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以色列建国70周年｜一个国家的诞生和一群人的绝望

当地时间2018年4月18日，耶路撒冷，以色列民众纪念独立日，庆祝建国70周年。 视觉中国 图

以色列建国70年之际，美国将把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媒体大肆炒作特朗普改变了中东格局。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不过是承认现状的象征姿态。没有改变因一个国家的诞生，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二等公民，也没有改变巴勒斯坦国具名而无实，除了一些象征物——联合国里一面国旗、零星的外国使馆、国际组织成员或观察员、号称领土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首都设在东耶路撒冷之外，实际一切都在以色列的占领之下。巴勒斯坦人一退再退，从1947年不接受联合国划分两国的181号决议，梦想恢复阿拉伯人主导的奥斯曼巴勒斯坦博士后，到六日战争后接受181号决议，只想收回第一次（1948年）和第三次（1967年）中东战争的被占土地，再到想以戴维营协定（1978年）敦促以色列遵守联合国242号决议，直至签署奥斯陆协定（1993年），单方面在181决议分配领土的12%面积上建国，但无论退到哪里，终一切落空。巴勒斯坦人所能做的，只有回忆和讲述，上一代传下一代，口耳相传是无奈的抗争。如果不屈从以色列的官方史观，只有自己记住过去，“巴勒斯坦”这个词才不至消失在时间的荒漠里。

绝望。读到苦心孤诣在文本上寻找极端思想的文章，我禁不住要问：与其在《古兰经》的字里行间，穿凿恐怖主义的根源，为什么不直面巴勒斯坦人的绝望？别忘了，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和第六任总理贝京才是第一代中东恐怖大师，他们领导的抗英保家武装和Irgun，系统发展出恐怖战术与谋略，启发过世界各地的民间抵抗与恐怖运动。为什么不在《旧约》圣经里寻找恐怖主义的踪迹？当今世界步入“反恐时代”，美、欧、俄、土各国无论出自何种目的，对别国动武之前，必先称“反恐”。“反恐”一夜间变成魔法棒，一朝在手，便真理在握，不容置疑。还有谁肯倾听空明沙漠上的天籁，帮助一盘散沙般的闪米特民族？只有无人机从空中的精确打击，才是被污名的恐怖国度能听懂的语言？

70年前，犹太人庆祝以色列建国

一个国家的诞生

做犹太研究好几年了，一直想去以色列看一看，这个“人为缔造”的国家，必有特殊之处。一次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交流的机会，终于如愿。我没有从北京直飞以色列，而取道欧洲，在荷兰短暂逗留后，从阿姆斯特丹飞特拉维夫，才四个多小时。

一、过度防范

以色列果然与众不同，人还没到就领教了。一大早我赶到阿姆斯特丹史基浦国际机场（ ），匆忙找到以色列航空公司（El Al）的柜台，却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不像其他登机柜台，这里没有旅客，只有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团团围住乘客通道。警戒圈内站着几个以色列便衣，用疑惑的目光上下打量我。知道我搭乘这个航班去特拉维夫后，才“客气”地请我到一位训练有素的便衣那，接受盘查。这个中年男子眼光狡诈，足足“审”了我十几分钟，问我去以色列的行程，见什么人，联系方式，有何目的。又问曾去过那些国家，在荷兰与什么人接触过，住哪家饭店等，事无巨细。甚至问我有没有向饭店服务员透露过去以色列的意图，在我离开房间时，服务员是否可能在行李里放了东西，简直到了偏执的程度。实在问不出问题了，才放行托运行李，在登机牌上盖了个安全章。我这才觉得又像个旅客而不是嫌疑犯了。

到了登机口，又看到荷枪实弹的特警，这里还装了个处理爆炸物的爆破铁屋。地勤人员一看到我，眼睛一亮，毫不迟疑把我带离，去一间地下室。我又有犯罪感了，虽然想不清楚原因，却莫名其妙地心虚起来。原来，他们发现行李里有手提电脑，要开包检查。我满腹狐疑，为什么刚一露脸，他们就知道这是我的行李呢？难道这架飞机上没有其他乘客？进入候机大厅才明白，所有乘客早到了，大多是犹太人，分属不同的旅行团队，我是唯一的散客。更没想到，检查还没结没完，所有旅客的手提行李再被打开，细细盘查。从候机楼巨大的玻璃墙看出去上海mba，机场装运行李的工人，每次接近飞机，都要被反复安检，真骇人听闻，不过心里倒也平衡些。还没到以色列，已经有点后悔了，此行吉凶未卜？

二、地名疑云

飞到特拉维夫，一切顺利了。这是个很美丽的国家， 碧海云天，天明绚烂。时值一月寒冬，却如夏日风景，当地气温高达27°C。海滨散步时，看见人们水中嬉戏，一波汹涌的海浪，撞向身后巨大的礁石，击碎的浪花，在晨光里搭起一道七色彩虹。离耶路撒冷开会还有几天，我决定自驾游览以色列。在美国时，听说以色列租车便宜得离谱，到了Hertz租车行，车价果然与美国相去甚远，很诱人。还租了GPS卫星定位，有它导航可径直开往耶路撒冷。距离并不遥远，一个半小时便到耶城。其实，整个以色列国土才2万多平方公里，比北京市版图大不了太多。一路上看到的地名很熟悉，几乎在圣经上都能找到。高速路上每个出口，绿色交通指示牌的醒目地名，让人联想《旧约》上某个古希伯来民族的悲壮故事。一路开下来，越来越确信这里自古是犹太家园。但一个小小的技术故障，让我意识到事实没那么简单。进入耶路撒冷市区，我搜“大卫王路“（King David Road）入住饭店，反复在GPS上输入英文地名，但仪器不识别，只好下车问路。一位热心人告诉我，这条路并不叫大卫王路，原本是阿拉伯地名，与大卫毫无关系。当输入她写给我的阿拉伯地名后，GPS便顺利接受。

这件小事让我难以释怀，便请教一位希伯来大学的历史教授，他告诉事情的来龙去脉。以色列建国后，政府成立了一个“以色列地名委员会”（ Place-它Names ），把大部分阿拉伯地名，改为犹太圣经上的地名或带有复国主义色彩的称谓，以重修国家地理，强化犹太复国与土地的联系，给以色列立国提供合法性，让国民世代缅怀先祖悲壮的历史。犹太人离开了这片土地达1300多年，只好改变历史记忆，让阿拉伯人接受犹太人占领的事实。大卫王路还有一段特殊的历史，这条街的23号，有一家天价的大饭店，叫大卫王饭店（The King David Hotel），不仅是耶城第一豪华旅馆，也是座历史遗迹，更是接待外国政要的国宾馆。有游客专为重访历史而下榻此处，它曾是以色列建军史的里程碑，但也是现代恐怖主义的历史地标。

这张大卫王饭店爆炸后的照片发布于1946年的《耶路撒冷邮报》

三、恐怖主义的滥觞

事情得从“一战”说起，1916年英国为给奥斯曼帝国的腹地插上一刀，煽动阿拉伯大起义，许诺恢复阿拉伯帝国的昔日荣耀。奥斯曼土耳其最终战败，失却中东、北非的大片领地。战后英国人食言，与法国共同瓜分了阿拉伯，破坏阿拉伯统一。英手握巴勒斯坦不放，美其名曰“托管”（），实际让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梦想成真，基督徒占领圣城，在异教世界的心脏筑起桥头堡。

早在19世纪末，犹太复国运动已如日中天，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日俱增。犹太人口从奥斯曼时期（截至1918年）的3%，仅30年已越升至英国托管时期（至1948年）的32%。巴勒斯坦人口结构剧变，穆斯林、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冲突已腾腾如沸。英托管当局意识到局势失控，后悔“一战”中为换犹太金元而承诺“巴勒斯坦为犹太家园”，开始收紧了犹太签证的配额。但犹太人手上有一纸《贝尔福宣言》（The ），岂容英人背信弃义。犹太社群本想以参战感化英国，可“一战”刚结束，英政府便解散巴勒斯坦犹太军团。退伍犹太军人回家后，组成防卫军——（意思“防卫”），武装抵御阿拉伯人对犹太区的袭扰。英国不承认其合法，防卫军只好屈居准军事非法组织的地位。战后英国托管政策渐渐倾向阿拉伯人，与德国竞相收买阿拉伯人心，被冷落的犹太人视英人如仇寇，把暴力指向托管当局。

《贝尔福宣言》是英国政府表示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公开保证，是世界主要国家正式支持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宣言。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A.J.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L.W.罗思柴尔德。 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

1930年代末，内部的极端分子，不满领导人本·古里安的骑墙策略，决意与英国决裂，拉出一小部分人自立新军——叫Irgun（意“国民军”），目标是成立横跨巴勒斯坦与外约旦的犹太国。及至“二战”爆发，古里安领导的一边倒向英方，想辅佐英国战胜纳粹，解放欧洲犹太人。这样一来，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对英态度发生根本分歧，出现一股更极端的武装派别LEHI（意“以色列自由战士”），头目叫斯特恩（ Stern），所以也称“斯特恩帮”。它主张联德抗英，恢复2500年前的古犹太王国，采用欧洲无政府主义手段，搞暗杀、爆炸和绑架，连英驻中东大臣莫因爵士（Lord Moyne）也惨死在斯特恩帮的黑枪下。“二战”结束后，三个地下军事组织便起来联合抗英，逼其接纳涌入巴勒斯坦的欧洲犹太难民，结束托管，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卫王饭店爆炸案。

大卫王饭店原是个I字型6层建筑，狭长的主楼连接南北两翼楼，英托管政府办公室、英军驻外约旦和巴勒斯坦总部以及军警局和警察局犯罪调查科，均设在南翼楼和部分主楼区。余下客房供达官显贵、豪商巨贾休闲会客之用，可谓巴勒斯坦的心脏。炸掉它无异于9.11冲倒双子塔。1946年7月，Irgun领导人贝京（ Begin）与领导人古里安策划了这起爆炸案。Irgun的队员化装成阿拉伯服务员，从饭店厨房运进7个牛奶大桶，内装700多磅TNT炸药，推到南翼楼地下室。而后，饭店总机接到一个女人电话，说有炸弹快撤离。贝京为减少人员伤亡发出这个警告，但接线员不信，常收到恐吓电话，见怪不怪了。结果整个南翼楼被炸塌，91人死、46人伤。死者28个是英国人、41个阿拉伯人、17犹太人。史家称之为20世纪最惨烈的恐怖袭击，现代恐怖主义的经典案例。事后，古里安推卸罪责到贝京头上，公开谴责Irgun的暴行。英国人意识到托管已不可行，移交联合国，联大授权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分别建国。古里安当上以色列第1任总理，贝京是第6任。当之无愧的恐怖主义鼻祖，但贝京更喜欢自称反恐专家。很多年后，当美军突袭阿富汗一基地组织训练营时，发现一本贝京回忆录《反抗》（The ），本·拉登就熟读此书，学习如何从地下恐怖主义摇身登上国际政坛。

四、耶路撒冷告白

圣城耶路撒冷壮观瑰丽，建在起伏绵延的山丘上，一眼望不到尽头。每个山丘撑起一片巨大的建筑群落，基督教堂、犹太教堂与清真寺栉比如鳞，错落有致。从老远就看到萨赫莱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的金顶，那是耶城地标，知道要进城了。本来高速路上疾驶，刚拐一个弯，却已钻入大卫之城的穹门。千年老城的古巷里，我的车夹在狭窄的拱廊之间，进退不得。吉人有天相，一个阿拉伯少年走来，先问信我什么教，大概要确认非犹太教徒，才答应带我走出大卫的迷宫，随便给几个谢克尔（以色列货币）权做酬劳。城市让人感觉时空交错，历史与现实，恍如隔世。

耶路撒冷圣城。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三大教派的朝圣地，分布在各自区内。风格迥异的宗教楼台，被一股脑压挤在城墙内局促的空间里，好像世界文明的微缩景观。

到耶路撒冷大学时，当代犹太研究所主任伊莱·莱德亨德勒（Eli ）教授已等在门口。才发现，大学也把守森严，学生都要开包安检，核对证件，不太像是上学，倒像回军营集合。莱德亨德勒教授打趣说，其实恐怖分子进来也出不去，校园就像个迷宫，连教工也迷路。这是希伯来大学的斯科普斯山（Mount ）校区，主色调为米黄，经典的犹太建筑风格，到处是大理石规则的几何形矮楼，古朴庄重。从斯科普斯山俯瞰全城，校区本是眺望景点。从山顶极目远望，著名的耶路撒冷老城依稀可见，哭墙、圣殿遗址、大卫之墓，让人心向往之。老城有四千年历史，面积不大，比北京故宫大不了多少，四周高大的古城墙，围住狭仄的斜阳古巷。城内无法通车，密密麻麻住满各色人种。同城却不杂居混处，而依信仰和种族分成四个区——犹太区、亚美尼亚区、基督教和穆斯林区。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三大教派的朝圣地，分布在各自区内。风格迥异的宗教楼台，被一股脑压挤在城墙内局促的空间里，好像世界文明的微缩景观。虽同在以色列政府治下，穆斯林人、基督徒与犹太教徒却貌合神离，大家在一起实属无奈，权宜之计。我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耶城盛产导游，各族裔的居民，只要能说英语，就敢出来挣游客的钱。结果犹太与阿拉伯导游讲的耶路撒冷，版本完全不同。犹太导游从大卫、所罗门王说起，犹太民族三千年万世一系，此地为古希伯来的圣城，犹太人的梦想与家园。然后控诉圣城于1948年到1967年间蒙耻，被约旦人一分为二，犹太圣地被亵渎。幸亏打赢了“六日战争”，东耶路撒冷才得光复，统一在以色列国旗之下。而阿拉伯导游情绪激昂，谴责以色列霸占东耶路撒冷，驱赶无辜巴勒斯坦人。六日战争爆发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以色列建国70周年｜一个国家的诞生和一群人的绝望，居住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来不及带上细软，就匆匆逃难，只锁上房门，净身跑到约旦。以为暂避一时，离乱之后即返家园，结果几十年过去，有家难回。1967年以色列武力霸占圣城，移民西岸，阿拉伯人居所被充公，流亡约旦的难民，手攥家门钥匙，已打不开新主人换过的锁，乡恋成梦魇。

导游的讲解，让游客怀疑身处哪个耶路撒冷，话语建构的城市，各种势力角逐话语权与道义资源。毕竟基本史实是清楚的：1947年，英国决定结束托管，交联合国裁断；联大通过181号决议，在巴勒斯坦成立两个主权国家平分秋色——犹太国与阿拉伯国，圣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由国际管辖。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埃及、叙利亚、外约旦、伊拉克等国视巴勒斯坦为自家大事，一致对外。而以色列宣布单方面建国，并宣布耶路撒冷为首都。阿拉伯国家结成军事联盟，埃、伊、约、黎、叙为急先锋，围攻新生的以色列国。1948年战争被以方称为“独立战争”或“解放战争”（War of ），而史称“第一次中东战争”。结局是双方停战，以色列吞并联合国分给巴勒斯坦人领土的60%，约旦兼并剩下的部分，埃及拿走加沙地带，没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剩下一寸土地。耶路撒冷也被一分为二，东北部区域（包括老城）划归约旦，西南城区归以色列。这就是犹太导游说的“耶城蒙耻，约旦割裂圣地”。

站在希伯来大学的眺望台上，莱德亨德勒教授手指古色古香、犹太风格的教学楼说博士，校区位于城东区，1948年被划入约旦。可希伯来大学是犹太文化的重镇，校内有犹太国立图书馆等重要学术资源，不能让约旦人占领。于是约以双方折中，交由联合国部队看管。这样一来，希伯来大学成了以色列一块飞地，犹太学者和学生在“孤岛”上继续教学和研究，直至1967年“六日战争”（也称第三次中东战争）。整个1960年代里，格兰高地、约旦河西岸、西奈半岛等边境地带已冲突不断，以色列与埃及和阿拉伯各国关系日趋紧张，战争迫在眉睫。1967年5月，最后一根稻草断了。埃、叙联盟与约、伊再次结盟，科威特、阿尔及利亚、沙特也出人出力，调集几十万大军，陈兵西奈半岛。以色列懂得先发制人，没等阿拉伯人动手，在6月5日闪电出击，出其不意入侵埃及，仅六天打败阿拉伯联军，武力占领约旦河西岸，西奈半岛、格兰高地、加沙地带，还有包括老城在内的东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斯科普斯山校区迎来“解放”。一仗下来，以色列领土向南扩张300公里，向东60公里，向北20公里，弹丸小国“一夜暴富”。此战影响深远，中国百姓看“新闻联播”几十年的阿以冲突，这些地名耳熟能详。这是“六日战争”的遗产，70年代中国《参考消息》上贝京大名的频率，仅次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及至21世纪的“9.11”，也游荡着这场战争的幽灵。

1967年“六日战争”后，美媒宣布以色列的胜利

五、时光交错

到耶路撒冷两天了，忙着开会交流，未安下心来细品这座古城。日暮黄昏，带着旅人的心态，徜徉老城内的古街旧巷。刺眼的聚光灯照在迦法大门（Jafa Gate）的黄色大理石墙上，气象恢弘的古代建筑，与门外一条时髦商业街异路相接，欧式咖啡厅、前卫时装店、后现代画廊，五彩霓虹蜿蜒到古城门楼的长廊下。而迦法大门内，古色古香的亚美尼亚饭馆、恍如隔世的老古玩店、被耶稣呵斥的换钱摊子…..一道石门如时间机器，把老城内外分隔成古代与现代，任你往来于两个时代之间。那边锣鼓喧天，一队阿拉伯人吹吹打打、挥舞彩旗，载歌载舞走来，颇具表演性的宗教仪式，每周照例几次。不远处，一大群黑衣黑帽的犹太教徒，面对哭墙摇头晃脑，高声诵读圣经。每到傍晚，世界各地的正统犹太教徒汇聚于此，穿梭涌动气氛里，弥漫着哀婉悲壮。冲突的信仰在不同文明的犬牙交会处，争妍竞秀，众声喧哗，招揽旁观的目光，收罗同情与认可，为自己立言正名。我意识到，去庙宇教堂里顶礼膜拜偶像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心虽虔诚，偶像或许会抽干宗教仪式的神性。其实，信仰的真谛在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上，耶路撒冷老城的信仰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既非焦虑和压力的抚慰，也非生活调剂或心灵慰藉，而是生活本身。大家每天的作息围绕宗教活动，为信仰而生、去战、赴死。爱、恨、情、仇，暴力与和平，无不与信仰纵横纠结，宗教规定了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存在意义。在这里，宗教尚未从公共生活中剥离，成为个人私事。连以色列主流媒体也讥讽说，耶路撒冷老城仍生活在中世纪的宗教生活里。以现代人的眼光、按国际政治的逻辑去理解巴以冲突，很难洞烛其情感的幽微。

让时光倒流，回到1967年6月7日那天，以色列空降兵从迦法大门打进老城，攻占圣殿山和“哭墙”。历经两千多年的流放与离散，犹太人第一次以武力夺回圣地。无数代犹太诗人和拉比在漫漫不眠夜里，向上帝泣血诉衷肠，日日魂牵梦绕，盼望终有一天重返安息山、重建圣殿。万没想到，遭遇种族灭绝的奥斯维辛之后，犹太人这个“圣书的民族”，也习得施害者纳粹的强暴逻辑，以牺牲巴勒斯坦人为代价，重返圣地。强悍的以色列国防军，脱胎于、Irgun和LEHI三个地下武装，经过几十年与英国人打游击与周旋，锻造出一只钢铁之师。空降兵旅长莫德查·古尔（ Gur）指挥着进攻，向大本营实时报告进程：“我们已坐在山脊上遥望到老城了，马上就要拿下犹太人世代梦想的地方，我们将是走近‘哭墙’的第一人.…..。圣殿山已到手中！重复一遍，圣殿山已经在我们手中了！”这段录音在很多场合反复播放，激励一代代以色列人的爱国热情。

此地充满矛盾和悖论，但不缺少激情与活力。虽然世界走向一体化，全球各地一天天趋同，这里却依然故我，别具一格，启发人去思考，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也许会有不同的未来？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百年沉浮苏伊士（四）：“曾经的被殖民者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

新华社开罗4月26日电 尽管有多位亲友在那场因收回运河而引发的战争中丧生，但苏伊士运河管理局退休官员、八旬老人瓦埃勒·卡杜尔仍为68年前埃及总统纳赛尔那个“改变埃及命运”的决定而感到骄傲。

二战后，随着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实力一落千丈，独立斗争风潮在长期遭受剥削压迫的亚非各殖民地兴起。

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亲西方的法鲁克王朝。次年，埃及共和国成立。

1956年7月26日，10万埃及民众聚集在亚历山大市解放广场，参加革命四周年庆祝活动。纳赛尔面对众人慷慨陈词：“100年前，（法国人）莱塞普告诉埃及人‘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来造福于你们，并为了你们的利益而在两海之间开凿运河’……但这份‘友谊’和‘承诺’的结果，是1882年英国对埃及的全面占领。”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人的运河……我们决不再让帝国主义和剥削者主宰我们，我们决不再让历史重演！”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纳赛尔宣布，他已签署法令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百年沉浮苏伊士（四）：“曾经的被殖民者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正式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埃及所有。

从起初试图通过效仿西方模式的改革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在殖民者精心编制的幻景中不惜代价开凿运河，到破除对西方的幻想，赶走殖民者，收回运河，谋求独立自主，埃及人走过了近一个世纪。

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决定，在英国和法国看来影响到其核心利益。在威逼利诱失败后，英法决定联合当时与埃及交恶的以色列，通过发动战争推翻纳赛尔政府，夺回运河控制权。

10月29日硕士，以色列不宣而战，对埃及西奈半岛发起进攻。随后，英法以“维护运河航运安全”为由介入，出动大量舰船和战机，对埃及狂轰滥炸。这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包括卡杜尔多名亲友在内的数千名埃及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这是永远都抹除不了的记忆。”卡杜尔声音哽咽。

开罗市中心的纳赛尔博物馆记录着这段历史。绿树掩映中，这栋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灰色小楼就是纳赛尔从发动革命到去世前一直居住的地方。

工作人员埃哈卜·卡里尔带记者来到纳赛尔生前使用的会议室。房间里摆放着数十张领导人肖像，有印度前总理尼赫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等，正中位置是一张周恩来总理的照片。“这些都是我们的朋友，他们都曾对埃及独立事业提供过重要支持。”卡里尔说。

埃及人民的反殖民反侵略斗争上海mba，在同样曾遭受西方压迫的其他国家引发强烈共鸣。万里之外的新中国也加入声援行列：北京市民举行游行，表达对埃及的支持；中国政府以2000万瑞士法郎现汇援助埃及政府；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价值10万元人民币的医药物资……

为表达感谢，纳赛尔致信周恩来：“你们对于我们维护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加强了我们对自己正义事业的信心。我们有决心去粉碎……侵犯埃及主权的帝国主义企图。”

为防止苏伊士运河再度落入帝国主义国家之手，埃及在苏伊士运河自沉船只数十艘，使其彻底断航。在埃及人民破釜沉舟的决心面前，在国际社会强烈声讨的压力之下，侵略者最终撤出了埃及。

1967年，在美英怂恿下，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入侵埃及并占领西奈半岛，迫使埃及再次封锁苏伊士运河长达八年之久。

1970年9月28日，为埃及以及阿拉伯世界独立事业奋斗一生的纳赛尔因心脏病发作逝世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年仅52岁。在他的葬礼上，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到场。超过500万埃及民众走上街头，送别这位带领埃及摆脱殖民统治的领袖。

“纳赛尔是我们所有埃及人的父亲。有了他在职研究生，才有了今天的埃及。”卡里尔说。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者盖伊·拉伦在《苏伊士运河危机起源》一书中曾这样总结这段历史：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让埃及人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和被殖民国家的人们欢欣鼓舞，因为纳赛尔此举将他自己、埃及乃至整个“非白人世界”，从历史进程的客体，转变为历史进程的主体——曾经的被殖民者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南方觉醒｜百年沉浮苏伊士

新华社开罗4月24日电 题：百年沉浮苏伊士

新华社记者陈梦阳 赵文才 姚兵

4月25日，是埃及苏伊士运河破土动工165周年的日子。

“你问我这条运河意味着什么，我想告诉你的是，那是我的家人和朋友埋葬的地方。”

开罗郊外，暖阳下，八旬老人瓦埃勒·卡杜尔坐在窗前，思绪飘向那条自己曾守护近半个世纪的河流。“可能在别人眼里，苏伊士运河只是一条贸易通道，但对埃及人来说，那里流淌着血和泪，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苏伊士运河的历史，就是一部埃及人民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历史，充斥着西方国家地缘博弈、债务陷阱等阴谋算计，也见证了埃及寻求独立自主、加强南南合作的奋斗历程。

“掐断英国的输血管”

英国历史学家乔治·柯克曾这样评价中东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这里是“世界上两个主要人口和权力集中地区”之间交往的必经之路。谁主宰中东，谁就拥有使东西方之间“直接交往的通道畅通无阻、予以封闭或迫使重新开放的权力”。

埃及就地处欧、亚、非三洲交界的关键位置，也因此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焦点。

18世纪末，先后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和法国争相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殖民地。通过在物产丰饶的印度、东南亚等地劫掠资源和倾销商品，英国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占据上风。攫取自东方的大量资源被源源不断运回国，成为延续帝国霸权的命脉。

由于苏伊士地峡的阻隔，英国与东方殖民地间无法直接通过海路开展运输，满载东方货物的帆船只能沿非洲大陆，绕行好望角。漫长的海上航行充满艰险，有统计称，当时每年在海上失事的英国船只达600艘之多。

法国人看准了英国的“七寸”。时任法国驻埃及总领事的查尔斯·马加利翁致信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指出：“（打通苏伊士水路航线）将掐断英国的印度输血管……（对英国的）影响堪比好望角航路开通后对热那亚、威尼斯的毁灭性打击。”

彼时，埃及仍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之下。马加利翁在信中提出一个大胆计划：占领埃及。“法国如果能在开罗拥有主权，其结果堪比一个欧洲国家当下占据了好望角。”

马加利翁的建议被采纳。1798年，由3万余名法国士兵、300多艘舰船组成的军团，在时年29岁的拿破仑带领下远征埃及。

1798年7月21日，装备新式枪炮的法军在开罗以南6公里处遭遇埃及军队。埃及骑兵抽出弯刀发起冲锋。拿破仑指着不远处的金字塔对士兵们说：“你们来到这个国家是为了把居民从野蛮中拯救出来，把文明带到东方……”随即，他命令部队开炮。

大炮轰鸣，滑膛枪喷出火焰，冲锋中的埃及骑兵纷纷落马。亲眼目睹战事的埃及历史学家阿卜杜勒·拉赫曼·贾巴尔提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火药产生的烟雾变得漆黑，世界笼罩在尘埃与硝烟之中，人们似乎感觉到地在震动，天在崩塌。”此役，法军大获全胜。埃军约6000人死亡，而法军仅伤亡约300人。

拿破仑随即占领开罗。他给哥哥约瑟夫去信说：“埃及的土地丰饶富庶，举世罕见……但说起埃及人，他们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

马克思曾对被称为“野蛮人”的被殖民者与自诩为“文明人”的殖民者做过这样的对比：“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西方打着“文明教化”旗号进行殖民扩张的结果，就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最终，由于工程师的测量误差以及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干预，拿破仑在苏伊士地峡开凿运河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殖民者已经萌生的贪念又岂会轻易作罢？

至此，埃及人围绕这条运河的百年屈辱史才刚刚拉开序幕。

“埃及不过是充当公债的抵押品”

在曾为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卡杜尔看来，真正促使埃及人在一个半世纪前走向沙漠开掘运河的，是心底那份对现代化发展的渴望。

19世纪中期，屡遭列强欺凌的埃及决意通过西式改革实现国家富强。此前通过武力强占埃及不成的法国人，看到了新的机会。

曾担任法国驻埃及亚历山大港副总领事的费迪南·德·莱塞普以顾问身份多次向埃及总督穆罕默德·赛义德力陈开挖苏伊士运河对于埃及发展的重大意义。

1854年11月15日，莱塞普与赛义德一道骑马走在地中海岸边，看到“一道从东到西横跨于海陆之上的彩虹”。莱塞普手指彩虹告诉赛义德，如果支持修建运河的计划，那他的功绩将如彩虹一般“在历史上永恒地发出如此耀眼的光芒”。

莱塞普后来在自传中回忆道，赛义德听后“脸上展现出友善的微笑，他紧紧握住我的双手，郑重作出同意的允诺”。

不久，赛义德与莱塞普签订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协议，埃及将运河开凿权以及管理权出让给莱塞普成立的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并无偿提供工程所需土地以及五分之四的劳动力。

为筹集运河开凿所需的2亿法郎资金，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对外发售40万股股票，但在法国仅售出一半多。除了埃及购买的不到10万股，给英国、美国、奥地利和俄国预留的其余股票均无人问津，因为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项目能够成功。法国人于是想方设法迫使埃及人买下剩余所有股票。

为支付这笔巨款，赛义德不得不以极高利率向英国和法国大额举债。由此，埃及一步步迈入一个西方设置的债务陷阱。

1859年4月25日，莱塞普在塞得港挥动铁锹，苏伊士运河挖掘工程正式开工。此后10年间，埃及付出约12万劳工生命的惨痛代价，开挖土方7400万立方米，建成一条长164公里，宽52米的水道，将红海与地中海连通。

运河建成后，从英国伦敦到印度孟买的航程由10700公里缩短至6250公里，英法与东方殖民地间的往来成本大幅降低。

但对埃及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

由于运河建设过程中成本不断飙升，埃及只能一次次向英法借贷。埃及的铁路、土地甚至未来的运河收益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南方觉醒｜百年沉浮苏伊士，都被悉数抵押给欧洲人。运河建成之日，埃及财政已濒临破产。

回顾这段历史，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罗莎·卢森堡指出：“欧洲资本几乎吞噬了埃及的农业经济上海mba，大片的土地、劳动力以及劳动成果，最终都被一点一点累积，并转化成为欧洲的资产。”

从运河开建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10余年里，埃及的外债增加23倍，而国家收入仅增加5倍，债务偿还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1876年，埃及再也无力偿还像滚雪球般不断叠加的债务，宣布破产。英国人趁机以低价收购了埃及拥有的苏伊士运河40%多的股份。

借助金融手段，“文明人”轻而易举地将“野蛮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以十年血汗、十多万白骨建成的运河收入囊中。“那是埃及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卡杜尔面露悲戚。

但殖民者的胃口并未满足。1882年，为彻底控制苏伊士运河，英国人出兵占领埃及全境。

法国学者雅克·贝尔克如此评价埃及的这段历史：“埃及不过是充当公债的抵押品，底层是埃及古老而贫困的人民……最上层是由英法两国金融界和外交领事分掌的中央银行权利和运河管理机构，系统地将这个国家的财富、出产与盈余通过频繁的转账、债券和苏伊士运河源源不断地转移到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一座牢不可破的（殖民）大厦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建立起来了。”

“消失的”埃及劳工

坐落于苏伊士运河中段伊斯梅利亚市的一处精致法式庭院，曾是运河开凿时期莱塞普为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精心挑选的总部所在地。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座以苏伊士运河为主题的博物馆。

馆内收藏着运河开凿时期的许多历史遗存，其中部分藏品是由运河挖掘工程参与者保存下来的施工现场图像资料。

一张张图片中，能看到当时先进的蒸汽挖沙船、林立的大型起重设备、闲聊的白人监工，但很少出现普通劳工的身影。挖掘运河的工人都去哪儿了？

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学者穆罕默德·贾迈勒丁在研究苏伊士运河史料后发现，埃及劳工被运河历史的记录者刻意排除在档案之外。

运河开凿过程中使用的劳工，几乎全都是埃及农民。从开工到通航的10年间，埃及累计征调150万人参与建设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这是古埃及法老建造最大的胡夫金字塔时所征用劳工的15倍。为满足法国人对工期的要求，埃及总督赛义德甚至下令将军队规模从6万人裁减到1万人，让复员的5万军人都去修运河。

投入如此巨大人力，是因为机械设备的匮乏。与博物馆图片显示的工地现场大型机械设备随处可见的情景不同，事实上，运河的大部分挖掘工作都是靠工人用铁锹等原始工具完成。

曾在埃及生活的哥伦比亚作家路易斯·卡洛斯·巴拉甘认为，欧洲殖民者试图将埃及人从运河历史的记忆中抹除。“那些没有埃及人的图片，不仅生动展现了殖民主义是如何解释、篡改并控制埃及形象的，也证实了欧洲将欠发达国家边缘化的（欧洲）中心主义。”

由于运河地处沙漠腹地，饮水匮乏是工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按照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与埃及政府的协议，工程方应当首先修建淡水渠，将水引到施工现场，然后再开始运河挖掘。但莱塞普为了尽早完工，在淡水渠尚未建成时就动工。工人们只能依靠骆驼运水或在沙漠中打井，但这远不能满足数万人的饮水需要，工地上几乎每天都有人渴死。

恶劣的生活条件加上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导致瘟疫流行成为常态。天花、霍乱、肝炎、肺结核等传染病时常暴发。在1865年一次霍乱流行中，大批工人倒毙，尸体遍布工地，一时竟找不到人收殓。

如此恶劣的工作条件仅属于埃及人。法国学者娜塔莉·蒙特尔曾在《苏伊士运河施工现场1859-1869》一书中这样描述运河工地周边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一边是外国人享受着专属的银行、面包店和酒吧，另一边是烈日下忍饥挨饿的工人们在痛苦劳作。

运河落成前夕，法国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托尔迪访问了埃及。他提议，在运河北端的塞得港竖立一尊以埃及农民为原型的雕像。巴托尔迪还为雕像画出了草图：一位身着长袍的阿拉伯女性，手擎火炬，高高扬起，寓意“埃及为亚洲带来光明”。

然而，浪漫的雕塑家并未读懂政客的心思。他的方案遭到拒绝，理由是“资金不足”。运河建成后，在塞得港立起的是法国人莱塞普的雕像。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人的运河”

尽管有多位亲友在那场因收回运河而引发的战争中丧生，但卡杜尔仍为68年前埃及总统纳赛尔那个“改变埃及命运”的决定而感到骄傲。

二战后，随着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实力一落千丈，独立斗争风潮在长期遭受剥削压迫的亚非各殖民地兴起。

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亲西方的法鲁克王朝。次年，埃及共和国成立。

1956年7月26日，10万埃及民众聚集在亚历山大市解放广场，参加革命四周年庆祝活动。纳赛尔面对众人慷慨陈词：“100年前，莱塞普告诉埃及人‘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来造福于你们，并为了你们的利益而在两海之间开凿运河’……但这份‘友谊’和‘承诺’的结果，是1882年英国对埃及的全面占领。”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人的运河……我们决不再让帝国主义和剥削者主宰我们，我们决不再让历史重演！”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纳赛尔宣布，他已签署法令硕士，正式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埃及所有。

从起初试图通过效仿西方模式的改革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在殖民者精心编制的幻景中不惜代价开凿运河，到破除对西方的幻想，赶走殖民者，收回运河，谋求独立自主，埃及人走过了近一个世纪。

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决定，在英国和法国看来影响到其核心利益。在威逼利诱失败后，英法决定联合当时与埃及交恶的以色列，通过发动战争推翻纳赛尔政府，夺回运河控制权。

10月29日，以色列不宣而战，对埃及西奈半岛发起进攻。随后，英法以“维护运河航运安全”为由介入，出动大量舰船和战机，对埃及狂轰滥炸。这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包括卡杜尔多名亲友在内的数千名埃及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这是永远都抹除不了的记忆。”卡杜尔声音哽咽。

开罗市中心的纳赛尔博物馆记录着这段历史。绿树掩映中，这栋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灰色小楼就是纳赛尔从发动革命到去世前一直居住的地方。

工作人员埃哈卜·卡里尔带记者来到纳赛尔生前使用的会议室。房间里摆放着数十张领导人肖像，有印度前总理尼赫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等，正中位置是一张周恩来总理的照片。“这些都是我们的朋友，他们都曾对埃及独立事业提供过重要支持。”卡里尔说。

埃及人民的反殖民反侵略斗争，在同样曾遭受西方压迫的其他国家引发强烈共鸣。万里之外的新中国也加入声援行列：北京市民举行游行，表达对埃及的支持；中国政府以2000万瑞士法郎现汇援助埃及政府；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价值10万元人民币的医药物资……

为表达感谢，纳赛尔致信周恩来：“你们对于我们维护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加强了我们对自己正义事业的信心。我们有决心去粉碎……侵犯埃及主权的帝国主义企图。”

为防止苏伊士运河再度落入帝国主义国家之手，埃及在苏伊士运河自沉船只数十艘，使其彻底断航。在埃及人民破釜沉舟的决心面前，在国际社会强烈声讨的压力之下，侵略者最终撤出了埃及。

1967年，在美英怂恿下，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入侵埃及并占领西奈半岛，迫使埃及再次封锁苏伊士运河长达八年之久。

1970年9月28日，为埃及以及阿拉伯世界独立事业奋斗一生的纳赛尔因心脏病发作逝世，年仅52岁。在他的葬礼上，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到场。超过500万埃及民众走上街头在职研究生，送别这位带领埃及摆脱殖民统治的领袖。

“纳赛尔是我们所有埃及人的父亲。有了他，才有了今天的埃及。”卡里尔说。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者盖伊·拉伦在《苏伊士运河危机起源》一书中曾这样总结这段历史：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让埃及人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和被殖民国家的人们欢欣鼓舞，因为纳赛尔此举将他自己、埃及乃至整个“非白人世界”，从历史进程的客体，转变为历史进程的主体——曾经的被殖民者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

“我们的朋友在东方!”

如今，苏伊士运河已成为全球贸易的咽喉要道。高峰时期，全球平均每天约30%的集装箱和超过100万桶原油经过这里被送往世界各地。行走在运河岸边，常遇到不同肤色的游客，三两成群拍照打卡，满载货物的巨轮缓缓驶过。清风暖阳、碧海蓝天，历史的硝烟似乎已随风消散。

然而，在平静的表象下，埃及摆脱西方控制的斗争并未结束。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欧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大额援助和贷款，诱导埃及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对西方资本彻底打开大门。一个多世纪前，英法正是通过这类金融游戏，将苏伊士运河据为己有。美国学者莱夫滕·斯塔夫罗斯·斯塔夫里亚诺斯在1981年出版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指出，西方“不能容忍埃及政治上和财政上的独立”。

在发展道路上一次次被西方坑害的埃及人正在思考，如何才能摆脱延续百年的发展魔咒？

在卡杜尔看来，历史已经给出答案。“想想过去吧，谁曾压迫过我们？谁曾帮助过我们？谁对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感同身受？我们的朋友在东方！”

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后，埃及成为最早加入的国家之一。2024年1月1日，埃及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如今，在苏伊士运河两岸，平等互惠的合作之树已结出硕果。

在运河伊斯梅利亚段，一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双翼平旋铁路桥已完成各项应用测试，进入项目移交最后阶段。随着巨大的机械转动装置启动，重1.5万吨、总长640米的大桥两翼缓缓旋转，宛如两条巨臂，在运河中间稳稳相握，将亚非两洲相连。大桥正式启用后，将成为埃及对西奈半岛进行开发建设的核心通道。

在运河以南不到50公里的沙漠中，一座现代化工业新城初具规模，这就是由中国企业和中非基金共同出资建设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埃共建“一带一路”示范项目，合作区已吸引超过140家企业入驻，涉及新型建材、石油装备、高低压设备、机械制造等行业，带动当地就业超5万人。一些中国企业带来的生产链，直接填补了埃及相关产业的技术空白。埃及总理穆斯塔法·马德布利称赞合作区“是埃及工业园区发展的理想典范”。

在运河对岸的西奈半岛南部，一座由埃及和沙特合作建设的沙漠新城正拔地而起。根据规划，这座新城将在2039年完成初步建设，成为中东地区重要的旅游、商业、科技中心。在埃及新行政首都、红海海岸旅游景区等地，埃及与金砖国家的经贸合作项目也越来越多。

截至2023年，埃及与金砖国家的贸易往来总额已占该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目前，埃及还在积极推进与金砖国家建立本币贸易结算体系，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埃及）期待着与金砖成员国的合作……以共同提高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获邀加入金砖机制后，埃及总统塞西第一时间表达谢意。

历经百年沧桑的苏伊士运河，正见证古老文明开启新的历史篇章。

现在居住在开罗的卡杜尔仍会不时回到运河，去曾经工作的地方看看。“那是我们独立梦想实现的地方。我相信，那里也会成为我们发展梦想实现的地方。”

【专家观点】苏伊士运河大学校长纳赛尔·曼多尔

开掘苏伊士运河是埃及人延续千年的梦想。为了开掘运河，埃及几乎承担了所有费用，并因此背上巨额债务，上百万埃及儿女为之付出巨大牺牲。

英法殖民者利用埃及人的梦想，在运河开掘完成后长期霸占运河，并对埃及实行殖民统治，攫取埃及资源，使得苏伊士运河和埃及都附属于殖民国家。

纳赛尔总统带领埃及人民收回运河，在埃及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阻挠埃及人拿回本属于自己的运河，英法等国不惜对埃及开战，但通过无数埃及儿女不惜生命的无畏斗争，我们最终成功，这是埃及人的荣光。

今天，苏伊士运河已成为助推埃及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贸易通道。我们不会让过往成为发展的负担；走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我们也不会忘记那段被殖民、被欺压、被掠夺的历史。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会把这段历史告诉下一代，让他们铭记历史。

埃及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们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同样曾经遭受殖民者侵略的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和相近的文明。我们正通过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来推动埃及发展进入新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期待，我们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在今年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如今，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在埃及的新行政首都，到处都能看到埃及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结出的硕果。

一个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备的埃及，正向所有全球南方国家敞开怀抱。发展中国家应该更紧密地携起手来，利用彼此的优势和巨大市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实现发展愿景。（参与记者：刘品然、杨依然、王东震、赵曼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