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家办，陆伟国: 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与北京高校的大折腾

1965年的本文作者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风霜雨雪忆年华》《革命四十年》《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涯》《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等。原题为《人民大学被撤消》，标题为编者所加。

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据此通知，人民大学由原属高教部领导划归为北京市革委会领导，由其负责学校的撤销、合并、搬迁等事宜。市革委一下子管不了那么多，就想着这些学校尽快离开北京。

于是，人民大学成立干校的事宜马上开始起步。11月15日上海mba，校革委会和整党领导小组决定在江西省余江县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崔耀先提前去江西落实具体地址，并任干校临时党委书记。四天之后，11月19日，先遣队就出发去江西了。很快，11月27日，第一批教职工528人也出发了。

在人民大学江西“五七学校”开办的三年中，先后有1583名教职工、480户家庭分8批去到那儿。

有时候，混乱到天翻地覆，都不知道东南西北的时候，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大家以为要在这江西干校干一辈子，万般无奈、心灰意冷的时候，突然，1972年5月14日，人民大学江西余江“五七学校”宣布撤销，教职工分批回北京，回去以后大部分又重新分到别的单位。

人大老师在江西干校搬运和加工石材

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当然是人民大学被撤销。虽然事发突然，但还是有个酝酿演变过程。这个过程，简单讲是这样的。最早，最主要的，那还是毛主席的话。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的那句“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这里，他已经把社会科学类的高校排除在外。几天后，毛泽东在7月28日接见“五大领袖”时，说得更明白了：“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那时，就已经想到了要解散一批高校。所以，一大批的高校被撤掉，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人民大学一家的事。

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校后，开始对此步步落实。1969年1月17日，他们就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要求撤销人民大学，并将此意见以“座谈会纪要”的名义提交给北京市革委会。他们对人民大学是没有感情的，巴不得早点散了才好呢，他们也就省事了。

1962年秋，入学当年作者在校门口的留影

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据此通知，人民大学由原属高教部领导划归为北京市革委会领导，由其负责学校的撤销、合并、搬迁等事宜。市革委立刻就开始找地方建“五七”干校，以解决人员的安排问题。于是，1969年底，人大江西“五七”干校很快就成立了。同时，也开始具体部署人民大学的分步骤停办和最后的撤销。

1970年10月，北京市革委通知人民大学停办。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高等院校的调整方案》，在决定撤销的高校名单里，中国人民大学赫然名列前茅。

1970年6月30日，北京市革委关于撤销人民大学等高校向中央的请示报告，第一页和最后一页

再下一步，在对人民大学教职工的处理安排基本结束以后，1973年10月10日博士，北京市委、市革委通知，撤销中共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小组和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委员会。军工宣队全部撤离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宣告撤销。

人民大学都没了，那人大的教职员工，尤其是远在江西干校的“五七”战士和他们的家属，又将是怎样的命运？正当人们万般紧张焦虑的时候，忽然又起死回生了。谁也没想到，人民大学没有了，人民大学的教工倒是可以回北京了。

人大教工能回北京，真的是很幸运。糊涂官办糊涂事，有时也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当初北京市委打报告给江西省委，说人民大学要撤销，在江西干校的人大教职工要交给江西省。亏得江西的程世清不肯要，说是人大的司局级职工就有300多，江西一共才13个地市，没法安排这么多干部（因为地委书记也才是司局级）。“工资那么高，负担不了”。

当时学校的临时党委书记崔耀先还到南昌，和江西省委、省政府具体商讨过人大的教职工安排落实问题，当得到江西方面不愿意接受的明确意见之后，回来乘势向北京方面汇报人大教职工迫切想回北京的强烈愿望。北京市才只好让人大的教职工回来安排，同时通知撤销人大的江西干校。

1950年人民大学刚建校时，里面还很空旷荒凉

50年代后期的校门，门垛上有了个球形的玻璃灯罩，里面的树长起来了

其实，人大的教职工哪个不想回来啊，天天都在想啊。小学生的刘红也说，她也是在天天想啊，想着哪天能跟着爸爸妈妈回北京啊。连做梦也常常梦着坐在火车上回北京，醒来却是一场梦，心里难过得直想哭。当真的坐上火车回北京时，都有点不敢相信，就怕又是一场梦。

想当初，她们离开北京来江西的时候，在列车上，乘警看着这些情绪高昂的孩子们问：“你们去哪儿呀？”孩子们答：“我们去江西！”乘警又笑着问：“你们去江西干嘛呀？”孩子们齐声答道：“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想起这些，也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而有的学校就没那么幸运了。比如中国科技大学，因为当时在安徽的李德生愿意要，他们就去了，而且再没能回来。这事情也是巧，国务院分管与科委系统联络的刘西尧在李先念那儿汇报说，科大没地方去。正好李先念的部下、正在安徽主持工作的李德生进来了。李先念就说，那就上你安徽那儿去吧。李德生也不好说别的，这事就这么定了。科大在安徽，至少在头几年，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遭了罪的。

1969年末，科大去安徽，开始是在安庆，有的去了芜湖。还是放不下，大部分师生下到了矿山、工厂。又碰上了“一打三反”，短短几个月，科大就有7名师生被逼自杀。当地专案组是个什么水平，就举一个例子。近代物理系644班的朱柏生回忆，专案组第一次找他谈话，说：念你一贯表现较好，一时误入歧途硕士，初步决定判你15年徒刑；第二次找他谈话，说：有可能只判7年；第三次找他谈话，说：不判刑了，要留校管制劳动2年。（参见朱柏生《不堪回首的安徽》）这是把人和人一生的命运，当成了什么？！这是草菅人命到了什么程度？！！

都说江西的程世清干了很多坏事，还就办了这么件好事。说起来也真可笑，某种意义上，如果说人民大学的停办和撤销还起了点好作用，那就是让江西干校的老师和家属们有了回北京的机会。不然还真没法说，他们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当时人民大学保留下来，估计相当多的教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孩子，至少要等到“文革”结束后重新招生时才能回来。有一些恐怕要长期留在那儿了。

谢天谢地，总算是江西干校撤销了，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都能回北京了。干校的房屋、财产、土地都交给了余江县，也不去计较了，管不了那么多了。能回来，就好了。

1969年9月到1973年10月，校门口挂上革命委员会的牌子

接着，1971年1月和1973年6月，先后有两批教职工从人大调出。第一批近600教职工被分配到北大、清华、北京市革委等单位。由于郭影秋等老同志的预见和坚持，他们做了不少工作，第二批从江西回来的1420名教职工是按建制成块分配到北大、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单位，为以后能够较为顺利地复校，创造了条件。另有160位教职工调回家庭所在地工作，比如我的辅导员倪加勋老师就回到了原籍浙江省嘉善县。

本书所讲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也就到此结束，比全国人民提前三年结束。

工宣队在人大期间还干了件“好事”，就是把人民大学最有商业价值的一块地，沿海淀路（现在叫中关村大街），从东校门到北校门，几乎全划了出去，另建了个“大华”衬衫厂。在旁边林园住的人大教职工，还都记得大铲车怎么把那些树，一棵棵地铲走。建起来以后，厂里为了让工人们打起精神，就在车间里使劲放音乐，边上住的林园人大教工们都吵死了。

而且，在还没有正式公布人大停办、撤销之前，1970年7月，李先念已经批示同意将拟定停办的人民大学西郊校址、房舍（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全部拨归二炮（102部队）使用。但二炮进来以后，就不仅仅是使用的问题了，又在学校西南角我们练国庆整步走的大操场上盖起了家属楼。这些，都再也无法收回了。

无独有偶，后来我在南京的那个高校，“文革”时进校的工宣队也如出一辙，从学校中间挖出一块地，盖了他们的家属楼，把学校的平面图由正方型变成了马蹄形。再联系到我中学的操场也被区教育局占去盖了家属楼，校长表示了不同意见，结果不但把校长撤了，连学校也给撤了。原来，那时候这些人就知道了房地产的重要性。

这是被划出去的学校大操场，后来被盖上了“二炮”的家属宿舍

军宣队进驻人民大学的作为，除了迫害教职工外，另外就是占房子。不但在西郊海淀校区占，而且还在市里的铁一号抢占民居。那个年代，住房高度紧张，在人们的心里，已经超过了吃饭穿衣。趁着人民大学的老师下放五七干校之机，军代表携带家属纷纷涌进来占据住房。铁一号（张自忠路三号）的教职工宿舍因为坐落在市中心，所以特别抢手。

为了这些房子，“文革”后人民大学教工与前军代表的家庭，多次闹得不可开交。到现在，铁一号里还有军代表的家属在住。这些军代表在人民大学大多没留下什么好印象。这段内容来自于顾土在共识网2016年4月8日的文章《文革，一个大错位的年代》。

在这篇文章里还讲到：“人民大学最高的那位军代表姓杨，个头不高，是个师级干部，而人民大学1966年底去世的校长是吴玉章，两个人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杨代表与吴玉章唯一相同之处就是他也坐上了吴玉章的专用吉姆车，四处开会，每次人家都以为是什么大干部亲临，专门跑下来迎接，一看是他，老大不高兴。杨代表当然不懂怎样管理大学，闹得怨声载道，还有不少笑话，有人编成了一个个段子，流传许久。人民大学各系的军代表都是团级、营级，而过去的系领导则是抗战时期加入中共的知识分子。其实，有的军代表人也挺不错，就是不知道如何管教育、管师生，自己都觉得难受，只能硬撑着，背后却叫苦不迭。”那位杨政委还在铁一号西院里盖了两个小院，一套给了郭影秋，一套留给自己。后面因为群众反响太大，只好把那套给了崔耀先。

然而，校门口的332路公交车的站牌，却还始终保留着“人民大学”的站名，似乎预示着它还会有回来的一天。那时还是叫32路。1962年我们入学时，那站名叫双榆树。1965年社教回来后，站名就叫人民大学了。

1976年11月，人民大学著名党史学家胡华乘坐32路从动物园到颐和园，在车上路过曾经的人民大学，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诗：

伤心惨且过人大，

站在校亡痛咨嗟。

军阀专政林三虎，

生灵涂炭亿万家。

男宠女宠狼当道，

是耶非耶鹿为马。

十年一觉黄粱梦，

天安门血已开花。

胡华教授

这首诗选自李大兴先生的文章《父亲与人民大学的半生缘》，李先生的父亲李新是五十年代人民大学的负责人之一。

“文革”前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家办，北京有55所高校。“文革”结束时，只剩了24所。在这里，把它们简单讲一下。

（一）当时被撤销停办的学校有14所，主要是文科类的：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商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北京铁道医学院、北京外语专科学校、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前面十所后来恢复了，后四所后来没能恢复。）

（二）迁出北京的有15所：

1、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迁往陕西甘泉，1973年4月又迁到河北涿县，改名为华北农业大学，1978年迁回北京原址，恢复原名。

2、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迁往重庆市北碚区，后又迁到河北省邢台市，1979年迁回北京，后并入中国农业大学。

3、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迁往湖北江陵，后又迁到湖北武汉。现分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武汉）两个办学实体。

4、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迁往山东省东营胜利油田，改名为华东石油学院。现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和（华东）两个办学实体。

5、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先迁至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后迁往江苏徐州，定名为中国矿业学院。现为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两个办学实体。

6、北京电力学院（今华北电力大学）迁往河北省邯郸地区，后又迁到河北保定。现为华北电力大学，分为北京校部和保定校区，实行一体化管理。

7、北京铁道学院迁往河北石家庄，1977年回京，校名定为北方交通大学。

8、北京轻工业学院迁往陕西咸阳。回京后，与它校组建北京工商大学。

9、北京林学院迁往云南丽江，后又两次搬迁，先后到下关和昆明市安宁县。1979年回京，恢复校名。

还有四所迁出后再没能回北京：

10、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往安徽合肥（一开始在安庆），目前仍在合肥。

11、北京水利水电学院迁往河北省岳城，1973年迁到河北邯郸，1990年迁至郑州，现在为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12、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西安，后与他校合并更名为西安理工大学。

13、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迁往湖南常德，后又迁到湖北武汉，现为武汉理工大学。

还有两所是河北省在北京的学校，那更得回去了。

14、河北北京师范学院迁往河北宣化，后又迁到石家庄，现为河北师范学院。

15、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迁往河北省易县，更名为河北林业专科学校。

（三）合并到其他学校的有2所：

1、北京语言学院并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北京工商管理专科学校并入北京经济学院。

（四）1970年后北京剩下24所高校，它们是：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电信工程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化纤工程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原北京第二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体育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1973年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家办，陆伟国: 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与北京高校的大折腾，多所艺术和美术学院合并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1978年恢复。）

尽管这些学校算是留在北京，但它们中的大部分，也还是在外地办了五七干校或分校。比如：北大办了陕西汉中分校，清华办了四川绵阳分校，而且他们也还在江西另外办起了鲤鱼洲干校。

什么叫折腾？这就是折腾，北京高校建国以来最大的折腾。

另一个结果是,很多高校文革期间有工农兵大学生，而人民大学就没有。

1970年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入学

大学，大学，就是大概学学

本文摘自陆伟国著《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现代文化出版社2021年出版）

游&学精选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

丁学良教授

政治社会学家

哈佛大学博士

曾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港大ICB SEA 2021年秋季开学典礼嘉宾深度观点全文实录（2021年11月27日）

我今天讲的题目分三个部分。

第一，最近一波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所造成的效果。

第二，全球化第二阶段有哪些重要国家参与，哪些国家在全球化动荡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回顾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是否具有事实根据。

第三，未来5-10年，本世纪中期跟全球化相关的重要发展、动态、趋势。

最近一波全球化，大部分人认为是从1991-1992年开始的，1991年苏联解体前，世界画不出一个地球，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柏林墙。80年代后期我做博士论文，比较中国和苏联的改革，每年都要去前苏联、中欧与东欧考察，对这一点感受很深。柏林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因为柏林墙导致地面交通、地下交通、人员往来、法定货币全都是两种，那个时候全球化是“画”不起来的。

全球化第一阶段的重要成果

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全球化进程被称为最近一波的全球化，历史上还有前几波，今天不再赘述。这次全球化十几年后，第一阶段的政策制定者大多接受了一种学术观点：贸易门槛越低，成本越低，效益越高，能够越快扩散，惠及更多人群；贸易壁垒越高，成本越高，效益越低，危害的人群越多。学术界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流派大力鼓吹这个观点，从亚当斯密开始，这种观点就成为该流派的基本信念，随着新的一波全球化兴起，该流派成为学术主流，获得了重要支持。因为那时候很多数据能够被统计与计算，例如同样一个家用电器，如果在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生产，耗费多少成本；如果在“亚洲四小龙”生产，耗费多少成本。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沿海城市加入全球化进程，如果工厂建立在中国大陆，生产成本又会进一步降低。

当时人们认为，成本持续降低带来的好处惠及很多人群，最重要的是两大群体。首先是有机会用较低价格买到家用电器的普通家庭，原本很多家庭买不起，现在成本降低，惠及大众。其次是刚刚加入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以前这些国家缺资本、缺技术、缺少经济管理和商业管理经验、缺乏成熟的全球行销网络，随着新一波全球化，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全球化使得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大部分人都经历过，表现数据在网上能够查到，包括每年进入大陆的FDI（国际直接投资），出口增长量，通过出口获得的外汇储备量，沿海地区乃至内地城市全球化产业、公司、制造厂以及上下游行业月工资、年工资增长幅度等数据。造就了当时全球的乐观主义。

新一波全球化，是冷战结束后全世界共同受益的伟大趋势。这个伟大趋势在两百年梦想后终于有机会实现了，因此每一个国家政府都想尽办法创造条件，尽早、尽快、多方面、全方位参与全球化，为国家经济体注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让国家快速摆脱贫困，提升经济。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世界银行每两三年就会发布报告，盘点哪些经济体加入全球化之后，使多少人口脱离了贫困，改变了多少穷人的命运。

2004-2005年，有一个会议对我的刺激很大。那时我刚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回到香港科技大学，我第一次到香港科技大学是1993年，离开后他们又让我回来。恰逢哈佛大学校长换届，萨默斯（ ）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政部长。他到亚洲来给我们的毕业生讲课，他说：亚洲很多经济体都是外贸导向、出口导向，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亚洲的这种冲击力。亚洲最早开始出口导向的是日本、“亚洲四小龙”、“亚洲五小虎”等国，到了2004-2005年，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以更多人口、更加有效的产业链组织方式进入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萨默斯在世界银行做过第一副行长，他指出，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虽然全球很多经济体从这一波全球化中获益，但获益最大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听课的人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一部分是1949年后幸运地去到哈佛留学的。萨默斯告诫听课学员：你们可能没有注意，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对全球化的负面反应越来越强烈。

学过经济的人都知道，美国劳工允许自由组织工会，在这样的制度下，工人每隔几年就要跟资方谈判增加工资。以前劳工一方提出的要求虽然不能完全达成，通过协商后多少还能达成一部分，比如要求涨工资8%，最后涨5%也行，总比不涨好，谈成了工厂就复工。如果资方顽固，不同意5%，认为涨1%-2%就不错了，工人就会罢工，罢工时间越长，资方损失越大，搞得两败俱伤。

过去十几年中，美国的这种对抗越来越少，工人一旦进入增加工资的讨价还价阶段，资方就会说：天下变了，不要以为现在还像几十年前一样，你们一罢工我就怕了。要是加工资加下去，企业一点竞争力都没有，现在利润率就一点点，工资上去之后没利润了还办厂干什么？你们再顽固不化，我就把厂搬到中国去，那里的生产成本只有美国的1/4、1/5，地方政府严格管理罢工，我很放心。这样一来，美国工会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谈判筹码。

这就导致过去十几年来，虽然美国一些跨国公司、投资银行从全球化中得到了巨额利润，但美国蓝领劳工阶层去掉通货膨胀因素后，实际收入要么持平，有些产业或地区甚至有所下降。现在这些工人因为亚洲出口经济尤其中国经济的冲击而看不到前途，越来越多的工厂搬离美国本土。所以萨默斯告诫我们：这个趋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迹象，要好好关注美国这种动向，其他发达经济体中也在发生，只是体量不如美国。要记住“全球化惠及全球”这个观念已经走不下去了。

萨默斯的分享让我十分震撼。那时我刚从澳大利亚回到香港，澳大利亚工人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矿产资源、食品、葡萄酒等战略性物资非常丰富，中国照单全收还要求加大生产。当时出现一个情况，很多澳大利亚年轻人不愿意上四年大学，高中毕业后马上读一个技术学校，马上就业。海洋业、食品业、畜牧业、森林业尤其是矿业等行业十分缺人，工资很高。

我在澳大利亚念了四年大学，工矿里的工人工资翻了三番，就是出于中国对物资的庞大需求量。我在澳大利亚听到的故事，和通过哈佛校长听到的美国故事截然不同，而他们都是西方的发达经济体。我后来才理解中间的关键，澳大利亚以资源出口而非制造业为主，受到中国的冲击没那么大，反而受益于为中国提供高速发展需要的原材料，美国正好相反。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2005年我辞掉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工作，被美国的卡耐基基金会聘请担任北京代表，研究全球化对中美关系的冲击。我有负责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在当时颇具前瞻性，后来得到了《南方周末》采访。题目认为，以前讲的是产品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生产技术全球化、管理技术全球化，最难全球化的是人，因为有国界线。但是有一个例外，我发现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拼命争夺高级人才。我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用了一个很震撼性题目：《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就是争夺高级人才。

当时卡耐基很高兴，认为这个题目非常有前瞻性，美国留学生中的高级人才是全球最多的，你们的经验都能说明这一点。我在卡耐基基金协会做了三年工作，回到香港时2008北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从那时开始，全球化对发达经济体的冲击越来越明显，萨默斯的告诫正在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在美国的体制之下，如果劳工们不能通过谈判的方式迫使资方增加工资、增加福利，被全球化卷到底层的工人只有一条道路，就是通过政治的方法，通过选举把代表他们声音的人引进州级议会，州级政府，再往上走到联邦一级，进入总统大选。

2004年的这个现象，就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的最根本原因。特朗普当选有多种原因，这是最关键因素。特朗普的口号是“ first”。现在美国的高新技术人才根本没有祖国概念，全世界无处不可去，到处都欢迎他们，他们赚的钱能不回美国就不回美国，这样一来美国何去何从，所以他说“ first”。首先把美国搞好，这是我们的根本，这是我们的家。他并非蓝领出身，他毕业于商学院，家里很有钱，但是他讲的这些东西深深打动了美国的全球化受害者群体，或者说得益太少的群体。

特朗普四年总统生涯做了那么多荒唐的事情与错误的决策，但是在座的一大半人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在2020年的大选中赢得的选票超过2016年赢得选票的总和。如果他听从一些顾问的建议，把疫情控制得比较好，拜登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上台。我在美国跟拜登开过好几次会，拜登的竞选能力、演讲能力、忽悠能力连特朗普的五分之一都不够，但拜登是个靠谱的厚道人，特朗普不靠谱，使得他很有煽动力。

这就是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状况。全球化对全世界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带来的好处和坏处，都大大超过了亚当斯密等一众国际贸易自由主义者的预测，把很多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变成了国家安全问题，同时很多经济问题变成了普通劳工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趋势造成了特朗普的上台，以及他的支持者在他第二次大选失利对国会的冲击，戏剧性的表现还没有结束。

全球化第二阶段的重要国家

第二阶段是全球化主要国家在特朗普冲击之下的应对、反思、愤怒、失望与惊讶。中国国内有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动辄退群、否决、不投票，言下之意是美国不讲规矩，美国已经衰落了，美国缺乏自信心，要推动逆全球化进程，扭转世界大趋势。这样过分简单化的口号式解读是非常误导人的，美国在特朗普时期的戏剧性表现，是基于一个他们认为必须纠正的根本性问题。

当年WTO刚开始时，制定了一系列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规则，成为进一步全球化最重要的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政府（）自己的框架，出现的矛盾、摩擦、贸易的纠纷可以到WTO的仲裁机构打官司。但是这些规章制度制定的时候，中国、印度、前苏联尚未加入这个体系，后来加入后发现早期建立的规章制度不适用，原来WTO定的规则是根据欧洲和美国经济体的基本制度制定的，不适合新成员，所以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加入WTO，在朱镕基总理时期完成了非常多的事情，向WTO展示诚意。我们达不到你们的标准，但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经受了无数的阵痛。在座很多人都知道，为了加入WTO，无效国营企业进行了大手术，当时的口号叫“抓大放小”，那几年里，中小国营企业下岗工人总数在4500万到6000万，构成了最新的贫困阶层低保户。这一个大手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振荡，但不做这件事就没办法进入WTO框架底下参与竞争。我跟美国人讲这些例子，美国人说中国很难吗？美国这么多人下岗游行，哪怕所有警察上街都解决不了问题。中国下岗工人上街也只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不是政治性的，要求劳保、医保，交不起水电费也不能断水、断电、断煤气等等。

全球化第二阶段出现了一个问题，发达经济体对WTO越来越不满，那些规章制度越来越不符合形势。美国许多国会议员代表选区里的全球化受害者提出质疑，要求WTO采纳美国的新建议，否则就退出WTO走人（We get out）。如果特朗普赢得了第二次大选，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因为他认为在WTO里，美国是吃亏的一方。很多违规事件一旦在美国发生，用不着中国等国家提出抗议，呼吁调查，美国自己就闹得天翻地覆，把所有的丑事都放到桌面上。而中国有了这些事情，美国却无法进入中国展开调查。

例如劳工条件，WTO有劳工最低福利、最低工资保护，有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规定。如果美国公司严重违反规定，美国国内就先闹翻了。但是到中国去查这些事情，调查员一到机场就被请到宾馆了，天天喝酒招待，让你找不到证据。找不到证据就没办法打官司。如果特朗普再干四年，美国要么迫使WTO改变规则，要么退群。在这两条路之间还有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才是我想讲的，未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式。

第三条道路，或者第三种应对战略博士后，就是比WTO的涵盖面更小的多边协议。WTO是全世界的，全球性的，多边协议比它涵盖面更小，但是标准严格很多，大多关于经济贸易、技术转让或金融等方面。例如去年东盟十国强力推动的亚太地区 （RCEP），中国想要加入这个多边协议，最后如愿以偿。东盟十国只有新加坡属于发达经济体；文莱有石油，也基本上属于高收入；其他八个成员国多为中下等收入国家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马来西亚、泰国是很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印尼、菲律宾是中下等收入国家；还有全世界最低收入的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进步最快，他在改革开放方面学习中国，但比中国力度更大，我们付出的代价硕士，他基本上就不需要再付出了。

这个情况之下，东盟十国要制定一个多边经贸协定，标准就不能太高，否则2/3的成员国达不到，例如环保标准、技术标准、劳工标准、人群标准、产权标准等都有好几个国家无法做到。这几个国家原来跟我们的体制一模一样，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出口企业都无法获得太多政府补贴，但有很多非关税门槛，外面的东西进不来。这种操作最早来自日本，日本六十年代和美国打仗，不让美国的医疗器材进入日本，美国很生气，日本的什么东西都往美国销售，为什么美国医疗器材进不了日本？日本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你们的医疗器材是根据白人的生物特征研制的，我们是黄种人。日本想尽一切办法用非关税的办法阻碍进口，想尽一切办法通过政府补贴和扶植刺激出口。东南亚各国都在学习日本的这种做法，给WTO带来了很多麻烦。

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和公司是另一种关系，政府不持有和经营企业，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制度尤其是美国制度下，如果哪一个政府推出政策，专门扶植哪些公司或产业，国内会闹翻天：我们选择了你这个政府，怎么就照顾他不照顾我们？政策无法推行下去。而且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下，总统的命令不会一路畅通到底。特朗普签发的总统令，一个最基层的法庭都能否决，特朗普既不能派警察抓他们，也不能让他们下岗，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法庭是独立的，最基层的法庭可以否定总统的行政命令，那个制度之下很难实现政策倾斜。

东盟十国中，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我们原来的体制一模一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政商关系稍微远一点的；泰国、新加坡等国的政商制度更远一点。东盟拼命推进的亚太地区RECP协定，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进入门槛很低，太高了他们自己也吃不消。这个大框架有一个好处，它在地理上最接近，区内贸易成本最低，且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有很多国内市场消费不了的产品，东盟十国六亿多人口中至少有三亿人口非常欢迎这些产品，他们买不起日本、欧洲、美国制造的产品，中国的产品虽然比不上他们，但是够用。

RECP成员国中，至少有七个国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符合中国市场需要。他们的天然气、石油、矿石、煤、木材、海产品、水果、农产品，都是中国需要的。近年来，对内由于生产成本、环保标准逐步提高，对外由于贸易战打压出口，中国的制造业纷纷搬到东南亚，而且不是一个公司搬迁，而是上下游生产链成群结队搬过去。也有一些人在东南亚生态条件很好的地区经营现代化农业，再把农产品运回国内，因为国内的人均土地有限，很多地方缺水，有些地方的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不适合制造健康卫生安全食品。东南亚是非常好的伙伴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家办，中国与欧美摩擦期间，跟东南亚的贸易量持续上升，东亚多边经济贸易大框架标准与门槛较低，中国很容易加入。

第二个重大框架，是奥巴马第二任期花费大量精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奥巴马任期结束时曾说过：亚太区域是过去三十年来，全球GDP增长推动力最大的来源，也是人口最多的区域；是对美国而言战略重要性最高的区域；同时也是全球政治风险与安全风险最高的区域——主要指朝鲜。这样一个重大区域，急需通过跨国经济技术贸易的新框架，为二十一世纪设立一个更高的竞争平台，更公平、更透明、更开放的平台。最后一句话没有点名，但讲得非常狠，奥巴马出身于法律系，讲话很有分寸，不像川普。奥巴马说：对于这个全球最重要的区域来讲，我们不能让非民主制领头制定国际贸易经济贸易规范、国际技术转让规范、国际资本流动的规范，必须让民主国家领头，才能产生动力，促进全球进步。

没想到奥巴马花那么大力气推动的TPP，特朗普上台后就退出了。特朗普说话难听，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他说美国人很天真，其他国家一许诺就相信，可是许诺的国家已经欺骗美国几十年了，再骗一次又怎样？美国的公司也好，工人也好，政客也好，一旦骗人，自己国内就开始互相揭露，媒体管不住，但其他国家的媒体不敢揭露。特朗普上台后就退出了TPP，认为TPP和WTO一样会让美国吃亏。美国退出后日本很着急，日本认为依靠本国经济体抗衡中国是很困难的，因为人口老化趋势无法扭转，日本又缺乏战略资源。日本希望搭建美国老大，日本当老二的框架，加强国际影响力。美国退出以后，日本的安倍马上胃疼，他太紧张了，人一紧张就胃疼。他后来辞职就是因为胃疼，跟这个事很有关系。

这种情况下，日本拼命坚持TPP，希望把这个框架搭建完成后，再叫美国加入进来当老大。当时他们觉得美国并不是永远不加入，把标准定得符合美国的要求，搭建好舞台，美国就可以加入。但美国退后其他国家如欧洲又提出一些新的要求，结果就改成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个框架一开始还不能到达美国的最高标准，成员国是朝着这个方向进步，希望赢得最大的经济体加入。

一个多月以前，我们的中国台湾省也要加入，中国大陆基本上同时申请加入，现在两方之间的加入都成为政治问题。加入CPTPP多边协定必须要第一次签约的17个经济体都同意，只要一个经济体否决，就加入不了，它的门槛现在还没那么高，但进去的标准在那。现在亚太地区很多经济体、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向拜登反馈，特朗普退群严重影响了全球化新框架的深度和广度，拜登应该代表美国赶快重新加入。拜登还没有表态，上个礼拜他们又在呼吁，拜登政府继续不表态。

拜登身后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助手，一个就是国务卿布林肯（ ），一个就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还有一个更加关键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这三位都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民主党政府里面干过助理国务卿，助理国务卿帮办，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副总统安全首席助理等副部级职务。美国政府太简单了，部长以上就是总统，没有中间层次。

还有三位厉害的女同志。这几年美国女同志越来越多地担任重要职务，现在负责经济的三位官员都是女性。耶伦美国财务部长珍妮特·耶伦（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Tai），也是我们校友；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这三位女同志向拜登反馈，不着急加入多边协议，等美国国会通过国内的重要政策与法案，配置齐全，再以更完善的准备工作和强大态势加入协定，一进去就强势领导。

全球化第三阶段的重要发展、动态、趋势

拜登上台前，助手们就制定好了政策法案，但国会有反对声音，认为某些法案的名字太刺人，把全世界都不当回事，什么都是美国第一。后来又改名字，把最大的方案拆成几个方案，一个一个通过，因为两党政治的缘故，国会里面很难顺利通过。拜登的四年任期还剩三年，他已经八十岁了，如果身体健康，顺利推进几项法案通过，定海神针基本就抓下去了。

第一个法案关系到美国基础设施更新，全方位跟进基础设施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两个礼拜前，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很多是二战产物，至今已经超过50年，桥锈了，有些地方铁路也没人用了，美国人最讨厌铁路，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认为铁路缺乏个人主义。

第二个法案是对美国的竞争人力资本进行全面提升，包括教育、科研、公共医疗、贫困家庭孩子的福利等，这个吵得比较厉害，现实就是哪些人得到多少好处。

第三个法案关系到最重要的产业和行业领域，估计明年3月份能通过。这个法案跟我们关系最大，至少80%是针对中国制定的。美国的制度之下，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是最容易的博士，每天都会下一个，但基本会被法庭否决。但是通过法案就不一样了，虽然过程漫长，反复争吵与修改，但一旦通过后就会长期稳定地指导全美行动。这个方案首先要在最重要的四大产业：半导体、电磁、药品、通讯领域里，扭转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只看经济成本，不看安全，不重视可靠度的这些做法。半导体芯片与IT有关；新型电磁跟国防有关。药品与疫情流行病传染病有关，本来他们不着急的，这次疫情给他们震撼太大了；通讯与美国最重视的基础设施和软件有关。他们要在这四大领域里重新建立美国的领先位置，只要通过了这个法案，下面的事情做起来力度就大了。这个法案的目标80%以上针对中国，国会两党的议员领袖很谦虚地说：我们的法案达不到中国的力度，但方向明确了。意思是中国就用这个办法来对付我们，现在我们也这样对付你，他们把话讲得很明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正在讨论之中，跟我们这种做研究的大学教师之间关系最大，即在人才和高等教育领域里，怎么样既使美国的高校继续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同时又不让外国利用美国开放的教育和研究体系，来拿走他们领先的知识产权成果，这是着眼于未来50-70年的大框架。

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新在什么地方？几个方案已经标记出来了。

美国一旦出现这些法案，就会对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协议产生重大影响。美国不会容忍欧盟跟中国签定的协议里留下太多漏洞，把负担丢给美国。举个例子，疫情期间芯片生产严重短缺，生产高端芯片的台积电是台湾最重要的企业，美国告诫台积电：你要钱有钱，要地方有地方，如果在台湾扩大生产是可以的，不可以选择到中国大陆扩大生产，只能选择到北美或欧洲。因为它的很多知识产权属于美国，台积电只不过进行高精加工，所以现在台积电正在前往北美和欧洲。

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资本、技术、管理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化生产链、供应链，何去何从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是成本，而成本最容易计算的。哪里提供了更低的成本条件，全球化就涌向何方。

全球化的第二阶段，由于疫情影响，很多政府发现成本算法的弊端，不管跨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有所属的国家，至少也有对应的制度保障。在国外市场生活还可以持有本国的护照，享受本国法律保护吗？特朗普任期四年加上之前一年，就是第二阶段的振荡、冲击、反思、检讨，互相指责，互相责骂、退场退群时期，大部分事情我们都还记得。

现在已经进入全球化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就是全球化最关键的产业与行业。产业主要跟经济有关，行业包括法律、金融、教育。在全球化最重要的供应链、生产链环节上，必须考虑国家安全因素，如果国家安全和成本计算之间发生矛盾，将通过法律的办法让成本计算服从国家安全。

当然，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体制之下，不可能把一切产业和行业都划入国家安全范畴。他们已经在排序，哪些无所谓的环节、产品、原料、供应链可以放手送往国外，例如内衣、鞋子、帽子就是无所谓的产业，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我讲的几大产业，必须把国家安全作为首要条件。这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例如粮食、普通芯片、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机器，技术含量不高的能源产品等，根据形势的需要，可以宽松一点，例如粮食不到极端情况不会划入国家安全范畴。

全球化的第三阶段，至少将持续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是中国大陆所有公司，所有跟高新技术的研究推广应用有关系的研究型高校、投资银行、投资行业绝对不可忘记的一个大趋势，这个趋势靠一两个发展中国家挡不住，只能延缓，不能逆行。

谢谢。

（本文整理自丁教授演讲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