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怎么样，孤独的年轻人，正在经历“爱无能”

“与其说互联网技术使个人生活和情感关系变得贫乏，不如说它为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但与此同时，互联网也清空了它们迄今为止所仰赖的情感和身体资源。”

这段话来自执教于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社会学与人类学教授伊娃·易洛思（Eva ）的《冷亲密》（Cold ）一书。易洛思关注在互联网技术加持下当代人的交友模式，认为在看似无限的交友选择背后，其实深藏着无形的盘算、虚幻的想象与自我包装，以及个体真实的失望。

在书中，易洛思提出了“情感资本主义”的概念，即情感和经济话语及实践之间彼此形塑，人们的情感生活遵循着经济关系和交换的逻辑原则。在她看来，“我们见证了一种新型文化结构的生成”。

日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姜宇辉及同济大学副教授余明锋针对《冷亲密》一书进行对谈。本文为该对谈的缩编版本，经浦睿文化授权发布。

一、为什么爱越来越难？

姜宇辉：我写过一篇文章，研究数字时代的亲密关系，梳理了亲密关系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史的脉络，从吉登斯到贝兰特，然后到易洛思。

易洛思进入中国的第一部作品是《爱，为什么痛》（Why Love Hurts），书里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观点：爱和痛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是一体两面，两个过程、两个方面。

我们今天经常有误解，觉得爱就是追求幸福、追求快乐，就是把所有负面、痛苦的东西清除，留下纯粹的快乐，很享受。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回到西方爱的传统，回到关于爱的历史的变革——从贞洁之爱到浪漫之爱，再到合流之爱（），你会发现西方的爱有个理念是“浪漫”（）。

“浪漫”里包含强烈的否定性维度，爱和苦痛、爱和伤害上海mba，爱和两个人之间，两个有限的人、有限的个体之间，他们的冲突、他们的矛盾、他们的对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爱，为什么痛》

[法] 伊娃·易洛思著

叶嵘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9

《爱，为什么痛》提醒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跟韩炳哲批判的非常接近——这是一个光滑的、透明的、连续的、没有痛苦、没有否定性、没有挫折的世界。

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对爱的误解是一个现实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怎么样，大家觉得爱就是弥补人和人之间的鸿沟或者挫折的。当易洛思提出否定性、痛苦的时候，她是想用这个概念去克服、解决我们时代的一个症结或者症状。

《冷亲密》是易洛思的第一本书，第二本是《拯救现代人的灵魂》（ the Soul），第三本是《爱，为什么痛》，这三本书是前后递进的序列。《冷亲密》是一个起点，在书里易洛思看到了很多问题，包括“痛苦”（）。她说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在诉苦，每个人都在眼泪汪汪地向别人说我有多苦、我有多痛，这是一种自白文化。

毛尖：我觉得易洛思进入“情感资本主义”话题的时候，也蛮矛盾的。她一方面要批评这个东西，另一方面又没有其他方案。如果把情感资本主义打掉，情感又找不到了。

《冷亲密》提到的几个点我觉得特别好，比如“疗愈性叙事”。美剧《亿万》（）里的女主人公在一个超级大公司做心理疗愈师，工资超高。一个心理疗愈师怎么会工资这么高，而且位置仅次于CEO？看了《冷亲密》以后，你就会明白心理疗愈师的作用有多大。

因为她只要掌控公司里所有人的情感需求，或者说把情感上有问题的人拉回正常的位置，就会对公司的整个营销有巨大的推动。

英剧《是，大臣》（Yes，）里有一个情节，一个男的看上一个女的，两个人约时间，但（日程安排）对不上，就算了。就是这样一种非常资本化或者说非常流程化的方式，《冷亲密》揭示了情感资本主义的一些营销方式，以及它在人际关系中的一些推进方式，包括疗愈性叙事。易洛思解析了疗愈性叙事怎样构成当代文学资本主义的主潮，或者说情感资本主义的主潮。

《亿万》（第一季）剧照/豆瓣

余明锋：我觉得有些东西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本书把疗愈性话语和情感资本主义关联？为什么一位有着批判理论传统的社会学家会来谈情感问题？

第一章里，易洛思除了谈精神分析话语的流行所完成的自我的构建，还谈了现代企业，谈了管理学的问题。

在企业管理当中，对沟通能力的强调，隐含着一种情感问题上的预设。这种预设包含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平等，沟通就得是两个人是平等的，不是权威的命令；第二个是共情，除了平等的交流在职研究生，你还得跟对方共情。

易洛思讲这样一套企业管理的语言如何进一步和精神分析的语言，以及第三套语言——也就是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的话语——连接在一起。这个分析我觉得非常精彩。她谈的当然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20世纪的一个发展，而这个发展今天在我们这片大地上正在上演。

管理学和心理学话语在我国的引进，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普及可能是在2000年之后。加上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话语在21世纪流行，这三者正在形成一个共同体、一个同构。这个同构，实现了现代主体的建构。

电影《杜拉拉升职记》剧照。/豆瓣

现代主体的建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我们原本高度变动的、像暴雨一样发生的爱情，这件不可预料的事情，它变成了可以做理性分析、可以做公共讨论、可以被理性化的一个对象。易洛思讲情感这件事如何被理性化，也就有了“情感资本主义”这个概念。

我们今天讨论“为什么爱越来越难？”，我想在这个问题之前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爱越来越重要？”。

这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体两面。在一个高度个体化、原子化的社会，人们主要和陌生人交往，对于亲密感有着比传统社会更为普遍、更为强烈的要求。我们需要亲密感，这是现代人的一个处境。

其二，爱又越来越难。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体的企业主的时候，当我们要对自己感情的风险做出评估的时候，当我们要对余生的伴侣做出一系列评价、估量的时候，爱就越来越难。

二、亲密和爱是两回事

姜宇辉：亲密和爱有交集，但实际上是两回事。所以亲密其实是另外一个复杂的、多元的、丰富的理论问题。

当然你可以说，爱是一种亲密的机制，但亲密还有很多面，它涉及自我对自身的探索、自我跟他人的伦理的关系。哪些人是可以亲密的？哪些亲密关系被允许？哪些亲密关系不被允许？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立亲密关系？还有商品的关系、心理治疗的关系，等等。

我想说的是，易洛思提出的情感资本主义其实既不新鲜，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她想把情感当成批判资本主义化的一个典型的形式。但是我们读了那么多，从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读到福柯，读到鲍德里亚，也包括明锋研究的韩炳哲，资本主义化是全面性的、方方面面的，已经渗透这个世界。

乔纳森·克拉里的《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说的是你不光醒着的时候被异化，睡眠的时候同样被异化。后来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里提到，我们的自由意志，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也已经被异化、被操控了。从生到死、从醒到睡，你生命的每个角度、你的身体跟精神的每个方面被全面异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情感被异化简直太正常了，对吧？

《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美] 乔纳森·克拉里 著

许多、沈河西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5

余明锋：易洛思提出了一种至少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更有同理心的批判理论。她的情感资本主义，我认为比较新鲜的地方在于，通过话语而实现的自我建构，其实每个社会都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每个社会都在提供它的可能和压抑。

所以她对于情感资本主义的态度，也不是完全批判的，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当然，最终她批判“过度理性主义”，就是说现代人什么都计较、什么都算，会导致情感的无能，成为一个过度理性主义的傻瓜。

姜宇辉：明锋说得很有道理，易洛思所说的“权力”，并不仅仅是单向的，并不仅仅是福柯意义上的压抑性的假说，。

为什么第二章她要谈叙事？因为叙事是语言跟言语、外部跟内部、个体跟社会之间的一种互动。叙事就是说，我用的是一套大家都接受的语言，但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叙事）既是一个社会的规范，又是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所赋予的一种秩序，或者一个story（故事）。

第三章会有一些问题。我是研究数字交往的，易洛思讲网络交际最大的问题出现在第113页：“如果真如前述所说，互联网取消了身体或者说隐匿了身体，那么，它是如何塑造情感的呢？”

互联网上的交往最大的障碍或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face to face，我们没有身体或者赛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虚拟的，那么你怎样检验对方的（真诚）或者（真实性）？

电影《电子情缘》截图。/豆瓣

怎样检验内在语言的意义？你只能用一种外部的行为（去检验）。这里可能出现了一个易洛思没有办法解决的困境。

网上数字交往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在日常的、线下的交往之中，我们有很多障碍，比如说你明明爱那个女生，但是你很矮、很穷，穿得破破烂烂的，她一看到你就说“这不行的”。但如果在网上，你们可以多少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可以用灵魂的方式、精神的方式进行沟通，突破现实世界里身份、地位、财富、性别等因素的束缚。

在网上可以更好地实现交往的本质，就是灵魂，soul to soul。所以很多人包括拜厄姆，都说网络交往有好处。但是回到真诚性或者真实性这个问题，网络交往真诚性的标准、它的底线在哪里，我也一直很困惑。

所以易洛思提出的，也是我一直想追问的：数字时代何以求真？不仅仅是数字交往，数字影像、数字思考，包括各种各样的数字文化，它背后的真诚性、真理性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毛尖：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在切瑟尔海滩上》里，女主人公在新婚之夜和丈夫不能进入性爱关系，她就逃开了，和丈夫分开了。很多年后，她丈夫去看她，有一段心理独白：如果我当初能接受没有性爱的婚姻，说不定我们现在会过得更好，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可能比有性爱的关系更持久、更伟大的爱的状态。

当代有非常多的文本是处理这样的问题的，就是说如果不能进入性爱，甚至不能进入那种身体的、很亲密的关系，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爱？这是20世纪后半期，包括21世纪的大量小说的一个追问。

《冷亲密》就是在追问亲密和爱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易洛思不一定提供解决方案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怎么样，孤独的年轻人，正在经历“爱无能”，甚至她的很多观点可能是保守的，比如她对爱的理解其实还是浪漫爱，还是19世纪的。到了21世纪，是不是有一些爱的新的可能性？现代小说其实是在重新定义爱、重新定义亲密。

《在切瑟尔海滩上》

[英] 伊恩·麦克尤恩著

黄昱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6

三、情感是最容易被模拟、计算、操控的

余明锋：今天，是什么东西在建构我们的情感自我？大家想想这个问题。至少就我的观察，比如说星座，我觉得特别流行。

易洛思有一个观点，当社会上流行一套情感话语的时候，它其实是反过来在建构我们的自我理解。为什么会流行血型、星座这些话语，我想是因为现代人在情感问题上的一种困境。一方面我们非常需要情感，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让它失控，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些我称为“伪科学”的语言的存在。

她在分析为什么我们到了今天这一步，就是现代自我的建构，如何通过精神分析的话语，然后通过互联网、通过现代技术博士后，使得它有一种建构的可能。

我看的时候在想，她谈的可能是互联网初期的那种形态。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还是论坛时代，网恋还带有很强的浪漫性质。今天人们用微信谈恋爱，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分析。微信聊天话不能太长，还经常伴随各种图片。当我们用标准化的笑脸传达自我的时候，它永远是不精确的，而对方的理解永远是脱离你的肉身语境的。

毛尖：但它有时候也会帮那些特别害羞的人通过表情包把意思更进一步。用表情包献一朵玫瑰没什么，但如果用话语表达，说“我送一朵玫瑰给你”，就不行，对吧？

姜宇辉：比如说“我爱你”，在网上可以用100万种方式表达，给对方发个熊、发个猫、发个兔子。

余明锋：其实我觉得可以接着易洛思的思路，把她对于互联网恋情的这种比较单面的分析丰富化。

姜宇辉：承接明锋刚才说的，今天的情感资本主义到了什么样的境地跟地步？

2005年出现一个新词叫“”，后面加，情感工程。美国游戏设计师戴维·弗里曼（David ）写了《游戏情感设计》这本书，他说我们应该像组装机器一样，把人当成一个情感的机器组装在一起。

他把人的情感剖析成要素，一个要素里有各种各样的细节。当他设计游戏时，就把你当成机器：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哭，哭到什么程度、笑到什么程度，都有一个细致的表格。多少痛苦搭配多少愉快，在这个游戏里你要打多少关，然后获得什么样的痛苦和快乐。

今天则出现了一个词，叫做“ ”，情感计算。很多人说人身上最不能被AI模拟或者取代的是情感，恰恰相反，情感是最容易被模拟、计算、操控的。因为情感最内在、最微观、最多变。如果AI或者说数字资本主义真的想操控你，一定会控制你身上那些细节的、微观的，能够渗透你内心深处的东西。

《她》讲述了人类与AI相爱的故事。/豆瓣

如果易洛思老师再写一本书，我建议她研究一下电子游戏里的情感计算和情感设计，这会让她对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有一种全新的看法。玩一玩那些铺天盖地的数字游戏，包括游戏化的人际交往等东西，你会发现情感已经被操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方面，都会有算法，通过算法精确地掌控你。

在这样一个情感计算、情感设计、情感操控、情感工程的时代，怎样唤起人和人之间丰富的、有意义的、有意味的情感，以及有意味的体验，这是很重要的。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怎么样，为什么要去以色列体验另一种教育

王石

陈明键

宋志平

主题：面向未来的教育与创新

时间：2022年5月10日

地点：直播

嘉宾：王石 乡村发展基金会创始人

陈明键 投资人

宋志平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主持：严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主办：中信出版集团

以色列“三元和合”的学习与创新关系

主持人：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如何推动教育不断往前推进，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创新。我们经常会问，到底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培养创新型的人才？

今天在座的三位嘉宾，第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王石先生，他创办了乡村发展基金会，同时也是猛犸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的联名理事长。创业之外，王石先生也非常热衷登山等户外运动和游学，通过游学的切身实践来不断践行学习和深度学习这一重要的理念。

第二位嘉宾是宋志平先生，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他不仅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企业家，也是一位企业改革家和思想家，深耕企业四十年。他曾同时带领两家企业双双进入世界五百强。

第三位嘉宾是《创新，从提问开始》这本书的作者陈明键先生，他是一位资深的投资人，毕业于清华大学。之前在斯坦福大学、希伯来大学做深度访学。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访学期间，通过和不同的企业家、学者、投资人交流，完成了《创新，从提问开始》。

首先有请陈先生就这本书的写作动机，以及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游学期间的一些经历和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分享。

陈明键：这本书最早源起于王石主席的提议。

2018年下半年，王石主席只身前往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做访问学者。当年12月份，我也第一次去了。一方面看望王石主席，另一方面，也是跟校方接触，看能不能有机会到希伯来大学访学。在飞机上还遇到希伯来大学国际学院的院长，聊了全程，更坚定了我这样一个决心。

我2019年3月到希伯来大学，课题是“犹太早期教育和后期创新的关系”。王石主席就觉得很跨界，很出圈：“你一个搞投资、搞生物医药的，现在研究早期教育，为什么？”我说：“既然来到以色列，大家最关心的是以色列的教育，犹太人的孩子们怎么学习这么优秀。”主席总说我是打着研究教育的幌子，其实是寻找创新的种子，也对。所以我在希伯来大学访学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做了两件事：一方面为中国企业寻找一些创新的模式，另一方面进行有关以色列国家独特学习模式的研究。

这一年半的时间，因为是沉浸在犹太人的社会里，和出差到那里做简单访问不一样。我跟大学校长、中学校长、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访谈，去到校园里和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接触，甚至和幼儿园的学生接触，看他们的生活；我跟将军、总理发言人、国会议员交谈；参加他们的安息日晚餐，过他们的逾越节，参加他们的普珥节。这样你对他们学习的价值观和学习的技术就有一些自己的体会了，而恰恰是这两个东西缠绕在一起带来了创新。

通常认为是学习带来创新。在犹太社会，还要增加一个维度，就是犹太的价值观。他们有一种为学习而学习的价值观——一种非功利主义的学习价值观。再加上比如说抽象思维，比如说注重提问式的教学，比如群体增变式的学习情景，这三个学习技术与非功利的学习价值观结合起来，就带来了一种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社会的特点和特征。这是我在这一年半的访问、学习过程当中得到的一点体会。

我们的创新模式是从学习到创新的二元模式。而以色列这个社会，更多是价值观和学习这两者共同带来了创新，是这样一个“三元和合”的学习跟创新的关系。这是这本书的核心观点。

犹太人安息日的启示

主持人：王石先生，您当时为什么会想去以色列？

王石：还是学习。“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过时了。因为不同文化，现场去到那儿深入沉浸式非常重要。

我们过往的印象中，犹太人的代表形象是商人夏洛克，在钱方面非常在乎。而我想说在以色列一件感受恰恰相反的事——安息日。这一天以色列人是不工作的，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休息日博士后，当然不能接触钱。我记得很清楚，去参加一次安息日的活动，他们热忱接待，并讲明了，“我们让你来，不仅让你感受犹太文化，还让你做一些公益。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捐一些钱做公益”。他们的货币叫谢克尔，我们一人准备200谢克尔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怎么样，为什么要去以色列体验另一种教育，大约100 块钱人民币。吃完之后，我们就把钱卷成圈递过去了。没想到拉比（相当于神父）一看，“今天不接钱，你们把钱拿走”。

陈明键：后来我又送去了。

王石：更有意思的是，明键在安息日遇到一位长期在伦敦工作回来的以色列的大律师，他马上非常兴奋地掏出名片递过去了。律师犹豫了一下，把名片接下来，然后说“今天我的名片还不能给你”。就是在这一天他们是这样过生活的。

我们再讲一个发生在这个日子的故事，我觉得明键这本书的题目非常好——《创新，从提问开始》。我记得非常清楚，到希伯来一个大学教授的家里作客。他们家有两个小孩，小女孩比较大，大概上小学四五年级，另外一个小孩刚上学。很明显感觉到，两个小孩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和他们做教授的父亲是非常平等的。小女孩十一二岁，吵得面红耳赤，但是她爸爸绝对不会以父亲的名义讲这不对的，耐心回答她追问的问题没有厌烦。

我们总是研究犹太人怎么会做生意，犹太人怎么创新，而明键更多研究的是他们的教育方式。所以他将更多场景拉到儿童时期，从拜访各种幼儿园开始。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获得的体会，我感觉是非常深远的，虽然我没有参与这本书的创作。

主持人：谢谢王石主席和我们分享了发生在安息日的有趣故事。实际上我们今天在座几位都和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有诸多的渊源，我知道宋会长去以色列待了一个星期上海mba，在这个星期里面对以色列有什么印象？

宋志平：2019年我去以色列，先后去到希伯来大学、魏茨曼科学研究所，还去到了特拉维夫大学和海法的以色列理工学院。

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希伯来大学，第一站安排我去爱因斯坦博物馆。我想象爱因斯坦博物馆一定是个非常富丽堂皇、有大理石装修的地方，结果他带我在一栋楼里走来走去，走到一个地方说到了。我一看说：“这就是博物馆吗？”希伯来大学85岁的老校长在这里做馆长，是一个老物理学家。他的书架上都是爱因斯坦捐的图书，同时还有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章，关键还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书稿。老校长拿出书稿翻开一页，是爱因斯坦写的相对论公式，说：“宋先生，你可以摸一摸。”我说：“这个能摸吗，这不是文物吗？”

所以那次去以色列，对以色列的学习、对以色列的创新深受感染。我在回来的飞机上写了一篇文章，叫《为什么要去以色列？》，这是很多人，包括我女儿的疑问。以色列那儿到底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呢？明键这本书里就系统回答了这个问题。以色列的创新来源于它的学习，以色列的学习来源于它的教育，来源于它教育的理念和方式，我觉得这是根儿里的事。

日本人“买卖休”中的智慧

主持人：今天讨论的主题是这本书《创新，从提问开始》。它实际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创新，第二部分是讲如何做一个好的提问者，如何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我特别同意陈明键先生说的，不仅仅只是从学习到创新，而是背后有一个学习加上价值观共同推动创新。宋志平会长也明确提出，当我们提到创新，千万不要忘记背后一整套深度学习、协同创新的整体聚合效应。

说到学习、创新，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情、学校老师的事情，同时还是每一位家长的事情。所以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请问三位前辈老师，大家作为一个父亲的教育观是什么？

陈明键：我在这本书中讲到，在犹太的家庭学习环境中，父亲扮演什么角色。父亲根本不是一个裁判者，在犹太社会里面没有任何裁判的权威。“你是领导就听你的、你是家长就听你的”，这是不存在的。我们去过那么多家庭，参加过那么多次家庭的安息日晚餐，你可以当它是一个学习的Party。Party的成分占20%，有一些仪式仪轨，每个人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在开始之前要唱歌，要点蜡烛，要去犹太会堂，回来要赞美妻子。然后开始，剩下的80%都是学习讨论。

犹太人的安息晚餐很有意思，他们把《妥拉》分成52个部分，一年里面52周每周讨论一个环节。新年第一周就讨论《创世纪》。今天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讨论这一章，是同频共振。在这个餐桌上父亲扮演什么角色呢？父亲扮演一个主持人的角色，构建话题，同时组织孩子们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去海法理工大学一位教授家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怎么样，他有五个孩子，他的任务是让老大说说、老二说说，最小的五岁的孩子也要说一说。

在家庭学习Party环境中，父亲就是一个学习进程的组织者，他绝对没有一种权威说你是对的、你是错的。今天中国父亲也在转型当中，可能像王主席、宋总小时候你们的父亲是一言九鼎，父权的权威是很强的，但今天可能就要跟孩子商量着来了。我从以色列回来以后，包括在以色列期间，我也有意向组织一下我们家里的学习Party，比如说就一个问题，“特朗普当选，你们怎么看？”有些时候是抽象的话题，比如，“好人为什么会倒霉？”有些时候是现实的话题。

主持人：王石先生作为一名父亲，自己的一个教育观是怎么样的？

王石：我当父亲，是年代比较久远以前的事了。我觉得对下一代，能让他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普通人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现在大家都内卷，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强的压力，更多是望女成凤、望子成龙。包括你提到冬奥会冠军谷爱凌，我觉得大家有点标准太高了。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特例，大家如果把这个特例当成教育的目标，我觉得成功是小概率的。更多应该让孩子们在社会中，按照自己的存在方式去存在，有多种选择。

这本书讲创新，而我刚才讲的是安息日。实际上就是你如何休息。我们一直说“休息才能更好地工作”，不是的，休息是你什么都不做，你才能自由地思想，真正地去畅想。在休息的时候讨论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谈生意，讨论任何东西都可以。实际上我觉得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放空。而中国人讲“买卖买卖”，货物轮转，不买就卖。咱们不说犹太人，就是日本人，也和我们不大一样。日本人是三个字，叫“买卖休”，还有一个“休”。买卖休，不好的时候就不做，这是“休”的一个意思。再一个“休”呢，就是“休息”，买卖再好也要休息，它才能起到一个调整的作用。宋总提到文化的类似性，我觉得日本很多商业经营之道，包括我特别欣赏的稻盛和夫，他们的很多经营思想，可能和犹太人更近似一些。

中国孩子为什么不会提问

宋志平：其实我是典型中国式父亲。一方面像王石主席刚才讲的，把爱给孩子们，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地长大，同时也鼓励和要求他们认真地学习。我有一个女儿现在40岁，她生了一对双胞胎，两个小男孩现在10岁了。我过去教育女儿，现在教育小外孙，都是鼓励应该把学习认真对待，因为小时候是学习的好时机。

过去我们工作忙，跟孩子们的交流不够，尤其类似以色列安息日家族讨论这种启发式的教育不够。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有优点，他会认真去学习，缺点就是不大会提问题。所以我们的孩子，读了研究生要写一个论文，不大会选题。我们的孩子们选题能力不够。往往对老师们出的题能写出好论文，但不知道什么是问题。我觉得这和我们的基础教育和我们的教育方式方法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实际上它会让我们很多家长改变对孩子教育的方法。不再是过去那样只关心他们健康成长，只督促他们的学习，而是让他们学会提问，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光影响年轻的爸爸妈妈，也可以影响姥姥姥爷怎么来完善我们对孩子的教育。

主持人：在这里也想请教三位前辈，大家对于学校教育有怎么样的期待？我们从家庭现在推到学校。

陈明键：我这本书运用了一个分析工具，就是学习科学。学习这件事情很古老，几千年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硕士，由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引入，就出现了一门交叉学科，叫做“学习科学”——如何学习是最有效率的。其中两个大的学习方法，一个是“教授主义”，教授很好，但是教授主义，好像在学习课里面不太受待见，就是灌输式、直线式、单向式的，做题，应知应会。后面发生一个叫“建构主义”，就是构建一种学习环境，使学习者进入一种深度的学习状态。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提问、群体争辩等这些方式。这种方式经过研究发现，会比纯粹教授主义的灌输的方式，带来的学习效果有很大的不同。

今天我国能出这么多世界五百强，我觉得应该不能说中国过去的学习模式，就是教授主义学习模式是失败的。没有教授主义培养出来的这么多的人力资源，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制造业大国这样一个地位。在中国，一条生产线一挥手，可能十万部手机出来了。这个东西在以色列是没有的。以色列生产线100个人，1个人一挥手，99个人提问了，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要朝左，不能朝右？他没有办法组织起这样大规模的制造来。但是今天应该说我们的人口红利到了一个边际的程度，制造业的优势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过去的“应知应会”、会做题、会记忆、会背诵，在新的时代里面可能要加上一个创新。就是创新的红利，可能不能仅仅从教授主义中得来，不能仅仅从应知应会和题海中得来，可能要加上创新这种新的思维的培育。这种培育和养成，可能就需要学习建构主义的这种学习方法。所以今天如何在学校里逐步为我们的学生构建出学习的情境和状态出来，可能也面临学习模式的转变。

中以两国教育各有利弊

宋志平：谈到教育的方式，我在以色列跟《创业的国度》作者索尔·辛格对话，提问：为什么以色列创新这么好，新加坡也很好但是创新不够？他说你看我们以色列人，10个人有12个观点，可以创新，但很难搞大工业。我说是因为你们国土小。他说也不完全是，是因为我们以色列单兵教练很厉害，但集体行动不行。而恰恰中国这种集体主义教育，可以做大产业。

中国教育中缺少鼓励提问的氛围，尤其学校里面老师在那儿一站，孩子们不能随便提问题，这也养成他不会提问。即使你让他提问，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久而久之也没有那种提问的思考方式。爱因斯坦说：“其实我没有什么特长，只是比别人多一点好奇心而已。”有了好奇心他就提问，提问了应该得到鼓励。

刚才咱们讲中国式教育有优点，集体主义教育、认真学习、讲纪律等等，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压抑了孩子的好奇心，压抑了他们提问和创造力。所以《创新：从提问开始》，我觉得这个书名特别好，陈明键去以色列一年半，把以色列创新的密码搞清楚了。其实就是来给我们的家长们和老师们提醒，我们应该鼓励孩子们提问，不要打断他，更不要批评他、体罚他。老师和家长都要更大度一些，允许孩子们自由成长。

陈明键：我讲一个我的故事，我上高中的时候喜欢问问题。问一个，老师回答我了；第二个老师又回答我了。但是我问第三个问题的时候，老师说：“不许再问了，全班就你学得好，你都问了，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同学们怎么办？”我把问题带到以色列，问他们那些小学校长：“如果你们的同学持续问问题，耽误你教学进度怎么办？教育大纲教不完怎么办？”校长毫不犹豫地跟我说：“我们一定会让同学问完问题，哪怕耽误了教学大纲。”

我觉得一分为二地来说，这种提问式教学，确实给了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成长空间，但也确实会耽误整体的平均进度。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在全球学童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果评价里面，它排得很靠后。在整个OECD 46个国家里面，它排34。它整体的平均数可能并不好，但是不妨碍它出大家，出顶尖的人才。而中国，要说全球的数学平均排名，中国可能是名列前茅的，但是最顶尖的，比如拿诺贝尔奖的，它可能少。所以它各有优势，我们这种应知应会的教育照顾了绝大多数人，所以整个社会总体平均水平高；以色列是给个别天才留下了充分的空间。这是两种不同的教育。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中国承认吗，以色列人：恐袭无休止的不安全生活

一年多前，我到耶路撒冷之时，正值美国大选前一个多月。所到之处，无论是大卫王（King David）酒店，还是伯利恒； 无论是以色列犹太人，或是巴勒斯坦人，对于一个外来者，那里的景物与人，都充满电影感。

以巴冲突，以巴和平，活在里面的人基本没有冲突，活在外面的讨论，以色列、耶路撒冷会是个火药话题。每人心里都有一个耶路撒冷， 但谁又懂得圣城？我在耶路撒冷遇见三个人，他们的叙述，走近一点，看真一些，不过是一幅一幅速写，结论，留给不同人去书写。

那天，我再到哭墙（西墙），路盲之人，走着走着，经过亚美尼亚区之后，就感觉自己不知身在何方。问路于一位斯斯文文的少男，知道他是居于西墙附近民居的巴勒斯坦人，问路变成了小访问。

他祖父辈世居耶路撒冷，认定这是他们的地方，不会搬走。

少年人的家，在白石小楼梯上面，有点年岁的古旧。他站在石级上博士后，对陌生人是到此为止，但咫尺外的西墙、金顶清真寺教堂，天天继续为邻。一个宗教跟另一个宗教面对面的活着，历史是分歧的，生活有你有我。作为巴勒斯坦人，他有一个底线，就是一定不会为以色列当兵。因为没有取得以色列公民资格，他在希伯来大学不能申请奖学金。

修读药剂，里见他喜欢旅游。一张温文又有年轻朝气的脸，对前途很清楚，如果要打仗，要牺牲生命，他宁愿到别的国家生活，绝不要跟无休止的冲突纠缠。

少年人的家，在白石小楼梯上面，咫尺外的西墙、金顶清真寺教堂，天天继续为邻。（视觉中国）

在《耶路撒冷邮报》当了30多年记者的Herb ，主要负责外交新闻，紧跟总理及外交部。2016年9月我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Yad ）听他一课，对外行人来说，那是以色列外交分析的动听一课。很明显，在立场上，Herb非常支持右翼的内塔尼亚胡（ ）。他说，认识以色列，不可单看书报或是文学作品，而是要了解以色列人的心理状态，脑里想什么，怎样看世界。「像过去几天，耶路撒冷已有十宗街上被刺伤的事件。 那很重要，这是个小城巿，要了解以色列，需要了解不安全的感觉。」

回望1993年在奥斯陆达成的和平协议，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 ）跟以色列总理拉宾（ Rabin）握手，以巴和平似是可以达到之时，一切却都停顿于现实里。Herb认为自从2000年9月爆发恐怖袭击浪潮，包括汽车、巴士炸弹爆炸，枪伤及刀伤，整个国家都改变了。

Herb在美国出生成长，来自科罗拉多州，父亲参与韩战时是打字员，20多岁来以色列读大学，经历第一至第三次加沙战争，第一及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在职研究生，现在退役了。过往他每年都被派驻北部，包括黎巴嫩、戈兰高地及叙利亚边境等，因为恐怖份子会从边境渗透，导弹也落在边境，2002年一个月便有140人死于这些冲突。

Herb很能直接引述数字，证明现实如何令以色列人感觉不安全。2000年至2005年频密的恐怖袭击中，单是2002年已经有456以色列人被杀。至于生活范围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因这些袭击失去亲人。「我住的大厦有12户人家。我买入单位的原业主，去年在恐怖袭击中死亡，清洁女工被杀，隔邻的姪儿在特拉维夫的袭击中死去。《耶路撒冷邮报》共事的伙伴在来耶路撒冷的巴士上因炸弹爆炸受伤。」

他认为，若不了解这种袭击及不安全情况，将无法了解以色列的安全检查及相关法律，甚至为何持续要选内塔尼亚胡做总理。「为何以色列人持续要选内塔尼亚胡？他不能与奥巴马（上一任美国总统）合作，也不能与世界为谋，为何总要选他？这是与安全有关。」

在以色列的政治里，袭击造成的死亡数字是一个领袖的负资产。（视觉中国）

这位右翼总理跟左翼的奥巴马就伊朗问题有很大分歧，2015年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国会演说，弄得双方都生气，结果两星期后，内塔尼亚胡再当选总理。Herb说，若他在任至2019年，将会是以色列历史上在位最长久的总理，比建国领袖本古里安（Ben ）更长，「这不是因为人民爱他，他不是受欢迎的人物，只因他能给人安全感觉。」

Herb认为内塔尼亚胡不是受欢迎的人物，但能给民众安全感。（视觉中国）

在以色列的政治里，袭击造成的死亡数字是一个领袖的负资产。Herb能数下以色列因恐怖袭击的死亡数字。「内塔尼亚胡曾任两次总理，分别是1996年至1999年及2009年至今。2009年以后的七年，每年有14人在恐袭中被杀； 2000年至2009年， 每年被杀130人。1996年至1999年期间，每年有20人死于恐袭，此前三年前的拉宾及佩雷斯时代，每年则有56人被杀。」只要内塔尼亚胡在位，死于恐袭的人就会减少。

以色列人不安全，不仅是受袭目标，也是仇恨者的无端攻击对象。Herb说：「有个16岁少年，因为与女朋友闹翻了，起床后用刀伤以色列人。一个13岁女孩在检查站做出挑衅行为，士兵向地上开枪警告，她仍然继续，结果双脚被射，以色列士兵去问她为何如此做，她说：『我想自杀，当死士。』」

1993年奥斯陆协议以前，巴解领袖阿拉法特早于1964年发动劫机和对耶路撒冷的炸弹袭击，那是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三年，六日战争让以色列取得了西岸。「巴勒斯坦人很懂得向世界讲述他们想要的目标，而我想，他们只说出了部分，没有把全部目标说出。」 Herb认为如果巴勒斯坦要取回1960年代在西岸、加沙的边界，并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及让难民回流，「以色列将不会是犹太人的国家。」

以色列人不安全，不仅是受袭目标，也是仇恨者的无端攻击对象。（视觉中国）

阿拉法特眼见不能达到目的，就改变策略，提出商讨要求。这位外交记者对以色列的态度有看法，「以色列想要什么呢？犹太人想要什么是很难解释，因为我们有大分歧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中国承认吗，以色列人：恐袭无休止的不安全生活，我们想要民主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中国承认吗，我们如何处理土地，如何处理耶路撒冷，左右两派都有不同意见，并未达成共识。」他认为这一种左右争持、没有共识的状态，令以色列人与世界沟通时占下风。「世界知道巴勒斯坦想要什么，不知以色列想要什么。」

2000年大卫营会面后，以色列左派崩散，左派总理能付出的极限还不到阿拉法特的最低要求。于是阿拉法特又改变策略，以恐怖主义方法纠缠，奥斯陆协议所主张的并不管用。「内塔尼亚胡认为这样不可行，他用另一种方式，安内协外，跟阿拉伯国家结盟，看能否由他们逼巴勒斯坦人妥协，令他们更愿意配合。各国都在闭门会议内承认区内合作是有需要的，但不会公开说跟以色列合作。」

中东烈焰燃烧，以色列活在敌我之间，按Herb说，区内分开四个势力阵营，分别是以伊朗为首的、以穆斯林兄弟会为首的和伊斯兰国（ISIS），而第四个阵营是以色列、沙特阿拉伯联盟、埃及、约旦等，他们联合对抗前三个阵营。中东纠纷经常涉及伊朗，以色列曾强烈反对奥巴马处理阿拉伯核问题的手法，为何沙特阿拉伯支持以色列跟奥巴马对抗？因为他们担心协议会把伊朗带回国际社会。叙利亚50万人被杀，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在叙利亚冲突，都是为了控制叙利亚。「令叙利亚脱离伊朗范围很重要，你能取得『新月』到地中海，那是很具策略性的，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都有份。」

地缘上，以色列与叙利亚连在一起，以色列在1967年取得边境戈兰高地的控制权，但在叙利亚战争中却置身事外，是其中两个不参与叙利亚问题的势力之一。对以色列来说，叙利亚的意义是人道问题及其战略性地位。「我们是很近，但我们不会参与，除非伊朗运送军火经叙利亚去黎巴嫩，我们会干预，并会攻击保护队伍，我们做过好几次。如果有人向戈兰高地开火，我们会还击。」

对以色列来说，叙利亚的意义是人道问题及其战略性地位。图为在战火中生活的叙利亚儿童。（视觉中国）

看着邻国在战火下挣扎，有人认为叙利亚可能不会再成为统一的国家。Herb说，不少国际独立报章，例如《卫报》及《纽约时报》，都有大字标题探讨叙利亚能否生存。物伤其类，恐怖主义之下，叙利亚及以色列如何生存？「我是外来的，有两个原因令我对我们国家乐观。一、国家有出奇的弹性柔韧。二、我们有不能想像的能力去处理短期问题，在此方面，世界没有国家能比以色列做得更好。」

轰炸，轰炸，无穷尽。Herb看着以色列从1981年只有300多万人，发展至今天有800万人，「从1991年开始， 无数人想炸你，你能停止吗？如果你要在这里生活，你必须找方法。 」1991年中东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硕士，萨达姆从伊拉克发射飞弹到以色列特拉维夫。「戈兰至西奈，飞弹常对准平民，我们怎处理？我们不能把所有人搬离加沙，北部黎巴嫩有数以十万的导弹。心理上，我们不能说不能处理，而是需要找方法，在2014年用数以亿计谢克尔（ ，以色列货币）发展隧道。」

他引用非常有趣的比喻，说明以色列人解决问题的决心及心理状态。若果要发展上火星的火箭，美国可能会用15年想出如何带人上火星再返回地球，「我们（以色列）三年能带你上火星，但未能带你回家，可是，当只要上了火星，我们就一定要找出回家的方法。」

以色列让犹太人把自己放入历史里，不再让人对他们任意而为，不再在别人的怜悯下生活。（视觉中国）

严峻的现实，令以色列人不像伦敦人和巴黎人爱饮咖啡。以色列让犹太人把自己放入历史里，今天不再让人对他们任意而为，不再在别人的怜悯下生活，而是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那是犹太人自大屠杀历史后本质上的改变。「1945年我们从大屠杀那里走出来，看我们今天在那里？我们能作的几乎是奇迹，要记住，以色列把犹太人的状态完全改变。我们以前怎样，我们现在怎样？」 Herb母亲是屠杀幸存者，由一位非犹太女士从德国救到荷兰，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的义人花园（ of the ）种有恩人的树。

以色列有一个计划，容许世界各地犹太后裔回到以色列。即使他们说不同语言、方言及不同程度的宗教虔诚。一个犹太拉比（Rabbi，即老师）带各地回来的年轻人到西墙，对年轻人而言，那只是一幅堆满石的墙。拉比跟他们说：「你的曾曾祖父母，互不认识，散居欧洲及非洲，说不同语言、方言，有不同程度的虔诚奉献。但他们有两个相同特点：心里呼叫着想回来摸一下西墙； 就是做不到，但肯定的，是要掌控自己命运。」

“我们看历史，历史没有善待我们。屠杀变成我们的心理因素，我们的集体心理，个人心理。我想我的子女感受到，因为这也是他们的过去。大屠杀不是我们历史的一整套，但肯定是我们的重要历史，怎能不是？我从来没有祖父母、外祖父母，没有叔叔、没有家人，我有父母，父亲不是幸存者。我来以色列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大屠杀历史。

Herb认为希伯来文120年前失传而复活过来，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珍视历史，但不让过去令自己变成受害者。犹太人不期待别人给予，因为看过别人怎样对待他们。「我妈过世30年，我最记得母亲坚强面对她所有的经历。去美国，能过正常日子，有正常家庭，那不是受害者心态，是拥抱未来。犹太人来到以色列，我们要把药放在自己手里，控制自己的命运，有没有政治考量？当然有。伊朗人与美国冲突，用另一对有色眼镜看我们，有些独裁者想消灭你，对不起，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在那电影一样的故事里都没有好结果。我们反对伊朗发展核武，跟我们过去的经验有关，而巴勒斯坦人是完全不同种类的人。」

对于巴勒斯坦人，Herb有自己的看法论点：「巴人是不是让自己陷入受害者之中？巴人完全有五次建国机会：1947年联合国分割以色列及巴勒斯坦，2000年在大卫营，给予百分之九十五土地及近半个耶路撒冷。2008年更多，他们不肯要，为什么？在于他们，一是所有，一是不要，然后在国际上说以色列迫害他们。」

在他的角度，以色列要求和平，但被拒绝。巴勒斯坦在阿拉伯国家中从不承认犹太人有权居于此。奥巴马两年前说过，耶路撒冷是两种宗教的圣城，但在Herb看来，奥巴马此言反映他没有能力承认这城巿的历史脉络，如果没有圣殿，等同犹太人没有权留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祈祷，呼唤弥塞亚再来，建立圣殿。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发生？不。在将来好吗？好。一个著名犹太哲学家说，若果你在屋顶打扫，有人说弥塞亚正来临了，你会做什么？你会走出去还是继续打扫？答案是继续打扫屋顶。因为，我们是为今日而生，我们活在当下，不代表不仰望将来，只是，我们更扎根现在。

现代的耶路撒冷与国际关系紧密。图为在耶路撒冷老城，以色列警方用催泪瓦斯驱逐巴勒斯坦示威民众。（路透社）

以往奥巴马与内塔尼亚胡关系差，Herb不会看成是美以关系危机，因为除了两国领袖关系，国会、国防部、公众舆论及商界社会意见也很重要。美国及以色列的情报分享以至军事合作有很好的关系，而特朗普的疯狂行为，Herb当时已认定会受公众社会监察。「如其他国家，种族歧视时有出现，但会受到监察。歧视偏见，媒体会讨论，国家会处理。但这是否反映以色列社会主流想法，绝对不是。不要让公民自由搞混了国家安全。」

历史之中，德国军人从雅法门（Jaffa Gate）进入耶路撒冷古城时，把城墙削出一个入口，让自己的军马昂然走入。英国人进入雅法门时，却从马上走下来，谦卑的进入。现代的耶路撒冷与国际关系紧密，前年美国大选，特朗普跟右派内塔尼亚胡见面，克林顿夫妇也高调参与左派前总理佩雷斯于耶路撒冷的丧礼。

克林顿说过，佩雷斯答应他两件事：「他会出席我90岁生日会，他会出席我的丧礼。」外交智慧都放在遥远的期望，一个地方，两个国家，比香港的一国两制难解。佩雷斯在2013年曾经说过，「和平是不可替代的，开战没有意义。」从建国到渴望和平，佩雷斯在国际上有不少朋友，与克林顿及奥巴马都很友好。

2016年9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出席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的葬礼。（视觉中国）

年轻时跟佩雷斯等建国领袖参与农业社区组织的权威历史学者 Bauer，在大屠杀纪念馆课堂后的另一天接受我访问。他能细说美国及以色列的总统、领袖，「奥巴马比较学术，他看佩雷斯写的东西，亲自见过几次面。他们不止讨论政治，奥巴马本身就是博学、喜爱文化的人。克林顿则纯粹被佩雷斯性格吸引，因为佩雷斯懂说话，而且懂手段。」拉宾曾加入军队，Bauer说，愈是参与过战争、杀人，愈是希望和平，拉宾正是一个提倡和平的将军。

年轻时跟佩雷斯等建国领袖参与农业社区组织的权威历史学者 Bauer（左一）。（视觉中国）

「拉宾与佩雷斯，谁更受欢迎？」我问老教授。

「两者都受欢迎。拉宾已成回忆，他是被暗杀，受爱戴。佩雷斯有不喜欢他的人，但当上总统后，又成为众人至爱。」

教授说，拉宾把以巴谈判纳入正轨，然后由佩雷斯促成；阿拉法特并非在耶路撒冷出生，但在希伯来大学附近有一间老屋。三个人一起拿过诺贝尔和平奖，但和平仍然遥远。Bauer说：「阿拉法特想霸占整个巴勒斯坦兼以色列，但他发现不可能。将来会怎样，没有人知道，奥斯陆和约以后，双方都不能履行诺言，什么协议都没有达成，只剩犹太人在军事中挣扎。」阿拉法特接任人阿巴斯也不受巴人欢迎，「犹太人分裂，巴勒斯坦人分裂更甚，这是我的非主流意见。」

「你认为一直以来，以色列人有被外边人了解吗？」

「没有。因为安全理由，我们有时没法去咖啡店，不像伦敦、巴黎的人。」

Bauer说自己不相信所谓的以色列人心理，也不相信以色列人有特定性格，都是人殊人同。犹太人及以色列受创伤，很明显，也很政治化，每一天，报章上都有关于大屠杀的文章。「但（外人）不了解大屠杀，不会理解以色列这个社会。我们的民族主义存在已久，但我们不是基因上相同的民族，我们是纸上族裔，很大部分来自适应了的文化。」他年少时希望成为历史学者，1946年到英国读书时不想只读犹太历史，于是选中国、威尔斯、美英俄等国历史，1948年一度回国参与战争。

「你听到火箭炮的声响时感觉怎样？」我问他。

「啊，我是经历战争的人，火箭炮的声音一点也不特别。」

「死亡随时发生于下一分钟，你不怕？」

「我好怕见牙医啊。哈哈哈！」

老教授有一只手跌伤了，但他的智慧，使他变得好像刀枪不入。生死战争，等闲事。但说到三儿两女，还有19岁的孙女，却是另一回事了。「我不担心自己，却很担心她。」

大屠杀、以巴冲突、男女皆兵，连结着大部分以色列犹太人。Bauer认为犹太人一直追求心灵及言论的自由，要解决与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对以色列来说，是个漫长的等待游戏。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焦虑是深沉的，像老教授的怕与不怕，一样是不自觉。

佩雷斯的诗《A Ray of Hope》最后一句：「Then send a ray of hope — for a new way」。建国一代的生命都过去了，和平的希望，还要投射在一条新路径上，才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