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是野鸡大学吗，郭衍莹：回忆我在北大求学时的往事——难忘的1952年

1949年夏我在上海复旦中学毕业，适值上海解放，我考上北大工学院化工系（二年级后转至电机系电讯专业）。9月中我来北京上学，至1952年9月提前毕业。我在北大求学整整三年。有人说这三年在北大历史上是平淡无奇的三年；既不像前几届学长们大都参加过轰轰烈烈的反蒋学生运动，又不像后来我们的师弟们经过反右、文革那些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但我却觉得这也是不平凡的三年。在这三年的前二年中，北大保持着过去优良的学风。老师们循循善诱式的教诲，扎实的基础课学习，使我终身不忘，终身受益。到了1952年，我适遇中央决定全国高校49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还遇上建国后第一次高校教授思想教育运动(当时大家称洗澡运动)，以及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三件事都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深刻印象。今年正好是我毕业60周年，也是影响深远的高校院系调整60周年。据说关于当年这场高校院系调整现在正是教育界、科技界和文化界人士议论的热点。我这里主要根据我的回忆，说说在难忘的1952年中我的所见所闻。现在我们这批老校友年龄都已超过80，进入耄耋之年。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和老校友们一起回忆那段岁月中难忘的往事。可能今天北大年轻师生们会感到兴趣，从中也许还会得到一些启示。

一、老北大的优良学风，扎实的基础课学习，使我终身受益

当时像北大、清华等旧大学理工各系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特别重视基础课。像数理化等基础课程都是由名教授讲授，而专业课反而由年轻老师担当。这一点好像与当前某些大学的做法正好相反。譬如那时普通物理课由郑华炽教授讲课，普通化学课由曾昭伦和唐敖庆教授讲课，电工原理（即后来电磁学）由马大猷和黄宏嘉教授讲课，电子学由马大猷教授讲课，高等微积分由赵芳熊教授讲课，工程制图由李酉山教授讲课，无线电原理由胡筠教授讲课，等等。那时的观点是大学最重要是学好基础课。专业课可以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学习，何况不少专业发展太快（如电子专业），在校期间也只能学个皮毛。这些老教授学识渊博，勤恳敬业，讲课由浅入深，循循善诱。这些基础课经常在沙滩公主府理学院的阶级教室上课，每次都座无虚席。听他们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

另外我想说一下当时大学宽松的允许学生中途转系政策，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我在中学时化学成绩优秀，自认为将来可当个化学家，或当个化学工程师。进北大化工系上一年级后，每次做化学定性、定量试验时老出错，成绩始终上不去，才明白自己不是当化学家那块料。但我数学、物理成绩一直还不错。加以当时电机系开设电信专业，学生一直较少。马大猷院长看我数理成绩还不错，就鼓励和批准我转到电机系电信组学习。当时电子技术方兴未艾，这个电信专业实际上就是后来电子、通信、测控甚至计算机专业的前身（国外也是如此发展）。不过当时我们国家还认识不到，也不大重视。甚至当时有中央红头文件上说我国主要发展‘有线’，因为无线不保密。有位中央领导作报告时还形象地打个比喻：发展电子技术好比菜里放盐，不放不行，放多了也不行。所以上电讯专业学生不多。当时国内，像邮电部研究所，上海电工研究所等这些主要研究无线技术的单位也纷纷下马。这一情况直至1955年后才完全纠正过来。我在电子技术这一领域干了一辈子，总不忘马大猷老师是我的恩师和引路人。马老师今年以97高龄去世，他一生为我国电子事业和声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我祝愿他安息！

当时的大学，学生中途转系是件平常事。因为中学生毕业时报考大学专业有很大盲目性。允许学生中途调整专业，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的一面。不少人确实因此发挥自己优势和特长，并在后来事业上做出成绩。例如于敏学长，他44年入北大时学的是电机，46年转系至物理系攻读原子物理。师从张宗遂教授。49年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后几十年来为我国国防事业作出贡献，被誉为我国的“氢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二弹一星”元勋称号。可以设想，他如继续学电机，很可能中国少了位世界级核物理学家。我总觉得后来的大学对学生要求更改专业管得太严，一锤定终身，不甚合理。听说近来有的大学每年允许少量学生转系，但名额甚少，卡得太死。至于听说有极少数大学拿这些名额作‘开后门’和‘权钱交易’的勾当，原本应是净土的高等学府也被铜臭所沾污，使人痛心。这就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了。

1951年底，中央鉴于经济建设各条战线技术人员匮乏，决定全国49级大学生一律提前一年毕业。但仍算本科毕业，参加工作后按本科待遇。绝大多数同学对党中央的号召和决定是拥护的。但心里直打鼓，对少学一年就进入社会心里没底。但后来实践证明，北大大多数同学参加工作后都经住了考验，很快把工作抓了起来，不少同学做出了成绩。我认为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在校时基础课学得扎实。当然我不是说大学只要学点基础课就行了，只是说在当时条件下只能通过自己努力，在工作岗位上边干边学，来弥补不足。实际上我们参加工作后看到一些师弟能继续在校学习，非常羡慕。老想自己有机会再来校聆听老师的讲课，并请教老师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我从北大毕业后不久就参加航天部创业和工作，直至退休。退休后曾先后应聘担任科工委银河公司总工，和部队大修厂及院校的专家、顾问，一直没脱离专业。我今年八十整。仍在航天测控中心挂名当技术顾问，做一点力所能及而又不大费力的工作。虽然自感记忆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大不如过去，但大学的基础课和最基本概念却始终不忘。一些最基本公式和基本数据至今都还能记住。我总觉得，现在某些大学里对基础课程的教学和训练重视很不够。譬如电磁场的物理概念是什么？在室温下自然界任何电阻的本底噪声是多少？（-/Hz）等等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是野鸡大学吗，郭衍莹：回忆我在北大求学时的往事——难忘的1952年，这样一些在电子工程中极其重要的概念和公式，有些年轻技术人员不是说没记住，就是硬说没学过，待一查自己书本，才发现还曾用红笔画上杠杠，或做过重点记号哩。

二、我见到的当年的教师洗澡运动

现在八十岁以上老同学都记得，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主席亲自定稿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的讨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场大范围的铺天盖地的批判运动。这是建国后在思想意识领域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不过在运动开始阶段，在高校，尤其是理工各专业震动不大。在学生中，只要求开个会一般性地谈谈认识。我记得我们班讨论时大家嘻嘻哈哈，很不认真。讨论结果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武训是好人办了坏事”。当时有位同学还打个比喻：”好比你妈见你渴了赶紧给你打碗开水，不小心洒出来把地板烫坏了，你能把你妈打成反革命吗?”顿时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但很快我们就不能那么轻松了。经过一阵媒体对电影口诛笔伐后，先是在文艺界对知识份子开展思想改造。接着从51年冬直至52年5月，在北京的高校掀起一场教授洗澡运动。这场运动又首先从北大开始，拉开了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序幕。根据我的回忆和资料记载，在1951年国庆节前一天（9月29日），北大教授集中步行到中南海，大家一起听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报告。据说周恩来一共讲了四、五个小时。回来后运动就正式开始。现在想来，这恐怕都是毛老人家整个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战略部署的第一个具体步骤。或者说是后来反右斗争的一场前哨战。

当时正值我们毕业前夕。后来学校交代，要停课闹革命，寒假也不放了，毕业论文也不做了，毕业考试也免了，党组织号召，大家要安心和认真帮教授洗澡;这对同学们也是一场考验。毕业时还要做评定。运动一直到五四节才宣告胜利结束，恢复上课，到8月底就匆匆毕业。不过大多数学生帮助老师洗澡却是很认真的。学校党组织还组织学生针对每个老师成立帮促小组，帮助老师洗澡，检查过关。对于教授，不仅要求自己检讨自己，而且同人之间也展开批判。言辞激烈，前所未有。

这次思想改造，开始时很多老师很抵触。后来有的老师自身问题不大，又能检查深刻，就很快过关。但也有的老师检讨多次，均未通过。我记得工学院最后的重点是傅鹰教授、李酉山教授和其他二位教授。这些教授其实都没有太多的历史问题，主要是都在美国留过学，崇洋媚外特别严重。如傅鹰教授，始终认为他在化学方面的成就（傅老师在胶体和表面化学的研究上有着很高的造诣）主要是美国大学和他的导师巴特尔对他的栽培。因此检查过不了关，一直拖到最后，才在帮促小组启发下，“痛心疾首”地（其实是违心地）认识到他的美国老师曾“盗窃他的成果去发表文章”。检讨才得到群众的谅解而通过。不过当时还没有戴帽或处分之举。有些“态度不端正”的教师，最后也都“蒙混”过关。有位刚过关老师底下公开说：“一旦过关，如蒙大赦”。可见不少教师对此是有抵触的。

工学院学生除帮自己院里教授洗澡外上海mba，有时还参加全校重点老师的思想改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批判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周是五四运动积极分子。后经蔡元培校长选拔赴美留学。留学归来，是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当时国共合作，李大钊既负责北方的共产党组织工作，又负责国民党北方支部的工作），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有不少瓜葛。但他拒绝当国民党伪国大的代表。还曾劝说北大校长胡适不要出席伪“国大”。他既与旧政权有瓜葛，又从不放弃学术钻研。从1931年起，直至1949年，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一直由周炳琳担任。他在学术上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均相当深远，他在北大百年历史，乃至近代大学教育史上的地位自不容忽视。但在那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跌跌撞撞，几乎过不了关，差一点被批倒批臭。据说还是毛泽东老人家有批示，放了他一马；“看来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的必要的作法。”于是学校在52年7月底在沙滩的学生大食堂组织千人大会让上周炳琳作了最后一次检讨。那次会我和班里几个同学都参加了。只见会上有群众一个接一个上台，上纲上线地批判；还有周先生的亲属声色俱厉的揭发。这种场面，在后来的‘反右’和文革中在职研究生，当然看得多了博士，不以为怪。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次看到时，却很不习惯，觉得很别扭。在这种情况下，周炳琳深刻反省“敌视人民”的反动态度，表示要站到人民的立场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次检讨算是得到群众的谅解而通过。现在想来，当年那场教授洗澡运动中的一些做法，为以后历次运动的所谓 “大批判”，开了个恶劣的先例

三、1952年院系调整我的所见所闻

从52年开始至55年的院系调整，是50年代初震动我国高教界头等大事。这件事影响深远，直至半个世纪后今日仍是知识界议论热点。其实早在1951年，“院系调整”工作就已开始了。我记得1951年6月1日在当时沙滩民主广场举行的马寅初校长就职典礼上，马校长就透露，中央已批准将燕京大学并入北大。为了更好发展，北大将全部搬至燕大校园。他的意见是让工学院先搬去。马老说到这里，顿时获得到会的工学院师生热烈鼓掌。不过后来第二年的院系调整并没有采纳马老这一意见，还是按照苏联模式把工学院调整至清华大学。另外听说马老不赞成按苏联教学科研分开的模式，把理学院很多老师调去科学院，因为我们国情与苏联有所不同。但这一建议后来也没被采纳。

后来中央决定，北大工学院并至清华，而清华的文理学院并入北大，二校各有进出，基本上互不“盈亏”。记得当时北大电机系里还让我们几个学生帮忙清点仪器设备和图书，并运送去清华，我也就顺便听了几堂清华孟昭英、常烔几位名教授的电子和网路课。也有机会听到二校电讯专业一些老师对院系调整的意见。据我回忆，大多数老师尤其是青年老师都表示赞成，都说北大清华本来就是一家嘛（指西南联大）！尤其是北大方面，工学院搬去清华园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是野鸡大学吗，文理学院搬去燕园，无论教学、科研和生活条件都有很大改善。但亦有些教授考虑得比较远。他们认为理工分家不合理，“理是工的基础，工是理的应用”；工学院学生一二年级很多数理化基础课都是由理学院教授讲授的。分家后将大大降低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尤其是化工系袁翰青等教授认为，他们很多课程多是和化学系合上的。分家后不少课就无人开讲了。又如美国哈佛大学出身的马大猷老师认为，北大工学院和电机系的历史比清华还早。二校电机系和电讯专业各有特色，如北大基础电子学比较强，当然清华也有它的优势。合并一起就没有特色了。而清华孟昭英、常烔等老师主要意见是苏联工科大学的电机系和美欧大学不同，没有电讯专业。其电讯专业是设置在几个专业学院，如列宁格勒电讯工程学院（其前身为著名的蓬奇-勃劳维奇通讯学院）。，莫斯科动力学院等。如完全按苏联方案，电讯专业将合并至其他专业学院（如新成立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后来高教部做了妥协，同意清华保留电讯组（后由这个专业发展为我国的第一个无线工程系，后来又发展成为清华电子。控制、信息等系和专业的前身），而北大的马老师则调任去哈工大当教务长，就听不到他的不同意见了。

随着院系调整深入，没过多久，又以北大和清华为基础分出八大学院，这就引起一些教师不满和意见。尤其是一些老教授，认为这大大削弱整体教学和科研力量，形成不了像美欧那像以名牌大学为核心的雄厚师资和教学、科研力量。不过在当时政治气氛下，这些意见是不会有人重视的。至于年轻教师则拥护者居多数。一些调去新学院的教师后来都成教学骨干。何况八大学院都在北京，教学和生活条件都不错。因此据我和同学回忆，在院系调整中，北大和清华从整体上讲，还都比较平静。不像上海的交大和浙江的浙大等，弄得四分五裂，伤筋动骨。尤其是交大，开始时要肢解一分为二，而且都要迁至西南和西北。因而受到一些教授抵制（其中不乏后来被打成右派的）后，才在上海保留一部分。但已大伤元气。不过听上海的老同学说，也有的大学如复旦大学，却“捞了一把，成为暴发户”。至于外地像山西大学，岭南大学等被就地拆散，化整为零，情况就很惨了。

不过当时的院系调整工作远没有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像现在国家机关或学校调整时那么复杂。北大工学院从院长到系主任主要工作是教好书，当好教授。工学院没有一个脱产的行政领导，总务组也只有几个人负责全院师生的吃喝拉撒睡。每个系只一名秘书负责全系一切事务。工学院党总支书记是不脱产的学生，更不用说各系支部书记了。记得胡启立同志当时是校党委成员、学生会主席，他原在法律系学习，51年转至工学院机械系，每天照样要夹着书本上课，照样要排队去食堂吃饭，照样八人一桌站着吃丝糕(当时的主食)，照样要参加考试攒学分。按当时北大校规，三分之一功课不及格就得蹲班，二分之一功课不及格就得走人。所以院系调整对很多教师来说无非是换一个教室讲课。不像今天机关或大学里各个级别的干部一大堆，调整时光是考虑干部如何安排和摆平就是件棘手难事。不过从院系调整后，旧大学的这套“旧制度”也都随之消失了。

这场院系调整的实质的确是为了配合当时政治上的“一边倒”，高校体制也要一边倒，即全盘仿照苏联的高校模式。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在看来，关于它的是是非非，众说纷纭，恐怕一时难于得出权威性结论，争论恐怕还要继续下去。我毕业后就离开母校，一直在国防科研部门工作，说不出大套理论根据。但我从一个老科研人员角度认为有些问题不能苟同媒体上或网上某些人的论点。一是不能把当年院系调整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提高到 “是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对自由知识分子的一次清洗预演”的高度（引自互联网上署名文章，下同）。因为我们看问题不能脱离当时国家所处情况和环境：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依靠苏联来恢复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唯一选择。譬如说教会大学，当时经济来源已断，总不能让中国人勒紧裤带掏钱继续给教会办大学吧。至于有的文章把上海个别教会大学吹成“东方哈佛”，这就有点近乎奇闻了。当时有些教会学校吓人的学费就使广大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望而却步。其实在那次领导院校调整工作中也有不少民主人士参与决策，如马叙伦，曾昭伦（二人时任教育部正副部长），马寅初等。即使在反右前夕大鸣大放中，有关这方面意见也远没有现在那样尖刻。当时主要是“教授治校”之类言论被毛主席视为知识分子想夺权，后有不少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如曾昭伦老师）。

再则即使从现在看，也不能把院系调整后高校教学和学生质量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说调整后大学“奴化和宣传的灌输，断裂长期形成传统，培养毫无判断能力的年轻人”等，这样说太有失公正。当时中国的大学少得可怜。增办大学，尤其是西北、西南，势在必行。从电子和信息领域来说，当时参照苏联做法，成立了几所有关专业的学院，是正确的。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如此迅猛发展，光靠几所综合大学包打天下，肯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譬如说55年成立的成都电讯工学院(即今电子科技大学，由上海交大、岭南大学等有关专业合成），北京邮电学院（即今北京邮电大学）和后来成立的西安电讯工程学院(即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由解放军张家口通信学院，大连大学等有关专业合成），解放军南京通讯工程学院等，现在都是电子专业方面一流大学。多少年来无论是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和对国家贡献，它们并不比名牌大学有逊色。应该说，中国教育真正的浩劫还是从反右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

高校体制全盘仿苏联模式当然是错误的。但外国一些好的教育体制和经验，以及失败教训都要研究，并借鉴其长处。譬如美国有世界闻名的哈佛、耶鲁等名校。但也有一大堆连美国政府都感头疼的野鸡大学(据资料透露，全世界被曝光的700来所野鸡大学，美国几占一半。而华人学生是这些野鸡大学的一大主要市场)。这些大学也培养所谓“博士”，但毕业后只能到发展中国家去唬唬那里的官僚。我们在从政治上批判原苏联的同时，没有必要也把苏联的高校水平说得一无是处。老百姓有句生动的譬喻；不要在倒洗澡脏水的同时把孩子也倒掉。苏联的教学体制应该说对于苏联自己说还是匹配的，并基本上沿用至今天的俄罗斯。问题出在我们用教条主义办法去学习人家的经验（虽然我们一直在批判人家犯教条主义）。去过前苏联和俄罗斯的人都知道，他们很多高等院校非常重视基础理论课，非常强调学生要扎实学好基本课程；学校专业齐全，学风扎实，教学质量较高。我们遇到的一些俄罗斯年轻工程师，他们的基本概念清楚，动手解决实际能力也较强，不像我国某些大学毕业学生（尤其是近年来扩招后的），基本概念“一塌糊涂”，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基本上没有。其实苏俄的教育体制也非一成不变。如在早期，大学专搞教学，科研归科学院。后来很快就打破这个界限。如毫米波技术的研究就是以大学为主进行的。另外俄罗斯的大学专业非常重视配套和齐全，不像我国大学强调一时的市场需求和效益。如某些重要专业（如电真空专业）几乎关了门。以致国防建设上急需的微波大功率电真空器件，至今很多要仰求他人。大家知道尽管苏联解体后经历十年休克时期，当时很多大学教师勒紧裤带，军事科研单位连工资都发不出。但它的科技队伍基本上没有流散外国。它的科技队伍作风非常严谨扎实，到今天它照样能不断研发出一代又一代新型的，世界一流的武器装备。在电子技术领域，尽管俄罗斯在微电子技术等不少方面是软肋，但他们的大学和科研部门的微波和毫米波技术，微波电真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水平从来是世界一流的。更不用说它的航天航空技术了。它研发的新型武器装备，不能说件件世界第一，但至少是门门不缺。西方有媒体称它是当今世界唯一能在军事上向美国叫板的大国，也是使日本右翼势力唯一畏惧的军事大国。因此我想，对国外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和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经验，只要对我们有利（又不对我国禁运），我们就应不拘一格借鉴、学习，为我所用。

谨以此文纪念母校工学院成立110周年!

电机系1952届 郭衍莹

照片档案

照片1：1951年春，北大工学院电机系二年级部分同学摄于北大民主广场，背景为红楼对面的灰楼(当时女生宿舍)。照片中有箭头者是作者。

照片2：2003年10月,北大工学院建院100周年时，工学院老校友来母校红楼旧址留念。照片中有箭头者是作者。照片1中的好几位也在其中，相隔已半个世纪多了！照片中很多老校友是五、六十年代各条经济建设战线的功臣，也有几位院士。现都已垂垂老矣！

照片3（录像）:1998年5月4日是北大100周年校庆。马大猷老师亲自来校与当年北大工学院部分毕业学生见面和座谈。马老师当时已83高龄。仍精神飒爽，坚持搞科研，并亲自带博士生。照片中前排左二是马老师。有箭头者是作者。马老师于2012年7月17日去世。享年97岁。他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国际著名声学家、中国现代声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照片4：1952年北大教师洗澡运动中，化工系傅鹰老师是运动中重点。过关后学校组织傅老师等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并接受教育。这是他在朝时所照（前排右2）。但57年反右时傅老师又成为批判重点,是毛老人家批示放他过关。

照片5：自右起为马大猷，梁思成和孟昭英。这是1956年他们参加我国12年科学规划大会期间和周总理合影。马曾是北大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任。孟于1952年在清华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无线工程系。我曾听过二位老师的讲课。他俩和梁老师于当年院系调整时都极力反对理工分家。1957年孟被错划成右派，马则弃官从学，改攻声学，创建我国第一个声学实验室（引自《清华名师风采》p.650）

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客人来山东师大附中参观访问

3月30日，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副校长梅雷什金·德米特里·叶夫根尼耶维奇一行到山东师大附中参观访问。山东师大附中校长苗禾鸣硕士，山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李杰，山东师大附中副校长、校本部执行校长杨平陪同参观。

客人一行游览了校史馆，在随行翻译的帮助下，聆听了学生讲解员的解说，了解学校办学的历史和发展特色。

在排练厅，学生交响乐团为远道而来的客人献上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代表曲目《大宅门》和《红旗颂》，专业精彩的表演赢得了全场嘉宾的赞誉。来访的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舞蹈系主任卡西玛诺娃·柳德米拉·阿尔贝托夫娜现场向乐团发出了去俄罗斯参加交响乐展演的邀请。

告别音乐的盛宴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客人来山东师大附中参观访问，客人们又踏进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室，感受科技的魅力。大家观摩了学生自行发明设计的防坠落小车，体验了教学用的机械臂和AI智能设备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对学校充满科技感和人文范的学风、底蕴印象深刻。

来访视频请点击观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希望借助此次交流，能进一步增进俄罗斯客人对中国现代化素质教育的了解，也为接下来的交流互鉴搭建好友谊之桥。

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位于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市，是俄罗斯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始建于十八世纪末，是沙皇俄国政府在圣彼得堡大学(1724年)和莫斯科大学(1755年)之后建立的第三所高等院校。创立于1797年博士后，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著名的师范大学，同时也是俄罗斯历史最悠久的，唯一冠有俄罗斯国家名称的师范大学。仍在全球教育领域学科中保持着高研究水平。1998年，根据俄罗斯联邦30号总统令博士，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被俄罗斯政府授予”国家文化遗产”称号。

网络编辑 | 王越

撰稿、审核 | 王敏

终审 | 杨平

西南国立大学，抗战烽火中的另一个“联大” | 草地周刊

在城固县博物馆陈列的一张张褪了色的历史照片里，衣着朴素、精神昂扬的青年正成群结队地行走在满是碎石子的山路上。1937年2月，打破“蜀道难”的川陕公路全线贯通，才让13个月后又一次启程的临大师生不必“以手抚膺坐长叹”，昂首阔步抵达秦巴山区腹地。再度面临迁校，盖因山河破碎。1938年3月初西南国立大学，抗战烽火中的另一个“联大” | 草地周刊，日军侵占陕晋豫三省交界的风陵渡，直逼关中东大门潼关，西安城内早已人心惶惶。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国民政府下令西安临大南迁汉中盆地。3月16日，古城正是春寒料峭，才开学13周的西安临时大学并中学部共两千多人先乘火车向西抵达宝鸡博士，随后徒步南行穿越秦岭。一路上，师生分成3个中队，唱着救国歌曲前进，在野外生火做饭，和衣而眠，也曾遭遇土匪洗劫。临大学生刘艺民日后回忆，颠沛流离的他看到眼前的崇山峻岭，以及沿途寥寥几户居民原始的生活状态时，“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就浮现在脑海。“但假设真有再大的雪，也阻碍不了我们的前进，因为我们有目的，抱着最后胜利的决心。”3月底至4月初，3个中队陆续进驻汉中褒城，停留在原地待命。“当时的汉中也并不安宁。”城固县博物馆原馆长苟保平告诉记者，抗战爆发后，汉中因联结川陕而成为战略要地，是越秦岭进入大西南的咽喉。国民政府许多机关和军队早早进驻这里，在小城里占据了大量房舍。同时，日军自3月起对汉中展开轰炸，将校址放在城区目标大、风险高。校高层经商议，将各学院分置于城固县、沔县（今勉县）和南郑县（现址在汉中市汉台区）3个县的六处教学点。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巴山北麓的城固古路坝，接纳了体育系、地理系、地质地理系及高中部的师生。“所谓古路坝，就是从陕西汉中通往四川万源古官道上的一个坝子。”苟保平站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旧址（工学院）前说，这里如今虽被农田环绕，但在当时人流熙攘，随着临大学生的到来更是有了些集镇的样子。

古路坝教堂历史照片。（西北大学供图）

如今在原址上还完整保留着的，只剩一座古路坝教堂。这片起建于1888年、中式飞檐与西式廊柱相辉映的宗教建筑群，最多时曾有500多间房屋，经岁月风霜洗礼如今已十不存一。指着不远处因汶川大地震坍塌的修女院原址，苟保平说，那里就是学生们的教室兼宿舍。城固和沔县的教学点，也大多数借用了当地已有的文教场所。如教育学院就在城固县文庙响起弦歌；农学院一部分在沔县县城中纪念诸葛孔明的武侯祠上课，一部分则在不远处与由山西迁来的铭贤中学共用校舍。既然在汉中扎下根来，“西安”校名就不宜沿用。4月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临大找寻校址的同时电令其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常委会则在一周后正式产生更名决议。5月2日，西北联大在校本部举行开学仪式。主持仪式的校常委李书田回忆了西迁、南渡全过程，随后激动地说，“在我们学界，（迁校）却是破天荒的大举动。”

西安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校徽。（西北大学供图）

在分分合合中坚守

“本校现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3所院校合组而成。”另一位校常委陈剑翛在开学仪式上的致辞，仿佛道出了西北联大日后两个层次的命运走向。如今只存在于照片和人们记忆里的西北联大建筑中，位于城固考院的校本部，影壁上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大字；走进考院，门楼上高悬“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洋工学院”三块校牌。效仿西安临大时期，各校还是给学生发联大与本校两种校徽和毕业证。“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发展流程的迥异，就在于前者‘联而未合’。”中国高校迁徙史研究者、《西迁南渡未北归：抗战时期的西北联大》一书作者张在军告诉记者，相比西南联大三校长的互通有无，西北联大校委会组成人员则各怀心思，还不乏国民政府出于不同目的的“掺沙子”之举。1938年6月29日，也就是西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的58天后，教育部突发电令，命联大农学院与坚守在秦岭以北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为西北农学院。正当校方一番交涉无果时，又接到命令要求古路坝的工学院分立，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合并为西北工学院。命令中称，此举实为“确立西北农工教育基础之计”。

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古路坝遗址内的回廊。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郑昕 摄

自7月起，西北联合大学只留下4个学院19个系。一年后的1939年8月8日，国民政府决定将其更名为国立西北大学，让西北大学这座肇始于1902年的学府在中断办学十余年后重生。同时，师范学院与医学院各自独立设置，西北联合大学自此进入五校分立、合作办学的年代。对于西北联大过于急促地由“合”转“分”，史学界有“内部分裂说”“政府介入说”“反共防左说”等多种分析角度。张在军认为，探究这所学校改组分立最重要、最深层次的原因，还须从建校的初衷谈起。“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开发西北、调整高校区域布局的考虑。”他说，“从结果来看，联大分出的农学院在武功（今陕西杨凌）重组为日后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师范学院迁往兰州更名为西北师范学院（后升为大学），医学院几经周折并入西安交通大学，工学院本定在工业重镇宝鸡、后在西安建起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则坐镇西安。如果没有西北联大作为一个节点让北平迁来的高校纷纷打上了‘西北’烙印，就很难有随后它们在西北的落地生花。”尽管像流星一样划过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夜空，西北联大却成为坚守在这里的师生们难忘的记忆。中国材料科学之父、已故的师昌绪院士曾谈起在古路坝透过屋顶缝隙看到星月高悬而自己仍在为通过考试熬灯苦读时，眼中泛起了泪光。在宿舍与蚊子、虱子、跳蚤所组成的“海陆空三军”周旋，到县城餐馆点了鱼肉“打牙祭”却偶遇邻桌上出手寒酸的教授，遭遇日军空袭四散奔逃……这些苦中作乐的情景，更是在西北联大师生的回忆文章中被反复提及。“这是我毕生不可忘记的一段。”曾任西北联大体育系主任的袁敦礼是中国体育教育奠基人之一，他在1939年所作的自传中这样回忆汉中时光，“这个地方是在深山之中，每天与学生共同生活，风景优美，共同欣赏，大有‘世事遥望空云山’的气概。”“袁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像做人一样堂堂正正做事。”已是米寿高龄的中国体育史学泰斗、西安体育学院教授王增明这样回忆自己的恩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西北师范学院做了袁敦礼两年学生，后又留校与其共事近七年。据他回忆上海mba，袁先生每每遇到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都会用西北联大时期的筚路蓝缕来勉励自己与身边的人。

张骞墓前新貌。 （城固县博物馆供图）

在倾囊相赠后告别

在世界文化遗产城固县张骞墓前的一座石碑上，碑文刚劲的隶书兼有标点符号，显示其历史并非十分久远。然而，这块碑却有着非凡的历史价值。“南郑屏山襟川西南国立大学，炎汉以兴，灵秀所钟，实生人杰，博望之故里、陵墓，胥在城固。”由后来成为红学大家的西北联大讲师吴世昌撰写、文字改革先驱黎锦熙手书的碑文，句句都是张骞流离西域仍不辱使命的壮举，也句句都是西北联大师生寓居汉中保留中华文脉的坚持。1938年7月至9月，西北联大考古委员会展开对张骞墓的发掘维护，开掘出汉代遗物和博望封泥，证实墓主乃张骞无误。“封泥的出土，为张骞墓后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提供了关键性佐证。”城固县张骞纪念馆馆长崔纪军说。张骞墓也成为西北大学考古学这一国家“双一流”学科的诞生之地，以及丝绸之路中国段考古活动的起点。尽管西北联合大学完整存续的时间仅有3个月博士后，但人们一般还是把各校随后合作办学的岁月也算进联大历史中。即便如此，从第一批学生抵达汉中盆地，到抗战后最后一批师生离开，也只有8年时间。“这短短8年，对城固、对汉中的影响都是变革性的。”苟保平说。在他看来，西北联大几乎向这里倾囊付出了所有。国文系教授黎锦熙完成《城固县志》（《方志今议》）的续修，提出了新修方志的体例、原则与方法，至今仍是国内方志编修当代志书的重要理论参考。

工学院师生对有近两千年历史的城固五门堰展开修缮保护，并对已规划好的湑惠渠工程进行了测绘，两处工程如今仍对农业灌溉发挥着重要作用。地质组师生走遍秦岭南麓到巴山北坡的沟沟坎坎，完成《汉中地质志》；教授张伯声重新厘定了“汉南板块”概念，由此生发出的“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成为中国地质学界五大构造学派之一。体育系师生们带来了垒球等当时新兴的运动项目，邀请篮球国手打表演赛，还将在汉江上游泳办成了广泛参与的活动。西北医学院设置门诊部解决百姓看病难问题。院长侯宗濂对产于汉中的鹿寿草展开专门研究，并发表其药理作用的科研论文，为该药材在治疗心脑血管病和风湿关节痛等方面的临床使用提供了确切可靠的资料。进步师生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当地抗日氛围异常浓郁，共产党员队伍得到了迅速壮大。至1940年底，城固县中共党员人数已达140多人，为坚持抗战及新中国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有思想、有理想的无产阶级战士。……“自平津各院校迁移汉中城固后，陕南顿成文化中心。”张在军说，联大在汉八年间，不仅让当地的文化教育风貌焕然一新，更为西北奠定了人才基础。“如工学院培养出的大批技术人员去往西部油田、煤矿，充实了抗战后方工矿、交通企业的技术力量。

至新中国建立，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成为国家重要工业部门的骨干。”更不用说在博物馆、校史馆中悬挂的一幅幅院士、学部委员和人文大师的肖像。西北联大从秦巴山区走出了202位两院院士和近百位文学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完成了70余项有重大影响的人文与科技成就。正如曾在古路坝读西北联大高中部的思想史学家张岂之先生所言：“无论是西南联大的‘南渡北归’，还是西北联大的扎根西北，都是抗战时期中国大学精神的最高表现！”伴随着抗战胜利的爆竹声声，全国高校的复校与迁校陆续成行。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陆续北迁。而农学院早先已去往武功，西北师范学院则自1940年起就陆续搬去了兰州。曾在西安、汉中暂居的东北大学、北洋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等也纷纷“复员”；主体留在西北的北平师范大学则在北平原址上复校；北平大学虽未获复校许可，然而其余脉分散在西北各院校，成为西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坚实基础。迟至1946年9月，西北大学城固留守处最后一批职员任务完成返回西安，西北联大及其余脉的迁移工作宣告结束。古路坝、七星寺、大成殿、武侯祠，琅琅读书声归于沉寂。

杨启明（右四）在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旧址给学生授课。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郑昕 摄

尾声：弦歌未绝 黉舍宛然

在拥有99年历史的城固县第一中学，有一座满园桂树伸向二层回廊的漂亮小院。利用课间，校党办主任、高三语文老师杨启明在小院中，向几名学生讲述80多年前黎锦熙、许寿裳、罗章龙等名师在此克服困难，坚持授课的故事，为即将迎来高考的同学加油鼓劲。“我们在协助保护这座校内文物的同时，也尽可能使其‘活化’利用，丰富校园文教生活。”杨启明说，他也是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旧址的文保员，“学校利用开学第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组织师生走进旧址，感知西北联大历史，厚植爱国主义沃土。”位于县城中心的联大旧址——城固文庙大成殿安静肃穆，与几米外一座幼儿园的嬉闹相映成趣。“在西北联大的带动和引领下，城固成为抗战时期全国三大文教中心之一。当时县内共有8所中学，在陕西各县独占鳌头。城固的首位大学生，也是联大时期培养的。”崔纪军说，“尽管西北联大留存于世的史料和遗迹远远算不上丰富，但影响却是深植人心的。”在陕西理工大学图书馆的西北联大汉中办学纪念馆里，该校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陈海儒正端详一张西北联大时期的毕业证。发起布展已历十年，他与校内专家不断挖掘、抢救出新的史料，如今正致力于完成口述西北联大历史的项目。“我是在云南师范大学上学时，因为接触母校对西南联大历史的挖掘过程，而对西北联大历史产生兴趣的。”他说，西北联大因其短暂的办学史，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应该用更大力度、更多元的形式挖掘并呈现这段尘封的历史。2019年10月，位于城固县的三处西北联合大学旧址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20年9月，旧址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为相关建筑物带来了更妥善的修复与维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等对各自校内老专家、老干部及其后辈的访谈，加上定期举办的学术交流，使得新的研究成果正不断涌现。“西北联合大学写下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光辉一页。它虽办学时间短暂，但基本完成了这一区域未来几十年高等教育版图的擘画，在汉中、陕西乃至全国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汉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屈占权表示，汉中将在继续做好文物保护与史料收集的同时，进一步与相关单位协同，充分挖掘西北联大背后的红色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文化内核，让西北联大的办学精神和理念薪火相传、生命永续。

参考文献：

《国黉播迁：西北联大通史》姚远著

《西迁南渡未北归：抗战时期的西北联大》张在军著

《古路坝：抗战烽火中的教育圣地》西北工业大学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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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博士，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心理学硕博项目开学典礼圆满举行

3月27日，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心理学硕博项目开学典礼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行业近300位精英高管、心理学专家与爱好者齐聚上海硕士，一同开启心理学探索之旅！

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硕博项目总监、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心理学学术顾问与万通教育集团、万通心理学院的领导们出席了此次开学典礼。

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硕博项目总监 教授致辞。她首先感谢万通为该校输送了大量优秀的学生，在教学上提供了良好的合作与帮助博士，希望两校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为心理学学科建设作出贡献！

万通教育集团副总经理杨玉华女士代表万通教育对同学们不负韶华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博士，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心理学硕博项目开学典礼圆满举行，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孜孜深造的精神由衷钦佩。万通将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帮助学员们巩固拓宽深化现有的知识面，学到当今前沿的心理学知识，掌握心理学原理，同时提升社交圈层拓展新人脉，让自己在职场上实现人生新飞跃！

接着，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心理学学术顾问汪庭弘博士致辞，他认为心理学是哲学，也是一门艺术，希望学生学习时能兼顾科学性与人文性，通过心理学的学习启迪智慧，达到洞悉心灵悟透人生的至高境界。

最后，万通心理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光兴教授作了《心理学硕博学位攻读指导》为题的学术演讲。他介绍了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的教学特点。在学术上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博士，该校重视培养学生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知识和理论，并要求学生在专业实践中，养成独立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考的研究能力。徐教授学贯中外的渊博知识让大家钦佩，轻松幽默的演讲风格充分调动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演讲结束，他殷切希望大家学习愉快，硕士、博士论文顺利通过。

万通国际硕博项目吸引了各行精英汇聚于此，本届学员代表乐宁女士为典礼致辞。她感谢万通教育的老师的专业咨询和热情服务在职研究生，让她选择了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她相信经过在该校的学习能够掌握心理学这门新的学科，将来在职场上能用这把金钥匙打开成功之门。

典礼接近尾声，全体学员在主持人的带领下，进行郑重宣誓：我会全心投入学习，最终修满学分，完成论文。这是学员的心声，是庄严的承诺，必将赋予学员们强劲的动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向丰富深邃的心理学学术高地挺进。

隆重的开学典礼结束了。与会嘉宾在典礼结束时刻纷纷向同学们送上殷切的祝福和期许，祝愿每一位同学在未来学业有成，再攀高峰。万通教育将继续秉承“以仁心仁术推动心理学科发展，以铸造健康心理产业造福社会”的宗旨，为更多心理学爱好者提供学术支持，为大众普及心理学知识，帮助更多人实现美好梦想！路已经在你脚下开启，万通教育将与你牵手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