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天普大学法学博士合作项目，丁学良：批评复旦大学“砍文科、增工科”，必须要从大背景上审视

学人简介：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哈佛本科生院（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RSPAS，ANU）、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等。

从3月中旬开始，内地教育界掀起一场多年不见的大争论，迅速蔓延到工商界、投资圈甚至省市级政府的公务员系统。起因是《南方周末》对复旦大学现任校长的一篇访谈，主题是该校准备进行大手术式的调整，把文科专业从每年全校招生所占的比例，从大约三到四成，减至二成。由于复旦大学在内地综合性大学里声望仅次于北京大学，这篇访谈发表以后引发的争论纷纷扬扬，参与者热情澎拜，有的人免不了怒火冲天。这些都不难理解，因为复旦大学招生的专业大调整如果推行下去，一定会有全国效应，影响到家家户户的孩子报考大学的规划。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变动，后果必然延续且渗透到未来几代的中国人包括香港居民的教育准备之中。

我被多位内地教育界人士催促对此发表评论。但我必须声明，本篇以及后续同一主题的评论，绝不是为复旦大学规划的专业大调整作辩护，虽然本人是1979-1981年该校哲学专业硕士生（那时代内地的最高学位，招博士生是后来才有的）。本篇评论基于我与几所大学包括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们的讨论，以便了解实况，避免发些空头高调。鉴于内地公众讨论中有一个老毛病，就是概念不清、术语混乱，所以我预先把几个基础概念讲明白，否则又会重蹈覆辙，越争论越乱套。

最基础的几个概念是：内地所用的“文科”定义过于宽泛乃至于混乱。在国际高等教育界，“文科”是，主体专业是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宗教研究、艺术研究（不包括艺术实践）。“工科”的界定没有很多混淆。内地的学科划分与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间，主要的不清楚是“文科”有无包括“社会科学”和“高等专业不是教育”？在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政治学（包括国际关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属于“社会科学”，不属于“文科”。因为这些学科的样板是近代物理学和生物学，而且越来越使用复杂的数量处理技能。它们之所以自称，表明它们的从业者是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为目标，尽管还达不到那么精确的高度。“高等专业教育”主体是法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教育学、医学实践（其中的基础知识属于自然科学）、牙医、神学实践、新闻学。西方最老牌的名校最早的三大专业学院是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20世纪以来的学科划分。内地讨论中对这些学科划分都是口语式的，一提“文科”，凡是“理科”和“工科”之外的，统统都涵括在内，造成极大的混淆。还有一点暂且提一下，数学在西方学科划分体系里是单独的，不包括在自然科学之内。

现在讨论“文科”与“工科”比率的大调整。从清朝晚期兴办近代高等教育以来，此类调整发生过多次，每次都有深厚的军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背景。不理清150年里的曲折演变，就无法公正地评论复旦大学规划的“砍文科、增工科”的大调整。

第一，晚清兴办近代高校，目标明确：做成船坚炮利。所以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时期，中国首批的高等学堂博士后，银子最多是花在工科，为的是军备产业。否则，就会被西洋东洋强权一打再打，沦为完全的战败国。在工科之外，很快加上农科和教育科，因为农业大国的经济基础太弱，文盲大国的民众太无知清华大学天普大学法学博士合作项目，丁学良：批评复旦大学“砍文科、增工科”，必须要从大背景上审视，难以自足自强、有效抗衡外部强权。

第二，民国初年缺乏中央集权，反而让条件更好的几个省在本地军阀的治理下，也试图仿照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走出富国强兵的正道。因此给予有远见有志向的教育家最大的试验空间，学西洋学东洋，开办了一批高校。它们的专业设置不仅仅是应用学科，而是拓展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比如在东北和山东，大学开办的考古学专业，让全球华人对自己的文化渊源之学习，有了经过现代科学方法考证过的资料，而不是像以前多半靠的是传说。那些被后代学人视为楷模的国立、私立（包括教会）、省立大学，特别是引领它们的教育家，许多是活跃于20世纪初的30多年。

第三，若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高等教育一定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此为厚实的土壤，到了20世纪中后期，也就是晚清兴办近代高教的百年之后上海mba，中国最出色的十所大学，必然紧挨着全球一流大学。君不见，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杰出教授到世界一流大学任教，备受敬重。杰出的本科毕业生到世界一流大学读研究生，很快成就斐然。我直到1984年夏出国留学以后，才明白近代百年中国高等教育是怎么走过来的，出国之前以为内地高校从来就是贫穷落后。

第四，1952年内地高校全面调整，学的是苏联模式。该模式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在职研究生，与晚清一脉相承。于是把此前中国向发达国家多元借鉴百花齐放的教育体系一刀切下，首重工科，其次理科。苏联高校的模式是国营大工厂的翻版，车间对应专业，一厂对应一校，内地高校多数变成单科技术学院。我1994年后在内地西部地区作调研，曾经在西安与一群北美教授参观出土文物，路过一所高校，门口校名“西安公路交通学院”。洋教授困惑地问：这所学校仅仅教学和研究公路交通，不理会铁路交通、河流海洋交通、管道运输、空中交通？这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毕业后，怎么能够应对变动的市场经济呢？我试图解释：估计这所高校是照搬苏联模式，它专门为公路交通系统培养人。毕业后几十年不会离开该系统，政府从头到尾，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毕业生是螺丝钉，永远固定于一个点。

第五，1952年全国高校大调整，压缩社会科学，改造人文学科。比如，内地大学首个社会学系原来是在清华大学，被砍掉，因为清华大学被改成工科大学。1950年代毛泽东约见北京大学史学家翦伯赞，当时高层准备开展整风运动，毛问翦：你在高校担任系主任，有些什么问题和意见？翦答：现在是重理轻文。毛说：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翦回校后在历史系和全校（他是副校长）提出加强文科教学研究的建议和措施。文革开始，翦自杀。

第六，文革一启动，内地高校全关闭。1968年7月毛泽东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1970年元旦中央号召“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应该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个学科，批判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新闻学、教育学等领域内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旧的文科大学才能在批判中获得新生”。

第七，综上所述，从晚清到1977年，工科是近代中国高教体系最受重视的科目，因为必须做到船坚炮利。理科是支持工科的，也受到照顾，尤其是应用价值明显的。在内地被称为文科的，包括社会科学全部和法律、教育、新闻、管理科目。在宽松的时期，这些科目被视为缺乏实用性。在激进的年代，它们被视为有思想毒素。简言之，或是无用，或是有害。

第八，1977年后的30多年，是内地高校发展提升的黄金时期。重点理工科大学或是恢复了早年被取消的人文社科专业，或是新开设这些专业。尤其是在全国努力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的年间，更加强调优秀的高校必须把人文社科专业办好。

第九，近十多年来，内地高校越来越重视产业实用性科目，新科技革命更推动了这一趋势。这些专业影响到高校的评比排名，更决定了重大研究项目的获取以及随之而来的巨额研究经费。我被告知，几年来，上海的两所顶尖大学，后一所每年经费比前一所多100亿元人民币，虽然历史上前一所名声更高。同样的经费差别在北京的两所顶尖大学几乎一样。原因就是一所是综合性大学，另一所是工科为主。每年相差100亿元，十年下来，谁能添置更先进的设备、聘用更受职业市场看重的新秀、办更有竞争力的专业、出更多的科技成果清华大学天普大学法学博士合作项目，不言自明。

所以，对复旦大学规划砍文科增工科的大调整，必须放在前述大背景上审视，对该调整方案的批评不能脱离以上背景。在后续的评论中，我将提出质疑和批评。

原标题为《内地激辩大学砍文科、增工科》，现标题为编者所拟，作者授权发布，原载于《信报》。

清华天普大学博士，《清华法学》出刊第100期纪念会暨新时代法学期刊的使命和责任座谈会在清华大学举行

2023年11月30日下午，《清华法学》出刊第100期纪念会暨新时代法学期刊的使命与责任座谈会在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模拟法庭顺利举行，本次会议由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会议第一单元，由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邓海峰主持，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清华法学》编委会主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清华天普大学博士，《清华法学》出刊第100期纪念会暨新时代法学期刊的使命和责任座谈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学会期刊研究会会长张文显，《法学家》编委、《人权》编委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中国法学》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黄文艺，《法学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法学部主任、编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李树民，《中外法学》主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政法论坛》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刘艳红，《清华法学》编委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车丕照分别就《清华法学》出刊第100期纪念致辞。会议第二单元，由《清华法学》主编、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宏主持，各位法学界期刊主编和编辑同仁围绕新时代法学期刊的使命和责任，就在场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与解答。

图为邓海峰书记

第一单元主持人、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邓海峰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时刻，《清华法学》迎来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100期出刊。《清华法学》编辑部在此邀请长期关心、爱护和支持《清华法学》发展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这一重要美好时刻，共商新时代法学期刊的使命与责任。

图为彭刚副校长

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指出，法学学术期刊在中国法学事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023年2月，两办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法学学术期刊的多样化、差异化、高质量化。《清华法学》始终坚持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坚持重大价值、重大理论、重大影响力的严格要求，鲜明地展现了清华大学法学院和《清华法学》编辑团队的学术品位和自我期许。希望《清华法学》能够发展成为清华大学的重要学术品牌，成为展示中国法学研究优秀成果的舞台，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法学交流的重要桥梁。

图为周光权院长

《清华法学》编委会主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指出，杂志要办得好，必须确保其是学术之公器。十多年来，《清华法学》尽可能为国内外朋友提供以文会友的高端学术平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希望《清华法学》始终结合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关注有意义、有价值的比较研究，为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贡献。

图为张文显教授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学会期刊研究会会长张文显认为，《清华法学》自创刊以来，在繁荣法学研究、培育法学人才、推进法学理论创新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指出，要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中文法学期刊评价指标体系，就不能单纯倚重引用率等指标，还要综合考虑法学期刊对法学实践的贡献。

图为韩大元教授

《法学家》编委、《人权》编委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表示硕士，清华法学的学术源流可追溯至民国时期，具有悠久深厚的政治学和宪法学传统。在长期的发展中，《清华法学》这一平台已经成为宪法学界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受到学术共同体的信赖和认可。希望在繁荣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新时代，《清华法学》能继续传承清华的学术理念博士，为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独特贡献。

图为黄文艺教授

《中国法学》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黄文艺指出，专业化、品牌化、集群化、数字化、国际化是法学期刊未来的发展趋势。其中，数字化是数字时代的应有之义，不仅在于以数字形式首发，更在于以多元形式刊载。在数字化的阅读环境下，用户的使用行为可以被分析，这拓展了更多的量化指标。而国际化则是提高国际话语权和竞争力的必经之路。中国法学期刊界应当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法学期刊。

图为陈甦教授

《法学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甦表示，清华大学法学院以及《清华法学》是优秀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学出版单位。在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期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期刊本身虽然并不生产知识，但是法学期刊担负着独特的任务，即发现法学界的最新知识成果，把法学知识生产者的创新汇聚起来，并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加以展现，向理论界和实务界进行传播。

图为李树民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法学部主任、编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李树民认为，清华法学出刊100期，这是一个沉甸甸的数字，凝聚着清华法学辉煌的办刊历史和学术情怀，以及所有编辑人员的艰辛劳动。他指出，作为期刊编辑要提高专业能力，不负对国家和时代的使命与责任，刊发出经得住学术历史检验的精品。

图为王锡锌教授

《中外法学》主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表示，所谓“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关键词是自主。对此首先要关注“空间感”，摆正自身位置，秉持开放的全球视野；其次要关注“时间感”，厘清中华法系的历史发展脉络，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最后要找准“方向感”，鼓励研究者遵循规律，求真务实，提倡学术批评和对话交流。

图为刘艳红教授

《政法论坛》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刘艳红指出，期刊界目前存在的评价体系即所谓“学界三唯”（自发率、引用率、转载率）可能存在一定问题。自发率不应该成为衡量刊物好坏的标准；不应过于重视引用率而不愿刊发青年学者的作品；应尽可能避免转载型期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与之相对，“思想性”“原创性”和“实践性”应当成为日后期刊考核的核心指标。

图为车丕照教授

《清华法学》前主编、编委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车丕照指出，期刊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而是做文章的评判者。对此，要积极推动让各专业教授成为期刊的副主编，提升期刊的专业评审能力。在期刊的发展过程中要坚持让制度说话，一切由制度评判，避免关系影响学术公正。

会议第二单元，由《清华法学》主编、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宏主持博士后，与会的各期刊编审与在场的师生进行了友好互动。

《环球法律评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谢增毅就“如何平衡学术兴趣和学术生涯的关系”进行了交流。他认为，学术选择既要结合个人兴趣，也要考虑学科发展的需要。

《比较法研究》主编、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院院长解志勇认为，自主知识体系的结构，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可以分为沃土知识（基础理论知识）、骨干知识（学科核心知识）、引领知识（学术新兴知识）和探索知识（关于交叉学科中的新概念与新思路的知识）等几类，期刊论文发表要注意各类论文的平衡，对于有关探索性知识的论文要保持高度关注与警惕，做到去伪存真。

《法学研究》责任编辑、编审李强就“期刊编辑与作者共同改稿的传统”这一话题表示，《法学研究》的编辑们在文字的加工上花费了很多精力，尽量让文章呈现出更多的实质内容。作者们在撰写法学论文时也应当注意表述的精炼性，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现文章的思想性与学术性。

《法律适用》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国家法官学院教授梁欣就“期刊编辑审稿时的想法”这一话题发表了意见。她指出，法学类的文章不是诗歌和书画，不完全是作者个人兴趣的选择。在法学研究领域，作者应当将个人的思考与国家、民族和人类命运紧密关联。她呼吁广大青年学者关注司法实践，关注中国的司法案例，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经贸法律评论》主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勇就办刊经验进行与谈。他指出，《经贸法律评论》作为新生学刊，要想成为法学CSSCI期刊，就需要在顾及众多考核指标的基础上坚持自身的特色，也需要更多作者的大力支持。他欢迎年轻学者们向《经贸法律评论》投稿，也希望大家关注和支持《经贸法律评论》。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主编、国家检察官学院副院长徐鹤喃就“选题的方向与大小”问题表达了看法。她鼓励青年学者更加关注学术对于实践的引领作用，希望青年学者在选题时投身实践，以和法官不一样的视角看待实践中的现象，在把握实践的基础上探讨前沿领域课题。

《中国应用法学》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陈志远就“期刊编辑对论文创新性的关注”这一问题表达了立场。他指出，只要文章有创新，就会让编辑眼前一亮。《中国应用法学》将继续刊载、收集法官们在实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向学界问计问策，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互动。

《中国法律评论》常务副主编袁方就“法学论文选题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发表了看法。她表示，在选题上，《中国法律评论》注重话题性，关注“真问题”，即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和现有的知识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创新性上，《中国法律评论》要求选题新、方法新、材料新、理论新和观点新。《中国法律评论》也欢迎从事定量实证研究、言之有物的学术论文。

《环球法律评论》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支振锋就“如何提高青年学者的发表率”表示，青年学者从事学术研究，首先要选得准真问题，建立和真实世界的连接；其次要有产品意识，打造自己论文的独特性；最后还要有理论性。他建议，青年学者与其忙着投稿，不如静心思考、细致打磨，如此才能创作出好文章。

《财经法学》副主编、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权就期刊的发展方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学术期刊应当坚持专业化的发展方向清华天普大学博士，要强调领域性和自身特色。《财经法学》历来特别重视博士生和青年学者的发展，今后也将继续致力于培养学术新人。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王博就“《中国社会科学》在法学论文选稿上的特殊之处”进行了交流。他指出，《中国社会科学》更关注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尤其重视文章的思想性，致力于刊发对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具有较大意义和价值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最后，《清华法学》主编、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宏在会议总结中表示，《清华法学》出刊100期，是一个新起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期待与各位嘉宾在《清华法学》出刊200期时再会。

至此，《清华法学》出刊第100期纪念会暨新时代法学期刊的使命与责任座谈会取得圆满成功。

图为与会嘉宾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