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当教授，悲痛！武汉一高校教授病逝，年仅45岁，科研人员的亚健康不容忽视！

来源：科学网（ID：-cas）、中国科学报、达人学社

10月22日，不少科研工作者可能在朋友圈关注到一则沉痛的消息：武汉一高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于2019年10月19日因病去世，享年45岁。

华中科大青年千人牟阳灵去世

年仅45岁！

牟阳灵，教授，博导

2019年10月19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牟阳灵教授因病去世，享年45岁，牟阳灵教授1996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后保送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6年获得北美顶尖七校之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2007~2012年在美国索尔克研究所从事博士后工作，2012年作为第二批海外青年千人专家教授回国，在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所工作，2014年回归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担任生理学系主任，担任湖北省生理学会理事长，“十一五”规划教材《医学机能学实验教程》主编，发表、Natue 、PNAS、elife等顶尖科技论文20余篇。

这再次引发了对科研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健康状况的关注。

在工作、生活的层层重压下，近年来，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科研人员因病逝世的消息屡屡传出。仅今年10月，就有3位去世，令人痛惜。

王渊旭

河南大学物理与电子学院原院长，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0月14日在开封逝世，享年46岁。

2006年，王渊旭完成日本物质材料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工作后，来到河南大学工作，相继受聘为“黄河学者”、省特聘教授。

他带领团队致力于新型能源材料—热电材料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层状热电材料导电的物理机制，发现了热电材料中的能谷简并、纳米热电材料中的量子限域效应以及阴离子基团构型差异与热电特性的关联。

张小英

中山大学教授、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原副院长，因突发疾病不幸于2019年10月6日在佛山逝世，终年46岁。

公开资料显示，张小英于1973年11月出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2015年10月引进到中山大学工作， 2017年9月至2019年9月任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副院长。

肖育众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青年教师、副教授，2019年7月4日下午被发现晕倒在实验室，送医抢救无效去世，年仅31岁。

肖育众于201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同年被保送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研究所硕博连读；2017年博士毕业即被湖南大学聘为副教授，年底调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任副教授。

肖育众曾在一篇报道中提及繁忙的科研生活，“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忙到凌晨。记得有一次实验，我接连做了两个通宵，整个人都累趴了”。

赵艳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青年教师，于2018年10月11日上午在华中科技大学听课时突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35岁。

赵艳云于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获得统计学博士。2015年，他与妻子一道作为优秀人才，被引进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何智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因腹壁转移腺癌疾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9月24日在北京病逝，享年35岁。

2006年—2008年，何智曾陆续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癌症研究所、 公司和NPS制药公司担任助理研究员。2012年于多伦多大学化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2015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科协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时长为8.6小时，最长工作时间每天16小时。

高学历者每日工作时间更长，睡眠缺乏情况严重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当教授，悲痛！武汉一高校教授病逝，年仅45岁上海mba，科研人员的亚健康不容忽视！，博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时间最长，为9.29小时。

同时博士后，博士和硕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周花在运动上的时间都不足5小时，显著少于其他学历群体。

科研人员的亚健康状况不容忽视。那么，该如何冲出亚健康？

科学网博主、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彭思龙曾以《科研生活：冲出亚健康》为题，分享了他的心得。

科研生活：冲出亚健康

作者 | 彭思龙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研究员）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让人遗憾的消息，一些风华正茂的学生以不恰当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些年富力强、卓有成绩的科研人员非正常离开了人世。

谈论中，大多数对这些人表示不理解。为什么我国的科研人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怎么才能避免出现这样的状态？

我们平时看到很多科研人员满腔热情，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我个人少量的观察，大多数人并不是很健康，不是高血压，就是糖尿病、前列腺炎、心肺病等，这些大多数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病，却过早出现在了中青年人的身上，尽管有时候并不严重，但是也是疾病的前兆，我们称之为亚健康，发生这样的现象是有原因的。

以下几种导致这种现象的副作用是我个人的体会。

一是人情社会的交往模式带来的副作用。

我国是个人情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每个人都被自己的亲戚、朋友、同学、战友、同事所包围，每个人都在介入别人的生活。

因此，大多数时候，国人都要忙于应酬，而应酬的主要方式就是喝酒吃饭。科研人员一样不能免俗，有时候为了课题，为了一个团队的发展，也需要同样的交往。

交往多了，酒宴也就多了，身体自然就消化不了这些交往带来的副作用，亚健康就自然产生。

二是社会物质发展转型带来的副作用。

我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中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物质的快速丰富，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极度匮乏，到了现在的随意吃喝，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是我们的消费和饮食习惯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身体对食物的消化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适应的。

比如，一个朋友跟我去内蒙古考察旅游，一天三餐羊肉，他胃口好，每顿都吃得比较饱，第三天晚上，就得了急性肠胃炎。

由此可知，我们改变了饮食结构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可能还没有很快地适应当前的饮食结构，因此各种消化疾病自然就容易产生。

科研人员可能在饮食上稍微注意一些，但是固有的习惯和新的形势之间的不协调，同样产生身体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最终表现为亚健康。

三是急速发展过程中的功利性带来的副作用。

由于我国社会处在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快速的发展使得所有人对未来的期待抱有很高的目标，各个不同集体之间需要在社会中调整自己的位置，谁都不想落后，于是各种竞争性的考核机制诞生了。

这些考核机制假定过去的速度至少保持不变，体制里的人是能量无限的，因而很多考核也比较超前，而且是快速变化的。

可是，人并不是能量无限的，因此，处于这个考核体制中的所有，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都比较焦虑，这种焦虑正是很多心理和生理疾病的直接诱因。

四是历史性人才断档带来的副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着技术性人才的断档。于是大量的年轻人提前进入了战壕，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并不是非常成熟的团队承担着一些关键的工程，这时候，很多环节都充满了风险。

只要是比较负责任的领导，都不会希望自己的团队失败。当遇到一些需要持续好多年的大工程时，压力可以摧垮哪怕是最坚强的人。

如今看来，人才的断档似乎是解决了，但是一个较大的后果是，中青年占据了大部分重要的位置，后来者呢？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和上一代比，晋升速度就要大大地放缓，甚至比正常还要慢，他们遇到了玻璃天花板。

错了，以前是玻璃天花板，现在就是玻璃钢天花板，如果没有超强的实力，是很难突破这层天花板的。

这也造成了上位者劳累，后进者忧虑。不管是劳累还是忧虑，都是亚健康的主要凶手。

五是社会抚养教育模式带来的副作用。

我国的青壮年不仅仅要面对工作的压力，上有老下有小的现状也让他们多了很多的负担。老人大多数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病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当教授，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照顾。

而我国的教育氛围也让一个家庭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教育一个孩子，大多数时候会牺牲一个成年人的大好青春。

这种对上的养老，对下的过度付出，导致我国的中青壮年拥有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三座大山：老人、子女和事业。

前不久跟一个朋友聚会，他年纪不大已经满头白发。他就是在我国典型的三座大山下的科研人。

六是医疗保障体系的缺陷带来的副作用。

我们的医疗体系迄今为止还只是关注表面的疾病，比如每年体检一次，但是很少有控制疾病的作用。

其原因在于，这些手段只能发现外在的病，而不能发现潜在的病，更不能阻止病情的发生。实际上，美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样面临社会的亚健康，于是大量的临床心理学诞生了。

尽管我国的心理学已经拿来了一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就个人感觉，在社会生活中还没有形成气候。除了一些明显不正常的人去看心理医生，一些看似正常，实质上已经亚健康的人，更需要心理介入。

根据上面个人的简单观察，避免亚健康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对于人情交往，有所为有所不为。

交往是一把双刃剑，所有人都觉得累，但是都被这种氛围所绑架。适当地放下，有节制地往来可能是必需的。

二是饮食结构需要调整，身体要适当锻炼。

三是对各种考核看得淡一些。

与其去符合急功近利的考核，还不如静下心来，好好做点有长远意义的科研。

四是人才要分流，不能总走独木桥。

要做的事情很多，可做的事情也很多，不一定非要做什么别人现在认可的事情，走自己的路才很重要。

五是养老服小，在可见的未来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只能想办法处理得更好。

六是抽点时间看看中国古典文化书籍，看看现代心理学，自己给自己咨询，可能会减少不必要的担忧和焦虑。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去专业咨询。

大多数时候硕士，我们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但是否处于亚健康，自己应该能够有所感知，并且尽可能了解其原因，避免一些明显的诱因，主动寻找跳出亚健康的出路，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怕健康而放弃了事业，在放弃和追求中间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可能是我们主要要思考的。

希望我们都能晚点进入亚健康，为了幸福，为了事业，早点冲出亚健康。

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当教授，武汉一高校45岁教授病逝，科研人员亚健康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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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不少科研工作者可能在朋友圈关注到一则沉痛的消息：武汉一高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于2019年10月19日因病去世，享年45岁。

这再次引发了对科研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健康状况的关注。

在工作、生活的层层重压下，近年来上海mba，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科研人员因病逝世的消息屡屡传出。仅今年10月，就有3位去世，令人痛惜。

王渊旭

河南大学物理与电子学院原院长，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0月14日在开封逝世，享年46岁。

2006年，王渊旭完成日本物质材料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工作后，来到河南大学工作，相继受聘为“黄河学者”、省特聘教授。

他带领团队致力于新型能源材料—热电材料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层状热电材料导电的物理机制，发现了热电材料中的能谷简并、纳米热电材料中的量子限域效应以及阴离子基团构型差异与热电特性的关联

张小英

中山大学教授、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原副院长，因突发疾病不幸于2019年10月6日在佛山逝世，终年46岁。

公开资料显示，张小英于1973年11月出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2015年10月引进到中山大学工作， 2017年9月至2019年9月任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副院长。

肖育众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青年教师、副教授，2019年7月4日下午被发现晕倒在实验室，送医抢救无效去世，年仅31岁。

肖育众于201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同年被保送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研究所硕博连读；2017年博士毕业即被湖南大学聘为副教授，年底调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任副教授。

肖育众曾在一篇报道中提及繁忙的科研生活，“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忙到凌晨。记得有一次实验，我接连做了两个通宵，整个人都累趴了”。

赵艳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青年教师，于2018年10月11日上午在华中科技大学听课时突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35岁。

赵艳云于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获得统计学博士。2015年，他与妻子一道作为优秀人才，被引进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何智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当教授，武汉一高校45岁教授病逝，科研人员亚健康不容忽视，因腹壁转移腺癌疾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9月24日在北京病逝，享年35岁。

2006年—2008年，何智曾陆续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癌症研究所、 公司和NPS制药公司担任助理研究员。2012年于多伦多大学化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2015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科协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时长为8.6小时，最长工作时间每天16小时。

高学历者每日工作时间更长，睡眠缺乏情况严重，博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时间最长，为9.29小时。

同时，博士和硕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周花在运动上的时间都不足5小时，显著少于其他学历群体。

科研人员的亚健康状况不容忽视。那么，该如何冲出亚健康？

科学网博主、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彭思龙曾以《科研生活：冲出亚健康》为题，分享了他的心得。

科研生活：冲出亚健康

作者 | 彭思龙（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研究员）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让人遗憾的消息，一些风华正茂的学生以不恰当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些年富力强、卓有成绩的科研人员非正常离开了人世。

谈论中，大多数对这些人表示不理解。为什么我国的科研人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怎么才能避免出现这样的状态？

我们平时看到很多科研人员满腔热情，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我个人少量的观察，大多数人并不是很健康，不是高血压，就是糖尿病、前列腺炎、心肺病等，这些大多数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病，却过早出现在了中青年人的身上，尽管有时候并不严重，但是也是疾病的前兆，我们称之为亚健康，发生这样的现象是有原因的。

以下几种导致这种现象的副作用是我个人的体会。

一是人情社会的交往模式带来的副作用。

我国是个人情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每个人都被自己的亲戚、朋友、同学、战友、同事所包围，每个人都在介入别人的生活。

因此，大多数时候，国人都要忙于应酬，而应酬的主要方式就是喝酒吃饭。科研人员一样不能免俗，有时候为了课题，为了一个团队的发展，也需要同样的交往。

交往多了，酒宴也就多了，身体自然就消化不了这些交往带来的副作用，亚健康就自然产生。

二是社会物质发展转型带来的副作用。

我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中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物质的快速丰富，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极度匮乏，到了现在的随意吃喝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当教授，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是我们的消费和饮食习惯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身体对食物的消化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适应的。

比如，一个朋友跟我去内蒙古考察旅游，一天三餐羊肉，他胃口好，每顿都吃得比较饱，第三天晚上，就得了急性肠胃炎。

由此可知，我们改变了饮食结构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可能还没有很快地适应当前的饮食结构，因此各种消化疾病自然就容易产生。

科研人员可能在饮食上稍微注意一些，但是固有的习惯和新的形势之间的不协调，同样产生身体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最终表现为亚健康。

三是急速发展过程中的功利性带来的副作用。

由于我国社会处在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快速的发展使得所有人对未来的期待抱有很高的目标，各个不同集体之间需要在社会中调整自己的位置，谁都不想落后，于是各种竞争性的考核机制诞生了。

这些考核机制假定过去的速度至少保持不变，体制里的人是能量无限的，因而很多考核也比较超前，而且是快速变化的。

可是，人并不是能量无限的，因此，处于这个考核体制中的所有，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都比较焦虑，这种焦虑正是很多心理和生理疾病的直接诱因。

四是历史性人才断档带来的副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着技术性人才的断档。于是大量的年轻人提前进入了战壕，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并不是非常成熟的团队承担着一些关键的工程，这时候，很多环节都充满了风险。

只要是比较负责任的领导，都不会希望自己的团队失败。当遇到一些需要持续好多年的大工程时，压力可以摧垮哪怕是最坚强的人。

如今看来，人才的断档似乎是解决了，但是一个较大的后果是，中青年占据了大部分重要的位置，后来者呢？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和上一代比，晋升速度就要大大地放缓，甚至比正常还要慢，他们遇到了玻璃天花板。

错了，以前是玻璃天花板，现在就是玻璃钢天花板，如果没有超强的实力，是很难突破这层天花板的。

这也造成了上位者劳累，后进者忧虑。不管是劳累还是忧虑，都是亚健康的主要凶手。

五是社会抚养教育模式带来的副作用。

我国的青壮年不仅仅要面对工作的压力，上有老下有小的现状也让他们多了很多的负担。老人大多数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病，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照顾。

而我国的教育氛围也让一个家庭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教育一个孩子，大多数时候会牺牲一个成年人的大好青春。

这种对上的养老，对下的过度付出，导致我国的中青壮年拥有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三座大山：老人、子女和事业。

前不久跟一个朋友聚会，他年纪不大已经满头白发。他就是在我国典型的三座大山下的科研人。

六是医疗保障体系的缺陷带来的副作用。

我们的医疗体系迄今为止还只是关注表面的疾病，比如每年体检一次，但是很少有控制疾病的作用。

其原因在于，这些手段只能发现外在的病，而不能发现潜在的病，更不能阻止病情的发生。实际上在职研究生，美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样面临社会的亚健康，于是大量的临床心理学诞生了。

尽管我国的心理学已经拿来了一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就个人感觉，在社会生活中还没有形成气候。除了一些明显不正常的人去看心理医生，一些看似正常，实质上已经亚健康的人，更需要心理介入。

根据上面个人的简单观察硕士，避免亚健康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对于人情交往，有所为有所不为。

交往是一把双刃剑，所有人都觉得累，但是都被这种氛围所绑架。适当地放下，有节制地往来可能是必需的。

二是饮食结构需要调整，身体要适当锻炼。

三是对各种考核看得淡一些。

与其去符合急功近利的考核，还不如静下心来，好好做点有长远意义的科研。

四是人才要分流，不能总走独木桥。

要做的事情很多，可做的事情也很多，不一定非要做什么别人现在认可的事情，走自己的路才很重要。

五是养老服小，在可见的未来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只能想办法处理得更好。

六是抽点时间看看中国古典文化书籍，看看现代心理学，自己给自己咨询，可能会减少不必要的担忧和焦虑。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去专业咨询。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但是否处于亚健康，自己应该能够有所感知，并且尽可能了解其原因，避免一些明显的诱因，主动寻找跳出亚健康的出路，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怕健康而放弃了事业，在放弃和追求中间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可能是我们主要要思考的。

希望我们都能晚点进入亚健康，为了幸福，为了事业，早点冲出亚健康。

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当教授，康奈尔33岁女学霸受聘浙江大学教授，曾表示：回国做科研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据悉，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33岁的博导陆盈盈已在去年底成为浙江大学长聘教授。

（图源浙江大学）

陆盈盈2010年6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获得学士学位;2014年6月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 ）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在康奈尔大学和斯坦福大学（ ）从事能源材料领域博士后研究工作。2015年入选国家海外人才引进计划（青年项目）;于2015年10月全职回浙江大学工作。

独立工作以来，她发表SCI论文40余篇，引用6300余次，H因子为36。其中以第一/通讯作者在Nat. Mater. 、Sci. Adv.、Nat. . 等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4篇为ESI高被引论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面上项目2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1项（青年首席）；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科技部中青年领军人才计划。担任中国化工学会储能工程专委会副秘书长、Wiley旗下Nano 期刊副主编、《过程工程学报》及Green & 期刊编委；组织建设了“浙江省电化学能源储存工程创新团队”、浙江大学储能工程研究中心。已授权国内外专利8项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当教授，与上海汽车集团、浙江浙能技术研究院、浙江蓝德能源科技等企业开展研发合作。获《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国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香港求是基金会“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侯德榜”化工科学技术青年奖，并当选第十三届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去年10月，陆盈盈还与10名青年学者分享了2021达摩院青橙奖。

她研究的领域包括电解质材料产品工程、多功能离子液体、无机有机纳米结构杂化物、锂电池等能源化工材料、高能量大功率储能器件、电化学还原二氧化碳等。

对于回国原因，陆盈盈表示：“理由很简单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当教授，康奈尔33岁女学霸受聘浙江大学教授，曾表示：回国做科研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在国内做科研就是一件再适合不过的事。唯有回来上海mba，别无他念。出生在这里，生长在这里博士后，这里就是我的家，我的根。一个国家强大不强大，能不能往前走硕士，需要每一个人尽自己的一份力。而我所能为国家做的事，就是回来做好科研工作，让我们国家在新能源领域有所发展。”

前瞻经济学人APP资讯组

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当教授，从中专生到教授，再到院士，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近日，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 ）公布了2021年新当选院士名单，哈尔滨工业大学高会军教授入选。

高会军教授，1995年陕西第一工业学校中专毕业，2001年沈阳工业大学获硕士学位，2005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交叉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智能控制与系统研究所所长，国家杰青、IEEE 、香港大学荣誉教授，全国青联常委、黑龙江省青联副主席。

我们来看看他的励志故事吧！

上世纪90年代，东北一家工厂内，一位工人正在机床旁读书。书本上沾满了机床溅出的油渍，三班倒的工作让他感到疲倦，这个工人就是高会军。

由于家庭条件不好，他选择了中专毕业后进入工厂工作，望着工厂里的进口机床等高端设备，高会军感到知识的欠缺，那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继续求学。

之后的十年中，他通过了自学考试获得了本科学历，并先后获得沈阳工业大学硕士学位，及哈尔滨工业大学(简称“哈工大”)博士学位。并凭借丰硕的科研成果和治学成绩，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历史上唯一一位由讲师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的学者。

高校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17位世界最具影响力科学家”中唯一的中国人….高会军身上的标签在不断地被刷新着。

10年，从中专生到哈工大博导，他的故事值得我们了解，也分享给你。

自学成才，哈工大唯一一位讲师直接晋升教授

在高会军的履历表中，只能找到中专、自考本科、硕士和博士经历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当教授，而高中和全日制本科教育两栏均为空白，可他却是哈工大职称晋升名册上唯一一位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的学者，并在30岁时成为哈工大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从中专生到博士生导师，华丽转身的背后，支撑他的是超乎常人的付出和信念的坚守。

从工厂磨工到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的青春这样走过。

高会军小时候家里穷，父亲靠干体力活挣钱养家，母亲没有工作，靠缝纫手艺挣钱补贴家用。由于工作环境恶劣，父亲不幸患上了股骨头坏死这一重病，使家里的经济条件雪上加霜。1991年，他15岁初中毕业时，家境的贫困和父亲的重病，使他不得不放弃高中、报考陕西的一所中专学习机械制造，以减轻家里负担。

“我1976年出生在黑龙江省集贤县，因为家里穷，再加上父亲身体不好，初中毕业就选择了读中专，打算毕业后分配工作，尽早赚钱。”中专毕业后，高会军很快有了第一份工作——在工厂里当磨工。

工作不久博士，由于缺乏工作经验，高会军在机床边工作时，切削出的铁屑不慎渗入两个手臂的毛孔，引起严重中毒反应，十分痛苦。“当时就下定决心，不管多难，必须得读本科。”

来自父母及师长的鼓励也让他重生了继续求学的信念，由此他踏上了充满荆棘的自考之路。“当时生活肯定是艰苦的，工作三班倒，还得抽时间复习，整个人就像绷紧的发条。”

为了自学考试，他常常是在机床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书本上沾满了机床溅出的油渍；他为了节省车费、骑着自行车在古城西安往返于单位、报名点和考点；他那时的生活常常是入不敷出，需要借钱买资料、交报名费；遇到难点问题，他常常彻夜难眠又无人请教，在痛苦与无助面前，多少次想放弃却又咬着牙坚持下来……

“15门课，我每次考4门课，我要把4门课分散在3个月时间之内，要把这4门课要攻克了，而且当时自学考试没有任何老师给指导。”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两年半的时间里，高会军自学考试本科要求的15门课程，并一次通过，获得机电一体化工程专业本科学历。也正是这段经历培养了他超强的自学能力。

因为有的科目（数控机床）刚刚过及格线，所以高会军说自己比较幸运。经过短暂的迷茫期，高会军毅然又调高目标，决定考研。为此他请了长假，没有工资，仅靠着一点点积蓄和家里的支持度过了那段埋头苦读的岁月。

当时的高会军，高等数学只学过上册，英语的水平连普通高二都不如。经过半年的冲刺，几经周折，高会军考取了沈阳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在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他抓住一分一秒的时间补习英语、学习专业知识。毕业时，同学都在各种高薪职位间选择，但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够，下定决心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一次，他把目标定在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1年，他顺利进入哈工大航天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做研究。“身边人给了我太多鼓励和帮助，指引我一步步找准方向、确定目标。”读博期间，高会军凭着对科研的满腔热情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在导师指导下很快取得研究成果，撰写的论文逐渐发表在一些国际权威期刊上，并开始融入国际自动控制学术圈。经过四年寒窗苦读，高会军于2005年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成果不断，荣誉纷至沓来

信念的力量是伟大的,非同寻常的坎坷求学经历塑造了高会军坚韧不拔的品格和毅力,让他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博士求学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针对不确定系统鲁棒滤波保守性大的难题，提出了基于参数依赖函数的鲁棒滤波新方法，该成果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被SCI他引300余次，得到了包括十余位IEEE会士在内的众多国际著名学者的引用与好评。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因此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也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学科历史上唯一一篇全国优秀论文。

博士毕业论文获评全国百篇优博硕士，也使高会军成为哈工大控制学科历史上第一人。由于成绩突出，校方有意破格提拔他为正教授，拿到学校大评审团来评议讨论。考虑到高会军求学的经历、学业水平和后发潜能等综合因素，最终30多人的参评专家达成了共识。王常虹说：“这些先生认为这个孩子从各方面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当时是全票通过的。”

2005年博士毕业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当教授，从中专生到教授，再到院士，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作为年轻拔尖人才得到哈工大教授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全票认可，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历史上唯一一位由讲师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的学者。高会军的研究成果发表在《IEEE自动控制汇刊》、《中国科学》等国内外权威期刊上。目前，他发表的论文被SCI收录100余篇。研究成果被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著名学者广泛引用，并获得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内的多项奖励。

高会军所获荣誉称号

他作为国际程序委员会主席,成功组织了三届《航空航天系统与控制》国际会议。该会议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吸引了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知名学者,并得到了美国航天宇航协会、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等权威机构的支持与协助。

高会军青年科学家工作室也很厉害。在网络化控制、视觉检测等相关领域取得系列研究成果，多项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励；近5年发表SCI论文529篇、ESI前1%高被引论文83篇、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力国际学术论文11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81项，已获授权92项；建成高等学校“111计划”学科创新引智基地、黑龙江省重点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等多个研究平台。

团队形成了以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国家优青、青年长江、中组部拔尖人才、科技部领军人才、IEEE会士等为骨干的优秀人才队伍；在当时，所培养的90余名学生均在世界知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中3人入选国家人才计划；指导博士生3人获国家级学会优秀博士论文奖、10余人获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生党支部获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团队所在的智能控制与系统研究所获校先进思想政治工作集体称号。

感恩家乡，毅然回国

“我是中专毕业步入社会又返回校园的，所以比别人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更懂得严格要求自己。更深深知道，无论有多大的抱负，都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在科研工作中，高会军深切感受到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对我国发展建设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开阔视野，他博士毕业后前往加拿大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在读博士后期间，他有三篇论文以长文的形式，发表在领域比较顶级的期刊上，这种经历非常难忘。

在海外博士后学习和工作期间，高会军同时还承担着指导哈工大学生的教学任务。他对国外培养高端人才的机制和做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现在在美国普渡大学任职助理教授的牟少帅，曾是高教授的学生，他给记者讲述了当年高老师在加拿大出国期间给在国内的自己指导学习的情景：“他一般是在晚上2点钟，从他的办公室做完科研之后，回到家里来都已经是3点多钟了，再开始跟我讨论，大概讨论2个小时，然后5点钟，对我的一些结果给出意见来，然后他再开始睡觉，大概睡2个小时，又开始起来做新一天的工作。”

高会军说：“这段经历，让我对国外大学的体制和各方面的机制也有了一定的理解，尤其是对人才培养方面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这也是我后期希望把很多精力投入到人才培养这个关键的问题上面来。”

2007年在职研究生，高会军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该校当年唯一的博士后奖，结束了自己海外博士后的学习和工作。这时，他可以选择去德国做洪堡学者，还可以选择在北美高校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国外的科研环境比国内优越。但是他常怀感恩之心，心系祖国的发展，带着一份感情和一份责任，高会军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他说。

高会军团队自主研发的汽车仪表自动检测装备，解决了仪表出厂人工检测中检测误差以及检测效率低的问题，原来每块20分钟的仪表检测过程现在仅需几秒钟即可完成，大幅提高了检测效率。

近些年，从高会军团队毕业的学生在美国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一些国外高校攻读博士学位。对于这些优秀学生们，他的主张是“我们今天在国外所做的努力，是为了今后在国内更好的发展。”

高会军希望在国外求学的留学生们，将来能够回国发展，为祖国贡献聪明才智。他感慨如今境内有越来越多的好机会、好平台，可以让优秀留学生建功立业、实现价值。“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对于海归的科研工作者们，他给出的建议是，选准合适的行业领域，保持自己国际化优势，与国外高水平学者或研究机构开展学术合作，以国家需求为导向，以国际化科研平台为依托，再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一定会取得突出的成果，为中国相关行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一步一步走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高会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