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诗，高产“诗人”洪秀全

洪秀全在做异梦之前，曾经是私塾教师，受过传统教育，曾三次科举落第，他会作古近体诗，能熟练运用律诗与绝句的形式。

他早期的作品有不少都能体现其反清理念及个人志趣的诗作，大概是不能中举的失落所产生的怨恨，为了排解这种心中的烦闷，便诉诸于诗词。

比如以下下面这首：

《斩邪留正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过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干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这首诗属于近体诗中的七言律诗，读起来还是蛮豪放的。诗以言志，可见私塾老师洪秀全平日里也YY能过上“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的生活。

几年之后，洪秀全又作《龙潜诗》一首：

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

这首诗与《斩邪留正诗》所表达的情绪大致相同，诗作于1843年，当时洪秀全从广州考完试回家，坐船回花县。这也是一首七言绝句，全篇以“龙”为中心，自比“潜龙”游学诗，高产“诗人”洪秀全，一副伺机而动，要做一番惊天动地大事业的模样。

这种感觉，就好像“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一般。虽然有想要成为“真龙”的梦想，但青年洪秀全依然脚踏实地，孜孜以求地考科举。

虽然诗句写得雄心壮志，豪情万丈，但现实是25岁的洪秀全回到家没多久就因再次落第饱受打击，重病一场，病得迷迷糊糊，出现了幻觉，梦到了一个老爷爷对他说，奉上天的旨意，命汝到人间斩妖除魔。

发梦之后，平日里充满朝气的洪秀全变得沉默寡言，举止怪异起来。

大概他也开始认识到整天写些不切实际，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歪诗”太不成熟了，是时候展现一波真正的操作了。

他把这个梦中的老爷爷跟耶稣基督老爷爷对上了号，接着当初看过的《劝世良言》，于是想着成为一个“教主”。

但遗憾的是，有那么点歪才的洪信善，虽然搞上帝教的教义，但去做实际的事情却是不行，在广州附近怎么宣传，都没什么人信。幸运的是，他说动了好朋友冯云山，便把传教这个重任交给了好朋友，自己继续研究教义去了。

有了新人生奋斗目标的洪秀全灵感爆发，写了一系列宗教体诗作。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太平天日》《遵上帝诗》《真心诗》等。

《遵上帝诗》非听谗言违叔命，只遵上帝戒条行。天堂地狱严分路，何敢糊涂过此生。

《真心诗》

尔心切莫慌，上帝有主张。

真心多凭据，方可上天堂。

这两首诗的特点就是以口语、方言入诗，语言通俗易懂，毕竟是传教诗，朗朗上口才能让人记得住。从传教的角度来看，洪秀全还是有点才能的，起码为拜上帝教撰写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宣传作品。

在经历了创业艰苦之后，洪秀全终于得偿所愿，成为了真龙，坐上了太平天国“天王”的宝座。作为一个文化人，诗人，洪秀全笔耕不辍，在享受梦寐以求的帝王生活中，依然坚持创作。

在这段时间里，洪秀全所写得诗都集合到了《天父诗》和《幼学诗》中，据统计，《天父诗》中收录了500首诗，除了少量天父、天兄诗体圣旨外，（用诗来颁发圣旨也只有洪秀全这么有才了吧。）其余400多首均为他整肃后宫（可见洪天王的后宫生活是多么的繁忙！）所做的宗教伦理诗。

《幼学诗》一共收录了34首五言诗，主题大致为敬上帝、敬朝廷以及宣扬纲常伦理。当初那个写下斩邪留正诗，想“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洪青年，一朝成为“真龙”后，也把他曾经痛恨的儒家理学作为了教育天国民众的主要内容，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呀！

不过游学诗，洪教主的创作欲望真的很旺盛啊，高产似那啥。

这一时期洪秀全的创作理念有两类：强调皇权和约束女性。

其中《天父诗》第十七首借天父的嘴定下后宫戒律，限制一言一行；第三十七首语言通俗，把自己比喻成“太阳”，表明“娘娘们”不能有其他的想法，是典型地强调夫为妻纲的诗。

不知道老洪在翻阅他年轻时候愤世嫉俗写下的那些批判封建等级的诗作时，会不会脸红？

诗以言志，歌以咏怀。洪秀全的诗，大抵也做到了这一点，只不过他的志向，只是过上奢华淫靡的生活；他的胸怀，也不过是他一人至上，千万人匍匐的世界而已。

《史记》的传播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简称《太史公》。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司马迁游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故事，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司马迁游学，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