面效应可能过了某一个临界点会调头向下，如果再过度的话，那就可能变成负效应——一直可以掉到负的区间，可以产生危机。这个理论上的论证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说清楚的：公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合理的规模和优化相关的机制。

第三个层面，我觉得在前述的理性认识基础上，当下要特别注意，很多专家都意识到了，现在需要当机立断。去年终于争取到了5.2%的年度增长，我认为这是在中央说的保持合理区间底线上的——关于中高速，中央文件从来没说过是什么量值区间，是不是大概5-8%——再高就可以算是高增长了。现在咱们不能高看到8%（虽然林毅夫教授说20年时间段内还可以到8%，那个大家大都不认同了），但是人们按照总书记关于2035说明，中国经济总量折为人均GDP比2020全面小康之年要再翻一番，测算下来1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4.7-4.9%，我觉得首先要力争在5%左右，最好高于5%。为什么呢？这15年里，一般来说前半段速度重心会相对高，基数大了以后，速度重心还要往下落，要准备十五五、十六五速度重心再往下落，到了十六五的时候，那五年年均增长速度不要击穿4.5%，或者至少要在4%以上，这15年才能达到基本战略诉求。这个战略诉求不是我们凭空想的，不是一厢情愿，是有很多研究者做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研究结果可以佐证的，我也觉得客观成长性加上主观努力，应该按照这样的保证速度底线，在5%以上安排现在引导性的年度目标。今年本来开局看起来还不错，一季度5.3%，二季度一下落到了4.7%，6月份的情况明显不好，统计局说“形有波动，势仍向好”，是唱光明论，但一定要注意这个波动是往下的波动，怎么夯牢这个向好的基础？我看很多专家发言都认为不能再犹豫，我也认同这个看法。实话实说预算调整方案，去年出得晚了点儿，去年到第四季度才出，今年争取不要拖后，我认为应该下这个决心。

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会议的精神，我觉得跟这个逻辑是对上了的，要求“持续用力，更加给力”，争取能够落实。“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等等，这个精神的贯彻，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个层次汇报一下“经济动力机制”的认识框架。前面已有专家把这个命题已经点明了——怎么理解驱动力——投资驱动、消费驱动等等。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中有这样一个认识框架：整个经济活动是需求和供给两方互动的这种循环——人类社会存在以后，应该承认需求方是原生动力，人类得生存下来然后再求发展，还要求享受，但这个原生动力的满足，一定是供给侧的有效供给对它的回应。这个响应和回应机制，到了近现代社会里，就是靠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效供给，而且这个有效供给在信息时代越来越清楚地看得出来，它是引领和创造消费方的需求、引领和满足用户体验提高的。没有乔布斯主导的苹果手机之前，原生动力方的需求侧，人们怎么想也想不出来能有这样满足用户体验的东西，就是要特别肯定供给侧有效供给带出的是“萨伊定律”合理内核的“供给可以创造、引领需求”，这对于当下的现实生活认识意义，实际上落在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而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一定是发生在供给侧。这样一来，投资消费这个关系，我认为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框架：关于整个供需互动这个循环要承认，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就是中央说的是“基础”这一认识，但是这个消费如果能够持续地得到满足，它一定要有有效投资作为源头活水，即作为中央说的“关键”，这个源头是供给侧投资的发力。

投资供给的有效性，带出的是稳定的就业，就业后面跟着的是老百姓有支付能力购买力的形成。如有这个源头活水源源不断，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解除后顾之忧以后，就变成了所谓巨大规模市场潜力，在消费方面不断的释放出来的那个实际上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统计上的贡献了。“三驾马车”，无非是把这样的结果往前追溯为看起来是对于一个可通约的需求方的总量，不得不做结构化的处理，变成了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这个结构性的特征，一定还要延伸到供给侧，才能把整个循环说清楚，而到了供给侧，这个结构问题就更复杂——人们所说的生产力布局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还有不可缺少的制度结构等等，是整个一个供给体系，这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是真命题。所以，我觉得其实不能简单地讲是消费驱动型还是投资驱动型亚洲城市大学不承认，这两个方面，消费作为可认同的需求侧原生动力出来以后，应不断地得到供给侧创新动力的回应，形成不断的供需循环，他们是共同的驱动。当然在全球化的情况下，要再加上统计计算里必须考虑的净出口。这样的话，基本就能说圆了：形式上可以讲，在某种意义上更多强调动员出来一些消费潜力，可称之为消费驱动；而在特定阶段上比如中国的国土开发一下子进入一个改革开放后的高潮，那时候会更多强调投资驱动，都有一定的阶段性的道理，但是不能绝对化。

这两方面合在一起，我们改革开放后，前面一开始粗放发展特征的时候，还是投资饥渴呢，现在的这个发展阶段上，可能却更多表现为投资不足了，那么消费在统计上的结果博士后上海mba，一定是看着更有支撑力，但不能满足于统计结果看起来的贡献比重上升——比如去年是82%，是增多了份额，好像咱们消费真正在发力，但这在不小程度上是假象。真正的动力驱动机制，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我认为还是要特别强调供给侧投资-产出的创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是真正可以带动全局、能够满足消费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这样一个人本主义立场上的目标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强调中央说的“系统集成”思维，把供需互动、消费和投资共同带来的释放活力的局面，按照改革的配套和总体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加上思想观念创新，看成是一个必须掌握好的系统工程。

这是我的一些基本看法，各位批评指正！

专家简 介

贾康，著名经济学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1985 年开始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副所长，于2001-2014年间任所长。在国民经济、财政税收、金融、公共事务等的理论、政策研究领域，有数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

1988 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

1995 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

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数十部专著和 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访谈。

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

2003年后，多次受温家宝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

2006-07年，两次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

2013年后，多次应李克强总理之邀座谈、或按全国政协安排向李克强总理建言经济工作。

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

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

参加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

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 PPP 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西藏、广西等多地人民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

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

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21年与刘薇合著出版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又被评为年度“中国好书”和全国党建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亚洲城市大学如何，“亚洲”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

作者试图通过重设历史视域的再书写，引导当今关心亚洲现代化方向的读者，能够回到第一现场，从全球史视角重新梳理十六世纪以来中、日、韩成为欧洲人眼中的“东亚”这一历史演变以及其中曲折的现代化过程。

“亚洲”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

马向阳|文

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黑人乔治·弗洛伊德（ Floyd）被一名白人警察虐杀，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美的抗议行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这把怒火不仅燃遍美国，更烧进了殖民历史。半年时间里，哥伦布等在内的一批带有鲜明殖民符号色彩的公众人物雕像被从城市广场拆除，据统计，从波士顿到芝加哥，美国多个城市共移除了超过12座哥伦布雕像。

如果将时间回溯到1997年11月19日，一座3.2米高的林则徐铜像悄悄被立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且林广场。《纽约时报》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新雕像背后的政治意味，在第二天的报道中记者写道，“林则徐来到了纽约”，这标志着中国大陆新移民、尤其是福建籍移民社会地位的上升。主持该项目的民间组织“美国林则徐基金会”则表示，立此铜像的目的只有一个：向毒品说不。

一破一立之间，当惊天下殊异。哥伦布和林则徐，两位历史人物曾经与亚洲的现代化叙事紧紧相连，随着时空转换，被赋予了别样的象征意义：前者于十五世纪开启的、以寻找中国为目的地的大航海时代，如今被认为是资本驱动的殖民先驱，自此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以自由贸易全球化为名的新阶段，连身处最僻远的远东也被裹挟其中；后者在主流叙事中是最重要的民族英雄，1840年英国殖民者所发起的鸦片战争，正是东亚天下体系解体、儒家文化溃败和亚洲不得不被迫开启痛苦的现代转型的耻辱时刻，直到百年后的1997年香港回归，这份殖民遗产才最终被清算。

这两个重要的历史场景，在历史学者宋念申陆续出版的两部作品《发现东亚》和《制造亚洲》中，都被用来诠释一种正本清源的历史观念。作者试图通过重设历史视域的再书写，引导当今关心亚洲现代化方向的读者，能够回到第一现场，从全球史视角重新梳理十六世纪以来中、日、韩成为欧洲人眼中的“东亚”这一历史演变以及其中曲折的现代化过程。

《发现东亚》

宋念申|著

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

2024年5月

《发现东亚》试图从历史发生学的内生视角，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断层和碎片中还原亚洲如何从内部“生成”的“多元共生”图景；《制造亚洲》则沿着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足迹博士，通过西方殖民进程中关于亚洲的空间想象、地理发现、自由贸易和暴力征服这4种因素，展示这些殖民时代起就被植入历史记忆中的观念遗产，如何在今天亚洲的现代化故事中依旧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制造亚洲》

宋念申|著

北京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5月

究竟谁能代表亚洲的“本质”或者本土面貌？关于亚洲的空间想象和地理发现，几百年来为何浸润着如此深幽难察的殖民眼光和帝国语境？在二十一世纪初，早已告别殖民语境的时期，东西方关于全球化的表述也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和分野，这一特殊时刻，亚洲人还能重新找到属于“亚洲”自己的现代化方向和途径吗？

被发现的远东：“门外人”窥视“门内事”

十五世纪的世界图景中，在1492年哥伦布立志要前往亚洲，探访那个神秘的东方之国以寻求殖民和贸易机会之前，东亚一直都是一个沉睡的不可名状的“幽灵区域”。

哥伦布误打误撞，最后以发现美洲告终。他一生中前后3次“亚洲之旅”，都未曾触及中国这个神秘的区域，只能把那个所谓的“新大陆”误认为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富饶而迷人的东方之国。对于早期的殖民者来说，一批又一批的欧洲人前赴后继发现“新大陆”的征程，就像“门口的野蛮人”中所演绎的故事一样，一开始是始于“门外人”对“门内事”的好奇窥视，紧接着这种好奇就在国家资本和殖民者那里转化为征服欲，变成所谓的“殖民三部曲”：宗教传播在先，自由贸易在后，而每当需要掠夺土地、人口、资源时，就采用的“必要的”武力征服。

如果我们重回欧洲和远东首次相遇的“第一现场”，就会发现，十五世纪以来，欧洲人对于远东的发现，从一开始就赋予了这个神秘区域以种种浪漫想象及故意曲解。

1543年，一艘从明朝港口驶出的走私船遇到台风，漂流到了日本九州南部种子岛。日本人看到船上的几个葡萄牙海员时，惊呼“西南蛮种”又来了，但是当葡萄牙海员向岛主展示一种叫“铁炮”的火绳枪后，岛主大为震惊，接下来火绳枪很快被引入种子岛，被大规模制造出来，这种新式火枪经由日本人改良后声名远播，不仅为丰臣秀吉1592年发动侵朝战争提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也为后来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发挥了关键作用。

葡萄牙商船在日本九州开展频繁贸易的1540年代，九州鹿儿岛一位叫弥次郎的普通武士因为杀人逃亡到葡萄牙的一艘商船上，几经辗转，这位日本逃犯于1547年见到了耶稣会教士沙勿略。二人十分投缘，由此拉开了天主教和东亚的第一次正面“遭遇”。

1549年，在听完弥次郎如同天书一般关于日本国的介绍之后，沙勿略即刻动身赴日本传教。沙勿略是一位西班牙的没落贵族，为了光耀天主教并捍卫罗马教会之神圣地位，此前他与几位教士在欧洲共同创办了耶稣会。彼时的欧洲，古登堡印刷术传播开来，新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耶稣会的使命就是抗衡这种颠覆力量，并希望在亚洲开拓新的教区。

耶稣会很快就获得罗马教廷的支持硕士，众教士们开始在葡萄牙商船的支持下奔赴亚洲。对于罗马教廷和葡萄牙而言，这堪称珠联璧合的完美合作，葡萄牙人想通过拓展海外殖民地而获得土地和资源，教皇则通过调停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大海上帝国的激烈冲突，借机光耀和延伸罗马教廷在远东的影响力和合法性。

沙勿略是耶稣会派往海外的第一位传教士，其使命就是因上帝之名，将最遥远的亚洲区域开辟为新的天主教国度。他前后到印度、马六甲、摩鹿加群岛传教，但均失意而归。这一次，弥次郎关于日本如何高度发达而又极具宗教精神的鼓吹，立刻点燃了沙勿略心中炽烈的宗教感情，以及对这个神奇的东方国度的美妙想象。

而当真实的日本摆在眼前，沙勿略感到失望，它和此前弥次郎的描述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失望之余，沙勿略的目光自然投向了“源正流清”、日本当年几乎所有文章制度都加以取法的对象国——中国身上。

在日本传教两年后，沙勿略决定重新出发。船只抵达广东上川岛时，这位满怀希望的传教士染病身亡。他在1552年去世之前，信中曾向他的同行这样介绍远方的神秘之国：“日本对面是中国，一个辽阔而尽享和平的帝国。葡萄牙商人告诉我们，中国在践行公正公平方面优于所有基督教国家。我在日本和其他各地见到、认识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肤白、机敏、求知。他们在智识上甚至优于日本人……我希望今年去中国，乃至面见皇帝。中国是这样的王国：福音的火种一旦播下，势必燎原。此外，若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日本人就会放弃从中国人那里学到的教条……我开始身怀希望，神会很快为我们耶稣会及所有教团提供进入中国的通途，一片沃土将为所有虔敬神圣之人开放。”

30年后，在沙勿略的感召之下，1582年上海mba，一批耶稣会教士和其他教派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以完成方济各·沙勿略的未竟事业。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后来都成为东西方交流中最早最知名的一批文化使者。

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东西方的文化往来在康熙朝达到了巅峰。利玛窦、汤若望、郎世宁等人无一例外地借鉴和发扬了当年沙勿略种种成功的传教策略和技巧：尽量使用当地语言传教，善于结交上流社会和贵族阶层，并注意结合当地的文化、习俗和上层阶级的精神欲求等等。天主教向海外传播时总结的这些屡试不爽的本土化策略，像极了20世纪全球化时期资本帝国的“全球思考、本地行动”的纲领和手段，毋宁说，作为殖民时代的早期遗产，这些策略如同殖民者的暴力掠夺基因一样，早就成为他们内心深处一种深入骨髓的集体记忆和自觉意识罢了。

耶稣会太过灵活的本地化传教策略，也由此埋下了祸根：后来爆发的康熙和罗马教廷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激烈对抗乃至最后清廷的“禁教令”，都和这些本土化策略有关。天主教信奉一神教，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调和东西方文化冲突，巧妙地将儒家的祭天、祭祖和学习四书五经，看成是和天主教一样并行不悖的一种“天道”而已，认为不能以天主教原则来否定儒家的祭孔祭祖仪式，后者只是沿袭风俗，并非宗教仪式。这种巧妙的文化调和术甚至被康熙称赞为“利玛窦规矩”。

令康熙始料未及的是，“利玛窦规矩”在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内部乃至罗马教廷都引起了巨大纷争。1706年，康熙下令要求一位在福建传教的巴黎外方传教士阎珰进宫，要当面看看他如何解释中国的经书。这位率先在福州下令禁止教众祭祖敬孔、不许读四书五经的外国传教士在觐见皇帝时，称自己只会闽南语，面对康熙的一一追问，口不能答，令康熙大为不悦，称阎珰“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

从更大的时空看，康熙后来颁布的“禁教令”，只是亚洲现代化早期东西方互动交流中的一个小插曲。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白银、瓷器、茶叶、香料等，都成为东亚在全球贸易中最受欢迎的商品。欧洲人将白银从美洲带到远东销售，将白银置换成瓷器和茶叶运回到西方。即便是明清两朝最严厉的海禁时期，东亚的海域上也并非沉寂萧条，而是活跃着像郑成功这样的民间海商/海盗集团，宋念申将这一幕场景形容为“热闹非凡的历史演剧场”。

1684年，康熙解除了实施28年的海禁令，清廷分别在云台山、宁波、漳州和广州设立了4个海关，由此奠定了中国近代的海关体系。从早年天主教传教士在明清两朝受到的宽厚礼遇，到后来亚洲边境各大“喧嚣而繁忙的口岸”，学者宋念申之所以在《发现东亚》中追忆摹写这些“历史现场”，正是为了回应在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视域中东亚叙事的“有色眼镜”和“刻板印象”：东亚与其说是被欧洲人所“发现”的对象，还不如说是一种类似门外人对于“门内事”觊觎时的“欲望对象”。

黑格尔、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等欧洲先哲们所描摹的那个“保守、停滞、落后”的东亚形象，以及亚洲国家教科书中关于近代东亚如何“封闭、守旧、迂腐”的自我表达，都深刻烙印了当年殖民者持有关于世界图景中“中心——边缘”文明差序格局时固有的文化心理和集体记忆：在欧洲人看来，东亚自身困于其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语），根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包括从内部生成资本主义），它只能作为被动的、消极的对象，等待被“发现”和拯救。只有等到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东亚才被“纳入”世界，其“现代化”历史才真正开启。

被“制造”的亚洲：殖民想象与欲望空间

如果说《发现远东》是作者试图以一种内生视角重新讲述东亚现代化历史的更新叙事，那么作者的另一部姊妹篇《制造亚洲》，则呈现了一种更开阔恢弘的全球视野，阐释自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亚洲”概念如何隐秘不宣地和地理现实、殖民欲望、自由贸易以及“有组织的暴力”这4种力量紧紧纠缠在一起，换言之，亚洲在接受西方现代化洗礼的同时，是如何糅合了殖民者的想象、利益和种种欲望而最终被“制造”出来的。

1584年，正值明朝万历十二年亚洲城市大学如何，“亚洲”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尼德兰制图学派”的代表人物奥特柳斯在安特卫普为欧洲人第一次展现了首幅“中国”地图，在这幅中国被称为“”的地图上，既附带了葡萄牙商船上带来的关于某处发生地震的最新消息，也有300年前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浪漫描述。地图里刻画了长城、风帆车、菲律宾众多岛屿，也有日本岛附近的海怪、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描述的北方蒙古包和欧洲人想象的“契丹”部落（）。

奥特柳斯制作的糅合了传说、想象和志怪的“中国”地图，以其昂贵的价格兜售给欧洲时髦的中产阶层，其中的科学性并不重要。首幅“中国”地图诞生后的第17个年头，即1601年，利玛窦将奥特柳斯的这本地图集献给了万历皇帝，第二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为中国皇帝和贵族们展现了划时代的巨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在这幅作品的序言中，利玛窦创造性地运用中国历史中的“九州传说”来解释西方地图景观中的五大洲概念，并将远东这片神秘大陆称为“亚细亚”，今天的“亚洲”命名即源于此。

从十五世纪开始，地图就不仅仅对应着现实的地理空间，也是殖民者欲望所精准投射的“利益空间”，更是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贵族们最严格管控的国家机密。就在1492年哥伦布远航后不久，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了争夺海外殖民地打得不可开交，以至于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不得不出面调解，调解的结果是，两国以西经38°为界进行势力分割，以平分两大帝国各自的势力范围。

从纸上发现、标注、登陆、武力征服到最后彻底占有，地图一直扮演着帝国“先遣部队”的角色，“土地在纸上先于实际被宣称占有”，这才是现代制图学和现代帝国主义彼此巧妙勾连又相互构建过程最真实的一幕。

法国哲学家列斐弗尔认为，人类的空间意识从来就不是自然而客观的，说到底，现代的空间概念和地图一样，都是一种被人为“生产”出来的、带有最隐秘也是最鲜明的意识形态和人为色彩观念的“政治空间”，以及“策略性安排的空间”。地图表征最自然的空间里亚洲城市大学如何，也无法掩饰其作为制图师/观看者的欲望投射对象，“一份科学的地图测绘，同时宣示了对一块未知领土的真正法权”。

关于亚洲的“地图叙事”中，就充满了这样的赋魅、去魅和重魅三部曲。如果说萨义德描摹的那种在十五世纪之前欧洲人无法想象的、充满神秘异国情调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远东形象，因为混合了马可·波罗的浪漫夸张，是一种殖民者远征前的赋魅，那么亨廷顿所批判的西方殖民者在亚洲实施的“有组织的暴力”系统，就是一整套层次分明、策略完备且屡试不爽的去魅工具，事实上它包含了明显的强制性暴力（如坚船利炮）、规训体系（国际法和外交仪轨）和最隐蔽的“同意”法则，3种工具各有分工、缺一不可。

按照本书作者宋念申的说法，这3种去魅工具中，地图就属于“最深层隐蔽”的第三种权力工具。地图作为一种时刻询唤并欢迎接纳的“同意”法则，其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议程设置，以对空间的重新组合和切割，配合着对人类社会的分类和等级化以及对人类历史的线性排列。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地图测绘与暴力征伐、国际法规训互为表里，相互支持”。

当然，更隐秘的殖民叙事和记忆痕迹还是体现在过去500年来伴随贸易全球化和殖民帝国扩张的隐形书写之中。作为过去殖民帝国的最重要遗产，今天的民族国家和激烈的民族主义都是殖民记忆“重魅”时刻的显著表征。

就像宋念申在其作品所说的那样，民族主义的记忆之根可以一直追溯到过去几百年来欧洲“现代化叙事”中那个欧洲人关于亚洲的知识、想象和刻板印象之中，它不仅一直遮蔽着亚洲曾经多元共生这一历史图景，直到今天，与殖民时代相关的思想遗产和观念残留依旧在关于亚洲的各种现代化叙事中如幽灵般挥之不去。

在民族主义和右翼保守思想（与民族主义也是一体两面）势头高涨的新历史境况下，再度辨识亚洲的真实面貌，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重新勾勒亚洲的过去和未来、现实和想象，可谓前路漫长，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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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大学与国内大学对比 一、亚洲大学整体情况分析 亚洲包含众多国家，各个国家的大学水平差异较大，难以简单地将“亚洲大学”整体与国内大学做一个笼统的对比。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在世界大学排名中都非常靠前，在教学质量、科研成果、国际影响力等多方面都表现卓越；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也是国际知名学府，在学术研究、高端人才培养等方面有着深厚的底蕴；韩国的首尔大学等同样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有一定的地位。这些大学在很多方面可以与中国的顶尖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媲美，在国际排名、科研水平、师资力量等方面都处于同一档次。 二、不同国家的亚洲大学与国内大学对比 （一）马来西亚亚洲城市大学 – 教学水平与国内对比：亚洲城市大学是中国教育部和马来西亚高教部承认的正规本科、研究生大学，教学语言为英语。马来西亚整体有135万人受过正规高等教育，教学水平名列亚洲前茅，亚洲城市大学所在的教育环境具有一定优势。与国内大学相比，其相当于国内二本/三本大学的水平。它具有一些报考优势亚洲城市大学相当于国内什么大学，如学制短：和国内研究生相比学制更短能更快完成学业；学位证书含金量高：在中国教育部认证，学位证书国内外认可度较高；教育监督机制健全：确保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学费低廉：相对国内研究生学费减轻学员经济负担等。

– 师资与合作方面：其师资来源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亚洲一流商学院，并且亚洲城市大学已经陆续和安徽大学、西安科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广西医科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中国大学签署合作协议亚洲城市大学相当于国内什么大学博士后，纳米搜索博士，新一代智能答案引擎，共同在大陆合作开展MBA学位班。 （二）法国亚眠大学（以其为欧洲亚洲大学对比示例） – 综合实力对比：亚眠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1262名，在法国公立大学排名中名列三甲，是法国公立重点大学，是一所多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中国教育部已获得认证，自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向世界各地的学生教授法语。就综合实力而言，相当于国内的昆明理工大学；但从其作为法国的公立重点综合性大学，位于巴黎西北部，具有较高的国际声誉和教育质量的角度看，又相当于国内的顶尖高校，如浙江大学，在法国和其他国际排名中，亚眠大学通常位于较高位置，显示出其在学术和研究领域的实力，与国内顶尖高校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具有极高的声誉和学术地位相当。 总之，亚洲大学众多，不同国家的大学水平差异较大在职研究生，需要从多个维度如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国际影响力等与国内大学进行对比分析，不能简单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