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师兄师姐和老板的重要性：博士后美国求学趣闻

近期，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弗吉利亚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学者联合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lab of PhD ’ skill 》。研究人员通过4年的研究发现，导师的科研指导与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无显著相关性；相反，师兄师姐的指导与博士生的科研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看完了这篇文章，阿旺想起了自己在美国接受博士后训练的岁月。

博士后，经常被人戏称为博士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给别人打工。在多数国内科研工作者看来，在国内“土博士”毕业后，在国外找个高水平平台进行博士后训练喝点洋墨水，一来是为自己履历镀金；二来也是接受更高水平科研训练，为日后自己当PI做准备。

通过各种道听途说和论坛贴吧的八卦，胸怀梦想、腰揣“文曲星”，我踏上了赴美博士后之路。在前往美国的飞机上，豪情万丈：啥失败没经历过，一篇论文投过15个期刊而不倒；啥苦没吃过，博士期间杀过5000只老鼠；啥实验没做过，WB、PCR、流式各种信手拈来。反正听说，老美从来不加班，大不了晚上和周末泡实验室。哦，忘了介绍，博后老板是美籍华人。

到了美国机场，豪情万丈马上被冷水浇了一头，为嘛？机场太大，机场有人专门负责招呼走各种通道，听不懂、文曲星用不上；好在这时有个京味十足的人大嗓门一喊：往这边走，往这边走。一时愣住，没反应过来，直到他用国骂招呼“说你了，傻叉，往这边走”。这才走对路，顺利出了机场。美国老板很友好，开着皮卡直接把我拉回了他的大别墅博士，楼上楼下、几百平的绿油油院子，还种了缸豆、韭菜等蔬菜。可见，老板虽然入了美籍，依然胸怀我大中华。

因为时差睡不着，第二天老板依然很客气，邀请了整个实验室成员来自己家开了个party，以示对我到来的欢迎。我拿出了国内带过来的礼品：茶叶、丝巾，还有烤鸭。老板吃惊不已，烤鸭是不可以带入美国的，我是怎么通过的海关。好吧，无知者无畏。在震惊中，烤鸭成了很受欢迎的菜品。

第三天，老板开车带我去了实验室，租住的墨西哥人房子也打扫干净直接入住。因为是合租，非常方便，除了换洗衣服和两条被单，我身上还有3000美元的巨额资产，土老帽的我一直坚信“钱壮英雄胆”，殊不知成了别人眼中的异类。

进入实验室后，并不能马上开展工作，首先进行各种体检、各种入职申请和资质申请、，拿到各种后，才可以允许进行相应的实验。嗯，这些美国高校的系秘书、国合部门秘书，还有帮我办理 的公务员等等给我留下了极其好的印象，因为他们真的真的非常友好。特别是帮我办理 的公务员，在我收到卡片后，没有给他发邮件，他会主动给我邮件询问我是否收到，是否需要其他帮助，着实让我感动，这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啊。

5年2个实验室的博后生涯，给我留下了几点深刻的印象：

1、老板真的很忙，而且压力真的很大。美国实验室基本都要靠老板自己的grant来支撑，甚至老板自己的薪水部分都需要grant来支撑。这就意味着，没有经费，你的实验室随时可能关门；如果你不是 track，甚至可能被解雇。所以老板们整天忙着写各种grant，这是他们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3、实验室管理真的很严格，特别是涉及动物伦理。定期会有动物伦理管理委员会的人检查，而且会问各种奇葩问题：动物痛不痛苦？“CO2闷得时间太短，让老鼠死得不安乐”。

再顺便说几点八卦，第一美籍华人大实验室往往有2种模式，一种是流水线模式：专人负责流式、专人负责WB、专人负责PCR，流水线作业，结果出来后，专人负责写文章，这种模式效率高、产出多。但对于实验室人员可能是弊端，因为得不到全方位训练。另一种模式就是每个博后负责一个方向，手下跟着博士生、访问学者和技术员，这种模式可以让博后得到全方位训练，但是可能效率偏低。

第二、老板极少用电话，5年间老板没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凡事都是E-mail，即使他的办公室就在隔壁。

第三，grant的大部分都用于支付博后工资，小部分用于购买试剂等耗材。

第四，美国实验室对文章也很在意论师兄师姐和老板的重要性：博士后美国求学趣闻，特别是发了好文章后，实验室会庆祝。另外在职研究生，学系比较重视人文关怀，系里每发表一篇论文，都会在走廊的巨大液晶屏上附上通信作者头像和论文标题加以展示，以示庆祝；而每个实验室外墙上都贴满了近期发表的论文。第四，在美国对于发热真的很重视，一次体温稍高，老板就很紧张；还有就是美国看病真的很贵，搞得很多中国博后和留学生一生病就往华人街拉。

第五，美国实验室的研究没有藏着掖着，非常公开，系里的全部实验室每周会有一次的joint lab ，大家分享各自的科研进展，看看有没有可以合作的方向，效果极佳。

洋洋洒洒说了那么多废话，回到主题。我完全同意这篇PNAS论文的研究结论硕士，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实验室，本身就很少得到老板的亲自指点，更多的是师兄师姐们的言传身教。

在美国博后期间，老板每周跟我一次，无非就是问问一周的科研进展，下周的打算，末了再礼节性关心下生活上的问题和困难；他的指导仅限于论文修改。更多的是实验室内部人员的讨论或者是同其他实验室博士后、博士生、技术员的交流，每周一次的joint lab 为我们开拓了思路和视野，搞得我回国想开展类似的实验室间的交流，很快梦想破灭，大家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研究领域，担心被别人抢了idea。在国内硕士和博士期间更是如此，老板很少能看到博士后美国，日常管理工作有实验室管理员，他负责购买试剂、报销等各种实验室运营和管理，所以老板仅仅是给个方向，其他靠自己查阅文献。对于一个门外汉，只能靠师兄师姐们的言传身教。更有甚者，有报道称直到答辩才见到老板。

所以，有了认真、钻研、刻苦、友好的师兄师姐们指导，博士生科研水平肯定不会差，除非你是那个被清理的人。

美国博士后几年，美国博士后喊穷，各路PI挠头: 学术界越来越难留住人才了吗？

交流学术，偶尔风月

在通胀高企的时代，市场会给那些议价能力更高的员工加薪以应付暴涨的生活成本，但是如果是在非市场主体中工作的人群，这种机制则很难起到作用。美国数以万计的实验室中努力工作的几十万博士后们就面临这种困境：所有的物价都在上涨，但是他们的最大雇主：NSF和NIH以及各大高校给的工资却很难增长，博士后们采取各种方法表达不满甚至是发起罢工行动，而作为直接管理者的PI们对此也基本表示支持：原因很简单，年轻人太难了。

支持华盛顿大学博士后的罢工

图源： N.

收入赶不上通胀

作为威斯康星大学生理学和生物物理学系的一名PI， 在博士后罢工的行动中表达了支持，因为她深刻的知道年轻人的难处，而不想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对他们“做工作”——现在的情况与30年前完全不同了。那时的她也是某家实验室的博士后，年薪18600美元，博士后丈夫的收入也差不多，凭借这样的薪资他们不仅能够自己买房（每月按揭600美元），还有余力养育两个孩子。而现在她的儿子也当博士后了，工资比她那会高三倍，达到了53760美元上海mba，但是西雅图的房价是当年的14倍！

不光房价高，西雅图的生活成本比全美平均水平还要高50%，但是从2000年之后，作为他们实验室主要资金来源的NIH预算标准就再也没有提高过。每年从NIH获得的250万美元必须分出越来越多的份额来给博士后开工资，用于试验研究的资金越来越少。

剑桥麻省理工学院的细胞生物学家Ankur Jain表示，博士后和博士生通过他们的高强度劳动推动着科学事业向前发展，尤其是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但是现状和未来让他感到担心：蓬勃发展的生物高新技术行业现在提供的平均工资为年薪94000美元，这比他的博士后们高出近一倍。

选择留在学术界而不是进入企业工作的博士们，对科学事业的热情肯定是主导因素，但生活压力足以给这种热情降温。2023年10月美国博士后几年，《自然》杂志将发布对博士后群体的第二次全球性调查结果，揭示自2020年那次调查以来生活成本增加和职位空缺的影响。报告中披露，新的调查发现，北美洲北部和中部的博士后当中62%对他们的薪酬不满意，相比之下，欧洲博士后不满意的比例只有37%。

博士后们罢工的理由很明确，诉求也很简单：钱不够。NIH设定的56484美元的年最低工资（通常被用作基准）不足以应付日常开支，很多人还得另想办法维持生活。他们希望将这个标准提高到68456美元，同时在未来设定常态化的加薪机制。

图源：

按说每年接近6万美元的收入在美国不算低，但是由于很多大学都位于生活成本比较高的地区，这里的物价明显比其他地方高出一大截。一家调查公司使用了麻省理工学院2022年的发布的舒适生活成本算法，遵循50/30/20法则（即50%的税后收入用于住房等基本生活费用，30%用于可自由支配支出，20%用于储蓄或偿还债务），意为如果要在这些地方维持比较轻松的生活所需的收入，10大主要都会区的统计数字如下：

不难发现这些都是高校扎堆的地方，也是美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方，拿着死工资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博士后们博士，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部分机构回应诉求

当然普遍的抗议甚至是罢工已经引起了他们雇主的重视，但是不同机构的反应差别很大。不差钱、同时决策机制也比较灵活的土豪机构已经开始回应他们的诉求。今年4月美国博士后几年，美国博士后喊穷，各路PI挠头: 学术界越来越难留住人才了吗？，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为其直接资助的300名博士后设定了新的最低年薪：7万美元，并敦促PI们将这个数字作为博士后工资的基准。

NSF也表示会很快将博士后的最低工资定为71099美元，具体数字根据当地生活成本按地区划分不同的标准。

但是NIH就抠门的多，他们向美国联邦劳工关系局表示研究人员不符合雇员资格，劳资关系需要另外考虑；虽然通胀很高但是国会给他们的总拨款没有增长的迹象，现在要把最低工资提高到超过56484美元还为时过早；同时给PI发布新的指导原则建议提高博士后的薪酬，但最好减少岗位总数……

作为博士后的直接上级，PI们也有自己的难处。每个PI都知道这些博士后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来源，如果不能让有才华的年轻人安心研究，科学事业将面临暗淡的未来。生活成本的提高他们知道，资助机构的很难给出更多的预算他们更清楚，要保持财务平衡就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些PI寻求各种私人捐助来补贴博士后，或者尽量节省研究资金博士后，以前经常更新的仪器改成自行维修来延长寿命，甚至是将申请额外资助当成日常操作，每周都给NIH写信申请。

实验室里的机器人。

图源：, Inc.

更直接的办法是缩小实验室的规模。人多力量大在科研界也是不变的真理，但是如果财务压力让每个人都没法安心工作，那还不如减少岗位人数。普林斯顿大学的神经科学家 Ilana 就认同这个思路：如果博士后一边分析实验数据，一边分析自己的财务数据，工作效率肯定会打折扣。如果现状没法改变，那么博士后人数的缩减也可以接受。

有人“趁火打劫”

也有乐见其成的：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发育进化生物学家Mark 表示，博士后待遇没法提高的现状可能会让本来想要去加州、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地的博士们考虑 “穷地方”：既然NSF、NIH给的标准是全国统一价，这个收入在匹兹堡这样物价较低的就很有竞争力了，虽然主流的想法是在沿海大城市攻读博士或博士后，未来前景会更好，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些小地方也会“给人带来惊喜”。

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将在2025年有R2升级为R1，这表示该学校的综合实力得到了美国教育委员会的认可，会有更多的研究项目得到资助，但是学校的影响力还比较低也是事实。因此该学校对PI们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们招募来的博士后，学校支付一半的工资。该校的真菌微生物学家 – 认为，对于即将首次建立实验室的她来说，这个政策支持非常给力。

参考文献：

1.

2.

在美国读个博士后需要几年，哈佛八名博士后“集体归国”记：美国根本没有什么优厚的生活，在中国才能搞大事情！

王俊峰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8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随后几年中，又有7位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先后投奔科学岛。其中刘青松和刘静、王文超和张欣还是两对科研伉俪，一同回来的还有张钠、林文楚、任涛。

这8位哈佛博士后大多在哈佛就相识，都不是安徽人，却在科学岛上安了家。比起国外，科学岛是更适合他们安安静静搞科研的好地方。

波士顿客人：好山好水好寂寞

上世纪90年代，正是国门大开、大学生“出国潮”的高峰期，发达国家的现代文明吸引着大批大学生从大一、大二时就加入到浩浩荡荡的“托福”大军中。

2001年，王文超和张欣从北大医学部本科毕业后，也随着这一波“出国潮”双双飞往美国读博深造。2008年，在拿到博士学位后，夫妻俩来到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

张欣在向媒体记者介绍学术研究进展（8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哈佛大学医学院是全世界科研条件最顶尖的医学院之一，王文超、张欣在这里接触到前沿的研究，受到专业的训练，并与后来一同归国的几位博士后聚在一起。

“波士顿之于美国，就像海淀之于北京。”对这座美国东海岸的城市，有留学生这样描述：这里汇集了众多最顶尖大学，也汇集了来自全世界最顶尖的莘莘学子。

波士顿的体育氛围特别好，这一点张钠印象很深。他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时研究的是核酸，工作之余爱打网球。

“打球该虐就虐，打完了，去哈佛的酒吧喝一杯，要听到哪个老外聊天挤兑中国在美国读个博士后需要几年，哈佛八名博士后“集体归国”记：美国根本没有什么优厚的生活，在中国才能搞大事情！，肯定上去跟他辩论一番，咱自个儿关上门怎么说都行，到了外边儿别人挤兑，那可不成。”张钠约一米八的个儿，留着挺酷的山羊胡，说起话来带一股北京爷们的血性。

对王文超和张欣来说，随着两个孩子在美国相继出生，他们基本上就没打算回国了。

“在实验室做科研，回到家养孩子。”张欣回忆，他们和当地许多华人留学生一样，到了周末，会带孩子去上芭蕾课、中文课，会去波士顿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查尔斯河旁边还有孩子们经常喂鸽子的地方，“对孩子来说，波士顿就是天堂”。

舒适的日子流淌得像查尔斯河水一样，平静而优雅。但这些来自中国的哈佛博士后们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好山好水好寂寞”。

据统计，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中国人有2000多人，在很多人眼里，属于他们的共同标签只有一个：精英。

10多年海外求学，他们太渴望能一展手脚。

林文楚是2007年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的，他主要研究转基因动物模型。“在国外工作也不错，但我心中始终有个梦想，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实验室，去搞科研。”

林文楚、王俊峰、张欣（从左至右）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交流（8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然而美国次贷危机后，就业环境急转直下。王文超说，随便找个公司上班不成问题，但事业发展肯定不会有前景。

按部就班的科研节奏，还有对外国人的学术天花板，让这些来自中国的留学精英有强烈的漂萍之感，“像住旅馆的客人，没有家的感觉”。

那时候，这些留洋10多年的科研精英还体会不到，太平洋对岸的中国相比他们当初离开时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自己的祖国正孕育着巨大的机遇，向散落在全世界的游子发出改变命运的召唤。

王俊峰，是8个人中最先察觉并付诸行动的人。

中国机遇：“你先回去探探路”

王俊峰是山西人，1995年从北大毕业后到美国深造，2004年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生化与分子药理学系做博士后工作。从2009年开始王俊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来回奔走，希望找到一个能让自己大显身手的科研平台。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俊峰得知了这样的消息：2008年，中国要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建设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

这是国家发改委支持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之一，建成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稳态强磁场装置的国家。

这也许是个机会！王俊峰读博时正是在美国强磁场实验室，他太清楚强磁场对现代科学研究有多么重要。

强磁场与极低温、超高压一样，是现代科学实验最重要的极端条件之一，可以使得物质特性发生变化。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开始建设强磁场实验装置并开展研究。而强磁场能促进材料科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生重要科研成果，至今，已有19项诺贝尔奖与强磁场有关。

当时，科学岛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建设项目负责人是匡光力（现任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在向国家争取建这个项目时，他和同事坚信，中国的强磁场实验装置虽然起步晚，但有可能在硬件水平上建成世界一流，并以此助中国人挑战前沿科研领域。

王俊峰在向媒体记者介绍学术研究进展（8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但是，匡光力自己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急需引进一个既懂强磁场，又懂生命科学的优秀科学家来领导这一方向的研究。

2009年6月，求贤若渴的匡光力与寻找用武之地的王俊峰终于在科学岛相逢。

在岛上，匡光力向王俊峰谈论科研、理想、描绘蓝图……王俊峰后来回忆说，那是充满激情的一天，这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大科学装置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只要你敢想，就有无限可能。

科学岛的空气弥漫着淡淡的木香，它似乎无处不在：浓郁的绿荫下，大片草地上，烂漫花海里，水纹清漪的芦苇丛边……当天下午，顾不上波士顿还是午夜，王俊峰给妻子打了越洋电话。

妻子最终同意了，她太知道王俊峰想要什么——“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做自己喜欢的科研工作”。

“那时候，工资能发多少也不大清楚，美国的朋友劝我想清楚，别一回来，之前口头承诺的启动经费和支持都没了。”王俊峰记得，离开波士顿前的那次聚餐，不少朋友半开玩笑：“你先回去探探路，如果行我们也去看看。”

回自己地盘更能“搞事情”

王俊峰踏上科学岛，就一头扎进实验室。

当时强磁场科学中心还处于第一个5年建设阶段，除了做科研，王俊峰还要根据自己在美国强磁场实验室的经验，为岛上的强磁场科学中心建设提意见方案，此外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提出一个人才队伍建设的计划，面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引进人才。

中国对人才的渴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穿越太平洋。

一批批中国地方官员来到哈佛大学等美国高校宣讲吸引人才，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意识到，大洋彼岸的祖国正是科研创业的大好时机。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担任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的刘青松觉得自己一直在等待的机会到了，决定回国实地考察一番。

2010年，刘青松带着哈佛医学院一支10人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团到中国从北往南考察了一圈，期间受到中科院和各大高校很高的礼遇，北京、上海的科研单位都给他开出了极为优厚的回国条件。

但科学岛上的老朋友王俊峰极力劝阻刘青松不要签任何协议，此时科学岛的强磁场科学中心刚刚组建了生命科学部博士后，正需要像刘青松这样的人才加盟。

“他来岛上看我，其实也是想看我在这干得怎么样。”王俊峰发现，听了自己和匡光力的介绍，刘青松还是比较谨慎。

“强磁场科学中心那时还没建成，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设备没设备。说实话——合肥——很多人并不觉得是个发展潜力特别好的地方。”

“说实话”是刘青松的口头禅，也是这个山东人讲话的风格，他笑眯眯的，语速超快，像是被人按了加速播放键。

刘青松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8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那是一场“攻心战”。现实条件不够，只能“画大饼，拼感情”。

匡光力开始跟刘青松谈“潜力”，中国的强磁场实验室的确比欧美起步晚，但他们在生命科学，特别是在药学方面做得比较少，这是我们的机遇。国家正大力支持科研发展，钱和设备将来都会有。科学岛上有多学科交叉的科研平台，这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也未必有的，而这对刘青松做药物研究非常重要。

一番畅谈，刘青松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决定。眼前这两个人有点打动他，王俊峰是知根知底的老哥们。而匡光力，是上世纪90年代从德国回来的留学人员，他们当时在更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等离子研究，取得了世界一流的成绩，这也引起刘青松的共鸣。科学岛的强磁场科学中心需要自己，刘青松决定留下创业！

接着，王俊峰和刘青松做出一项重要的谋划——他们要一起拉起一支涵盖生命科学多个方向的转化型科研团队。

在这个团队的设计中，王俊峰负责细胞膜蛋白研究、刘青松负责转化医学研究方向，刘青松的妻子刘静主攻药物化学，核酸研究可以找张钠，其他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模式动物以及产业化等方向的潜在人选也都可以从哈佛医学院拉回来！

孤掌难鸣！这也是刘青松一直的思考。这些一起在国外多年、互相熟悉、合作默契的人，各自研究方向不同，但又紧密联系，聚起来就是一个生命科学研究的拳头，未来的科研发展岂不更好？

说干就干，刘青松热血沸腾！这个哈佛大学医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主席向波士顿的留学同胞发出动员：

梁园虽好，但回自己地盘更能“搞事情”。科学岛上的强磁场科学中心将建起世界上最先进的强磁场实验装置，这个新单位、新团队，就像一张白纸，科研人员会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和话语权。妻子刘静在这关键时刻投出关键的一张赞成票，而任涛也很快响应。

刘青松、王俊峰、张钠、任涛（上排从左至右）、刘静（下排左）、张欣（下排右）、王文超（左侧上）、林文楚（左侧下）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8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就这样在职研究生，在刘青松的动员下，刘静、张欣、王文超、张钠、林文楚、任涛相继回国。科学岛上的8位哈佛博士后至此全部到位。

“很多人科研成果比在哈佛还大”

刚来岛上，科研大楼还没完全建好，为了不耽误科研工作，哈佛博士后们的实验室被安排在了树林里的一栋“小红楼”里。

“小红楼”外墙已斑驳，窗户栏杆上锈迹分外显眼。

“夏天，屋里有蜈蚣，有文具尺子那么长，很多工作人员都被蜈蚣咬过，一咬就肿起个大包，剧痛。”刘青松笑说，刚回来看到这个40年前的老房子，说实话，没有心理准备。

硬件条件的简陋是暂时的，哈佛博士后们的奋斗热情并没有因此衰减，他们把诺贝尔奖得主的照片贴在墙上，在实验室墙上用毛笔写下了座右铭：尊重科学，追求效率，关爱生命，敬畏制度。

“我们做的课题特别热、特别火，慢一步创新度就没了。”毕允晨是王俊峰在岛上带的第一位博士生。他回忆，每次发表论文前评审意见一回来，平日里温和儒雅的王老师会变得非常紧迫，“科学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催着抓紧做实验、抓紧改、抓紧发表。

刘青松（右）在实验室里和学生讨论实验设计（8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刘青松也一样。人们总看他一晚一晚地熬夜，一包一包地抽烟。

刘青松与妻子刘静、以及王文超、任涛等组建了肿瘤药物研究团队，花了近5年时间，在强磁场科学中心建起了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于癌症激酶靶点的高通量细胞筛选库，并依托强磁场大科学装置平台建立起了完备的高通量高内涵药物研究体系。

在匡光力看来，科学岛上有很好的团结合作氛围上海mba，不同门类、不同背景人才可以交叉创新。比如岛上的青年学者陆轻铀的研究手段就对张欣对稳态磁场抑制肿瘤细胞生长机制的研究很有帮助。

随着实验室搬进了新建成的实验大楼，随着500兆赫、600兆赫、850兆赫（这是当时全国最高场强的核磁设备）核磁设备陆续进场，强磁场科学中心的硬件设施迅速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这么好的仪器，没有道理做不出东西来。”张钠说，老外看了我们这儿的实验条件，都羡慕得流口水。

“短短几年，这个团队已经做出非常漂亮的工作，干劲特别大。每年几十篇好文章，在国际领域初步显出影响力，很多人的科研成果比在哈佛还大，发展更快。”匡光力说。

在8个博士后中，剃着光头的王文超一眼看去最不像搞科研的。他穿一件绿色T恤，袖口翻扯到肩头，下边是短裤拖鞋，蓄着胡子，说是在为做成一项很难的实验明志。

王文超的电脑桌面格外引人注意：那是一张表格的缩略图，其中展示的是癌症基酶靶点的高通量细胞筛选库中外数量对比。尽管他们团队已经做到了全球数量最多，但眼睛时刻紧盯着全球的竞争对手。

越出国越爱国，真正的自信应有免疫力

这些年，不断有人问：科学岛究竟为什么能吸引这些哈佛博士后？

在王俊峰看来，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真诚奋进的团队，好的前景与好的平台。大部分科研人员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他们考虑的无非就是可以好好做科研，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后顾之忧无非是家的安顿，这些都解决了，十有八九都愿意回国。

“刚出国时觉得国外的条件确实好，如果把国外实验室比作高级轿车劳斯莱斯的配置，那国内实验室当时还是一般电动车的水平。”张钠给记者打起了比方，“现在如果说国外是奔驰，国内就是法拉利，都是一流好车”。

2008年，匡光力和同事为科学岛争取强磁场这个项目，曾给国家立过“军令状”：要把强磁场大科学装置做成世界一流的装置，建起世界一流的队伍，要让这支队伍在国家科技发展中起到示范作用。

“10多年来，中国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在研发硬件水平上已经与国外没有太大差距。”任涛和刘静谈到，近来美国削减了公共科研经费，科研人员申请经费越来越难，而中国仍在上升期。他们说，越和国外比较越自信，对中国科研的未来充满信心。

“真正的自信应该有免疫力。”王俊峰说，他们是越出国越爱国，都在发达国家生活了10多年，但对祖国仍满怀自信。这充分说明自信是在比较中成长起来的，不要怕正视不足，只有认识到不足时仍然充满信心，才是真自信。

“回国可能会后悔，不回一定会后悔。这些留学人才考虑回国时，最怕单位领导不守信用，说的时候天花乱坠，过后不兑现；怕在授权范围内的自主权不被尊重；怕单位科研条件跟不上，孤掌难鸣；他们在意自己家人的工作住房和孩子的教育……”匡光力说，把这些后顾之忧都解决好，自然能让人才安心归来。

“说实话，我们回国做新药创制研究，其实发不了多少高水平论文。”刘青松说，我们现在在做中国人的药物敏感性与基因组关联性图谱，通过与创新靶向药物研发相结合，有可能把癌症变成通过吃药控制病情的慢性病，这能解决中国人医疗中的实际问题，真正把科研论文写在了中国大地上，而这是在国外无法做到的。

王文超、张欣、张钠、王俊峰、刘青松、刘静、林文楚、任涛（从左至右）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8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如今，8位归国的哈佛博士后有了新目标；他们希望利用强磁场大科学装置做出一流的学术成果，希望研发出抗肿瘤新药和临床精准用药的新方法，希望培养出更多好学生。

科学岛上很宁静，不过最近涌来的媒体记者，让这些哈佛博士后们多少有点不适应，他们私下里告诉工作人员：“不想被拔高，我们只是众多归国留学生中的普通人。”

海纳百川，潮去潮来。今天，千千万万的留学生正与科学岛8位哈佛博士后有着同样的选择。

在剑桥、在得克萨斯、在马格德堡、在普林斯顿……他们在美国读个博士后需要几年，正如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穿越万水千山归来，与国内的科研人才紧密交融，为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汇聚出不可遏制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