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博士后待遇，“走，回中国！”

夫妻双双把家还——

从加拿大归来的一对夫妻何理、卢宏玮，丈夫入选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妻子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回到祖国我们现在已经参与到国家级重大工程建设中，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这在国外是很难想象到的。”卢宏玮说。

同门团队把业创——

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率高徒陈宇翱、陆朝阳先后回国，三人三夺世界量子电子学和量子光学领域最高荣誉——菲涅尔奖。他们在回国后组建了一支中国物理界的“梦之队”。

潘建伟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圆满完成了包括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在内的三大既定科学目标……英国《自然》杂志评价：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用不到十年时间，由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劲旅。

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实验室内了解科研情况（2016年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80、90后”登场了——

《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杂志评选的2015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创新人物（TR35）斯坦福大学博士后待遇，“走，回中国！”，中国“80后”青年科学家戈钧跻身其中。

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后一毕业，戈钧即选择回到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回来时，带着怀孕的妻子。“中美之间的科研条件在迅速缩小差距。”戈钧说。

从第十二批“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开始，而1980至1984年龄段成为绝对主力，“90后”首次闯入“青千”榜单。

潮涌东方国际硕博连读，势不可挡。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迎来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留学潮和归国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长陈竺说。

中国留学人才的加速回流形成态势成为“现象级”：1978年，归国人员仅以数百人计；2009年回国人员数量首次突破10万人，2012年27万人，2016年突破40万人……

人员结构从“高精尖”向多层次扩展。从业领域从科研向创业、公共服务等多元化扩展，堪称全方位“登陆”。“尤其是最近5年呈现规模化、常态化，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形成‘不落潮’。”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局长孙学玉说。“大磁场”的魔力

归国人才找到了创新创业的大舞台，“迎来了黄金时间”

2009年，不平常的一年。

那时，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的燕绍九博士正在美国怀俄明大学做访问学者。“只有身临其境才真切体会到，对美国而言，肇始于华尔街的那场金融危机比当年的14级飓风‘比尔’更恐怖。”

危机的寒风迅速吹到科研领域，经费投入青黄不接。“很多研究中断了。项目批不下来，研究生缩招。”燕绍九回忆说。

此时的中国，一个倾全国之力的引才聚才计划正在酝酿。 2008年的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孙学玉表示，海归主要是被“吸”回来的。

这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大磁场”。

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指导下，中央组织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组成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各地各部门建立引才工作小组或办事机构。

人才项目推动引才聚才。继中央启动国家“千人计划”后，各省区市、高校、大型企业及社会组织的“海外引才计划”全速推进。北京的“海聚工程”、江苏的“双创计划”、陕西的“百人计划”、广东的“珠江人才计划”、深圳的“孔雀计划”……多地把引才办事处设在了国外，有的甚至把引才联络办公室开设到了美国知识密集度最高的硅谷。

10天，辗转3国5个城市、参加24场公务活动和人才座谈会；拜访3名诺奖级、院士级战略科学家以及10余个海外产业领军人才团队……这是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武汉市委组织部长杨汉军生前的“招才”时间表。“引进一名高端人才，就能集聚一个创新团队，甚至带动一个创新产业。”这是杨汉军生前心中的急迫……

现年60岁的崔平曾是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的所长，但是在同事们眼中，她更像是一名“知心大姐和大管家”。

2013年12月11日斯坦福大学博士后待遇，美国硅谷。宁波材料所的两场招聘会分外热闹，每场近百名海外高层次人才慕名而来。

与7年前相比，崔平的感受是“冰火两重天”。第一次赴美国招才，她拉着几十公斤重的宣传册，穿梭在不同的会场，问津者寥寥。

崔平率领招聘团队四面出击，开展全球“相马”大行动。连美国硅谷都设立了人才联络处。如今，宁波材料所云集了800余名科研人员，其中院士1位，海外高层次人才200余位。宁波材料所平地起高楼，站在了科研的领先位置。

为促进归国科学家安心工作，中央和地方不断完善政策。为海外高层次人才落户、入出境、税收、医疗待遇、社会保险、子女入学、配偶就业、项目申请、经费补助等提供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