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博士还是博士后，复旦大学数院海归博士残忍杀害领导兼同事！是什么让高材生变成杀人犯？

昨日，上海复旦大学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命案，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在光华楼东主楼惨遭割喉，而嫌疑人竟然是同系的海归博士姜文华。

网上声音嘈杂，很多人把姜某塑造成了一个被制度压迫的“老实人”。

但海归博士姜某真的是激情杀人吗？

是“非升即走”的高校晋升制度害了他吗？

当天光华楼东主楼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原事件真相，我们需要听到更多人的声音。

从网上爆料的嫌疑人姜某履历可以看出，他曾经也是成绩优异的佼佼者——

2004年复旦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学士；

2009年美国 统计学博士；

2009至2011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Johns 从事博士后研究。

姜某年轻时也应该是一个意气风发，学习成绩独占鳌头的优等生，前途本应光明远大。

是被逼到绝路的激情杀人，还是有预谋的行凶？

难以想象，他和数学学院党委书记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这其中的原因，更是让很多海内外的科研工作者唏嘘不已。

网上说法繁多，为避免偏颇，本文综合了复旦大学师生和业内人士的说法，试图还原完整的事件始末——

据知情人士透露，姜某是海外人才引进计划进了复旦大学，本科也是在复旦大学就读。

他到复旦聘期是六年，不达标就解聘。

眼看六年期限快到，姜某并没有完成和复旦大学的约定，院系经过再三衡量决定解聘。

当天派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前去宣布解聘通知，没想到遭了毒手。

姜某在美期间的经历来看，科研成果和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

2009年，他在罗格斯大学统计学博士毕业后，接到了耶鲁的offer，但是美国导师坚决不让他去耶鲁。

反倒是去了一个美国的统计机构工作。

他的心态或许从那时候发生的变化，他在美国期间有一个女友，女友陪读，是复旦数学系一名老师的女儿，两人并未结婚。

陪读的女友和他父亲原本以为姜某会在美国发展，没想到他选择回国，于是提出分手。

姜某回国先是去了苏州大学。

在苏州大学待了几年，后来到复旦大学任教。

姜某和复旦大学签署的是六年合同，可是在上课期间态度不好，甚至出现了课堂上威胁学生的教学事故。

最终，被迫停课。

网上有学生爆料了姜某课堂上和办公室中的“荒唐举动”，爆料学生称关于客观事实部分已经在上海市公安局做了笔录。

在上课的时候，姜某的语气一直是比较冷的，学生一直都是小心翼翼。

当学生回答完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之后，姜某说回答正确，但并不想理他。

下课后该学生想要直接和姜老师沟通，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这句话激怒了姜某，直接恶狠狠地说：

“你不知道哪里错了，还来问我？”

下节课铃响后，姜某干脆连课都不去上了，一直在和学生扯皮，然后最后威胁学生，如果不退课，会给他非常差的成绩。

甚至在学生走出教室后，还朝他扔粉笔头。

姜某的心态在那个时候非常不平稳，据说当时还有学生去他办公室请教问题，但被他骂了出来，还说绝对不会写推荐信。

但是，当时学生并没有要求姜老师写推荐信。

一个学生因为仰慕老师的才学和研究能力追随他的脚步，却得到老师如此对待，可以说姜老师复旦的课堂上直接剥夺了一个学生学习的权利。

在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学生口中，姜老师“脾气差”是出了名的。

事后，该学生本想息事宁人，但学院出面主持了正义，即使更换了任课教师。

这几年，姜某和院系的关系越来越恶化，院里综合考虑不再续聘，姜某心里也能感觉到。

再来说说姜某和被害人数学科学学院党委王书记之间的关系。

据学校老师称，学院党委王书记为人非常好，平时对待师生也很热心，和姜某也并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

甚至，王书记在被杀前还在各方游说，看看能否为姜某提供一个“行政岗位”，让其免于在中年这个阶段还要承受找工作的压力，避免生活难以为继。

王书记被害当天，是代表数学科学学院传达通知，并没有决策权。

显然，当天发生的事情和王书记本人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海归博士姜某杀人，一时间舆论的中心全都在国内“非升即走”的高校制度上。

甚至认为姜某是一个“老实人”，被大学逼得走投无路没有办法才选择杀人。

这种为犯罪者辩护的立场还有很多，但被割喉的王书记就有罪了？

酿成悲剧的究竟是教师的心理问题，还是高校“非升即走”制度？

首先，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非升即走”？

“非升即走”制度，这一制度其实是来源于北美的-track制度，即对助理教授进行为期六年的科研考核，时间结束不达到目标就立即解雇，成功了就能晋升副教授，拿到终身教职，不会轻易被解雇。

就拿姜某的母校罗格斯大学为例，-track的通过率超过90%以上。

但在中国的某些高校，-track的通过率非常低，甚至是个位数，138个人进去，只有5个人可以留下。

非升即走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确定的标准。

不论是三篇SCI，还是三篇CNS，只要在签合同的时候说清楚，什么样能升，怎么样得走，大家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有多大能力申什么岗位，愿赌服输，都不是问题。

就怕你合同上一句非升即走。

这是“非升即走”制度在中国遭人诟病的原因，复旦大学事件不是第一次引发学术圈对此制度的不满。

但现在很多高校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先是博士还是博士后，想要突破解决体制上的僵化。

复旦大学姜某杀人案到底和“非升即走”有没有关系，又有多大关系？

统计学领域有四大天王期刊，四大小天王期刊，一般评选教授和副教授都是按照论文发表来看。

姜某的履历很好，手握一篇四大，数篇四小，按理说评个副教授没有问题。

但大家忽略了这些论文发表的时间。

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姜某在读博士和博士后期间在美国发表的期刊，在复旦大学任教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科研贡献。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说他是学术成果丰厚？

过去的成绩决定你能够来到一个好的科研平台，现在的成绩又决定你的职称。

（知乎上的一些讨论）

固然，“非升即走”的制度有非常大的问题，很多学科的发展不能只看眼前的几篇论文，更多的是要保持长线的创新。

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等多家企业毫不吝啬在海内外高校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先是博士还是博士后，短期来看，一定是赔钱的，但是长期的价值不可估量。

再来看美国大学的”-Track”

把美国的“-Track”理解成“非升即走”是个严重的错误！其实，菲尔兹奖（数学诺贝尔奖）得主也曾挣扎。

“终身职位”（）是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常见的一种聘任方式。其基本含义是，对于一定级别的学术研究人员，他/她在正常退休前都能有稳定的职位。除了个别极端情况外，研究人员都不会被所在单位解聘。这一制度保障了研究人员能够心无旁骛地从事学术研究，堪称学术自由的“压舱石”。正是有了的保障，普林斯顿大学的怀尔斯（ Wiles）才得以花费七年时间攻克费马大定理，而不必担心在此期间没有科研产出而被学校解雇。

怀尔斯堪称制度的成功范例（图源：）

复旦年轻教师持刀残忍杀害复旦数学学院党委书记的消息传出后，震惊海内外。

很多人将这起恶性惨案的原因归于中国采用了美国的“非升即走”的大学教授晋升制度，这是对美国优良的人才激励制度的严重误解，美国其实没有在中国尝试实施的或者语义上的“非升即走”的教授晋升制度。

将美国教授体制里的“-Track”理解成“非升即走”是个严重的错误。我可以把美国-Track和 的教授体制分别翻译成“终身教授轨道制”和“终身教授”，为美国首创的被证明最富有成效的学术制度。

这个制度的功效是能够使年轻人做出自己学术生涯的里程碑的工作，所以现在美国这个制度也逐渐被高傲的欧洲人所仿效，虽然他们仍然没有钱财全面实施，我在文后会触及。

为什么美国终身教授轨道制会有如此的效力呢？因为他们在设计时意在鼓励年轻人在黄金时期顶天立地，独立工作。以生命科学领域的情况考虑，人生的黄金创造期是在35-50岁之间，数学或理论物理要早很多。

美国终身教授轨道制是需要强大的财力做保证的，所有招到的人被直接纳入教授编制，教授编制是通过大学董事会严格控制的。华大研究系列教授制度改革后也占整个教授的名额编制，去掉研究那词是为了让教授之间存在尽可能少的歧视。

美国为了避免内部竞争，招助理教授时还要考虑与现有教授领域的互补。耶鲁以前将终身教授评议变成公开竞争的做法，据说现在有所改进，不会将那个终身教职在你被评议时拿出来让全球的人士来竞聘。

美国高校招你进来做助理教授的目的就是希望你能成功，不是为了将来淘汰你。系里会创造一切条件，让你在很年轻的时候，比方说30-35岁，就在决定研究方向、雇人或辞退人等方面拥有与资深正教授同等的权力。

现在美国相当的生物医学领域的标准是：刚做完博士后有幸进入终身教授轨道的助理教授的年薪为12万美元左右，同时匹配给你15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建实验室。这样保证你的团队至少三年的经费，然后你自己申请经费去运转自己的实验室。美国在国家层面也给予配合，因为助理教授在申请NIH第一个R01时也有优待。

当然这样的位置都竞争十分激烈，华大医学院通常是一个助理教授的位置会有100-200位全球范围的优秀人才竞争。

如果在这样的资助下，你还不能成功或者独立于天下，没有申请到足够的资助去维持实验室的运转，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在自己领域拥有声誉，那么你需要找下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助理教授也心服口服，不会激怒到冲突的地步。大家都是心平气和地离开的，我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还出席过为我们的合作者开的告别欢送会。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做满七年助理教授后，仍然不能获得终身教授的续聘，会再给你二年去找工作，共有九年的时间。很多人看见尽头自己就提前想办法了，在华大这级别的大学做过助理教授的人才都会有不错的出路，会到州立大学继续做高一级的终身教授或者成为公司的主管。

授予终身教授的标准各学校不同，哈佛或耶鲁以前是在正教授这级别才给终身教授，华大是副教授这级，近期耶鲁也有改革。

我的华大教授朋友甚至这样告诉我：“哈佛很少给你终身教授，他们指望你在哈佛担任过助理教授后，去别的学校成功！”他在哈佛拿的分子生物学博士，据传诺贝尔奖得主Mario 就是在哈佛没有拿到终身教授而去了犹他大学。

至于进入终身教授评议后多少人拿到了，则要看大学的精英程度。我估计在美国排名20名左右的医学院，大约50-70%的助理教授可以拿到终身教授。即使同一所大学的不同系都不同，可以看我附录的博文。

现在美国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残酷竞争，比方说允许女性助理教授停终身教授评议的时钟，让她们在家里带孩子。当然从副教授到正教授又是一道门坎，在华大这种学校真正做到正教授的很多人就是自己各自领域的世界领袖，而他们最辉煌的成就很多是在助理教授期间取得的。

这只是我的粗略估计，从美国一流医学院能够从助理教授爬到正教授的，恐怕只有30%左右。很多人在不同的阶段改变了方向，也有灿烂的人生。

如果拿到终身教授，你就进入到另一个层次，那就是如果不发生你所在的系被撤销或你犯有作风或违法的行为，学校不能辞退你。美国设立终身教授制度的最原始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教授的言论自由，以前斯坦福教授因为与斯坦福校方的观点不同，大学可以不给任何原因就辞掉教授。有了终身教授保护后，耶鲁法学院再讨厌虎妈也只能处罚她不能给学生上小组的课，对她丈夫的处理则是停止两年教学后重返耶鲁教授岗位。

但是在美国生物医学领域，所谓终身教授也只是一种荣誉而己，因为大家都是靠自己的才华争取到的研究经费养活的，没有了研究经费照样会采取各种措施逼你走人。所以终身教授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教授非常重要，因为不仅可以保证他们的言论自由还能拥有仅靠教书为生的饭碗。对于从事实验科学的教授，基本上没有终身教授的说法，你必须永远努力。

因为终身教授的种种弊端，特别是评上后吃老本不出活，美国也有像福山这样的著名人物，建议完全取消这一制度。

无论是美国的院士制度还是终身教授轨道制度，一旦移植，常会完全变样。有大学居然可以在近些年招聘8000位青年才俊，让他们在内部残酷竞争十分有限的固定教授岗位，大面积的淘汰，不出人命案才怪呢，这种制度也变相地造成了大量假论文的产生。

终身教授轨道制度与美国的国体、美国人的性格或美国的文化都相关，说起来很复杂或难以展开，总之美国人是永远向前的，在很多“ （无尽的前沿）”都有美国人的身影。

与美国顶尖大学本科的泛泛而学的 arts教育系统相似，美国这个终身教授轨道制度是很难在全球推广的，原因之一是很多国家没有美国这样的资源，美国是太富有了。因为开和关实验室都是十分昂贵的事，系主任如果看人走眼，大学也会损伤惨重。

至于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终身职位，世界各地的做法差异很大。美国大学中广泛使用的是“终身制轨道”（ track）。在这一制度下，大学会把有潜力的初级学者聘为“助理教授”（ ），在六年后进行考核。通常采取的评审方式是同行评议（peer ），即邀请若干名跟此人在相同或相近领域的专家对其研究工作加以评判，是否已经达到大学的标准。根据同行专家的反馈结果，大学内部会有一个委员会讨论表决，是否将此人提升为有终身职位的副教授或者正教授。如果获得晋升，当然是好事。如果没能晋升，大学会给此人一年的时间找下一份工作。这就是所谓的“非升即走”。

在 track制度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track。也就是说，终身职位的名额已经预留给了这位助理教授。正常情况下，只要达到标准，助理教授就能够获得终身职位，不会发生两三个人竞争一个名额的现象。在美国绝大多数大学里，终身职位评审的通过率都非常高，真正严苛的筛选过程往往发生在竞争助理教授这一环节。大学聘任的是认定有潜力在六年后获得的学者，这些人大部分最终能达到标准才是正常的。

如果一位助理教授没能通过考核，对于学校和学者个人的声誉都会有所损害。大学通常会在第三年对助理教授进行中期考核。特别优秀的学者会在中期考核后提前获得，未能提前的人则会被指出其优劣之处。如果前三年表现过差，希望渺茫，学校可能会建议此人主动寻找下家，以免最终失败。

当然，万事都有例外。有极少数大学的标准非常高，通过率很低。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都没有助理教授能够晋升。近年来普林斯顿数学系的率提高了，也只有10%左右。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称，1954年菲尔兹奖得主、日本数学家小平邦彦都未能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获得。然而据查证，小平邦彦在普林斯顿大学未曾获得过 track职位。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里有终身职位，但头衔并不是教授。

小平邦彦（图源： of ）

还有极个别大学，虽然有助理教授这一职位，但并非 track。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哈佛大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和终身教授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助理教授做满六年后并不会自然地被考虑晋升。如果哈佛大学有一个终身教授职位空缺，他们会面向全世界招聘。本校的助理教授也可以申请，但他们将与整个领域的同行竞争。在这种制度下，助理教授最终能获得的情况当然是凤毛麟角。这一政策保证了哈佛大学教授的高质量，但也损害了哈佛大学对年轻学者的吸引力。近年来，哈佛大学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

像普林斯顿或者哈佛这样的学校，他们的终身教授更多的是在别处已经功成名就，被挖过来直接授予终身职位。助理教授即便学术水平很高，获得的可能性也不大。但这些学校的助理教授在获聘时已经被告知这一事实，对于未能获得是有心理预期的。学术界对这几所学校的情况也十分清楚，不会因为某人没有在这些学校拿到而产生什么负面的看法。所以普林斯顿或者哈佛的助理教授即便走人了，大多也能在高水平大学里找到下一份工作，日后再回来担任正教授的也不少见。

track制度意味着，学者在职业生涯早期就需要做出重大成果。这会导致青年人倾向于进入更加“流行”的研究领域，选择更加“安全”的问题，不这样做就容易被学术界淘汰。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 ）九十年代前期曾在美国从事博士后工作。在他证明“灵魂猜想”后，一些美国顶级大学给了他 track的职位。但佩雷尔曼拒绝接受任何没有直接的职位，于是他回到俄国，潜心研究庞加莱猜想。[1]他最终因为证明庞加莱猜想和几何化猜想而获得2006年菲尔兹奖，但他拒绝接受这一荣誉，并退出了数学界。

大隐于市的佩雷尔曼（图源： ）

另外一个不适应 track制度的例子就是张益唐，他从博士期间就只关注大问题。导师莫宗坚评论说张益唐不能在” track”、””和””（晋升）的生活里生存下来。[2]

张益唐在孪生素数猜想上作出了重大突破（图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要保证 track制度的成功实施，公正的评审是必要的。为了避免人际关系对评审带来的干扰，被评审的助理教授可以要求回避某些专家，同时评审专家的信息对于被评审的人是保密的。即便如此，因为科研成果很难作定量比较，而且许多成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清其价值，所以还是难免产生争议。

一个例子是新西兰数学家琼斯（ Jones），他曾在八十年代前期在常春藤联盟里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但未能获得终身职位。[3]据称宾大认为琼斯的科研不够好，尽管当时他已经在算子代数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工作。在宾大的最后一年里，琼斯发现了琼斯多项式这一全新的纽结不变量，并由此获得1990年的菲尔兹奖。琼斯日后的成就而言，宾大的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但是，琼斯本人对此似乎怨念颇深。2020年，在美国数学会发布的对琼斯逝世的报道中，连他仅工作过一年的UCLA都提到了，却没有提到他工作四年的宾大。

美国数学会发布的对琼斯逝世的报道

在大多数一流大学里，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是科研。然而，也有部分一流大学非常强调教学。有一位著名数学家跟琼斯同时在宾大做助理教授，他的科研通过了评审，教学却没有，于是没能拿到。这位数学家随后在西海岸一所名校获得，许多年后又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教授，并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毫无疑问，被拒是个人学术道路上的重大挫折，大多数人很难像琼斯一样再创辉煌。许多人选择走上法庭起诉大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发生进一步的悲剧。2010年，44岁的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校生物学助理教授Amy 在被拒绝后，开枪打死了包括系主任在内的三名教授，并打伤了另外三名同事。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同事们对她的压迫，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更可能是因为本人科研水平确实不高。事后人们调查发现，Amy 在21岁时曾经开枪打死自己18岁的亲弟弟Seth，但Amy和她的母亲说这是一起事故，让Amy逃脱了法律制裁，甚至还能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4]到了阿拉巴马大学后，Amy有过许多令人不安的行为，还暴力攻击过别人。可惜这些都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年轻时的Amy （图源：New 杂志）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 track制度帮助造就了美国科学的辉煌，但也饱受争议。前苏联和英法德日等国家没有采用 track制度，同样取得了卓越的科学成就。如何完善制度，发扬优势，避免缺陷，才是值得关注的。

复旦大学割喉事件，足以给所有人敲响警钟。

这是一个个人与时代的双重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