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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国立大学,西南联大革命旧址保护和利用:彰显独特性 体现时代性

西南联大革命旧址的独特意义西南联大革命旧址富含独特的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这在全国革命旧址和高校当中罕见,具有独特性。突出西南联大革命旧址和西南联大研究。作为西南联大革命旧址最重要的物质载体,西南联大旧址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

“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和闻一多衣冠冢

西南联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革命性、爱国性、先进性,流淌着红色基因。西南联大旧址完整保留有西南联大纪念碑、西南联大原教室、“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一二·一”运动石雕火炬纪念柱、闻一多和李公朴衣冠冢、“民主草坪”等历史革命遗迹,是跨越历史时空的极为重要的历史人文遗产。

西南联大革命旧址的独特意义

西南联大革命旧址集中展现了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西南联大在昆八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杨嘉墀、陈芳允、赵九章、郭永怀、屠守锷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5位院士西南国立大学,宋平、王汉斌、费孝通、彭珮云、周培源、华罗庚、钱伟长、朱光亚、孙孚凌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大批蜚声中外的杰出人才。西南联大闪耀的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在当代依旧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和教育意义。

西南联大革命旧址富含独特的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西南联大秉承五四运动、“一二·九”爱国民主传统,是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早在长沙临大时期就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到昆明后又不断壮大。西南联大的每一个学院均设了党小组,其战斗力、组织性非常强。据统计,1940年,联大有党员83人,占云南全省党员人数的三分之一。联大党组织是西南联大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核心和中坚力量,在其领导下,联大学子先后开展一系列爱国民主活动,在师生中影响深远。

西南联大革命旧址承载着五四精神。西南联大三校都具有光荣的五四革命传统。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清华和南开是五四运动的重要阵地。三校在昆组成西南联大后,把光荣的五四运动传统带到了云岭大地,传播了五四运动精神。在昆八年,西南联大每年都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在中共西南联大党组织的影响下,每次纪念活动都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不断赋予和丰富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内涵。在五四运动精神的鼓舞下,西南联大师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博士后,投笔从戎,效命疆场,著书立说,保护文化命脉,充分践行了抗战救国的时代使命。1945年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西南联大学生为主体力量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伟大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序幕,被誉为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影响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这在全国革命旧址和高校当中罕见,具有独特性。

西南联大革命旧址保护和利用的现实成效

云南师范大学多年来采取了多种措施和手段,从组织机构、制度、思想、教育、研究、宣传等多个层面,全方位加强对西南联大革命旧址的有效保护和利用,取得了显著成绩。

成立专门机构,全面加强保护和建设。设立西南联大传承弘扬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从制度层面持续推动和加强对革命旧址的保护和利用。1985年,经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成立“一二·一”运动纪念馆,正式作为西南联大旧址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2004年4月,启动西南联大旧址保护及“一二·一”纪念馆改扩建工程,全面整治西南联大旧址环境,新建西南联大纪念馆。同时,采用现代化的声、光、电等展览手段,全面改版西南联大及“一二·一”运动的陈列布展,不断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2005年,西南联大旧址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2008年启动西南联大旧址周边环境整治工程上海mba,2012年全面更大范围提升西南联大旧址的环境整治,复原西南联大图书馆、教室。博物馆先后新建联大仿制门、三常委塑像、联大主题浮雕、“一二·一”标志广场等人文景观以及西南联大景区绿化等环境整治项目,极大地改善了旧址景区环境,提升了联大旧址的文化品格。2018年,在西南联大图书馆采用国内先进的陈列布展手段实施布展,建成新的西南联大博物馆,并于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正式免费面向社会开放。新建展馆3400平方米,现年参观量为50余万人次,已经成为云南对外宣传、教育、交流的重要平台,成为一张面向世界的历史文化名片。

实施专业、规范、科学管理。为保护珍贵的革命旧址,博物馆每月定期组织人员对馆区文物进行沉降观测,定期对文物主体建筑进行除尘、清理、加固等维护工作,对馆藏文物也按照国家文物局管理规范,科学建档,科学保护管理。在日常的安全保障工作中,将技防与人防相结合,做到文物建筑本体24小时有监控有巡逻的立体防护措施。

以平台建设促进西南联大旧址保护和利用。依托众多平台,在开展爱国主义和历史人文教育中发挥重要的窗口和阵地作用,取得良好效果。1997年,西南联大旧址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5年被列为首批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并被纳入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被列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同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15年被云南省政府命名为云南省国防教育示范基地;2016年被命名为云南省第一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示范基地。

突出西南联大革命旧址和西南联大研究。2001年以来,成立了西南联大研究所、研究会、研究院,以及云南教育发展与西南联大研究基地、西南联大讲坛、云南西南联大干部教育学院等众多研究和现实运用机构,为西南联大革命旧址的保护利用、西南联大的研究、教育培训以及革命精神的传播和弘扬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南联大博物馆和西南联大研究所先后主编出版了《图说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研究》《西南联大教授名录》《西南联大口述历史》等10余部著作博士,主办和承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在教育过程中加强革命旧址的保护和利用。作为西南联大革命旧址最重要的物质载体,西南联大旧址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每年在清明、五四、六一、抗战胜利日、烈士纪念日、“一二·一”运动纪念日、建党节、建军节等重要时间节点西南国立大学,西南联大革命旧址保护和利用:彰显独特性 体现时代性,面向社会公众举行盛大纪念活动,以此加强对广大市民和在校师生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西南联大革命旧址还成为广大青少年、党员干部、企业职工等团体举行入队、入团、入党和重温入党誓词、成人宣誓、入职誓词等重要场所。为进一步发挥西南联大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成立了一支专业化的义务讲解团队之外,充分利用联大遗存,举办听一场讲解、做一个仪式、唱一首校歌、进一个课堂的“四个一”现场教学模式,进一步创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

西南联大革命旧址承载着特有的历史厚重性、革命传统性、人文科学性、思想教育性,成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宣传和传播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加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突出新的时代性,把握好西南联大革命旧址保护和利用的政治方向,充分发挥其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旅游的价值,力争将其建成革命旧址保护和利用工作方面的示范单位。 (作者单位及图片提供: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作者:李红英 王浩禹)

西南国立大学,回顾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及成就,探析其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荟萃了那个时代众多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的精英人物,展现了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最为璀璨的文化景观,极大地丰富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宝库。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为何能在战时物质条件极为恶劣的西南联大,获得空前的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创造出中国现代教育文化思想史上的奇迹,成为“举世可追忆的文化遗产”西南国立大学,回顾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及成就,探析其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这一现象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和深入探究。

基于此,研究和探讨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学术地位及其对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启示,对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先生,曾在《大学一解》中强调,大学师生要与全民族共命运,关注现实,而“不能为一时一地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

今西南联大旧址

1929年,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师生,为纪念王国维先生辞世两周年,并为他建立纪念碑时,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这样写道: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战争是残酷的。战争使学者颠沛流离,对学术的影响不言而喻,但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

究其原因,就在于那时候生活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者,对于学术的热情和执著,是抱着学术救国、学术自由、独立思想、自由思考的传统,去努力探索和实践的。他们立足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自觉地承担起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为20世纪的中国进行学术创造和探索。

01坚持爱国救国的传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传统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在西南联大学者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西南联大旧址

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的决定,十分仓促,虽然长沙临大的新校址已紧锣密鼓地进行布置,国民政府在沿途设站招待接应,但滞留在北平、天津的师生,必须各凭本事穿越封锁线和沦陷区。

尽管南下的路途艰难险阻,甚至生死未卜,三校师生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民族气节,义无反顾地坚持离京、津南下,形成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悲壮的文化大迁徙。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西南联大学者,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着深深的痛苦和焦虑。

但他们没有并停留在忧国忧民的喟叹之中,消沉甚至堕落,而是勇敢地投入到抗战救国的行列,援笔为枪,磨墨作弹,或因地制宜,就近调查云南的民族文化资源,以作开发边疆、支持前方的参考资料;或闭门伏案,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精神的支点,为民族自信和民族复兴输入精神资源,为坚持抗战、赢得抗战制造精神武器。

如冯友兰教授,抗战的爆发,激起他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复土建国的愿望,他全身心投入到“贞元六书”的撰述中,把自己的著述和民族大业结合起来,以光大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

西南联大旧址

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西南联大学者每天都要面对轰炸、贫困甚至死亡,但他们依然镇定从容、坚定不移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硕士,这是与激励他们的爱国救国的学术传统密不可分的。

02坚持学术自由的传统

现代大学教授,特别是那些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对于学术自由和尊严的守望,有着崇高而可敬的认识。正是在这种学术传统的支撑下,西南联大学者才能够共赴时难,矢志不移地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造。

对西南联大学者来说,保持学术独立,进行自由的教学科研,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也是学者生存的底线,任何人都是无法改变的。正是在西南联大学者的抗拒下,国民政府教育部想直接控制、操纵西南联大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西南联大学者,以其强烈的群体意志,坚决捍卫学术自由和尊严。

当时的联大,没有统一的教材,教授讲课就各自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或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出来和同学切磋。如果学生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向老师发难。遇到这种情况,教师并不认为是侵犯了自己的学术尊严,而是很有雅量地点头微笑,欣赏自己弟子的见解。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

当时的西南联大,名流云集,各种流派、学术观点纷呈杂然,体现出学者们的学术个性。他们能够在兼容并包的自由氛围中,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他们能够自由研究、自由探讨、彼此尊重、相互交流,在争鸣中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与发展,对师生或是对整个学术界而言,均受益匪浅。

03坚持独立思想的传统

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建“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把持的教育部,利用抗战时期军政统一的号令,趁机将手伸到各大学去,而在西南联大则遭到了失败。由此不难看出,在西南联大学者身上,更多地体现出他们维持其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一面。

独立思想成为西南联大衡量学者的重要标准,在抗战时期,尽管他们处在难以忍受的饥饿与贫困之中,但绝大部分学者仍坚守其志,本着独立之精神来从事学术研究在职研究生,绝不做“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失节丧德之事。

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良知和正义。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在批评和抗议国民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着整体力量,绝不是个别地去抗争,而是团结一致,表达对公共事务的独立见解,发挥着议政参政、干预国事、批判现状、唤起民众、知识传承等作用。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

西南联大学者,无论是从事实证研究的,还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在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上都投入了热情,并没有那种以专业研究远离政治为借口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们独立地进行思考和探索,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让人们真实地感受到他们生命中迸发出的执著与勇气,让人们重新树立起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建立起对知识分子的景仰。

二、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地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妄图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又一次陷入生死存亡的关头,民族救亡与复兴,再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发扬民族精神,振兴民族文化,成为当时全民族的共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被迫南迁,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远离战场、相对封闭的昆明和云南省主席龙云治下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西南联大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拥有深厚国学功底的西南联大学者,经过多年对西学的研习、消化、吸收,具备了融会中西学术创造的深厚功底,西南联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由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得中国的现代学术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推动了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01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价值

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要览》中有这样的话:“本校播迁来滇,三校旧教员大多随校南来,虽在颠沛流离之中,并受物价高涨影响,几至饔飧不继。然对于学术研究,仍一本旧贯,不稍懈怠。”

西南联大旧址

正是在西南联大,金岳霖完成了《论道》、《知识论》两部哲学著作。《论道》旨在建立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该书广泛地吸收了西方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基本范畴“道”加以系统的阐释,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在《知识论》中西南国立大学,金岳霖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融通中西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对人类的认识本质、过程和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冯友兰先生写出具有重要影响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形成了自己的“新理学”哲学体系;闻一多先生先后完成《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唐诗杂论》、《中国文学史稿》以及一些关于上古文学史的论文,他的《楚辞校补》,被公认为是抗战时期国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

朱自清先生以散文创作享誉中外,其在学术研究领域同样取得突出的成就,先后完成《经典常谈》、《诗言志辨》、《新诗杂话》和编写《精读指导举隅》(与叶圣陶合作)等论著;陈寅恪先生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学术研究,期间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一些论文。钱穆先生完成30多万字的《国史大纲》,成为抗战时期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国史著作。

西南联大旧址

王力出版“语法三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中国语法纲要》。他在西南联大时期,重视汉语的特点,尝试系统阐述中国语法的规律,在当时国内外语言学界尚属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除了上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著作外,像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和《文化与人生》、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雷海宗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兵》、郑天挺的《清史探微》等,都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成书或出版于西南联大时期,体现了西南联大学者的学术实绩,亦代表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02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极大发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西南联大,也无法绕开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推动和影响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以西南联大学者为主体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实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由发展到繁荣的真正转变。西南联大不仅是当时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重镇,其培养的人才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在战时和战后都服务于国内外各大学和科研院所,成为各自领域的知名专家。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

中文系培养的学生,有古典文学专家季镇淮、阴法鲁、李嘉言等,现代文学专家王瑶、刘绶松等,语言学家朱德熙、王均、周定一、李荣等,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专家马学良、陈士林、常竑恩等,他们都是国内该领域的权威。在海外的有张琨和周法高,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哲学系培养的学生,有中国宗教哲学研究专家任继愈等,中外哲学研究专家石峻、汪子嵩、张世英、王太庆、冯契等;逻辑学研究专家周礼全等;在海外的有王浩、殷海光等。其中王浩是一位享有国际盛誉的专家。

在中国逻辑学界,金岳霖的学术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逻辑学的进步和发展。在西南联大,金岳霖培养了王浩、周礼全、张世英、殷海光等学生。这些学生和他早期培养的沈有鼎、王宪钧等在战后分别留在大陆和海外。这些学生又各自培养了一大批逻辑学家,进行逻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03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体现了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思想与激情

西南联大学者,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光辉典范,是“士人”主动参与现实、推动社会前进的少见的成功范例。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

在西南联大时期,贺麟先生把学术视为抗战建国的一部分,把哲人爱国的最佳方式理解为提升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他在《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论著中,提出了文化抗战、精神抗战、学术救国、学术建国等口号和主张。他呼吁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礼教和旧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理性整合,以发挥其维系中华民族群体的纽带作用,最终实现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民族文化的复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钱穆先生和一批北大教授集体商议,要迅速编纂一部足以唤醒国魂的中国通史。到西南联大后,他的《国史大纲》在重庆出版。

闻一多先生对“龙”和“图腾”的研究,除了学术上的价值外,也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在日本侵略者的论调中,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民族,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各个民族,都是独立存在的,彼此原无联系。

针对日本人的这种论调,闻一多指出龙的主干,是以蛇为主体的一种图腾,认为:“古代几个主要的华夏和夷狄民族,差不多都是龙图腾的团族,龙在我们历史与文化中的意义,真是太重大了。”这种极具说服力的结论,对激励民族团结、抵御外侮,具有积极的作用

西南联大旧址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者,怀着学术报国的思想与激情,他们或积极撰写国史,或提出文化抗战,或贬斥敌人,提倡爱国爱乡、自立自尊的精神,为激励和鼓舞人民投入反抗侵略和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及成就,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从西南联大1946年解散算起,到现在已有70余年。然而,西南联大,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消逝而磨灭,依然还是那样清晰明亮,那样富有感召力。西南联大学者,在抗战艰苦的环境下,积极沉潜于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和中国文化的改造,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必将永远留存并且绵延在人们的心中。

在西南联大仅存8年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其学术传统,还是研究著述,都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中外教育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西南联大,这一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独特现象,20世纪教育史上奇迹的创造者,值得人们倍加珍惜和研究。

01精诚团结,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西南联大存在的8年岁月,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艰苦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里,民族深重的灾难和严峻的社会现实,极大地激发了西南联大学者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

“苟利国家生死以,皆因祸福趋避之”,来自海外和祖国四面八方的学者、学生,无论左、中、右,还是老、中、青,都在时代使命的召唤下,聚集于西南联大,辛勤耕耘,共赴国难。可以说,西南联大所形成的巨大精神向心力,正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意志的体现。

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与传统民族文化的联系,以及深厚的民族感情,使他们无法割舍那种与生俱来的传统民族文化之根。8年的艰苦抗战,将他们同脚下的土地连接得更紧,将他们开拓进取的精神极大地激发出来。

今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样需要西南联大那一代学者的精神,需要敢为人先、勇于超越的气魄,需要团结一致、精益求精的精神,需要超越时代、开阔高远的眼界。

在当今国际经济文化思想不断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需要融汇西南联大学者那种精诚团结、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不断探索、深入研究,以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历史责任感,投身到国家民族的建设大业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的智慧和动力。

02至诚至真,兼容并包的治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的时期,正是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可谓艰苦备尝、饱经忧患。但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西南联大学者在传道授业之余,产出了一批令世界瞩目的学术成果,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是中外历史上没有任何学校能望其项背的。

今西南联大旧址

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西南联大学者能够在艰难的时世中,创造出如此众多的学术成果,不仅值得人们称道,更值得人们深思和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各种原因,对西南联大学者的杰出成就和治学经验博士,不愿意过多地去研究和探讨,特别是从学术文化的层面去认识和理解西南联大。

因此,对西南联大学者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兴衰紧密联系起来,自觉地在学术研究中展现家国情怀的学术文化思想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并非是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成就的贬抑,而是要让人们重新认识、珍惜中国现代文化思想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更好地建构和发展未来。

当年西南联大的学者,并非是一个具有某种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反,却是由各种纷乱复杂的文化思想所构成的复杂的知识分子群体。如果说西南联大学者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那就是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在西南联大,各种思想文化观点十分活跃,不同的思想观点,彼此相互争斗,但是,本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西南联大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能将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从中产生出更加深刻和深远的学术思想。

2017年杨振宁出席北京举办的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在学术自由的良好氛围中,西南联大学者自觉地遵循学术自由的原则,剔除门户之争,排除派别之扰,精诚合作,包容众家,自觉维护良好的学术风气,使学术成就不断推陈出新、日益精进。

在当今的现实社会中,我国高等院校学术领域内,以官阶替代学术标准、“学术等级制”对学术平等的消解、学术自由的泛化、学术研究的目的不端等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学习和研究西南联大学者的治学精神,对改革我国高校学术领域的种种弊端,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也就是说,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需要西南联大学者那种至诚至真、兼容并包的精神,也需要那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学术思想,更需要那种“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胸怀和气度,给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以丰富的引领和启迪。

03潜心治学,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

西南联大这座丰富的思想文化库,深刻地体现出中国20世纪文化思想的特征。总体上,其体现的依然是中与西、新与旧两种文化思想的相互撞击、相互融合;从文化思想发展看,其体现的思想文化是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思想文化在中国抗战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与发展。

西南联大教授在昆明的生活用品

西南联大学者潜心治学,进行思想文化的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抗战。正是在这一思想文化的熏陶和指导下,一批又一批出身西南联大,后又到国外深造的学子,如田汝康、王佐良、许渊冲等,在学成之后,又义无反顾地放弃国外的优裕生活和良好的工作环境,纷纷回到祖国,与广大民众一道,为国家的繁荣兴盛贡献力量。

也可以这样说,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者高尚的爱国情操,深厚的文化素养,精湛的专业学识,诲人不倦的教学,让西南联大学者在8年的短暂历史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要在学术上取得卓越成就、要在人才培养上不断突破,就必须像西南联大学者那样,踏实做事,低头做人,潜心学问,静心育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铸文化教育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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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硕博教育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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