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国立大学，世间再也没有“西南联大”了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一所大学在抗战的烽火中诞生，虽然存在历史还不足9年年，却树起了不朽的历史丰碑，至今仍令人回想怀念。这就是“西南联大”，它的全称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开辟了文化抗战、教育救国的新战线。西南联大结茅立舍，弦诵未央，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其中包括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邓稼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芳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卫星返回技术专家）等。此外，还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杰出人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29—30日，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遭到日机轰炸，大部校舍被焚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向南方迁移。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致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迁至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建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来自三校的1600多名师生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长沙。10月25日西南国立大学，世间再也没有“西南联大”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

1937年底，抗日局势日益恶化，长沙屡遭日军空袭，局势十分危急。国民政府教育部通知长沙临时大学准备西迁云南昆明。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在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院召开誓师大会，随后分三路西迁昆明。由于战时交通困难，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另有男同学200余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行程1600多公里，历时68天，到达昆明。4月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文、理、工、法商、师范5个学院，另有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

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课。12月21日，学校第98次常委会决议，决定由三校校长轮任学校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先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在昆明，因而轮任制度无法实施，一直由梅贻琦全面主导学校工作。1939年7月，三校恢复研究院，开始招收研究生。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学校终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各自迁回原址，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独立设置，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

西南联大名家硕儒云集，学者贤达荟萃。如陈寅恪、雷海宗、傅斯年、钱穆、叶公超、柳无忌、吴宓、朱光潜、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陈省身、华罗庚、姜立夫、饶毓泰、吴大猷、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赵忠尧、张文裕、曾昭抡、赵九章、闻一多、胡适、朱自清、罗常培、罗庸、杨振声、刘文典、王力、浦江清 唐兰、游国恩、陈梦家、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陈岱孙、陈序经、陈达、顾毓琇、马大猷、萧涤非、余冠英、马约翰、吴晗、沈从文等，这些文化巨匠，撑起了西南联大的一片天空。正如清华大学梅贻琦先生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西南联大办学条件十分艰苦。1938年9月后，日本飞机频繁轰炸昆明，空袭警报一响，西南联大师生都要“跑警报”。直到1939年春，校舍才粗具规模，仅图书馆为瓦顶，师生宿舍为土墙草顶，逢雨季便屋顶漏雨，床底长草；教室为土墙铁皮顶，下大雨时叮当作响，教授们讲课要提高嗓门才能高过风雨声。师生结茅立舍存身，土屋弦诵不绝在职研究生，绝大多数人缺衣少食，身穿破衣烂衫的学生随处可见。到抗战后期，物价暴涨，百物昂贵，教授们也不得不到校外兼职以养家糊口，学生们普遍打零工以度饥荒。就在这种恶衣菲食的境况中，朱自清先生以“弦诵幸未绝，竖儒犹仰俯”自勉。而“刚毅坚卓”的校训，“弦诵未绝”的信念，成为支撑西南联大全体师生教育救国的立柱。

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把“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作为教育培养目标上海mba，“以不厌不倦者自敬其业，以不忧不惑者自乐其道”，治学“一空倚傍，实事求是”，行事“知耻适义，独立无惧”，立身“直道而行博士，爱之以德”。因此，西南联大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新生机新动力之主要一脉”。诸位学者名家著书立说，成果丰硕，如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林同济的《文化形态史观》，伍启元的《中日战争与中国经济》，陈达的《近代中国国势普查》，金岳霖的《论道》等。冯友兰以“贞元六书”构建起自身的哲学体系，倡导“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他说：“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大业，譬之筑室。”吴大猷出版的《多元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被认为“全世界各研究院在这领域中的标准手册”。华罗庚完成了在解析数论方面的创造性研究，并在堆垒素数的研究方面取得新成果。陈省身在“高斯—搏内公式”的研究和拓扑学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周培源在流体力学方面的激流论研究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对黏滞流体片面运动的稳定问题的计算解决了数理界的长期争论。这些代表着当时中国学术界顶尖水平的研究成果，恰如一砖一石，在西南边陲筑起了一道文化长城。

从1937年8月长沙临时大学成立，到1946年7月31日宣布停止办学，西南联合大学仅仅存在了8年11个月，不仅保存了中国重要的教育与科研资源，而且成为中国抗战时期重要的教育基地和人才培养的摇篮。西南联大培养的一大批优秀学子，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科技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05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先生的时候，钱学森对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提出更高期待：“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便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转眼20年过去了，中国的哪一所大学能回答钱学森先生的提问？难道自封为所谓“国际一流大学”，就真以为自己就是国际一流大学吗？

最近，又有几所大学相继爆出丑闻，个别的不仅有辱斯文，甚至不堪入目。可见，今日的大学虽有高楼大厦西南国立大学，早已不再是学术的园地、学问的殿堂，而是争名夺利的名利场，其中不乏衣冠禽兽往来其间。比起80多年前的西南联大，某些人应当羞愧而死。

可惜，“西南联大”早已化作轻烟，飘荡在历史的天空上。世上再也没有“西南联大”了，也永远不会再有“西南联大”了。像梅贻琦先生那样的校长，也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西南国立大学，只存在了8年的西南联大，为什么是汪曾祺心里最珍贵的回忆？

比如，有一次，汪老写了一篇描写一家店铺在上灯前各色各样人物的活动，完全没有故事的小说，沈从文便带了一篇自己写的《腐烂》给汪曾琪，让他从别人的文章里学习好的写作手法，可见他那彪悍的阅读量。

另外，沈从文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的，与闻一多的目光炯炯有神，富有表情，语言节奏性很强，和朱自清的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实无华，但却扎扎实实，有很大的不同。

他的课，基本上都是结合学生文章里的问题，来谈自己在写作中摸索出来的经验，用汪曾祺的话来说，就是，虽然很难懂，主要是思维发散，有湖南口音，但是只要听懂了一句，便能够受用终生。

比如，擅长用细致的笔法刻画食物五感的汪曾祺，便是把沈从文的一句「要贴到人物写」这句教导，用到了极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做各种深浅不同的理解，如，作者在写人物时不能用俯视或是旁观的态度，而要亲近人物。

也就是说博士，作者的思想感情、心要和人物贴得很紧，和人物一同哀乐，一同「感觉」周围的一切。（沈从文也是一个很喜欢「感觉」的人，老是要学生训练自己的感觉，和叶圣陶要是很志同道合。）

同时，你在写景、叙事时也不能够和人物游离，要用人物的眼睛去看，用人物的耳朵去听，用人物的鼻子来闻，与人物的个性相协调。

这样，读者便能够在字里行间里感受到人物，同时也能感受到作者的风格了。

于是，读《边城》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沈从文先生自己写的对话，便是些平平常常，真真切切的话，而并非那些看似华丽，却让读者总觉得哪里很怪的漂亮话。

去过凤凰古镇，你才会发现，《边城》故事虽然是虚构的， 但是里面的景绝对是真实的

可见，正是因为有了像沈从文这样，不仅热爱学术，而且懂得如何去教授学生的大神老师们，和如汪曾祺一样的天赋过人，勤学苦读的学子，才有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03.刚毅坚卓，一心向学

前些日子，一所高校开除了40位学生学籍的报道，在网上被「疯转」，连《人民日报》也发出指示，希望高校学生们重视学业，潜心向学。

读到这样的消息后，灵遥不禁替他们感到惋惜，十年寒窗苦读，这一脚才刚踏进了高等学府，却因为缺乏自制力，被学校清退，未来岌岌可危。

然而，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联大，却是另一番光景。

三所学校刚刚迁到昆明的时候，都没什么家底儿，很多处都是借用昆明原有的房屋、学校、祠堂，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己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

好在，这里原是一片坟地，坟主的后代大多已经搬到了别处，因此在征用土地时，也没有引起多大的麻烦。

在这里，有一座校门，极其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门楣上横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个大字。

进门口，是一条贯穿南北的土路，每逢雨季，接连下雨，泥泞淹没脚背，常常有学生在此滑倒。

在土路的西边，是学生宿舍。土墙、草顶，两头各有一个门，窗户是在墙上里流出的方洞，直插上几根带皮的树棍上海mba，空气倒是很流通。

至于宿舍，则是一个大统间，两边靠墙，和墙垂直，各自排了十张双层木床，一床睡2人，一个宿舍里睡40个人。

桌椅同样也是没有的，因为没钱，于是很多学生便会去找当地居民买肥皂箱，上面一个，中间糊一层纸，是书桌，下面两层则放书和衣物，这样便有了书橱和衣柜。

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少后来院士们的作业和论文，都是在肥皂箱上完成的。

宿舍往北看，是一个大大的图书馆，也是学校的瓦砾建筑，每天一早学生便会在外面等着，一开门便进去占座，抢书，到了晚上10点，灯还亮着，和现在的大学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

大图书馆的东面，则是教室，是土墙，铁皮顶，铁皮上涂了一层绿色的漆，椅子则是特制的，右手边有一块羽毛拍大小的木板，可以在上面放书记笔记。

当然了，椅子因为数量有限，也是可以随意搬动的，比如，在吴宓先生上《红楼梦研究课》的时候，便有女学生起身去别的教室里搬椅子，等落座后再继续上课。

而，学生食堂这件事，你就别做美梦了。

学生吃的是红糙米，因为里面常常会吃出耗子屎、沙粒……等玩意儿，因此也被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菜的话则是煮芸豆，有时夹得慢了，还抢不到。

但，偏偏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学生们除了一心向学，还发明了许多自娱自乐的法子。

一个，是「跑警报」。

在刚搬迁到昆明的前两年，三天两头就有警报，有时甚至一天好几次。

于是，没有办法，警报一来，老师和学生们便只有往郊区避难，但是，「逃」和「躲」这两个字儿难免太消极和狼狈，于是，便发明了「跑」这个最从容和风度的词。

虽说是漫山遍野跑警报，但是联大师生也有各自的去处，大多是找个坟头、土坑，往边上一靠，顺手拿起本书翻翻看。

另外，有个叫马尾松林的地方，也是跑警报的好去处，除了离学校近，有片碧绿的马尾松，可以躺在树下看会儿天，读会儿书不说，还可以买到当地小贩做的各种零食，如，丁丁糖、炒松子，完全不输给「赶集」。

正是这种灾难来临时，依旧淡定自若，满不在乎的心态，才让这群联大师生，苦中作乐，向我们展现了一代文人们的风骨。

二一个，是「泡茶馆」。

与跑警报相比，泡茶馆这三个字听起来，明显就闲适了许多。

再加上学校边上有好几家茶馆，云南滇红又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名茶，于是，自大二那年，汪曾祺便迷上了泡茶馆。

一大早，他便和两个同学一起坐在茶馆靠窗的桌子上，各自看着各自的书，一坐就是一上午，和现在的「泡星巴克」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是在这所茶馆里，汪曾祺听到了小贩走卒们的言谈，接触到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先后写出了许许多多篇文章。

因此，想要了解「联大」，便不能不去了解学校周围的那些茶馆。

三一个，是「逛书店」。

说起联大的学子，没一个不喜欢逛书店，因为，学校图书馆里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远远满足不了学子们的求知欲。

不过，在联大，逛书店除了是去查阅知识，还有一个作用，便是去卖书。

在昆明的旧书街上，街头路往西，有几家旧书店，老板和伙计都不太内行，只要有人卖书，看着稍微整齐一点儿的，古今中外、文法理工，不仅都要，而且价格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便付钱。

于是，联大有不少学子，便靠着卖书来解决自己的午饭问题。

比如，有一个同学在发现《辞源》的收购价比原价还高了不少时，便去到了拐角的商务印书馆连着买了好几本西南国立大学，只存在了8年的西南联大，为什么是汪曾祺心里最珍贵的回忆？，干起了倒卖生意。

没办法呀西南国立大学在职研究生，

在校长夫人都要去街上摆摊卖糕饼，法语系教授夫人卖泳衣，中文系教授帮人写寿词、墓志铭、刻章，化学系教授自己做墨水、肥皂，「中国物理学之父」养猪贴补家用的年代，也真是为难这些个在学校里有着独院居住的教授们了。

刻章中的闻一多

以上，便是全书的内容。

今年，是西南联大成立的81年。

灵遥曾经读到过一段话，大意是，想要毁掉一个国家，最快的方法便是毁掉这个国家的人才和文化，让它永无翻身之日。

但是，也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些「百无一用」的书生们，跨越了半个中国，在边陲之地云南，一边躲避着日军的轰炸，一边忍受着艰难的条件，撑起了整个民族的明天，留给了子孙后代一个璀璨夺目的新中国。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联大虽然已经消逝在了历史的长河里，而那些在振聋发聩的大师们也已经相继离开了人世，但是，知识分子与人性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我们。

好样的！

西南国立大学，看一遍哭一次！这所大学只存在8年，却值得每个国人牢记

最近，央视热播的一部纪录片《西南联大》火了。它以5集的篇幅，为公众重现了这所特殊大学当日的面貌。截至目前西南国立大学，在豆瓣上的评分为9.3，而且仍然呈现上升趋势。

有网友说，里面每一帧都是该被记录下来的、烽火岁月里大师们的青春，“这不是我的青春，但这是让我们神往并惊艳的岁月”。

也有人说，看一遍博士后，哭一次，“战火中，西南联大老师、学生，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什么叫坚强不屈，什么叫中国人的风骨。是他们，让中华文脉得到延续”。

此时今日，距离西南联大建校已经过去81年。这部片子，这段历史，却仍然感动了无数年轻人。

昔日的西南联大，在央视播出的这部纪录片中博士，面貌渐次清晰。

1937年9月，夏日的炎热尚未完全退去。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前，“七七事变”爆发，震惊世界，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著名学者陈寅恪携妻带女，隐瞒教授身份南下。在北平刚刚沦陷时，他的老父、爱国诗人陈三立因此绝食，以死明志。

陈寅恪自己右眼视网膜剥落，本应及时手术。但手术所需时日较长，他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决定放弃治疗眼疾，迅速赶赴清华大学赴内地校址，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战争硝烟继续弥漫，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需要徒步前往，得翻山越岭几千里才能到达目的地。“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就此开始。

出发时，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路途极苦，却没人退缩。

“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著名诗人闻一多曾有过以上自述。贵州镇宁的火牛洞里，还传出过英文歌曲《桑塔露西亚》：那是闻一多在用歌声赞美祖国的美景。

就像闻一多、陈寅恪等人，彼时已在各自领域成名的学者，还有年轻的学子们，从不同方向赶往云南。

很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即“西南联大”。

建校之初，西南联大主要靠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用一位青年教授的话来说，是“除了人，啥都没有”。

由于太穷西南国立大学，看一遍哭一次！这所大学只存在8年，却值得每个国人牢记，最初在盖校舍的时候，负责设计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得知，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

半年后，一座座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的校园。

为了躲避敌机轰炸，老师、学生们住得有些分散。但当时右眼失明，左眼视力恶化的陈寅恪坚持准点到校上课。空袭警报响起，他就带着一把小凳子在住所前的大土坑里躲避。昆明多雨，坑里常常水深盈尺。他就坐在水里等待警报解除。

华罗庚住得似乎更差：昆明城外二十里的小村庄，全家人就住在两间小厢楼里，底下是猪圈牛圈。纪录片《西南联大》里有一段他的自述：晚上，一灯如豆：就是一个破香烟罐子，用破棉花做灯芯，“猪马同圈，我与之同作息”。

学生们的宿舍是建在坟地里的茅草屋，吃的是“八宝饭”：除了谷子、红米，还有石头子，老鼠屎……女生食堂一顿饭大概开20桌，烧菜只用10两油(大概相当于现在半斤多)。至于课本，多是“传抄复制”。

教授工资很低。他们的夫人只好开动脑筋挣钱补贴家用，织毛衣、做帽子……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做米糕卖钱，冯友兰的太太卖炸麻花。

为了贴补家用，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养了两只小猪，他的学生，后来曾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黄昆，帮他喂过这两只猪。

师生们当日之穷困，现在的人无法想象。但彼时的西南联大，却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大学。

学中文，有闻一多、朱自清；学哲学，有冯友兰、金岳霖；学物理化学，有吴大猷、赵忠尧、王竹溪。此外，还有吴可读、叶公超、吴宓、钱钟书、朱光潜……任何一位，都是名字如雷贯耳的大家。

即便是住在小厢楼里，华罗庚不仅写出学术专著《堆垒素数论》，还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汤用彤写下《中国佛教史》，钱穆写下《国史大纲》，冯友兰撰写《贞元六书》，金岳霖写下《知识论》、《论道》，王力写下《中国现代语法》……这些论著，后来成为各学科的奠基之作。

在那里，学历也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1938年，西南联大决定聘请沈从文教授。而他只是个作家，没有太多学术著作，论学历，小学还没毕业。但梅贻琦说，“我看的是才华”。

教师们鼓励创新，学生们也勇于创新、勇于争论。在课程设计上，西南联大放宽了限制，同一门课程，老师们可以同时讲授。就好像是一场场的比赛，用各自的真才实学来吸引学生，教授之间相互听课，学生们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疑问。

众多出身西南联大的学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比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和杨振宁，“两弹元勋”邓稼先，名闻天下的诗人穆旦，小说家汪曾祺……也有人，像当年的教授们一样，进入学校，教书育人。

有人统计，8年时间，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或许，西南联大之所以被称作“奇迹”上海mba，不仅在于它拥有大师，更在于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大师。虽然它只存在了8年左右，却被很多人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纪录片为了最大限度还原西南联大当时的情境，导演徐蓓带领团队，采访了不少西南联大学子和后人，最年轻的联大学子都已经有90岁高龄。通过采访、记录，准确地传递了西南联大校训般的精神——刚毅坚卓。

如同“联大”这个名字当时的象征意义：国难当头，面对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我们不是一团散沙，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再有多少困难都要克服，最后要“联合到底”。

西南联大并非毫无瑕疵。但那里的教授、学生，乃至每一个为西南联大的成立、存在做出过努力与贡献的人，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我们的民族精神依然兴旺，士气因炮火洗礼更加高涨。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它留下的精神遗产，永远值得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