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天普大学博士，江山：嗜书如命，阅者明义

江山，字足无，号曳尾涂人，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独著有《中国法理念》、《互助与自足–法与经济的历史逻辑通论》、《人际同构的法哲学》、《制度文明》、《历史文化中的法学》、《法的自然精神导论》等，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

年少叛逆 个性分明

我在小学和中学的学习基本都只能算是副业，主要精力还是干农活，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一般每天至少要干3次清华天普大学博士，有时是4次农活。这也和自己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因为从小活泼好动，喜欢跟着大人玩，结果，大人出工的时候被一起拉上，于是才几岁就开始下地干活，从早干到晚。至今身上留下的很多疾病，也和小时候做了太多的农活有关。

我小时候属于调皮捣蛋的性格，整个中小学阶段多是和老师对着干。现在看来有很不道德的地方，但在当时并不当回事，自认为闹着玩而已。比如有一年冬天的晚上，我的高中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那时年龄已很大了，带着我们上学工课，做红砖。那天晚上，他拿着煤油灯站在场地中间，让大家往他脚下堆泥巴，随着泥巴堆起，他也站到了高处，不一会儿就比我们高了一大截。我往上一看，立马想到：多好的靶子。于是就和其他几个同学打好招呼，信号一发每个人就抱起一块泥巴往他身上砸。没想到，本以为这只是我们几个人的恶作剧，却带动了全班，结果他被全班同学砸成了泥人。这就是我们当年干过的许多坏事中的一件事，很叛逆。

几重坎坷 挫折求学

高中毕业到上大学之前，我在家中有4年的农民生活经历，第一年便经历了人生的低谷期。毕业之后几个月，接连而来的三重打击让我的人生走到了最黑暗的场景，做了3个多月的哑巴，一度想自杀了此残生。转折出现在第二年春天，曾经打击过我的大队干部被检举贪污，我被县委工作组看中，重新开始进入正常生活，并有机会参加入了武汉大学的哲学史研究班，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我真正的学术启蒙。回来之后，我系统地阅读了马恩列的著作，还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叫《哲学与社会主义》，定稿时有二十多万字。那时的我相信自己能自学成才，不想上大学，所以77年恢复高考时，我并不以为然，不想参加高考。但诸多乡亲们的热捧让我得意忘形，当我完成《哲学与社会主义》的终稿时，离高考还有7天，于是，在没有任何复习的情形下，去参加了这年的高考，结果可想而知。转眼到了1978年，我依然憧憬着自学成才的美梦，可我的父亲却要我再去考一次，几次责令我均无动于衷，最后他抡起了扁担。拗不过父亲的坚持，在离78年的考试还有35天的时候，我屈服了，开始复习应考，结果差两分半没上本科线。到了第三年，因为一次偶然的契机，我主动产生了想要高考的决心。此时我已经是一个中学的老师，收入虽少但也稳定，父亲说什么都不再愿意让我去考了。我找了很多亲戚朋友多方劝说谈话，在那天晚上凌晨1点多钟，我和父亲才终于达成妥协。于是我辞掉了中学老师的工作，放下一切重新开始准备考试。最终在79年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

孜孜不倦 玉汝于成

上了大学后的第二学期刚开始，我听说有一位上古代汉语的老先生，文革在监狱里关了十几年，眼睛已半瞎，但文学功底很好，能空手上讲台讲《周易》《尚书》《礼记》《史记》等古书。我慕名去找了他，问他怎么做学术。老先生只说了一句话，背书去，从《古文观止》开始背起。于是我买了书，每天都站在他面前背背一篇。从这里奠定了我以后看古书的基础。

记得这个学期刚上刑法课的时候，我对老师讲的一个观点表示怀疑，回去问了老先生，他眯着眼睛说，查资料去，写论文驳他。接着给我开了两页长长的书单。我带着书单到了重庆市图书馆，没想到全是线装古文书。那个阵势真让我虚汗直冒，我一面冒着汗，一面查资料，花了两个多星期，终于找到了我要的材料。图书馆的大爷后来对我说，他在这干了这么多年，我是文革以来第一个借这些书的人。最后我在西南政法学院学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这也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我的学术之路就这样跌跌撞撞开始了。

到了大二时，新建的学生宿舍楼顶楼的厕所因为水压不足，处于闲置的状态。我了解了这一事态，知道这正是一个看书的好地方。于是就去买了锁和锁扣偷偷把它锁了起来，“据为己有”。一开始连床都搬了进去，后来校方坚决反对，只能妥协，仅是在里边看书、学习。在此，我度过了3年，也是自修的3年。在此期间，我几乎很少去教室，因此有了大把的时间看书，系统地看了许多哲学、历史等方面的书，其中的多数是中西方的名著。

大概是因为天生对书的喜爱，当年为了买书，饭票车票钱都用上了。在重庆靠着助学金上学的时候，钱一发下来最先跑到书店里买书，所以经常没钱吃饭。有一次在重庆市中区书店买完书，口袋里只剩下6分钱，不能上公汽，只得扛着书走回沙坪坝。还有一次回老家的时候，在火车站买了刚出版的辞海，便一分钱不剩了，最后是同学借给5元钱，才勉强回到武汉。

大学时代带给我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开始知道怎么做学问，二是有大把的时间读书。直到现在在职研究生，《周易》、《庄子》、《老子》这些书我每年都还要读一读，深刻的思想总是能每读每新。

“要解决太聪明、边际成本太高的问题，唯有读书”

我在清华法学院快20年了，当然希望法学院越办越好。在我的印象中，清华法学院的学生很优秀，也很聪明。但聪明也有两面性。好的方面是，以此大家可以很快找到机会，能担大任。但负面的是，因为聪明，所以机会太多，反而选择困难。经济学上有个词叫做“边际成本成本效应”，说的是，机会太多，反而会边际成本太高，不能让一个人真正干成一番事业，却很容易让人走向功利主义。很多年前，我就和学生聊过这个话题，我当时就告诫他们要多读书。因为只有读书读到一定分量，你才能最终把持住自己，不然你就是一种飘零的状态。越聪明的人，往往漂浮得越厉害。要解决太聪明、边际成本太高的问题，唯有读书。读一些真正的书，并且有很好地思考，那样，这个世界又是另一番景色呈现给你。否则，我们每个人面对的都只是功利的追求。当你追求功利的时候博士后上海mba，你总会厌烦，因为这个东西是与内心隔阂的。对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来讲，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完整的自我，一个有知识素养的自我。

“时不我待，我真心希望你们在这个年纪把读书这件事做好”

我认为一个人最好的读书时机是从高中开始到研究生结束，也就是十年的光景。如果这十年底子打好了，那么你这一辈子受用无穷，你面对任何人、任何东西的时候都会有别样的感觉。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一个书读得多的人在街上走，看人的时候就好比一个成年人走进了幼儿园，看到满世界的人，容貌虽似成年人，但他的心理就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差不多清华天普大学博士，江山：嗜书如命，阅者明义，每天盯着的就是糖果好吃，而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为何。所以我们要通过读书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我还提过一个读书的量化标准：古今中外2600年以来，能称得上经典的著作，包括所有的领域，大概有800种左右。对一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训练的人，阅读量应该是150种左右，这个阅读量是基本的。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阅读量，我们对世事、对自己、对人生都会有一个比较健全的理解和看法。时不我待，我真心希望你们在这个年纪把读书这件事做好。这样，将来无论你的生活经历是什么，你的境遇如何，都起码可以做到心理的平衡。这便是一个很好的“得”。人生最大的“得”莫过于心平气和。

“我们读书主要的还是要解决做人的问题”

读书时要抓住人生的主线，世界的主线，这样才会最终形成真正的境界。在这之前，必然是被各种观点左右的。故知，阅读可以帮助你积攒自我的能量，让自己足够强大起来，强大到所有的误判都失去了意义，你可以自动选择你应该选择的东西。这个过程不可以急于求成，读书养心养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曾经有个学生到美国留学前，问我应该带什么书。我推荐了《庄子》。因为《庄子》是对人生有直接的意义的。现在的社会，西方文化带来的最大的冲击就是自我意识的生成与繁盛，每个人都带着强大的自我观念生活在世界上，而自我和自我是必然会碰撞的。要么你顺着动物本能，让自我撞得头破血流，乃至于毁灭，要么就是找到一个恰如其分地表达自我的理想方式，既使自我保留着，又不至于导致一个很恶劣的后果。这就需要提升自我。我记得我在80年代初期曾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做《我》，其中写道：“我之所以为我，因为不能苟同他人。如果原来已有，如果现在也有，也就不存在应该的我……”这样的想法代表了我彼时的幼稚，实为青少年时的简陋。成熟的观念应该是，我们要通过知识的修为和深思，也就是佛教说的用一种高层次的智慧去化解掉低层次的智慧（以智去智），我们才能成就为一个真正的人。我们读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将来生存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要解决做人的问题，把人做好，其他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心地坦然，这就是你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定位。不管你遭遇何种人、何种状态，你都心安理得，这应该是一个起码的境界。

【记者手记】

估计每一个上过他课的同学们，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位风格鲜明的老师。从西方的古希腊寓言，到东方的老庄故事，博学多识的江山老师都能在课堂上信手拈来，且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诠释艰深的哲学概念。而在与他采访交流的过程中，他更像是一位亲切的长者、老师，为我们答疑解惑，指点迷津，给予真诚的建议，鼓励我们多尝试、多读书，关注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我相信其中老师对当下清华学生的关注、对于在浮躁社会下如何心境平静坦然无忧，和学生时代多读好书的建议，对于反思我们自己当下的境况，划开选择未来道路上的迷茫，一定会有着很大的帮助和指导意义。

采访整理：余孙俐、林莉（2012级本科）

清华天普大学怎么上，佛教典籍历史与传译视阈下的佛教中国化

2024年8月11-14日，第六届五台山信仰与文化国际学术论坛在五台山大圣竹林寺举办。此次论坛由山西省佛教协会、五台山佛教协会指导，五台山东方佛教文化研究院、大圣竹林寺主办，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拔地入云计划协办、来自中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等17个国家和地区50多位学者参加。论坛由开幕式、14场部会、闭幕式和参访组成。

学者合影

开幕式于8月11日在五台山东方佛教文化研究院开幕，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宗教事务局局长）黄杰等地方领导、以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五台山东方佛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妙江长老、以及诸位国内外参会学者列席并讲话。

开幕式

部会1主题为“文本流变”，由杭州佛学院副院长戒法法师主持，北京大学副教授范晶晶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索罗宁（ ）评议。五台山东方佛教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宽广法师比较了菩提迦耶的金刚宝座塔和北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阐述了一个神圣空间从印度“迁译”到中国的过程。武汉大学讲师刘丹聚焦敦煌文献中的《十诵比丘戒本》，考察推测其可能是379年至403年之前翻译的戒本。日本龙谷大学研究生王若宾考察了裴休《劝发菩提心文》在佛教圈的流传与影响博士，提出在传统意义上的汉传佛教的核心地带外，还在日本、契丹、西夏、云南（阿咤利）佛教中有所传播，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他试图借此考察中古世界的佛教典籍流通网络。韩国东国大学助理教授政完法师（Ven. ）考察了两部在朝鲜广为流传的佛教疑伪经《佛说大报父母恩重经》和《佛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指出他们体现了韩国佛教如何融合儒家传统，确保其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共鸣。

部会2主题为“文本与图像”，由美国天普大学副教授马德伟（ ）主持，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山部能宜评议。四川大学助理研究员刘益民与浙江大学教授孙英刚对《大慈如來告疏》中“贪王”一词重新释读，指出中古時期并没有所谓“佛王”的理念，“贪王”是明确见诸佛教经典的记载。上海大学教授陈菊霞和博士研究生刘宏梅研究了榆林窟第12、16窟主室窟顶四披的千佛图像及题名，指出佛名依据敦煌十六卷本《佛说佛名经》第十四卷抄写而来，且16窟佛名衔接12窟佛名抄写，说明了作为慕容家族窟的第12窟和作为曹家窟的第16窟之间的关联性。日本横滨美术大学教授滨田瑞美聚焦敦煌石窟壁画维摩诘经变中的题记，指出题记不仅起到解释图像内容，还可能在石窟内举行仪式时被宣读出来。大足石刻研究院馆员未小妹研究了盛唐时期金刚智、不空新译的两部不同体系如意轮观音念诵法，提出金刚智译本属于《金刚顶经》系统，不空译本更多地效法善无畏教法。

论坛现场

部会3主题为“圣典与俗典”，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旭主持，德国汉堡大学教授田海（ ter Haar）评议。印度夏达尔大学博士研究员沃霹雳（ Verma）通过对藏经文本和历史资料的分析并对比主要佛教派别（包括上座部、大乘和金刚乘）在戒律的“违犯”和“无犯”上的差异，认为对“无犯”的争论是导致佛教部派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指出“无犯”在造成僧众戒律的复杂性和部派分裂的多面性中的重要作用。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子鑫讨论了“佛教讲经庄严文”的应用，指出讲经仪式首尾存在的移转功德环节，所涉及的功德来源及施受方有时有所不同。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童可瑜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t.1070写卷的《大蕃敕尚书令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做了校録与释读，对过去的校録订讹补阙。天津大学博士研究生潘逸炜聚焦佛教圣地“圣境图”，对纵横布局的五台山和普陀山圣境图做了比较研究，提出了这类绘画描绘神圣地景时对真实空间的调整和构思方法。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夏维明（Meir ）研究了贵州农村一些自称为佛教徒的法师，他们已婚且未受剃度，他聚焦于一位法师的仪式经文以及写本的古老渊源和它们对经典佛教文献（大藏经）的借鉴。

部会4主题为“翻译”，由日本横滨美术大学教授滨田瑞美主持，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副教授纪强（ ）评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研究生郑宇轩探讨了前凉与后秦的两份佛经“后记”及其佛教皇权形态。英国独立学者倪建宁（ Nicol）聚焦《六度集经》第52号经《之裸国经》的翻译词汇选择和典故运用，使读者联想到中国传统相关的非佛教经典文本，她提出这部文本很可能是在中国撰写的，成于公元三世纪中后期的吴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赵燕飞采用谱系分析和文献梳理法探讨了古代佛教语境中“新译”的含义及其作为权威译本的形成机制，认为“新译”一词具有新旧交织的多重内涵。美国天普大学博士研究生魏翔考察了大型语言模型（LLMs）将佛教文献从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英语的能力，试图揭示利用LLMs将复杂文献从古代语言翻译成现代语言的潜力和局限性。

部会5主题为“经藏”，由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金延美（Youn-mi Kim）主持清华天普大学怎么上，清华大学教授圣凯法师评议。美国洛杉矶西来大学教授龙达瑞探索了明代朝廷向五台山敕赐的《永乐北藏》和藏传佛教的《甘珠尔》，讨论了朝廷和佛教在五台山的关系。浙江大学博士后李周渊比较了《碛砂藏》江浙本地刻工作品和福建刻工作品，发现福建刻工在笔画间距、字间距、笔画粗细变化上更匀称完整，认为《碛砂藏》宋刻本由于福建刻工的到来而别具一格。澳大利亚独立学者、格里菲斯大学荣休教授乔根森（John ）以“长卷”为主要案例，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考察《二入四行论》，并提出对壁观的不同解释群体。

论坛现场

部会6主题为“体裁”，由福建师范大学讲师陆辰叶主持，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葛洲子评议。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副教授纪强介绍了圣教一词在东亚佛教传统中的出处及其在中国、朝鲜和日本被佛教学者的广泛应用，提出日本学者以此区分本宗的圣教书籍和其他宗派圣教书籍的方法，揭示了宋代早期中国僧众学者放弃使用该术语的原因。比利时根特大学博士后方洛杭（ Van ）讨论了晚唐至北宋早期禅史中阿难传的文本内容及其演变过程，分析了阿难形象在这些禅史中的异同，探讨了印度祖师在禅史中的重要性。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敏琪讨论了佛教俗文学小说，提出其与宗教文体之间产生互动，尤其是与佛门文献中的僧传、语录之间具有鲜明的承嬗离合、模拟转换关系。深圳大学副教授李曈考察了宋代禅宗圣言标准的变迁博士后，指出禅宗思想合法性标准由印度传统向中国传统的转移。

部会7主题为“禅典”，由上海大学教授陈菊霞主持，浙江大学博士后李周渊评议。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山部能宜试图解明汉文禅经的成立情况，指出有比较合理结构的《思维略要法》的内容有可能混入内容极为混乱的《五门禅经要用法》，后者可能节略了部分《禅秘要法经》。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媛对南岳慧思的《诸法无诤三昧法门》文本展开细读，分析了其历史语境、文本结构、与所述内容，将其作为中古时期大乘禅法发展源流的窗口。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张瀛之聚焦新发现的旅顺博物馆藏《禅门经》残片，试图论证西州回鹘时期此经文在吐鲁番地区的流行。

部会8主题为“咒语、媒介与音乐”，由美国天普大学副教授马德伟主持，澳大利亚独立学者、格里菲斯大学荣休教授乔根森评议。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孙菱羲聚焦梁武帝所製《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两个运用於无遮大会演出的伎目，认为它们与当时石窟壁画、造像艺术中的化生童子伎乐图像共同诠释了“莲花化生”主题，是佛教面向道俗宣传的一种方式，也透露出当权者以此巩固政治、联络外交的用意。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金延美研究了朝鲜王朝时期纺织品和服装作为佛教陀罗尼和愿文媒介的职能，考察了咒语的经典依据和辽帝国的潜在影响。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研究生莫百纳（ ）探讨了净土和华严文本的多媒体传播对大脑与行为的影响。

部会9主题为“版本研究”，由武汉大学讲师刘丹主持，浙江大学教授孙英刚评议。中山大学副研究员杨洁以《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中“思”心所（cetanā）释义里的“随与”一词为焦点进行讨论。浙江省博物馆文件管理器吴庐春聚焦大英图书馆所藏敦煌地区八十卷《华严经》，管窥中唐至宋初《华严经》在该地区的传播状况和写成的大致时间。美国天普大学副教授马德伟追溯了《龙舒净土文》文本从十二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呈现了这一文本如何逐渐遍及中国和东亚，以及在类文本中的种种变化。

部会10主题为“佛教叙述”，由敦煌研究院博士后马英杰主持，复旦大学教授张小艳评议。北京大学副教授范晶晶关注了巴利语本生、譬喻中集体叙事的策略及其影响，即在本生故事的结尾，除了指认佛的身份，其他人物往往也被指认为佛的会众。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欧阳丰琪考述了僧伽罗故事源流，以文献学方法考察部派佛教中14个文本，提出僧伽罗故事成熟形态由四个早期形态聚合形成。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陈金华聚焦张廷珪阻武后建造白司马阪大佛的谏章，解析唐代的僧俗史传的史源关系，认为内典与外典，尤其是史传类，具有不少交涉重合、互为发明之处。

部会11主题为“古疏今释”在职研究生，由浙江省博物馆档案管理员吴庐春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索罗宁和英国独立学者倪建宁评议。福建师范大学讲师陆辰叶关注了印度佛教晚期论师智称作《入真实论》的“密咒门之行品”的文本构成，认为该品前半部分多处引用龙树的偈颂，后半部分则是《金刚顶经》的内容。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葛洲子针对《释氏要览》卷下“十方住持”一条中的“长老知事人”一句进行研究和重新断句，认为当作“长老、知事人”，并考察其制度起源。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博士研究生金如沙讨论了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的注释形式在佛教注释传统中的意义，提出标题以“决”结尾，显示其目的不仅在于提供解释，更是为理解《摩诃止观》设立了标准的权威解释。

部会12主题为“疑伪与证真”，由中山大学副研究员杨洁主持，深圳大学副教授李曈评议。复旦大学教授张小艳具体考察了佛教疑伪经与敦煌俗文学作品之关系，认为佛教疑伪经在敦煌俗文学作品创作中扮演的“活水源头”的重要角色。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旭对圆照所撰佛教经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有关写本和刊本作系统梳理，提出其两次增补与唐代中晚期及五代时期的两次佛教大藏经整理工作有关。法国高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郑麒骏介绍了他所参与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CRTA-宗教书籍规范索引，探索了宗教观念与民众日常信仰实践之间的动态互动。

部会13主题为“媒介与现代性”，由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助理教授柯玉珊（ ）主持清华天普大学怎么上，佛教典籍历史与传译视阈下的佛教中国化，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夏维明评议。德国汉堡大学教授田海讨论了新宗教团体如何应对文本的佛教正统性问题，他关注了明代晚期宝卷的正统化实践，指出它们不是由扶乩揭示也并非声明源自佛陀最初的话语但仍在制造它们的宗教传统的核心仪式中被崇拜为神圣经典。清华大学教授圣凯法师探讨了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的写作过程，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大陆佛教界的教理学习思潮。韩国东国大学讲师和佛法教师兹宪法师讨论了二十世纪初朝鲜以期刊杂志为途径的佛教文本的翻译和传播的历史，研究了殖民时期佛教文本的翻译和传播。

部会14主题为“禅典2”，由大足石刻研究院馆员未小妹主持，日本龙谷大学研究生王若宾评议。敦煌研究院博士后马英杰关注了敦煌荷泽宗文献，认为禅宗史研究忽视了它们本身的层次性，指出了它们总体上呈现的三个阶段发展。日本东洋大学博士研究生释崇昊通过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全室和尚语录》讨论了明初临济宗禅僧季潭宗泐法师的生平和事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索罗宁介绍了俄藏西夏文献中唯一属于曹洞宗的材料西夏文2678号文献，并讨论了内容和历史意义。

论坛闭幕式于8月13日在五台山东方佛教文化研究院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五台山东方佛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妙江长老、五台山东方佛教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陈金华、清华大学教授圣凯、德国汉堡大学教授田海教授等出席。闭幕式由五台山大圣竹林寺监院愿行法师主持。

论坛闭幕

闭幕式首先由学员代表崇昊法师、郭家誉、沃霹雳发言，对会议做了回顾，向本次会议的组织者、参会学者、义工表达感谢，并表达了他们参会的所学和体会。随后学者代表陈金华教授祝贺参会学员顺利完成密集课程和研讨会，感谢各国学者在会议上分享真知灼见；圣凯法师回顾了自己从第一届到第六届参加五台山国际佛教学术研讨会的体会，指出僧团通过学术研究理解教、理、行、证的价值，佛教界和学术界通过这一系列研讨会共同实现继承、阐释、创新；田海教授分享了在会议上与青年学生和学者相互学习的过程；乔根森教授提出在五台山培养青年佛教学者的特殊意义，他回顾了自己的学习过程，指出当代学生参与国际交流对开拓学术视野的重要性。其后，宽广法师做会务总结。最后，妙江长老开示，希望大家多闻多思，五台山的庄严是高僧大德共同成就的，鼓励学界与教界深入交流，只要用深心，文殊道场则敞开。

论坛闭幕

8月14日，研讨会组织参会学者和学员参访五台山塔院寺、大显通寺、碧山寺和南山寺。

清华天普大学，她用一本书，为唐人街正名→

“唐人街并非贫民窟，而是充满潜力的移民社区。”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周敏用《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以下简称《唐人街》）为唐人街正名。

日前，《唐人街》重译发布会暨学术交流会在北京举行。作者周敏讲述个人经历与研究历程，而这些经历与《唐人街》的融合吸引了众多目光。

图为《唐人街》重译发布会暨学术交流会现场。（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供图）

不一样的《唐人街》

1936年，国学大师林语堂出版小说《唐人街》，记录了一代移民在纽约唐人街上艰辛、温暖的生活，也体现了早期中国移民的“美国梦”。

近90年后，周敏在书中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唐人街。在书中，周敏聚焦唐人街为什么能长期存在于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中，唐人街如何在制度性排斥的逆境中蓬勃发展，以及华人移民在唐人街是如何自强不息，最终成功融入主流社会等问题。

图为《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供图）

周敏通过实证分析探究了唐人街有助于移民落地生根的机制和潜质，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和群体族裔资源的互动作用，得出了不同于经典同化理论所预测的结论：居住在唐人街的华人并非“被拯救的弱势群体”，其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唐人街并非传统的都市贫民窟，它具有坚韧抗逆性的社会结构和独特的族裔经济。

资料图：随着春节的临近，美国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张灯结彩年味儿渐浓。图为街道上悬挂“龙”彩灯和年货铺遥相呼应。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凌晨三点起床，用5个多月写成《唐人街》

1992年，英文版《唐人街》于由美国天普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文版也于1995年首次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而在此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人街》新译本的序言中，周敏详细介绍了她创作《唐人街》的历程。

“美国学术界有句名言：要么出版上海mba，要么出局（ or ）。我很清楚，这不仅仅是一种说法，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压力和职业要求。”

图为周敏在《唐人街》重译发布会暨学术交流会现场。（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供图）

“我刚出道的时候，面临着好几个挑战。一来因为我缺乏在美国执教的经验在职研究生，教学压力很大；二来我刚与分别了将近五年的儿子相聚，当时先生还在欧洲工作。我们母子俩不仅要重新互相适应，还要相依为命清华天普大学，我这个“单亲”妈妈可真不容易当。此外，我从美国东北部移居到南部较为保守的地区，对当地的环境、文化和人情世故都不理解，需要重新适应。此外，我是家庭的顶梁柱，全家要靠我的一份工资来维持生活开支，生活压力很大。”周敏在序中回忆道。

她在序言中表示，自己采用了早睡早起的作息时间清华天普大学，她用一本书，为唐人街正名→，凌晨三点起床写作，靠着这些挤出来的时间，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唐人街》一书的写作。

“我先生操刀翻译了《唐人街》”

在序言中，周敏介绍，“中文新译本由我先生郭南重新翻译。在历时8个多月的翻译过程中，我们默契配合，密切沟通，反复斟酌博士后，使新版的译文更加忠实于英文原著，文字更加准确流畅。”

在翻译过程中，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郭南强调译文不仅要忠于原文，还要考虑文化背景和读者的理解。

在无数次的讨论与磨合中，《唐人街》保留了原著的学术精髓，也流畅易读。

人们从书中看到，深具发展潜力的唐人街为华人新移民创造了当地社会所不能提供的有利条件和机遇，提供了一条向上社会流动的替代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