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斯国际大学一年硕士国家承认吗，【女性主义】朱陆民 陶丽娇：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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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简介

作者系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美国问题研究中心湘潭大学基地主任；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及东南亚地区研究。

关键词：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男性主义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研究”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美国的印太联盟战略研究” ()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容摘要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批判理论之一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 但始终未能得到过多回应, 究其原因,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其自身的发展缺陷, 且尚未形成系统的框架。因此, 未来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一是要克服自身的思维局限, 二是要进行合理定位, 形成自身的理论特征, 三是要积极扩宽理论视野, 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现实的结合。

女性主义自提出至今经历了三次发展浪潮，女性主义理论也由此得到不断发展并渐趋理性。1848年7月在美国召开第一届女性权利大会，会议通过《权利与意见宣言》并表达了女性主义者对于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政治权利的要求，女性主义开始萌芽。二战之后，男性的回归要求女性重返家庭，引起大批女性的极度不满，女性主义浪潮再次爆发。女性主义者要求将女性提到与男性同等的地位，获得实质上的平等权利在职研究生，甚至一度走向男性化的极端。20世纪80年代在种族、阶级基础上爆发了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超越了传统的女性主义而要求承认男女的性别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分工，强调构建平等的性别框架，女性主义渐趋理性。女性主义在三次浪潮的推动下不断向外延伸，其关注点逐渐由国内社会转向国际关系领域。1988年伦敦经济学院举行《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研讨会，会议收录了一系列关于女性主义的论文作品，标志着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诞生。随后在美国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韦尔斯利大学又分别举行了两次研讨会，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进行了全面讨论，会议再次将女性主义相关作品收集成册，由此以性别为视角的国际关系理论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并开始蓬勃发展。

对于女性主义的研究，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不同理论流派，其中较为常见的分类主要有两种:一种根据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将女性主义分为立场论、经验论和后现代主义;一种按照政治取向不同，将女性主义分为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从根本上承认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以此为出发点，表明女性应该拥有与男性相同的“人权”，享有平等的教育资源，在此基础上平等地参与经济活动。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将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归结于性别制度——父权制，要求从根本上推翻现有社会性别制度，消灭性别差异。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性别不平等源于经济不平等，提出实现男女平等的先决条件是实现经济地位上的男女平等。女性主义经验论则认为国际社会由于存在对女性的偏见而将其长期“隐身”于政治经济活动之中，因此要求国际社会尊重男女之间的差异与不一致。女性主义立场论质疑男性在认识上的特权地位，主张彻底推翻以男性为主导的传统科学研究框架，而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建立女性主义的知识理论结构。后现代女性主义强调要消除性别的二元论模式，建立一个多元的、兼容两性的国际关系理论。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性别观点纳入国际关系领域，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在不断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以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为标杆并发起攻击，认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权力、安全、战争与和平等核心观念的阐述均是从男性角度出发而忽视了女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进而批判国际社会是男权社会，要求实现男女在国际政治中的平等地位。然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攻击并未得到过多回应，其始终徘徊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边缘地带。针对这一现象以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笔者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批判与反思，在承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带来的积极意义基础上提出一点建议。

1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

女性主义的三次浪潮以及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观点对提升妇女地位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身也存在不足之处。其一，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过程中过分注重批判而缺乏理论系统性;其二，女性主义对男性中心主义发起强烈进攻的同时也存在自身定位不清，其过分强调男性标准在本质上是对男性主义标准的一种认同;其三，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性别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权力与安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很难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造成实质影响。

(一)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过于注重批判

纵观女性主义的著作可以发现，其大多建立在对男性社会的批判上，而这种批判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对国际关系男权为中心的理论的批判，一种是对现存国际关系中性别不平等现象的批判。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国际关系中的三种主流理论都具有男性中心主义的特征，尤其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的权力与安全概念更是与男性力量相对应而与女性主义倡导的和平、合作相悖。安·蒂克纳批判现实主义理论构建的国际社会带有男性特征而更具冲突性，指出“国际关系中也有合作的成分”，因而现实主义所定义的安全、权力观念都是片面的。[1]克瑞斯汀·丝维斯特 ( ) 对自由主义展开全面分析，认为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忽视了对女性的尊重与公正而同样是以男性为中心的。[2]构建主义虽与女性主义的观点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即都承认自我与“他者”的建构作用，但女性主义者批判其将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体，从根本上仍然具有国际社会的男权本质特征。

对国际现象的批判则着重于男性与女性在社会地位以及权利方面的具体反映。凯特·米利特 (Kate ) 指出，“我们的军队、工业、技术、高等教育、科学、政治机构、金融，总之，这个社会产生权力的所有方式 (包括警察的权力) 掌握在男人手中”，[3]由此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男权制社会。安·蒂克纳则进一步揭露女性在国际社会中的被动和不利局面，她指出，男性往往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其感兴趣的战争、军事安全等问题被称为“高级政治”，而与此相对的女性所从事的活动则被冠之以“低级政治”，女性由此被排除于国际政治之外。[4]辛西娅·安罗 ( Enloe) 在其连续出版的作品中揭示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不公平待遇”，指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对社会性别的内容涉及少之又少。[5]

实际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最初是建立在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基础上的，其在批判男性特权的同时主张获取同等的社会地位及权利，为争取女性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女性主义似乎将过多的精力放置于此而形成过于注重批判的倾向，这种发展趋势对于女性主义自身的发展显得过于狭隘，且只是重于揭示现象和提出要求而无法形成系统理论也很难在理论层面上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实践进行指导。

(二)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男性标准

从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到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女性主义学者对国际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的揭露贯穿始终，而女性的这种不平等的对照就是男性所制定的男性标准，女性主义对于其所遭受的不平等的过分强调反而是对于男性标准的一种认可，具体表现为对不平等现象的过分反抗或一味顺从。

李小江对社会性别差异进行解释，认为女性地位的不平等“是以女人对自身非人格化身份的默认为前提的”。[6]李银河将国际社会视为性别等级社会，认为女性在全球范围内处于受压迫、受歧视地位，而这种压迫和歧视往往是由于女性自身对于男女不平等地位以及对男性主导的社会文化秩序的认可。穆勒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指出性别不平等是因为“它是自愿的接受的，妇女不抱怨并同意参与”。[7]因此，当女性完全顺从男性标准，或者从内心认可社会对女性自身的定位，实际上是将男性标准内化于心了。

女性主义对男性标准认可的另一表现形式即为对性别不平等行为和观念的过分反抗。辛西娅·安罗以性别的视角，以外交官夫人们、好莱坞女演员等为研究对象，揭示女性在国际政治中的“失语”行为，而这种“失语”行为往往是以男性较多参政作为对比的。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 分析了18世纪欧洲中产阶级女性遭受不平等对待的原因，认为这源于男女之间不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继而提出女性要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权、政治平等权以及职业平等权。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就是要消除男女差异，将女性男性化。这种对性别不平等的强烈认知和要求平等的愿望实际上是把男性设定为行为的标准，从某种角度来看是男权话语在女性问题上的延伸，而女性为了实现平等进行的男性化的行为 (亦或是对男性权利的批判与反抗) 其实是对男性统治的认可。

然而性别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女性自身的定位不清，女性主义所争取的“女性权利”究竟是什么，其所顺从的又是什么，女性主义学者如若无法清晰地回答这一问题，那么其一直在追求的男女平等，是否是以男性为参照的女性主义标准便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而这种“女性主义标准”其实是最危险的，其在本质上完全是反女性主义的。

(三)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的要素并无实质的影响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但始终无法推翻国际社会争权夺利的本质，也并没有提出一个确切的反驳要素对现今的国际政治形成根本性的冲击。

第一，以“性别让世界转动”混淆了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女性主义学者虽将性别研究引入国际关系，但如若单纯以男性和女性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则对国际事务以及国际现象的分析略显单薄。一方面，国际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政治，是国家之间的利益权衡与理性交换。诚然，女性与男性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生理和心理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国家领导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是如果把性别绝对化，认为女性是柔性力量的代表而男性是暴力的象征，亦或女性具有绝对的暴力倾向等等都是过于片面的，而国际关系的权力本质也无法以刚柔定性。另一方面，以性别定义国际关系无法很好地解释国际现象。女性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研究不仅仅是对抗，还存在合作的一面，但合作之下是各国的利益驱动，因此用女性主义强调的合作、友爱等因素来替代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取向与冲突对抗是片面的。与此同时，女性主义所谓的从性别角度出发实际上将自身过分局限在女性主义的视角，殊不知男性同样是作为性别的另一端，其对男性权力安全的指控与质疑同样没有离开性别范畴。

第二，女性主义以社会学范畴讨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国际关系是以政治学的角度探讨国家间的关系，二者着重点不同，因此女性主义很难对主流国际关系有根本触动。女性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借鉴了许多传统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思想，其强调的道德、合作、人文关怀等因素同样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所提及，但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始终是性别问题，其着重点在于揭示女性在社会中遭受到的不平等现象。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更多采用的是政治学理论思想，在此基础上融合借鉴其他理论，其主要是以国家为中心，最终落脚点在于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女性主义在方法论上更倾向于社会学，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更倾向于政治学，而女性主义强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道德关系、合作关系等只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实现权力与安全的手段，并未触及根本。

2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多建立在批判基础上，没有发展出自身的理论框架而缺乏系统性，其研究范围也将自身局限在女性主义的角度从而限制了自身的发展空间。面对强硬的“男性”国际政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要想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挖掘自身的理论要素，将女性特征发散并与国际现实相结合。

(一) 克服自身局限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把“性别偏见和性别差异问题”纳入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思路，但这一理论在极力构建自身的理论架构过程中过分注重批判而将视角局限于女性主义框架之内博士后，单纯强调女性区别和定性研究，陷入了性别偏见的漩涡。因此，女性主义的发展一是要克服视野局限，二是进行方法论上的有效融合。

一方面，女性主义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要避免将自身禁锢在单纯的女性主义框架内，而要放眼全球。女性主义固然是一个重要视角与课题，国际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也确实存在，但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性别平等意识渐入人心，如果将这一视角固定在女性主义则很难有更大的创新，而且也无法更好地与现实相结合，从而使得自身的发展受限。正如艾米丽·罗森堡 (Emily ) 指出的,若不假思索地合理化性别差异的前提，只会将理论研究带入死胡同且加剧两性不平等关系。亚当·琼斯 (Adam Jones) 更是针对“性别让世界转动”的女性主义口号提出了质疑，认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中的性别不等于女性或女性权益，女性主义在研究过程中过分注重性别利益和区分实际上是对自身的一种禁锢。[8]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应该积极容纳其他研究方法而避免陷入思维误区。在传统的女性主义研究过程中,其往往过于注重定性研究而缺乏对定量研究的运用。诚然，现代社会 (包括国际社会) 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性别不平等的事实，女性主义者担心数据的偏颇虽然存在一定的道理，但数据也能更加清楚地反映一定的事实，而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分析工具而并无性别之分琼斯国际大学一年硕士国家承认吗，【女性主义】朱陆民 陶丽娇：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虽侧重点不同，但都能为理论发展提供分析依据。如利比比较分析了在危地马拉和秘鲁的内战期间国家武装部队进行的性暴力，数据显示，在国家武装部队成员所犯下的大多数性侵犯罪行中，妇女是性暴力受害中的大多数，而性暴力则被作为一种战争武器使用，从而揭露了女性的弱势地位。潘玥以印尼恐怖主义活动中的女性为研究对象，揭示其在恐怖主义活动中的作为主动施害者而非被动受害者真实一面，打破了人们对于女性温柔、和平的固有母性印象。因此，女性主义要避免方法论上的单一而更多地吸纳其他分析方法，取长补短，最终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更好的例证与解释。

(二) 发掘女性主义的独特理论要素

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揭示了国际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清楚地呈现了女性群体在国际社会中的“隐身”状态，有利于女性进一步争取平等权利以及国际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但女性主义在批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揭露国际现象的同时也反映出女性主义特有的品质，即合作、伦理关怀、正义、道德等。因此，在女性主义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其所要做的一是继续发掘自身的独特性，二是要将现存的独特品质理论化和系统化。

一方面，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以性别视角继续挖掘国际社会中存在的性别问题，这既包括对性别不平等以及男性主义的批判，也包括客观地揭露女性的内在特征。如凯瑟琳·文的《同盟中的性:美韩关系中军事领域的性交易》、克里斯汀·陈的《服役与苦役:外来家政女工和马来西亚的“现代化”》等深刻揭露国际关系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为研究女性主义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班达拉格在《妇女、武装冲突和斯里兰卡的促进和平:通向政治经济学观点》中同样指出了这一现象，他分析了妇女在当代斯里兰卡的武装冲突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揭露妇女往往是作为战争的一种工具被“完美”使用。“黑寡妇”现象的揭示正是对“女性天生热爱和平”的论断的强烈反驳，而在现如今引起人们恐慌的伊斯兰国似乎女性恐怖分子有增多的趋势。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以及女性主义研究更加客观，国际社会中的性别问题日益为广大学者所关注，而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主义学者需要做的不仅仅是揭露既存现象，更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由此进行女性主义的自身定位，即女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其根本特征是什么。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已经挖掘出自身的内在特征，如道德、伦理、正义以及合作等，女性主义需要将这些独特品质进一步抽象并形成系统理论，使之成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如女性主义在不断揭露男女在性别上的不平等现象的同时，要求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从而发展出女性主义的平等观。女性主义在批判男性具有暴力特征以及冲突本质的过程中反映出其追求和平与合作的强烈愿望，由此形成女性主义和平观。女性主义从自身遭遇到的“不平等”“不公正”待遇中觉醒，希望能够给予女性更多平等的权利与公平的机会，从而发展出女性主义正义观。与此同时，女性特殊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其母亲的角色使其更具关怀、和平性，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学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由此，女性主义在不断揭露和反映国际社会现象的同时已经发掘出其独特的女性主义特征，如和平性、道德关怀、平等意识、合作精神等等，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接下来要做的一是要巩固既已形成的系统理论，二是要进一步将女性主义的特征系统化与理论化，从而丰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框架。

(三) 与国际现实相结合

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使得传统的强权政治不再适用，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将世界各国融合为一体，世界的普遍联系得以加强，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度加深，使得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之前的英美一样奉行孤立政策，关起门来自己谋求发展。而女性主义包容、协作、强调人文关怀与内在平等的特征正好与国际社会的发展相呼应琼斯国际大学一年硕士国家承认吗，女性主义能够将自身的理论要素与国际政治现实融为一体并发展出独特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第一，女性主义强调的包容协作与全球治理问题相对应。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社会已经不再也不能由一个单一霸权国家包揽一切，尤其是“9·11”事件之后进入人们视野的恐怖主义以及近些年来不断出现的跨国犯罪、环境保护与能源合作等问题都需要各国间的共同协作，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加强了全球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地球村”的共同利益呼吁各国的进一步合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家是利益的追求者，不同国际行为体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而与其他国家之间难免存在利益冲突,这些冲突的协调、利益的平衡、责任的分担等问题正好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倡导的合作、包容等一致。因此，女性主义应从自身的理论特点出发，将女性主义理论与国际现实相结合，呼吁国际行为体从整体利益出发友善处理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不断的合作协商，互相包容让步，发展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以为各国谋求公共利益。

第二，女性主义强调的人文关怀与人道主义救援、关爱妇女儿童问题相映衬。女性主义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发展出自身独特的道德性、和平性，然而国际和国内社会并不如想象中的和平与友爱。在国内社会中，妇女、儿童、残障人士等受生理条件的限制似乎从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国际社会虽不至于像原始社会中所描述的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但其以权力定性的本质却显露无遗，由此国际社会实际上也如国内社会一样存在弱势国家，正如遭受战争侵袭的伊拉克、受恐怖主义威胁的东南亚国家等等。与此同时，虽然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自然灾害可以得到有效监测并提前做出准备，但在天灾人祸面前，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国家其同样也处于下风。面对这些弱势群体、弱势国家，女性主义在为自身权利地位提高发声的同时，也需要将其内在人文关怀品质进一步向外延伸，从国内和国际层面解决实际道德问题，并为弱势群体带去情感慰藉。

第三，女性主义强调的内在平等与国际机制的发展完善相呼应。正如前文所言，女性主义不断揭露男女性别不平等的事实并要求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其性别视角痛击国际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而女性主义对于不平等现象的揭露与反抗本身涵盖着明显的平等意识。然而正如杰克·唐纳利 (Jack ) 所言，“主权平等总是与正式的主权不平等共存”，[9]国际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似乎一直存在并且无法消除，女性主义对于不平等的现实反映与国际社会中对于平等的强烈要求不谋而合。因此，女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一则要不断反思自身所要求的权益到底是什么，从而避免将自身的平等要求发展成为“女性霸权主义”二则女性主义应该与国际社会充分融合，将性别不平等进一步延伸至国际社会广泛存在的权利义务不平等、种族不平等、阶级不平等等问题上来，使其真正为国际社会现实服务，从而与其他国家关系理论合作，共同推进国际机制的发展完善而促进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公平、透明的方向发展。

3结 语

女性主义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其观点和思想已愈发理性，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也日趋加深，但由于其自身的内在局限性，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始终无法撼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进行清晰的自我定位博士，将女性主义的特质与国际关系相互联系，发展出自身独特的理论要素，在系统发展平等、合作、和平、人文关怀等要素的基础上不断拓宽自身的理论视野，充分挖掘女性内在的柔性力量，充分利用“移情”等将理论运用于实际，解决国际政治现实中的问题，从而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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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M].余潇枫, 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5.

[3]戴雪红.父权制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女权主义的理论透视[J].妇女研究论丛, 2001 (6) :32-37.

[4]Ann . in : on [M].New York: , 1992:23, 137.

[5]周绍雪.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贡献[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0 (4) :114-119.

[6]李小江.性沟[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19.

[7]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67.

[8]孙子尧, 苗菊.边缘与主流的对话—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之困境[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9 (2) :133-142, 162.

[9]Jack . and in – Power and [J]. of , 2006 (2) :1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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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Jl

琼斯国际大学中国认可吗，虚拟大学：校园为虚，教学向实

来源 | 科技日报

近日，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57项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由济南市教育局报送的“虚拟大学国际化教育服务新模式”作为产业赋能类最佳实践案例榜上有名。

该案例通过“5G+智慧在线”教学模式，打破了空间限制，将全球师资及国际教学资源引进到济南，实现了不出家门可留学海外的目的。目前，北京、陕西等地都在尝试建设虚拟大学。

01

将高等教育与数字化相融合

那什么是虚拟大学？

实际上，作为“舶来品”，虚拟大学早已有之。虚拟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远程高等教育琼斯国际大学中国认可吗，虚拟大学：校园为虚，教学向实，它在美国已有百年历史。而从远程高等教育演进到虚拟大学，则是近三十年的事情。

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宝存看来，1993年，美国琼斯国际大学成为第一所完全基于网络的、经认证的大学。5年后，美国加州虚拟大学开始运营，开设约700门课程，并获得多所学院与大学的支持。

目前，业界关于虚拟大学的概念尚未有清晰界定，但就建设虚拟大学的核心已经达成共识，即虚拟大学打破了空间上的办学边界琼斯国际大学中国认可吗，通过技术手段重塑教学方式与师生关系，以开放性的技术平台将高等教育与数字化融合衔接，使学生可以获得完整、良好的教育。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开始推进虚拟大学建设。近年来，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虚拟大学的建设类型与方式也发生了诸多改变。

2022年1月，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打造了中国首个开放于元宇宙平台的虚拟大学，用户可以利用VR设备身临其境地体验虚拟校园。

日前，西北大学建设了陕西省首家元宇宙校园。包括建设实景的元宇宙虚拟校园；建设数字文创发行铸造平台；开设元宇宙虚拟会议、虚拟报告和虚拟交互展览，打造满足多人沉浸式在线会议的平台和场景；建设西北大学元宇宙虚拟实验空间及虚拟教学模块，让师生在VR设备中进行沉浸式体验学习。

02

沉浸互动体验提高教研效果

在位于济南高新区的济南虚拟大学全球智慧教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学互动课程正在开展。

这堂课由来自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早稻田大学等部分名校的教授授课。讲台中间摆着一块大屏幕，中间屏为教师显示屏，左屏为课件屏，右屏为师生互动屏。基于5G网络高速率、低时延的特性，该课堂可实现“线上名师远程教学高清音视频实时传输+线下本地助教现场指导”的远程同步，同时，课堂借助VR设备增加了沉浸互动体验，提高了教研效果。

全球智慧教室是济南建设虚拟大学的阶段性成果。早在2020年，济南便着手建设济南虚拟大学创新产业园，国内外知名高校可在此进行技术合作和项目落地；济南学子则可以不用踏出国门硕士，就能拿到国外学校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虚拟大学其实不‘虚’。”济南市教育局产业发展处（高校联络服务处）处长王志国表示，高校多、名校少是济南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想要为济南高校学子到国内外名校就读硕士、博士搭建一条便捷的通道，建设虚拟大学、用轻资产模式引进国内外高校资源是最优选择。而建设济南虚拟大学创新产业园，为国内外名校在济南开展项目提供统一的孵化平台，背后带动的是技术合作和产业落地，实现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权责一致、互利共赢的产业发展模式。

03

建设过程仍面临诸多挑战

不少专家认为，虚拟大学的建设与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元宇宙、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科技的出现促进了虚拟大学的发展，使得虚拟大学相比于传统大学更能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

刘宝存认为，一方面，传统大学的课堂大多使用纸质教材与书面材料，可能导致学习内容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虚拟大学提供的在线课程资源，在内容方面体现出较强的时效性，展现形式也更加直观、丰富，虚拟大学让学习不局限于课堂，而与生活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虚拟大学可以向更多的人提供其所需的、优质的高等教育，不会因人数的增多而影响课程学习体验。此外，虚拟大学将校园“建”在网上，全球各地的人们通过互联网即可足不出户参观、领略各大学的校园风采，在线利用各种校园资源，实现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创建虚拟大学，无疑是具有变革性意义的尝试。”刘宝存认为上海mba，从20世纪末诞生到现在，短短几十年间，虚拟大学从理念走向实践，成为当代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

尽管如此，虚拟大学的建设也面临诸多挑战。

“如何促进学习成果的认证及转化在职研究生，仍是虚拟大学亟待解决的发展性难题。”在《虚拟大学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反思》一文中，刘宝存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赵婷指出，整体而言，虚拟大学的社会认可度仍有待提升，这与发展虚拟大学的高涨呼声形成了鲜明反差。此外，他们也表示，技术是虚拟大学的优势，但如果技术异化为课堂的点缀，或者技术被“过度滥用”，都是不可取的。

相关链接

虚拟大学的四种办学模式

虚拟大学办学模式主要有四种。

一是“依附型”办学模式，指虚拟大学依附于传统大学实体结构与资源办学。一方面，一些传统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拥有优良的教学设施、享有广泛的社会认可度与良好的声誉，可为创建虚拟大学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新时代下，传统大学寻求改革、转型与创新，创建虚拟大学也是传统大学实现改革、转型与创新的有效路径之一。

二是“联合型”办学模式，指虚拟大学联合传统大学或传统大学之外的其他社会实体机构办学。虚拟大学自产生之初，即具有鲜明的“需求”导向。寻求与社会各行业、各部门的合作，是虚拟大学对社会“需求”作出有效回应的直接方式。

三是“独立型”办学模式，指虚拟大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高等教育组织办学。采用“独立型”办学模式的虚拟大学又可分为公立或私立、非盈利或盈利等类型。“独立型”办学模式既具备自主、完善的运行机制与治理体系，又具备基本完整的“大学”形态。

四是“融合型”办学模式，指虚拟大学采用类似“项目制”的形式办学。项目通常由政府或其他较为权威的机构发起、由社会各方参与。“融合型”办学模式具有组织实施更为灵活、高度开放性、运营成本较低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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