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与美国天普大学，会议回顾丨第二十一届“心灵与机器”会议_山西大学哲学学院

6月15至16日，由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哲学学院、“心灵与机器”会议工作组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平台、《认知科学》双语国际期刊编辑部协办的第二十一届“心灵与机器”会议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

2004年首届“心灵与机器”会议的主题是人工智能哲学，本次会议重回人工智能主题，7场大会主题报告和36场分主题报告，围绕人工智能诸问题展开跨学科讨论，涉及心理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与语言学等多个领域，共同探讨心灵与机器的未来。周北海教授、刘晓力教授等会议初创者再次聚首，与参会的青年学者互相砥砺，坚定初心，共同推动心灵与人工智能的跨学科研究。

会议开幕式由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梅剑华教授主持。“心灵与机器”会议工作组组长、厦门大学朱菁教授致辞，向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对山西大学主办本次会议表示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刘晓力教授回顾了会议举办二十年间所发生的跨学科思想交锋，预祝本次会议顺利召开。学院党委书记韩树林致辞，向与会专家介绍了山西大学的创办历史以及哲学学院的发展历程，向各位专家长期以来对我校哲学学科发展的支持和帮助致以诚挚谢意。

6月15日上午第一场大会主题报告是“‘心灵与机器’20年回顾：人工智能与人造智能的科学探索和社会实践”，报告人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陈小平教授，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晓力教授主持，山西大学周北海教授和复旦大学危辉教授担任评议。在20年前的首届“心灵与机器”会议上，陈小平教授曾提出AI的两种解释：人工智能和人造智能。陈小平教授认为，经过20年的科学实践，人工智能始终遵守并验证了图灵的机器智能观。陈小平教授在报告中梳理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强调了大模型符合图灵的机器智能观，并探讨了大模型的机器思维模式。他展望了AI大规模应用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警示可能会造成“巨角兽社会”。周北海教授在评议中强调了大模型带来的新问题，认为对大模型的讨论比社会问题更重要，尤其是对心灵方面的基础问题。危辉教授指出机器认知和人类认知有区别，强调人工智能发展需要更深入的哲学和心理学基础。刘晓力教授认为人机融合社会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威胁是未来需要研究的重要议题。

大会第二场报告的主题是“关于机器学习的哲学思考”，报告人是厦门大学的朱菁教授，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郦全民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郁锋教授和西安理工大学孙强教授担任评议。朱菁教授回顾了机器学习技术发展历程以及机器学习与哲学的渊源，指出机器学习与两个经典的哲学问题相关。1.归纳法问题：机器学习的成功显著地拓展了归纳推理的范围、模式和效力的哲学理解，进而需要发展一种广义的归纳概念与之相适应。2.关于知识来源和生成的经验论(经验主义)与唯理论(理性主义)之争：机器学习的成就为在20世纪后半叶饱受攻击的经验论扳回了重要一局，令这一经典的哲学论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朱菁教授认为关于机器学习的哲学思考是应运而生、呼之欲出的一个新兴哲学分支——学习之哲学( of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朱菁教授报告的评议中，郁锋教授在评议中指出杨立琨基于乔姆斯基和皮亚杰争论得出的启示，并以此强调学习概念在中西哲学中的重要性，而通过比较不同物种间的根本学习机制更有助于理解机器学习的根本性。孙强教授在评议中指出从计算范式出发，人工智能与计算性的不可分割性，而作为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的需求，我们更需要的是非计算的启发式思维。朱菁教授的回应同样指出从更一般的学习概念来看，环境对机器以及人类学习能力的影响，呼吁将人类和机器学习的优势结合进而协同发展。

大会第三场报告的主题是“两种“通用人工智能”之来龙去脉”，报告人是美国天普大学的王培教授，由山西大学魏屹东教授主持硕士，复旦大学徐英瑾教授和山东大学任会明教授担任评议。王培教授回顾了通用人工智能的历史脉络和概念的分析界定，以AGI-1和AGI-2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强调了通用人工智能非工具性的重要性，在对大语言模型研究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方向看法中，王培教授认为这混淆了AGI与大语言模型研究的问题，并通过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五个方面的区别，对大语言模型与AGI研究的关系提出新的看法。在对王培教授报告的评议中，徐英瑾教授指出关于王培教授的非公理化推理系统的研究与个人研究的密切相关性，并指出当下通用人工智能的概念本由Ben 等人提出，现在却被大语言模型视作AGI的观点混淆。任会明教授从概念辨析的角度分析了通用人工智能的概念，指出了 与 的对立，强调修饰是多余的，而本身就该是。在对GPT和大语言模型的问题上，他认为GPT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智能，同时反对Pearl的因果推断能在计算机上实现的观点。王培教授回应中强调了智能与计算的关系，认为通用人工智能超越了图灵机概念，但仍可在计算机上实现。

6月15日下午会议分为三个分会场，每个分会场的报告分为三组。

分会场一 6/15下午

第一分会场的第一组由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研究员汤志恒主持，山西大学叶闯教授、北京大学王小塞助理教授、四川大学宋子明老师、厦门大学蒋阳杨同学依次进行报告。

叶闯教授讨论了计算机生成的虚拟对象实在的因果论证存在的问题，区分了四种关于人机环境中的因果力。他指出虚拟对象的因果力描述存在混乱，而因果解释并不成功。王小塞助理教授提出了关于机器是否能获得人类心灵的观点，认为机器可以具有意识、智能和感觉，通过思想实验提出了机器可以获得人类心灵的论证。宋子明老师介绍了价值对齐的AGI决策中缺乏规范稳健性的问题，强调了自主AGI主体一致选择的挑战。蒋阳杨同学讨论了AI是否能理解讽刺，指出生成思维和使动思维的区别可能揭示了人工智能认知与人类心灵的不同之处。

第二组由四川师范大学沈洁老师主持，深圳大学郑宇健教授、浙江大学李忠伟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赵海若同学、厦门大学努尔麦麦提·乌布力同学依次进行报告。郑宇健教授从历时整体论的视角探讨了AI的第一人称性，强调历时因果语境对于实体内容的个别化至关重要。他提出了“回溯性姿态”关系的概念，探讨了自我发现性和意识感受性之间的关联。李忠伟副教授则讨论了脑机智能与意识问题，指出脑机智能尚未实现可靠的意识体验，提出了利用多模态控制信号和反馈来增强脑机智能的功能。赵海若同学关注人与机器的情感交互，强调了“真实性”问题对情感连接的重要性。努尔麦麦提·乌布力同学探讨了MAC的抽象问题，提出了抽象实体的定义，并与具体介质状态的属性进行了对比。在评论环节清华大学与美国天普大学，李忠伟副教授提出关于植物行为是否算作计算的问题，努尔麦麦提同学回应指出植物行为满足计算的必要条件，而石头的例子则是介质依赖的，不符合计算的定义。

第三组由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游均老师主持，山西大学魏屹东教授、北京大学杨浩老师、深圳大学李䶮副教授、复旦大学刘皓滢老师依次进行报告。魏屹东教授探讨了人工心智的实现方式，强调通用人工智能需要具备心理性的认知因素，提出认知智能作为通用智能的必要性，强调适应性表征系统在认知智能中的关键作用。杨浩老师从佛学视角探讨大模型的意识现象，指出大模型表现的自我意识现象可能只是表象，借鉴佛学中的无我观念提供新的视角。李䶮副教授介绍了物理主义理论，探讨了机器人意识与现象意识的关系，提出非我的物理主义的观点。刘皓滢老师讨论了意识测量与主体辨认，强调意识测量揭示主体的能动性，对机器是否具有意识进行了讨论。在评论环节清华大学与美国天普大学，会议回顾丨第二十一届“心灵与机器”会议_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李忠伟副教授提出关于机器是否具有意识的问题，刘老师回应指出这涉及概念和道德问题，认为意识的存在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些讨论涉及认知智能、意识现象、物理主义和意识测量等议题博士后，展示了对AI与意识、认知和道德的深入思考和跨学科研究。

分会场二，6/15下午

第二分会场的第一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志强老师主持，复旦大学危辉教授，湖南大学张俊教授，北京理工大学薛少华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刘颖依次进行报告。危辉教授指出，深度学习的成功带来了性能提升，但也导致学生将人工智能等同于深度学习，强调数据驱动模式的经验主义做法，呼吁重新关注人工智能的科学价值。张俊教授讨论了高级人工智能的意识问题，指出人工智能模仿人类意识的认知维度，但认知意识是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薛少华副教授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AGI的探索，强调研发适应特定场景的智能体。刘颖博士介绍了戈弗雷-史密斯对主观经验的演化解释，通过考察生物体的演化进程，发现主观经验与生物体能动性的提升相关，提出人类主观经验是具有生物特征标记的“经验档案”，为破解意识难题提供新视角。

第二组由华中科技大学叶金洲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徐英瑾教授，苏州大学李继堂教授，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詹好，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胡可欣依次进行报告。徐英瑾教授讨论了如何使AGI具备时间分布灵活性，强调了时间资源监测机制的重要性，提供了可算法化的原理来设计这种机制。李继堂教授提出了对偶主义的概念，强调跨学科认知科学基础下揭示自然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对偶性，探寻通向解决生成式AI瓶颈问题的路径。詹好博士介绍了游戏大型语言模型在AGI领域的应用，强调其为构建通用智能体提供新机遇。胡可欣博士分析了无限联想学习理论，探讨其在驱动生物体意识演化方面的作用，并讨论了其作为AGI发展方案的潜力和挑战。

第三组由山西大学徐超副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郦全民教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王雨程老师，北京工商大学王东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石欣怡依次进行报告。郦全民教授介绍了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中生成模型在科学预言中的成功应用，强调生成模型在解决复杂问题中的优势。王雨程老师探讨了生成式AI对人类文化可积累式演化的影响，提出讨论文化学习机制在生成式AI时代的重要性。王东老师讨论了AI世界模型与科学发现，强调生成模型在预测自然现象方面的潜力。石欣怡博士探讨了“世界模型”与“数据洞穴”的争论，强调在技术哲学视角下重视能动者之间的互动。在讨论中，王东老师提到通过建立模型模拟过程，可以拓展科学边界，解决更大的模型。

分会场三，6/15下午

第三分会场的第一组由复旦大学王球副教授主持，西安交通大学王小红教授、绍兴文理学院董达老师、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侯哲、北京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瀚月依次进行报告。王小红教授介绍了计算哲学领域的新兴研究，利用LDA汉典主题模型探索哲学问题。通过“混合式阅读”方法，结合机器学习和人的精读，探索中国哲学范畴的意涵。在评论环节，葛四友教授提出疑问，质疑零敲碎打的分析方法在中国哲学中的适用性。王小红教授回应指出中哲研究正经历重大转型。董达老师探讨了社会认知中的第二人称视角的两重含义，通过形式社会学分析界定第二人称视角内涵。侯哲介绍了人工智能人格探索研究，通过因素分析得出人工智能人格的不同维度，为设计更人性化AI提供新视角。张瀚月指出超越了“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人机协同的创作模式对艺术产生了革命性影响，机器成为非人类的行动者的模式带来了新兴艺术观念，呼吁人类反思情感的价值，正视人机共生的现实，为应对AI时代的艺术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第二组由西北工业大学吴小安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王球副教授、安徽大学黄原副教授、东南大学武小西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谢才凤依次进行报告。王球副教授讨论了AI是否具有道德地位，引用卡根的等级论伦理学观点，探讨了道德身份基础和异质智能的道德地位问题。在评论环节中，葛四友教授提出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区分，王球副教授回应认为这是认知论和本体论的问题。武小西副教授对能动性概念提出疑问，王球副教授回应指出Kagan的能动性概念是松散的，认为草履虫可能具有一定的道德地位。黄原副教授讨论了社交机器人的情感欺骗问题，强调知情同意原则的重要性，以避免情感欺骗风险。武小西副教授探讨了人类增强技术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基于建构主义的观点辩护认为增强技术改变了人的自我建构，但并不一定导致阶级固化。这些讨论展示了对AI道德地位、情感欺骗和社会不平等等议题的深入思考和辩证分析。谢才凤的报告探讨了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的诺布效应，即人们对自主人工智能产生副作用时的意图判断倾向，指出人们更倾向于认为机器人有意破坏环境而较少认为其有意保护环境，强调了责备-赞扬的不对称对意图归因的影响。

第三组由首都师范大学张端副教授主持，上海交通大学李金彩副教授、渤海大学刘凯老师、山西大学博士研究生孟佳莹、山西大学博士研究生伏其秦依次进行报告。李金彩副教授探讨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语言知识来源问题，比较了人类儿童与机器学习系统在语言习得方面的过程与机制，强调了机器学习的“离身性”和对现实世界认知的挑战。刘凯老师则讨论了心智机器的知觉发展，以颜色认知为例，探索了通用人工智能系统的颜色认识过程与人类婴儿的相似性，强调了心智机器的养成方案。孟佳莹则关注了机器认知中儿童视角的正反观，探讨了因果推断能力的差异和挑战，提出了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必要性。伏其秦讨论了专家如何具有创造力，通过比较技能习得模型，揭示了人类专家创造力的理论依据，强调了重新关注人类自身智能与行为理解的重要性。

6月16日上午大会第一场主题报告的主题是“智能机器应如何对待“不智能”的人类——人工伦理的元伦理原则探析”，报告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段伟文教授，由首都师范大学的程广云教授主持，武汉大学葛四友教授和山西大学陈常燊教授担任评议。

在人类面对智能革命时的“失控”问题面前，段伟文教授首先提出了“革命无罪，投降有理”的口号，通过探讨奇点悖论指出机器和生物走向融合的趋势以及将生物逻辑植入机器的可能性。其次从“1.科技-人类大翻转时代的人类心态;2.超级智能的可能性等切近未来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技术现实;3.影响超级智能的时机。4.在元伦理探讨的思想前提”四个前提出发，探讨了人工伦理的元伦理原则。最后回归人和机器本质，指出二者关系只是思考概念的区分，在机器伦理研究中实际上都具有积极性。在对段伟文教授报告的评议中，葛四友教授认为智能机器不可能像人一样思考，其最好的实现是成为“哲学王”。而陈常燊教授强调了伦理研究主体的重要性。段教授回应在新型人机关系的可能中，人工智能与人的同构产生的伦理问题需要设立伦理监事会。

大会第二场报告的主题是“从“价值观校准”到“共同价值观校准”，报告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刘超教授。由武汉大学葛四友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陆丁老师和首都师范大学程广云教授担任评议。刘超教授总结梳理了当下AGI(通用人工只智能)价值观校准研究中的思路和挑战，认为人类价值观中的非理性成分需要更多关注，并以此为切入点提出了“共同价值观校准”的概念，旨在为通用人工智能(AGI)和人类设立一个共同的可执行目标，以减少人类非理性价值观可能带来的潜在伤害。同时强调将AI的价值系统与人类的价值观对准，以确保其行为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他引用了“北京AI安全国际论坛”中提到的四个方面的AI安全问题，探讨了AGI研究中的红线问题并指出目前阶段及未来可能性。强调在建造AGI过程中除关注其能力外，也需要注重其机器道德的建构。在对刘超教授报告的评议中，陆丁老师通过人类的自我冲动和对AI作为一种纯粹理性“主体”建构的对比指出人机本质的区别，而程广云教授则指出人与机器关系不应被二元化，而是处于一种中间地带。

大会第三场报告的主题是“人工智能的道德心理学”，报告人是武汉大学的喻丰教授。由西安交通大学的丁晓军副教授主持，华中科技大学叶金州教授和安徽大学黄原教授担任评议。喻丰教授从社会认知的能力和道德两个维度出发，指出开发人工智能的技术相对容易，但要使其具备道德性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人工智能在社会中不仅是行为客体，也被视为“主体”。通过讨论机器拟人化的心理过程，不同的人工智能在与人类交互过程中可能展现出不同的“个性”或“人格”，同时根据人类社会文化和心理趋势的变化，道德教育和人工智能向善可能具有共同的逻辑博士，根据研究人格词汇学假设，人工智能人格的不同维度包括道德、温暖和能力等。这一发现为设计更具人性化的AI提供了新视角。在对喻丰教授报告的评议中，叶金洲教授强调了人与机器的连接，需要明确人类在这个关系中的角色，而黄原教授则认为在讨论情感和意识层面时，机器也应该被纳入考虑。

大会第四场报告的主题是“脑机融合的智能：思考与审视”，报告人是北京大学的葛鉴桥教授，由清华大学的张伟特教授主持，山西大学叶闯教授和山西大学的江怡教授担任评议。葛鉴桥老师从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出发，指出脑机接口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脑机融合”成为热门话题的现状，报告围绕着脑机融合的智能可能性、实现方式以及特征展开讨论，强调人脑也是一个大模型，神经元是其计算节点，训练过程涉及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连接，他认为人脑的发育和脑机融合类似于一个大模型与另一个大模型的结合。通过探讨人类脑智发育、神经可塑性等话题，试图给出脑机融合智能的可能性和发展路径。在对葛鉴桥教授的评议中，叶闯教授从科学与哲学的角度重构脑机融合问题的讨论本质，江怡教授则认为大脑融合本身已经实现了脑机融合。葛教授回应称，关注智能和意识的本质是共同感兴趣的焦点，无论是通过生理还是物质手段实现，其本质问题是相同的。

闭幕式由我院陈敬坤教授主持，周北海教授和朱菁教授作会议总结。

学院院长尤洋教授表示，本次会议不仅推动了山西大学哲学学院人工智能与心灵哲学研究的国际化，提升了学术水平、加强了国际交流，也对提高哲学学科的学术声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清华大学美国天普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黎宏：理性精神，浪漫情怀

黎宏，中国知名刑法学家。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党委书记。武汉大学法学学士、法学博士，师从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先生；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师从日本著名刑法学家大谷实先生。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荣获2010年首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荣誉称号。曾出版《不作为犯研究》、《单位刑事责任论》、《刑法总论问题思考》等诸多学术专著。

珞樱缤纷，人生志向的确立

“江城多山，珞珈独秀；山上有黉，武汉大学。”对于黎宏老师而言，武汉大学这座坐落于东湖之滨、珞珈山上，汇集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众多精彩华章，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的学术重镇，是他确立人生志向，走上漫漫学术道路的发端之处。起点总是承载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黎宏老师如此总结这之一起点对他的巨大影响：“在武大求学的经历，对于我整个一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84年我进入武汉大学学习法律，在美丽的珞珈山旁的武大，我遇见了我的爱人，美好的恋情与婚姻，都在这里萌芽并孕育成熟；明确自己走学术研究的道路并成为一名刑法学者的志向，以及对于我学术之路影响巨大的在武大取得博士学位；明确出国留学的意向，并获取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所有这些在我人生中可谓最重要的几件事情，都是在武大求学期间奠定与完成的。”

以我们学生的理解，作为当今中国著名刑法学者的黎宏老师，自当是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对法律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和付出了相当多的精力。因此，当黎宏老师讲述起自己本科期间那“不务正业”的经历之时，我们深感意外的同时也讶异于老黎师经历之多彩。“本科期间，坦白说我对法律专业本身并不是特别有兴趣，这也导致了我诸如民法、刑法等主课成绩并不算很优异。但是我对于历史、哲学等其他人文社科却非常感兴趣，在平常的学习中我也特别爱看这些‘闲书’，因此我的历史、哲学等非主课的成绩都非常好。甚至于上大学时我还考虑过要转系到历史系或考古系去学习。”时至今日，黎老师也一直保持着对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兴趣，在进行法律研究的同时仍大量阅读文史哲相关的书籍和著作。

或许正是对人文学科的深厚兴趣和广泛涉猎，使得生活中的黎宏老师胸怀开阔且颇具豪迈洒脱的浪漫气息，尤其是兴之所至之时那爽朗的开怀大笑，很难想象眼前这位师长竟是一位数十年如一日地严谨治学和痴心教学的中国著名刑法学者。兴趣是内在性情的外在投射，黎老师坦言自己对中亚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深为草原民族那种金戈铁马、苍茫雄浑的性情与雄浑所吸引。然而为我们更多所熟知和了解的，其实是黎老师对于教学和治学的孜孜严谨审慎和严格要求——充满了强烈的理性精神之光辉，也契合着一名刑法学者的学术态度。我们总是惯常性的认为理精神与浪漫情怀似乎是一种极大的背离与反差清华大学美国天普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然而从黎老师身上我们看到的却是此二者的兼容并蓄、和谐统一甚至于相得益彰。

而黎老师最终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并且选择以刑法为方向，则源于一段特殊的实习与考研经历。本科毕业之际，黎老师准备考研。那时候考研的同学特别少，而且都是成绩特别好的才考研，黎老师坦言自己本科成绩一般却仍立志考研，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比较罕见也是非常不易的。“本来我打算是考取法理学方向的研究生，但考研之前我在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刑一庭实习的经历，却激发了我对刑法的兴趣并最终引领我走上刑法研究的道路。其实我当时刑法学的不算好，但实习归来之后，就决定转而考刑法学的研究生并积极准备。当时考研是1月份，留给我的也就只有10、11、12这三个月的复习时间了。复习时间非常紧张，且自己的刑法基础也不算好，所以在三个月短暂的复习时间里，考研的难度确实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基于对刑法学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向往，同时自己也笃定了立志向学的无悔志向，那段复习时间真可谓是夙兴夜寐、心无旁骛地勤学苦读，一番苦功夫之下，考研时几本刑法书籍我甚至都能背了下来！”皇天不负有心人，黎宏老师以其夜以继日的勤学苦读，顺利了考取了武汉大学刑法学研究生，就此开始了研习刑法学的漫漫学术之路，领路人则是中国著名的刑法学者，与高铭暄先生并称为刑法学界“北高南马”之“南马”的马克昌先生。

留学日本，学术与精神的洗礼

在武大念了两年刑法学研究生，黎宏老师提前毕业，继续念刑法学博士。1年之后，为了去日本留学深入学习刑法，完成以“不作为犯罪”为主题的博士论文，黎老师到长春去进修日语，为赴日留学做准备。1992年黎老师便踏上了赴日留学的旅程。黎老师作为公费留学生，本来应该就读于公立大学，因此他报名了东京大学，但不巧的是当时东大准备带他的那个导师正好退休了。黎老师最终选择了作为私立大学的同志社大学。与此同时，黎老师将其在武汉大学的学籍继续予以保留，在拿到同志社大学硕士学位后，继续在同志社攻读博士学位，并将自己在同志社的硕士论文扩充改写，作为在武大的博士论文，最终在1996年同时取得了武大的博士学位。后来，黎老师又以有关法人犯罪的比较研究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顺利获得了日本同志社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回国之后，有人说黎老师是中国大陆法学界第一个同时取得日本（同志社大学）和中国（武汉大学）双博士学位的人，对这一点老师不敢肯定，但毫无疑问黎宏老师是同志社大学自1875年建校以来第一个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外国人。这已然是一个不小的成就，黎老师严谨为学与孜孜向学，从中可见一斑。

对于日本留学的经历，黎老师感慨于其对他的学术造诣乃至人生态度所带来的深远影响。首先便是留日时授业恩师的春风化雨与谆谆教诲，“我很幸运在同志社大学遇上了我的恩师大谷实先生，他待我非常好，老先生无论是在学术之路上对我指引，还是在精神人格上对我的影响，都是我漫漫人生路上的宝贵财富。”此外，在日本的学习也给黎宏老师在学术上带来了巨大的提升，对此他这样对比和总结道：“二十多年前在我还在武大读本科的时候，国内关于刑法的教科书1/3的内容都是水分，并没有什么理论指导价值；而另外2/3的内容则是很抽象的理论，并不能解决太多实际问题。而日本教科书点滴都写得很具体且精练，在日本留学期间逐渐觉得对刑法的学习进入了境界。此外，当时国内关于国外的刑法学著作很少，在武大学习期间看的相关教材基本都是日本二战前的理论。90年代到了日本之后我才真正看见日本刑法学的诸多新理念，这和我们当时在国内学得完全不一样。我们当时学习的外国刑法学，大多是日本二战前的理论和内容。我在武大学习的外国刑法理论主要也是源自日本，马克昌老师的日文很好，却也受限于年代和条件，致使武大的外文书很少，因此偶尔还会用台湾很多老一辈学者所编写的教科书，这些教程的理论也是很陈旧的了，因此当时囿于年代和条件的限制，在武大时所学的刑法知识结构都是很旧的一套。去日本之后眼界开阔了很多，对刑法的学习和学术研究也是愈加沉迷其中。虽然同志社大学此前从未有过给外国人法学博士学位的先例，但我依然在同志社念完硕士后仍毅然决定继续留校读博，并最终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日本的留学生涯，除了对黎老师的学术之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于此同时也对他的人生态度有着巨大的感染。在日本留学期间让他印象至深且对他影响颇大的，首先是日本的学术风气。“日本人办事很务实，做学术、做研究都是秉持‘以小见大、小题大做’的风格，而相比之下我们国内的研究风气更多时候还是‘大题小做’，一个很大的题目写一点点东西，浅尝辄止却不追根究底。很多人也更像是个‘知道分子’，说起任何东西滔滔不绝得好像什么都知道，但是一点也不深入不透彻，充满着急功近利与浮躁之气。”第二就是日本人对于精神层面的注重以及对物欲追求的淡薄。对此黎宏老师以同志社大学和所在的城市京都予以例举。京都是日本历史上曾经的首都，这里随处可见的历史遗迹、文人墨客的痕迹都平添着这座古都历史的沧桑厚重。，京都人文气息繁盛浓烈，且随处是静谧安宁的寺庙，让这座城市充满着精神与信仰的光辉博士后，而非现代城市的喧嚣与浮华。同志社大学是个教会大学，校园里面很美，到处是具有哥特式教堂等风格的西式建筑。同时校园里诸多石碑上也镌刻着很多优美的汉诗，东西方文明在此交汇，兼容并蓄且相得益彰。日本人在物欲上也相对淡薄，与之相比当今中国社会更显浮躁和物欲横流。对于当下中日之间精神信仰与社会风气之间的差异，老师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我认为或许日本的经济较中国更为发达是其中一大原因。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在于文化上，日本对于自有传统文化和传统东方文化有着全面和深刻的传承，同时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也非常多元和丰富，最关键的是日本在对二者良善地兼容并蓄之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有文化，使得这个民族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同样强烈地留存着精神与信仰的追求。”日本的留学经历给黎宏老师带来的巨大影响还体现在做事的风格以及精神上——人不要太过于注重外在的或者物质上虚无的东西。“就像我的导师大谷实先生在日本特别有名，现在仍是同志社大学的理事长，已经80多岁高龄还在一心做学术，但为人依旧十分低调。同志社大学对学生一直秉持着‘良心教育’，要求学生做人做事都秉持良心，且认真严谨。年轻时在学校对这些东西领悟还不甚深刻，在毕业以后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中，我才慢慢深切地体会到‘做事先做人’的真谛，才明白当时导师、学校的这些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入世是何等重要！”

任教清华，深感幸福与自豪

1999年黎宏老师从日本同志社大学毕业后，被清华大学法学院聘为副教授。回忆起清华大学法学院复建之初的峥嵘岁月，黎宏老师不无感慨。正值清华法学院复系建院时期（清华法学院1995年复系，1999年3月份建院，黎宏老师于1999年8月底入职），面临三大困难：师资、场所和经费。第一个是师资：建立硕士点需要教师人数达到一定数量，但是法学院那时师资根本不够，当时一些研究生都快毕业了还没有导师，于是法学院便从外校请来了很多优秀的老师进入清华法学院任职。比如说马俊驹老师，当时马老师正要从武汉大学调入中国政法大学入职，都已经在办理入职手续过程中了，李树勤老师得知了此消息，便“三顾茅庐”将马俊驹老师请来了清华法学院任教。“我们法学院便是这样一步一步慢慢把人凑齐并发展起来的。”第二个困难是场所：当时法学院教师的办公地点最早仅仅是主楼里的两间房，后来又加了三教的两间房，但是还是很小，几乎没有地方办公。第三个是经费问题：法学院刚刚复系时没有经费，学校对于其能不能办起来、能办成什么状况都没有把握。但在法学院师生们的艰苦奋斗下，法学院也在逐步地发展壮大，在院馆也就是明理楼盖好后，学校也投入了300万成立了两个大的课题组以支持法学院发展。对于法学院复建中的风雨历程，黎老师如此总结道：“法学院的复建真可谓‘创业艰难’！但彼时的清华法学院不啻井冈山的时期的共产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时候整个学院虽然一共只有20多位教师，但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仁们彼此间坦诚相见，大家都以朝气蓬勃的干劲，同心同德，共同为光耀清华法学院而不懈奋斗！清华法学院能在短短20年间有如此迅速的发展，有在当下中国法学界的如此地位，与大家一直以来的肝胆相照、共同奋斗密不可分！”

谈到任教清华的体验与感悟，黎宏老师动情地说道：“在清华做老师实在是一件很幸福、很自豪的事情！第一是因为教的都是全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所谓‘教学相长’，和很优秀的学生在一起自己也会得到很大的提高；第二是和优秀的同事在一起，这也是让自己进步的巨大动力；第三是在清华这个地方是能让人安心下来做一些事情的，因为当下国家和社会对清华这个中国最高学府抱有很大的希望和期待，作为清华的老师，我是有很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的，一个人做一些事情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做些贡献并被认可，这无疑是一个更为强大的动力。”

立足现状，评价与展望当代中国刑法学

当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刑法研究受外国刑法，特别是德、日刑法的影响，如何在引进采用德日刑法理论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创立自己的成果时， 黎宏老师回答：“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学科包括理工科或自然科学，完全自己的独创、独树一帜的引领潮流的学科很少，基本是跟踪学习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我们现在只能判断我们这一学科离世界最好的、最先进的状态隔了几年。比如说我们会说我们的航空发动机离美国还有20年、30年的水平；比如为什么我会一再强调我们当时学得都是日本二战前的刑法，也是因为那时我们的水平和人家隔了二、三十年。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到了紧密“跟踪”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刑法学和日本相比也就只隔了几年。日本新的教科书一出来，隔个一年我们就会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中文时大家会想有几个学派、几个学说，这几个学派、学说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一些年轻的学者看了这些书以后就自己开始写，结合中国的材料来写，写的时候尽管用的不是日本的判例，但是用日本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时，这个方法和日本基本是同步的。我们虽然不是原创，但是我们紧跟最先进的。这是一个过程，我们首先得掌握方法，方法掌握以后才能想怎么去超越。如果我们根本不了解，隔了两三年根本不知道别人在研究什么，这恐怕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就像当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先借鉴外国的，再壮大自己的。”

“我们现在先不说超越，首先要先搞懂他，拉近和他的实际距离，及至于越来越接近。我敢说刑法这个行当我们和日本相差不到十年，有些领域可说是同步，你有什么新观点，马上我们就能看到，一批年轻的学者、研究生就会跟进写这个。举个例子，20年以前，中国老一代的学者和日本也进行交流，我听到日本的学者和我说，‘那个时候的交流很好玩，你们说你们的，我们说我们的，犹如两条平行线根本没有交集’。而现在这批中国年轻的学者，可以直接用日文和他们交流对话，日本学者就讶异于中国学者竟能用日语和我们交流，而他们却没有人敢用中文和你们交流。中德间刑法学的交流也是如此。这样首先在语言上我们就已经占了优势，另外对同一个观点我们可以对话甚至可以交锋了。同台湾学者的交流也是如此，以前是我们更多的是学习台湾，是很崇拜他们的感觉。而现在跟台湾交流则是在互相学习。这些既是表明了我们所取得的进步以及自信，同时也说明了在刑法学领域，我们和各国家地区之间水平在逐渐接近甚至于超越。“

天命之年，展望未来学术生涯

当问及黎宏老师对自己未来的学术生涯有什么具体的展望之时，他说：“我个人受日本刑法学的研究方法还是颇深的，希望将从日本学到的犯罪论中的“客观违法，主观责任”的研究方法扩展到包括刑罚论的全部研究领域，继续进行研究。另外，就像一些域外的优秀学者，他们做到一定年龄后，已经不满足于研究一些过于细节和琐碎的具体东西了，而是开始着眼于从更宏观的角度进行学术研究上的‘统筹’了。例如好多台湾学者在50多岁之后已经开始在读或者写一些文学或者历史等学科与法学相结合的书籍了。我觉得，在我这个年龄阶段的学者应不纯粹是研究一种‘术’，而应该上升到一种‘道’的高度。学术和人生应该是结合起来看待的，因为到了这个年龄对人世间的很多问题已经有了自己成熟且独到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法律、法条的研究和解释当中，而应更多是关乎‘天、地、人’境界层面的东西了。所以我也希望自己能从更为宏大的视野，更为多元的角度，以自己更全面的人生体悟在职研究生，去继续自己的研究；同时在刑法的具体研究方面，我也希望用自己对刑法的研究方法，立足中国的国情与实际，更多的去研究与解决当下中国的实际问题。”

寄语学子：求实务本、“工匠精神”、做好自己

黎宏老师一直以来十分注重教学，始终以学生为本，极其关注同学们为学到为人全方位的成长。对此，笔者作为黎老师所带的硕士研究生，对此深有体会，在此仅举一例：每逢周末，黎老师总是牺牲自己休息和陪伴家人的时间，抽出半天以读书会的方式，和所带的研究生、博士生们进行学习和学术的交流和探讨，同时了解与关怀大家近期学习、思想、生活、乃至于实践和就业等多方面的情况，并对同学们真诚中肯地予以关心教导、排忧解难，无论酷暑暴寒、刮风下雨，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作为知名学者同时身兼法学院党委书记，在学术研究和繁忙公务势必占据很多时间精力的情况下，黎老师仍能如此坚持教学和关心学生，无不让人深为动容与钦佩。

黎宏老师主动谈到了自己对同学们的谆谆告诫与殷切期盼。黎老师认为，中国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他称其为“知道份子”。就是对于各种知识和问题一提起来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但也仅仅是知道而已，如果往深的地方一问，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因此他特别强调，我们学生仅仅做到“博而不精”显然是不够的清华大学美国天普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黎宏：理性精神，浪漫情怀，在他看来，“专”和“精”对于我们而言应该是首先力求达到的。因此黎老师要同学们在年轻时候的学习首先应该做到“求实务本”，对所学的专业知识务必要学好学扎实，切勿做一个浮于表面而不深入透彻的“知道分子”。

同时，黎老师希望同学们能秉持一份精研笃定的“工匠精神”。作为一个曾长期留学日本的中国人，黎老师自然同时对中日社会和文化都有其深刻的理解，而他也正是通过对比两国之间的差异，来阐释何为“工匠精神”的。“当代中国人更像‘商人’，日本人更像‘工匠’。‘工匠’是什么呢，就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或领域，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务求最佳；而像“商人”则更多的以“市场”为导向，更为追求的是如何成功的把东西能推销出去以尽快的获取收益。毫无疑问，‘工匠’和‘商人’的有机结合无疑是最完美的，但是也谈何容易。如果实在要在二者中选其一的话，我更希望你们在学生这个阶段还是先做一个“工匠”吧，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形成一种严谨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务求最佳的追求。如果咱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如‘工匠’般认真严谨的将自己的事情做好，先做好自己，那么我觉得我们中国有戏了！”

“我们现在社会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每个人更多的总在去关注与要求别人，却往往忽略了先将自己管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在中国现阶段需要关注的问题，而且同时是一个深刻地关乎个人教育的问题。朱镕基曾对国家会计学院题字“不做假账”，这是大白话，也是微言大义啊！如果会计师都不做假账上海mba，那么又何来假账呢？对于你们法律学子也是一样的，应该想到法律首先是对自己的约束，而不能总想着只是去约束别人。就比如说当下我们追求建立的‘法治’吧，我们先不说那些宏观的构建，就从最基本的来说，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先做好自己，让自己不去违反法律，那么或许‘法治’也就不远了！总而言之，我希望你们能在学生阶段，去追求一种‘工匠’精神，求实务本，精益求精，力图‘专’且‘精’而不要一味‘博而不精’；在自己漫长的人生历程中，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一定要先做好自己！”

【记者手记】

我们无不深刻地感受到黎宏老师在学术之路上深刻蕴藉的精益求精、严谨治学的理性光辉，以及其在为人的精神与态度上饱含的严于律己、求实务本的志向与追求。我们甚至于无比生动地感受着老师在生活中所显现的潇洒豪迈和浪漫主义情怀。正如鲁迅先生言之：“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谁说豪迈洒脱的浪漫之气质与严谨审慎的理性之精神就不能兼容并蓄且相得益彰呢？而当这二者如此和谐地集于黎宏老师一身之时，不禁让我们更为真切地感受到老师性情的丰满和张力，对其升腾起莫名的钦佩与敬仰。

而最让我们受益匪浅与铭记于心的，莫过于老师对我们的孜孜教诲与温润关切——诚如那十年如一日每周坚持的读书会；以及那求实务本的“工匠精神”和“做好自己”的谆谆告诫和殷切希冀！

采访撰文：倪弋、陈佳（2013级法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