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国立大学，西南联大生活杂忆

王景山（1943入学外文）

一、宿舍和茶馆

1943年我从贵阳国立14中（原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毕业，考进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注册报到后，首先是要解决住的问题。外地来昆的学生，按规定应该是有宿舍可住的，但学校不予安排，要自己找熟人协助解决。我终于在一位中学老校友、经济系四年级的史笃若固的协助下，找到了一张上铺安身。

1947年春摄于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左起吴国珩、杨凤仪、杨淑嘉、王景山、西奎安

西南联大的学生宿舍有自己的特点，大屋子，40人一室，分甲乙两头，一头住24人，一头住16人，全是上下铺的木头床。大家都用被单之类，把隔着一张长板桌相对的两张床封闭隔成一个4人小天地。宿舍是泥地、土墙，窗户不像窗户，只钉着些横七竖八的木头棂子。茅草房顶，没有顶棚，每年都要苫草，否则雨季到来雨水就可能漏进来。

我睡上铺，发现身旁就是粗大的屋梁，正好当作书架，放了几本心爱而又必需的书。以为这里是方便并且安全的地方吧，孰知还真有“梁上君子”，没几天我新买的一本原版《简明牛津字典》就不见了。后来我有机会并有资格睡下铺了，方便不少，可是早上起来一掀被子，蹦蹦跳跳的全是跳蚤。

宿舍光线昏暗，根本不具备自习的条件。图书馆的座位又有限，门一打开，大家一拥而入，如冲锋陷阵，优胜劣败，捷足先登，坐满为止。学生们被迫在茶馆里开辟学习的第二战场西南国立大学，西南联大生活杂忆，联大附近的茶馆越开越多。

茶馆不仅是课外自习的地方。看书的，撰文的，做作业的，此外开讨论会的，办迎新会的，以至会客的，聊天的，打桥牌的，“泡妞”谈恋爱的，都不少见。泡上一扣碗茶或只要一杯“玻璃”即白开水，竟能坐上一天。该去食堂吃饭了，可以和老板娘打个招呼：“茶留着，下午（或晚上）还要来。”有一年除夕，我和两位要好的同学无家可归，便在茶馆里神聊，思乡怀旧，愤世嫉俗，一杯清茶竟从猴年晚上一直喝到鸡年凌晨。

二、吃饭和穿衣

从1943—1946年，我在联大求学3年，吃饭没有成为问题。我们是家乡沦陷的所谓“战区学生”，可以领取“贷金”，这事归训导长查良钊先生管。抗战胜利了，改为“公费”，总之是吃饭不要钱。

但当时吃的“八宝饭”却别具特色，其中当然有大米，不过也掺和着一些杂粮，以及稗子、草屑、沙粒，各种小虫子，甚至老鼠屎之类。好几大木桶“八宝饭”或“八宝稀饭”，往食堂的地上一放，大家蜂拥而上，帽子、眼镜落入桶内的事也听说过。云南著名的过桥米线、气锅鸡，我们可是从未问津，吃不起。但街头巷尾小摊上卖的烧饵块，其身份地位大致相当于老年间北京的烤白薯，吃起来别有风味，至今难忘。

如果在外面兼差，饮食情况就会好一些。联大学生兼差成风，从兼任中小学教师，邮局、银行、商店店员，一直到山顶放炮报时，应有尽有。最普通的兼差是做家庭教师，我曾做过一个暑假，收入不菲，足足吃了一个学期的校门外小摊上的豆浆、鸡蛋、糯米饭早点。

联大同学的穿衣，一般说，女同学多是一袭旗袍，冬天加一件毛线外套，就差不多了。男同学穿阴丹斯林蓝布或灰布长衫是主流，听说是老北大的传统。它可以遮丑，大褂一穿，破裤子、烂衬衫之类，都可以隐而不彰。当年阳光美术社的壁报上就有一幅这样的漫画，掀起长衫后襟，露出部分臀部，“幽”了我们自己一“默”。穿西装、夹克的也有，听说分别是抗战前清华和南开的流风余韵，此刻多半陈旧，已非当年的笔挺鲜亮了。油头粉面、穿着摩登的偶尔也有，或是个别爱显摆的公子哥儿，或是跑滇缅路走私暴发的“乱世英雄”，很为广大同学所不齿。

昆明四季如春，冬天一般不很冷。不过也下过雪，有时冷起来也需要一件大衣什么的，这就要感谢当年云南基督教青年会在联大主办的学生服务处了。他们举办了多项服务措施，设有阅览室、礼堂、茶室、淋浴房和理发室在职研究生，还向同学们供应廉价早点，深受同学们欢迎。我记得每当冬天到来，他们还出借棉大衣，对联大的一些穷学生来说，真是雪里送炭。

后来当翻译官和参加青年军的同学陆续回来了，就有了一些穿美式军服的。再后来，驻昆明的美军越来越多，街上就出现了专卖美军用品的小摊，从全套的军装到军毯、蚊帐、睡袋，直到自来水笔、打火机，物美而价廉，同学们趋之若鹜，至不济也买双翻皮大靴子穿穿。

三、必修课和选修课

我到联大注册入学后，便去教务处寻找外文系一年级的功课表，问来问去才知道并没有这样一张表格，而是学分制。教务处外面的墙上，密密麻麻排出各系、各年级的必修和选修课目。规定必须遵守，但听什么课，听哪位老师的课，学生有相当大的选择自由。

“选修”课当然可以自选，有的“必修”课竟然也可自选。同一门课常常会有不止一位老师分别开出，学生就有了选择的余地。例如，大一国文是全校学生的共同必修课博士后，分成若干组，两位老师为一组，读哪一组，学生自选。各组的老师是由一位教授和一位讲师或教员搭配起来，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罗庸、浦江清、沈从文等著名教授，都是亲临一线。我选的是杨振声、赵西陆二位先生的那一组，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山东老乡吧。他们二位讲课各有特点，杨先生讲白话文，是自由式，讲胡适和鲁迅，讲徐志摩和林徽因，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赵先生讲文言文，是学院式，讲诸葛亮的《出师表》，讲李密的《陈情表》，引经据典，一丝不苟，一笔漂亮的行楷，美不胜收。

“选修”课也有“必选”的规定。我读外文系，不但要选修两门社会科学课，还必须选修一门自然科学课。社会科学课，我选了吴泽霖先生的“社会学”和王赣愚先生的“政治学”。自然科学课上海mba，我选了苏良赫先生的“地质学”，至今我还记得各种石头的形成和石头硬度分级、光泽分类等等。

在联大，越是各院系的共同必修课越是由著名教授主讲。给我们上大一体育课的是抗战前篮球国手牟作云先生。我记得马约翰先生也教过我们，那时他已是耳顺之年，鹤发童颜，西装便服，身手矫健，神采奕奕。马约翰先生还教过我们拳击（），给我们讲解各种拳法和比赛规则，并示范，至今记忆犹新。

四、老师和学生

联大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很有趣的，而且亲切。

杨振声、赵西陆二位，可能原本也是师生关系，但都是我的恩师。我的第二外国语选的是俄语，王恩治先生教，解放后曾任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长。当时俄语是冷门，选的人很少，有一个学期只有4个学生。半道忽然又来了一位，戴着深度近视镜，拄着棍儿，跛足，进教室来。原来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他那时应邀准备访问苏联，在恶补俄文，便和我们一起成了王恩治先生的学生。

当年西南联大的“文史讲座”，很有名，演讲人都是联大各院系的著名学者教授，每次开讲，座无虚席。而坐在前几排的，却经常也是联大各院系的著名教授学者，以及讲师、教员、助教们。

当年联大的各学生社团，都请有导师。他们不是挂名的，都是真心实意地辅导。例如闻一多先生是新诗社的导师，一位新诗社的社员曾经回忆说，是“闻先生领导着新诗社。……他告诉我们做人比作诗还要紧”。闻先生也说：“我靠近你们（指新诗社）时，总觉得温暖。”“青年们领导着我。”我保留了当年闻先生的题词“向人民学习”，后来连同闻家驷先生的题词“团结奋斗救中国”和李广田先生的题词“不止暴露黑暗，更要歌颂光明”，一起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李广田先生是我所在的联大文艺社的导师。我们发表在《文艺》壁报上的文章，不少都是他事先看过、提过意见、甚至修改过的。他还经常会推荐一些文稿在外面的报刊上发表。

当年文艺社社员缪弘，作为译员参加抗战英勇牺牲，文艺社为他出了一本题为《缪弘遗诗》的小册子，李广田先生写了序，冯至先生读后在报纸上专文介绍。

五、课外活动和校园文化

我在联大就读的那三年，学术活动、文艺活动频繁，各种内容的演讲会、报告会、晚会、纪念会，几乎天天都有，海报都贴在民主墙上，联大师生和社会人士随意参加。中小规模的在一般的教室，规模大些的在改为大教室的庙堂里，再大的就只好在图书馆前大草坪上了。梅贻琦常委动员学生参军，林语堂先生来校演讲，反内战时事晚会，都是在这里露天举行的。也曾有几次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难忘的一次是纪念鲁迅逝世8周年，闻一多先生在会上的发言，他说：“还有一种自命清高的人，像我自己这样的一批人，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年如果我们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西南国立大学，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落地有声，使我深感震撼。

联大学生也有自己的娱乐生活，其中一项就是看电影。那时大家爱看的是外国来的文艺大片，如《一曲难忘》、《居里夫人》、《魂断蓝桥》、《碧血黄沙》等。当时的外国电影没有华语译制，一般也没有华文字幕，便请人临场口译，遇有接吻镜头，就会听到云南口音传出“他们在打kiss喽!再来一个……”这样的译介。影片里那些为崇高理想献身的思想、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温馨的亲情、可贵的友情、真挚的爱情，深深感动着、影响着我们这些青年学子。

联大还有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线，那就是大门里侧民主墙上一字儿排开的几十种壁报。议论国事的，针砭时弊的，翻译外媒的，研讨学术的，专刊诗歌、漫画的，用工笔小字抄在纸上，再糊到床板上，因陋就简，挂出来可是琳琅满目，美轮美奂。

联大的学生社团量多、质高，十分活跃，王汉斌、彭珮云都是社团的积极分子。就我记忆，单是进步文艺社团就有冬青社、文艺社、新诗社、剧艺社、阳光美术社、高声唱歌咏队等六大社团，成员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形成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我刚进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和同学赵少伟、胡东明等办了一份《新苗》壁报。竟然接到过延安图书馆的来信，要我们每期寄给他们一份。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后来我们参加了联大进步文艺社团之一的文艺社，我被选为出版干事，参加编辑《文艺》壁报和“一二•一”运动期间铅印出版的《文艺新报》。

六、安贫和乐道

1943年冬，林语堂应邀来联大演讲。那天天气晴和，就在图书馆前的一大片空地上，他站在升旗台旗杆旁边讲，学生们站在周围听，题目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内容记不得了，但有两句话流传下来成为名言，大意为：联大在物质上真是“不得了”!在精神上可是“了不得”!

其实，“不得了”的还有联大师生的生活状况。

众多国内外知名的老师们薪金微薄，居处简陋，衣衫破旧，要靠写稿、卖文、兼差稍作弥补。那时联大学生多来自沦陷区，家庭经济来源断绝，虽有战区学生贷金，但只够吃“八宝饭”的水平。回想我初到联大之时，自来水笔、手表种种统统没有。手提用线绳系着的墨水瓶，自制简陋笔记本里夹着一支蘸水钢笔，就是我上课时的全副装备了。我的一位要好同学，冬天披着一件从家乡穿出来的棉大衣，破得不像样子，烂棉花都露在外面。可是，谁也没有“自惭形秽”的感觉，同学之间谁也不会小看别人的贫寒。

当年从外地来昆明很不容易。我从贵阳来，搭“黄鱼”车，抗战期间，汽油奇缺，烧木炭作动力，一路抛锚，走走停停，最后还换乘运猪的卡车，与猪为伍，一共走了半个月才到昆明。据我所知，著名作家金庸曾在重庆考取联大，和我同年，也是外文系。只因经济困难，路费无着，终于未能赴昆入学。十几年前一次会上见面，他写了两句话给我：“可惜未能作同学，庆幸仍得为同行”，说的就是此事。

我的老乡孔夫子曾说：“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读《论语》每读到此处，总觉得抗战时期的联大学生，在这方面颇有些像颜回，也是安贫乐道。不过这“道”所包含的，是抗日救国的志愿，是振兴中华的理想，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

西南国立大学，重走西迁路 再启新征程

在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2021年7月下旬，广西师范大学专题开展“重走西迁路、再启新征程”——红色校史寻访社会实践活动，深入挖掘红色校史，重走抗战时学校的西迁之路，追忆学校进步师生尤其是中共党员师生的光辉事迹，重温这一历程中的宝贵精神，鼓舞师生以此为新起点，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在建设高水平大学新征程上重整行装再出发。

1、战时高校内迁成为教育救国的必然选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高等教育遭受空前劫难。教育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根本，为保存火种，不得不作出迁徙之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战局发展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另外，三所重点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改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迁往陪都重庆；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迁往四川各地。浙江大学经过了浙江建德、江西吉安和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和湄潭等地多次迁移。中国抗战前有108所高校，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至1938年年底，有91所高校遭受日军轰炸，其中25所被迫停办。以后虽逐年增加到1944年的145所大专以上的高校，但在整个抗战时期，被迫迁徙的高校约124所。抗战时期高校内迁规模巨大、任务繁重、工作艰辛、损失严重，有些师生甚至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抗战时期的高校西迁，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在遭外敌严重侵扰之下仍然弦歌不断，继承了光荣教育传统，培养了杰出科学人才，在祖国西部地区写下了我国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

广西师范大学前身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是当时大后方著名的三所高等师范学院之一。学院知名学者云集，校风学风民主进步，聘请了谢厚藩、汪泽楷、穆木天、欧阳予倩、张毕来、谭丕模、王西彦等大批专家教授来校授课。他们学术功底深厚，学养高深，教育教学质量高，学院学生学习努力，思想进步。学校不但开创了广西本科师范教育的先河，而且是当时全国6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为西南各省培养了大批中等学校师资、教育行政人员以及学者。1944年，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接连失利，日本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博士后，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随着日本侵略军的逼近，1944年6月，桂林大疏散，作为一所国立学府，桂林师范学院坚持教学，服务抗战，决心保存教育文脉，西迁贵州。在民族危难之时，国立桂林师院的西迁也是教育救国的必然选择。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学院经过战火纷飞的西迁之路，再到百废待兴重建家园，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西迁史诗。

2、“重走西迁路”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今天，我们重走西迁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一是重温中共党员师生的光辉事迹。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重走西迁路”就是为了重温学校红色校史，从广大师生无私奉献、团结一致、勇于担当、勇于斗争的光辉事迹中汲取前行的力量。通过“重走西迁路”，我们了解到中共党员师生身先士卒，带领师生一路冒着飞机轰炸的危险，风餐露宿，扶老携幼，日夜兼程，一路迁移柳州丹洲，最后又辗转抵达贵州平越。在“重走西迁路”过程中，我们重温了在民族危难紧要关头，师生们在“与敌人赛跑”的迁校过程中，仍坚持不停教、不停学的光荣历史，深刻认识到中共党员冲锋在前的大无畏精神，深刻感受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二是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和爱校荣校意识。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学校在西迁岁月艰苦办学的同时，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号召，不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民主运动，为国家培养出大量专业人才和革命志士。在西迁过程中，广大师生对国家的政治形势和抗战前途认识更加清楚，国家和民族安危成为师生们共同关心的问题。“重走西迁路”就是通过实地考察寻访遗址，搜集档案文献，学习抗日烽火中师生为了国家和民族和平解放而不断奋争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了解学校光辉的办学历史，从而不断增强师生爱校荣校意识。

三是丰富和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如何进一步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师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特别是教育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课题。“重走西迁路”就是在社会实践中丰富和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以更加生动活泼的形式贴近青年学生，让青年学生深刻理解在民族危亡时刻前辈师生仍然坚定信仰的崇高精神，加深理解前辈师生对中国抗战必胜信念的乐观主义精神，加深理解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信心，从而更好引导当代青年学生树立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意识，不断激发青年学生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3、“重走西迁路、再启新征程”的重要启示

当前，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开展“重走西迁路、再启新征程”活动在职研究生，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对继续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一是要始终坚持党的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西迁前后，学院聘请了一批中共党员任教，在他们的影响下，师院更加进步，这也是学院西迁能够成功并创造光辉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高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我们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始终坚持党的全面坚强领导，发挥学校党委总揽全局的核心作用，把高校建设成为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

二是要始终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西迁平越后，广大师生坚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向民众宣传爱国主义精神，注重社会调查研究，联合举办民众夜校，心系国家，坚持教学。今天，高校更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引导青少年以社会实践的方式重温红色记忆，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坚定理想信念。实施大学文化建设工程，发挥校园文化熏陶作用，挖掘校史校风校训校歌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青年学生日常教育活动中，厚植爱国情怀，激发强国动力。

三是要始终弘扬集体主义精神。面对校舍简陋、设备不足、生活艰苦、空袭频频的情况，西迁之路上的师生没有被困难打倒，在步行西迁的路程中，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井然有序，团结协作。正如曾作忠院长所总结：“敌人来袭，长途奔逃，教师视学生如子弟，学生敬教师如父兄，鼓励扶掖，在饥寒交迫之时，未忘礼让，伤痛呻吟之际，倍加同情，友好之爱，随时可见。”回望历史，中华民族屡经磨难却始终屹立不倒，其重要原因在于集体主义等伟大精神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今天，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我们更需始终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坚持引导青年把“自我”融入“大我”，把个人价值融入国家民族命运之中，凝聚起为国奋斗的磅礴精神力量。

四是要始终坚持“三全育人”，培养合格人才。学院西迁过程中，始终坚持学生为本西南国立大学，重走西迁路 再启新征程，全方位培养学生。当时，学院国文系在报纸上开辟“文艺园地”为抗战发声西南国立大学，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生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工程，特别是要加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在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中深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学校教育管理服务各个方面博士，形成一体化育人格局。要建立健全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相结合的工作机制，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各类社会实践，引导大学生在社会大实践中增强理想信念，不断增长知识和才干，真正做到学史力行，为党和国家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22日06版）

西南国立大学，读懂中国，共鉴振兴｜南京大学留学生2024年国情教育实践双柏行日志（一）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的重要回信精神和给各国留学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扎实推进南京大学“奋进行动”，做好留学生的国情教育工作，带领留学生领略中国乡村振兴的巨大成就，感受南京大学助力云南双柏对口支援的工作成效，进一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乡村建设中的生动体现，推动中外友好关系深入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开展“读懂中国，共鉴振兴——留学生2024年国情教育实践双柏行”活动。

4月16日，春风无限，阳光正好，山茶花微微笑，蓝花楹招招手，美丽的云南向我们张开了热情的怀抱。“读懂中国，共鉴振兴”南京大学留学生2024年国情教育实践双柏行正式启程！

西南联大旧址

行程的第一站，同学们来到了云南师范大学，参观国立西南联大旧址。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博士，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室外遗址处，同学们依次参观了老校门、民主墙、纪念碑、旧校舍，从遗址中了解中国近代历史，感受先辈艰苦求学、矢志报国的情怀。

在室内博物馆，同学们跟随讲解员，了解国立西南联大建立的前世今生，在高亢的校歌声中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在斑驳的老照片中一探时人求学报国的热情。

亚美尼亚留学生钱来同学参观后感到由衷敬佩西南国立大学，她有感而发上海mba，“在这么艰苦的学习条件下，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这里的老师和学生还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做研究，把自己学来的知识用来帮助国家和社会，我非常敬佩他们的这种精神”。

云南省博物馆

随后，大家来到云南省博物馆，参观“文明之光”展厅。

在这里，大家看到了云南古代的青铜器，有刻画滇人与昆明人战争场景的贮贝器盖，有反映古代云南地区生产生活的铜质农具。同学们在讲解中了解到了古代滇人的发型、服饰、住房、祭祀等历史知识。

来自美国的沐昕同学表示：“这里的藏品太有意思了，当时技术条件很差，他们却能做出这么精美的青铜器，太不可思议了，我很喜欢云南省博物馆。”

昆明学院

16日下午，留学生同学们来到南京大学对口帮扶院校昆明学院，加入中国同学的课堂，展开深度交流。

在旅游学院，同学们近距离观看了中式菜肴的制作过程。

在音乐舞蹈学院，每一位留学生同学都向昆明学院舞蹈专业的中国同学学习了基础拉丁舞舞步。跃动的舞步跨越了国界，拉近了中外同学的心，大家在热情的旋律中迅速建立起了青春友谊。

最后，同学们观看了音乐表演专业学生的作品演出：歌剧《白毛女》选段、音乐剧《我感冒了》和歌剧《女仆》选段改编，风格多样，创意十足，令人意犹未尽。

德国留学生平烨对此印象深刻：“我很喜欢学生们表演的音乐剧，很有创意，学生唱得非常棒，老师十分专业，外语相当流利，希望有机会再来观看他们的演出。”

第一日的活动，从青铜时代的古滇文明西南国立大学，读懂中国，共鉴振兴｜南京大学留学生2024年国情教育实践双柏行日志（一），到近代挽救民族危亡的联大精神，再到紧扣当今国家发展战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同学们加深了对云南大地的悠久历史和当前发展战略的认识硕士，也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国情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读懂中国，共鉴振兴。我们一直在路上！

文字：张泽龙、傅群舒

图片：韩锋

审核：曹力前

西南国立大学，杨振宁对西南联大的新回忆

1949年，杨振宁、吴大猷和马仕俊

2014年7月21日，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杨振宁和施郁谈了他在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的学习和研究经历，大部分内容是以前没有详述过的。本文保留口述风格，但为方便读者，将其中夹杂的英文译为中文，并分成段落和章节，加上小标题。文末有详细注解。在西南联大，吴大猷和王竹溪分别将杨振宁引导到了对称性分析和统计力学两大研究方向。在本文中，杨振宁谈到，许宝騄和马仕俊对他的影响也很大。许宝騄讲授的矩阵理论对杨振宁理解量子力学帮助很大，而马仕俊的场论课一方面将杨振宁引导到场论的最前沿，另一方面让杨振宁熟练掌握了反对易厄密矩阵，为几年后研究伊辛模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当时杨振宁还自学了（惠特克）和（沃森）的现代分析教程，建立了数学背景。杨振宁也回忆了他第一篇论文和在国际上发表的第一篇物理论文，当年教科书的情况，以及量子场论早期历史。

撰文 | 杨振宁 施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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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騄

杨振宁：我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文章里，讲我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的经历。可是其中有两个人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过去没有特别讲。

在西南联大，当然, 吴大猷先生引导我到对称性这个领域，王竹溪先生引导我到统计力学。我当然念过很多课，多半对我没有多大的真正的影响。可是有两位对我特别有重要影响的老师。

一个是叫做许宝騄。你知道这个人吗？

施郁：数学家，研究数理统计。

杨振宁：数理统计。他的姐姐是俞平伯的夫人，而俞平伯是俞樾的曾孙 [注1]。俞樾是清朝末年的时候的大文学家。你如果到苏州，可以看到 “夜半钟声到客船” 几个字，那就是他写的。俞平伯是清华的教授，我很认识，他的儿子跟女儿都跟我在小学同学。

这个许宝騄呢 [注2]，他的年纪是跟陈省身先生差不多，就是比我大十岁的样子，然后他到英国去，那个时候是数理统计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在那边学得非常成功，所以他回到西南联大的时候，西南联大数学系就有三个非常杰出、后来都有大成就的数学家，就是华罗庚、陈省身跟许宝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了，他们三个人是世界级的。

许宝騄先生，图源

他开了这个数理统计的课，我没有选，我去旁听。这个旁听对我有很大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他第一学期头一半呢，等于是讲矩阵理论，他的这个矩阵理论讲得非常之正式，而且他这个讲法就是：命题，证明；命题，证明。就是写得非常清楚。而且他的命题常常是包罗很多东西的，比如说是对角化，比如说是一个矩阵，它的本征值，厄密的矩阵, 有本征值；不厄密的矩阵,有本征值。厄密的矩阵能够对角化，不厄密的矩阵能不能对角化，这些他都讲得非常详细 [注3]。所以这个半学期，我对这个矩阵理论，透彻理解了。

这个对于后来念狄拉克的书 [注4]，有极大的帮助，因为狄拉克的书等于就是用这个左矢跟右矢的记号，把那里头表达出来。这个对于我后来理解量子力学，还有理解希尔伯特空间,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呢，他所讲的这个矩阵理论是很深,远比我们平常念量子力学所需要的更深，所以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这一学期的第二部分是测度论，关于集合论，测度论，还有勒贝格积分这些东西呢，学得很多。我当时对这个领域很发生兴趣，不过后来没有走进这个领域。所以事实上呢，我只是旁听了一学期，后来我不晓得为什么没有再旁听下去。是不是他后来离开了，我现在不记得了。所以事实上我从他那里是学到了两个领域，而且都学得很透彻，测度论跟这个矩阵理论。可是真正对于数理统计，他还没讲到呢。我后来就没再听下去了，所以我没有走进数理统计。

后来抗战胜利了以后呢，他到美国去，在北卡罗莱纳大学确立了一个系，那个系今天还在，而且今天大家都还公认北卡罗莱纳那个数理统计系是美国数理统计这个领域里头重要的中心之一，所以他在这个领域里头很有地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写过一本他的传。他是没有问题在那个领域，我想在20世纪，假如你要讲四五个最重要的早年的数理统计的带头人，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比如说西南国立大学，后来在石溪 [注5]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数理统计的教授，我问起他来，他说：“哦，这个许宝騄是我们开山的祖师。”

施郁：您以前提过西南联大学生张景昭。她后来在北大任教 [注6]，与许宝騄邻居。

杨振宁：关于张景昭与许宝騄特殊关系的流言是诬陷。

马仕俊

杨振宁：另外一个对我有非常大影响的是马仕俊。在我的论文选集 [注7] 里头有张照片，你看见过是吧？

施郁：对，而且您和李政道写过一个他的讣告，收入了那本论文选集。

杨振宁：对。我的场论就是跟马先生念的。而且马先生是非常透彻。

马仕俊先生

我记得很清楚，场论在1930年前后很混乱。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一方面有这个巴尔默谱线系，有氢原子。这个氢原子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是先有一个库伦场，在这库伦场里头就算出来本征值，所以就有巴尔默谱线系，这跟实验符合了。下一步，你怎么算这个跃迁幅呢？这就用对应原理，可是这种办法怎么跟动力学理论联在一起呢？这个当时是非常混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混乱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用正则理论把这个拉格朗日量要去量子化的时候,出了一个问题，就是φ，就是规范势A的标量分量，就是A0。A还有个矢量分量。这个东西没有正则共轭。没有正则共轭，所以阵法大乱。我还记得很清楚，海森堡跟泡利写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很长的文章。我还花了很久的时候去念了，念了以后，还不得要领。

这个问题的解决的人呢，是费米。

而费米的解决方案，我的印象，在战后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呢，多半的教这个课的人，以及我同辈的研究生呢，都没有学到。可是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马先生就讲了，而且教得很清楚。所以我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呢，对于量子电动力学怎么从拉格朗日量开始，变成哈密顿量，通过费米这个办法呢，知道得很清楚，这个完全是我从马先生那学到的。

马先生呢，为什么在抗战的期间，抗战初期了解这个理论？因为马先生大概是1940年左右从英国回来的。

这个费米的理论，我记得很清楚，乌仑贝克曾经跟我讲，他说，在1930年附近，没有人真正懂量子电动力学，直到费米理论的文章出来。费米的文章最重要的就是它把这个A0告诉你怎么消除，消除以后就出了库伦场。这个拉格朗日形式里头，一开始，没有库伦作用，可是后来出来的时候呢，要出库伦作用，这个就是费米的贡献。费米对于这贡献呢，也非常骄傲。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呢，他就曾经把这介绍给他的学生。那么这点呢，我是从马先生那儿学到。

所以我从马先生那儿学到的东西达到了当时场论最前沿。还不止这个，因为它这个非常系统化，某种意义上，他的这个讲义也跟许宝騄有类似的地方，就是非常详细，可是都是表述成清清楚楚的定理。

我记得非常清楚，另外一个从他那儿学到的，很清楚的，就是这个狄拉克方程。

在讨论狄拉克方程是相对论不变的时候，马先生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使得我对于反对易厄密算符，α跟β，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不止是四个。我不记得是马先生讲的，还是一个练习，或是我自己去做过上海mba，总而言之，我就弄得非常清楚，随便多少个这种反对易的厄密矩阵的表示，懂得很清楚。

杨振宁：这个对我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呢？就是后来我讲的，（洛廷格）告诉我（翁萨格）和考夫曼（考夫曼）那个解，我立刻就懂了，因为当初那个数学的根底已经弄好了，所以一下子就对上去了 [注8]。

所以我昨天晚上想了想。我想，假如要问我，我在西南联大所学到的东西，哪几个人对我影响最大。那我想，就是我以前讲过的，是吴先生跟王先生，还有当然是我跟黄昆、跟张守廉的讨论，不过另外我想特别就是要讲他们两个。别人的课听过很多，都没有什么特别对我有什么影响。

自学数学

杨振宁：那个时候呢，我还记得，因为中国的传统对于数学很崇拜，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个夏天就决定，我要仔细研究一本这么厚的一个英国书，叫做《现代分析》，我觉得是（惠特克）和（沃森）写的 [注9]，那个就是把古典的贝塞尔函数,勒让德函数,伽马函数,雅可比函数,讲得非常透彻，而且有很多的练习。我记得那一个暑假在职研究生，我就下了决心，把那书仔细给念了一遍。我想，我的数学的背景就是受到那个影响。

施郁：您1952年关于伊辛模型的文章用了很多雅可比函数吧？

杨振宁：对，那个用了很多椭圆函数，就从这个《现代分析》书里头学到的。

施郁：戴森称您这篇文章为 “雅可比椭圆函数理论的大师式练习”。

杨振宁赴美留学准考证

西南联大时期的教科书

杨振宁：那个时候，在30年代底，4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学术远不能跟欧洲比，所以当时我们所用的这个比较高等的书都是英国来的。比如说统计力学，就是几本这么厚的书，是（富勒）[注10]，还有富勒和（古根海姆）[注11]。

数学，大家都看这本《现代分析》。这个我想你到图书馆去，也一定还有。现在没有人念那些书了。

相反地，美国人写的这个书呢，都比较浅，比如说，我的大一的微积分是姜立夫先生教的，用的那是（奥斯古德）[注12]。奥斯古德是哈佛的一个教授，奥斯古德的那个微积分的水平呢，就是很浅。

像电学，就是大二的电学呢，是吴有训先生教的，我们用的教科书是Page（佩奇） 和 Adams（亚当斯）[注13]，这又典型地是美国的这种教科书，可是佩奇和亚当斯这个就不能跟金斯的比。金斯有一本 [注14]。

英国的那个传统啊，现在中国也不用了，中国后来都沿用美国的。

施郁：1949年以后先用了很多俄国的书，后来又用很多美国的。

杨振宁：对。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可以这样讲，在本科生时候做的东西是从美国来的，研究生期间呢，是从英国来的。那个时候，像王先生、马仕俊他们都是英国留学回来的。

施郁：是不是本科生用美国教科书是因为那些老师，像吴有训，是从美国回来？

杨振宁：对，不过当时美国人不大写高等的教科书，因为到底英国比美国早。西南联大时候，跟我同时做研究生的，还有一位叫做顾震潮，后来他在国内的气象学上，是我这个年纪的人里头最最重要的一位 [注15]。他后来大概是病死掉了。你如果去问气象学的人，他们都知道他是非常重要。

施郁：但是您念过您父亲的老师狄克逊那个书，那是美国的。

杨振宁：对。事实上，美国在这个20世纪初年，数学其实才刚刚开始。它的数论最重要的人就是狄克逊，也可以说是他是代数数论的最后的大师，他写了这么厚的一本书，等于是数论历史 [注16]，这个书你可以翻翻看，因为就是把我父亲所做的那一类的数论都放在里头了。恰巧就是到了狄克逊晚年，就是1930年附近的时候，这个领域做不下去了，而解析数论开始了。它的这个领域的中心就跑到英国去了。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图源

第一篇论文

施郁：您第一篇论文 [注17] 感谢了一位老师，那位后来在南京大学的数学教授。

杨振宁：曾远荣。

施郁：您觉得那个反而影响不是很大？

杨振宁：那个没有什么博士，那个等于是，我猜想，像是做了一个练习。那个是我念高等微积分，大一念的微积分，大二念的是高等微积分，高等微积分是曾远荣先生教的，他教了以后呢，我现在模糊记得是做练习的时候，我写了这么一个东西，好多年以后他跟我说，应该寄出去发表，发表在一个不重要的杂志，好像叫做美国……

施郁：美国数学会会刊，现在网上能找到，那天我就找出来了。

杨振宁：它居然发表了，不过我当时就知道，这并没什么重要，这个曾先生后来离开联大了。然后解放以后呢，他就在南京大学 [注18]。所以我七十年代到南京大学，还看见了这位曾先生。

在国外发表的第一篇物理论文

杨振宁：事实上，我到了美国，我最发生兴趣的事情，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的这个硕士论文的一部分，是关于叫做准化学方法,刚刚发表在化学物理杂志 [注19]。我在中国的时候就知道它发表了，可是我没看到，所以我到了美国就去看。我到美国是1945年11月，我还记得天气很冷，我就特别到美国物理学会的办公室，我还记得是在34街，在东河的附近。那个时候美国物理学会的整个的办公室在那儿。所以到那儿以后，就问那个秘书说，我有一篇文章发表在好像是1944年。结果那秘书就帮我去找。果然找出来。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的物理方面在外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注20]。这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

那篇文章呢，其实还有点道理，为什么缘故呢？那个准化学方法不是我发明的，我觉得是古根海姆。那个时候，搞这个统计力学最多的是在英国。搞得最多的人呢，是富勒。王先生、张宗遂都是富勒的学生。

施郁：狄拉克。

杨振宁：狄拉克也是，因为剑桥那时只有很少的教授。我记得他大概是唯一的理论教授。他是卢瑟福的女婿。他专门写这么很厚的书。

那个时候是30年代，就是王先生去的时候，最热门的题目就是合金的相变，就用了贝特的方法，后来有古根海姆的这个。

这些方法，你从今天看起来,都是叫做平均场理论。有不同版本的平均场理论。古根海姆有个平均场理论，他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准化学方法。他这个准化学方法是这样，思想当然在物理上很有趣，可是他的这个版本呢，得出来以后呢，要倒着解一些方程，就是你有一些对称的参数，那么这些参数放进去以后，得出来一组方程西南国立大学，杨振宁对西南联大的新回忆，你要算的时候呢，要解这些方程。

结果我发现，你如果用一个勒让德变换，变换了以后呢，就不必解方程了，就直接可以计算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注21]。

事实上我记得戴森有一篇文章上，还讲了这个。他大概仔细看了这个文章，所以他说，他觉得我擅于用一些数学技巧，把一个复杂的东西给变成简单化，大概那个意思。

所以我当时对这个文章很在意，就是我刚一到纽约的时候，还没到芝加哥的时候，我当时自己觉得，这个是我最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到了芝加哥以后，虽然梅耶跟他太太都在芝加哥，可是他们已经对统计力学，完全不发生兴趣了 [注22]。

注解：

1. 根据郑忠国和杨瑛的《许宝騄先生的青少年时代事——俞润民先生访问记》，俞樾的二女儿是许宝騄的祖母(祖父许佑申)，而许先生的大姐又是俞平伯的妻子，即俞润民的母亲。

2. 许宝騄1933年从清华毕业，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他的老师。许宝騄1936年考取赴英庚款公费留学，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任教于西南联大，1945年赴美，先后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一学期，然后与H.一起去了北卡罗莱纳大学，194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70年逝世。俞平伯和许宝騄中学时代从清朝褚稼轩的著作得知数学游戏“移棋相间法”，后来在西南联大师生中流行。2019年，杨振宁写了《许宝騄和“移棋相间法”》（数学文化，10卷4期，106-108）。

3. 与杨振宁的回忆一致，许宝騄的美国学生回忆：“In was Hsu's on with depth of , of , and above all a deep and but to the goals and of which us to him（许吸引我们的是，对于简单性与理解深度的坚持，而且首先是，对于学术最高目标和标准的深深的、显然但是没有明说的坚守。” ()

4. P. A. M. Dirac, of .

5.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Stony Brook）分校，是杨振宁曾长期任教的大学。

6. 张景昭在西南联大时做过美军翻译，1968年，因为被打成反革命而自杀。

7. C. N. Yang, 1945—1980 With . W. H. and , 1983.

8. 这是指1949年，翁萨格的学生考夫曼将翁萨格1944年关于2维伊辛模型的严格解（L. , Phys. Rev. 65, 117(1944)）做了简化，其中关键是用到反对易厄密矩阵（B.,Phys.Rev.76,1232(1949)）。在此基础上，1951年，杨振宁严格计算了这个模型中的磁化率（C.N.Yang, Phys. Rev. 85, 808（1952）），这是杨振宁做过的最长的计算。杨振宁在1983年的论文集《 with 》中曾说，因为熟悉反对易厄密矩阵，立即理解了翁萨格和考夫曼的方法。当时没有说为什么熟悉。

9. E. T. , G. N. ，A of .通常被称为 and （惠特克和沃森）。1902年第一版的作者是惠特克一人，后来的版本是两个人。

10. R. H. , , the of the of in , Press. 1929. 2nd . 1936.

11. R.H. and E.A.， . Press, ，1939.

12. 姜立夫在哈佛大学给奥斯古德当过助教。1934到1936年，奥斯古德从哈佛大学退休后，到北京大学访问，助教正是许宝騄。许宝騄深受奥斯古德影响，精通了矩阵，在分析和代数都有了很好基础。

13. L. Page and N. I. Adams, of , Van Nost Press.

14. J. Jeans, of and , Press .

15. 顾震潮,1920年9月生于上海,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43至1945年， 在西南联大读清华大学研究生，1945至1947年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1947至1950年,留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1950年起在中科院工作，1976年逝世。

16. , of the of . Vol. I-3.

17. C. N. Yang, On The of OF Young's , of the 50, 373 (1944). 这是杨振宁的第一篇论文，但是是数学论文。

18. 曾远荣，1903生于四川，192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并赴美国留学。1933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35年任中央大学教授。1937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1942-1945年任燕京大学客座教授。1945-1950年任四川大学数学系主任。1950年起任南京大学教授。1994年去世。

19. C.N. Yang, A of the Quasi‐ in the of ,J. Chem. Phys. 13, 66 (1945).

20. 作为西南联大学生，杨振宁共发表5篇论文，其中两篇发表于国外，也就是本文提到的这两篇，其他3篇发表于 of （中国物理杂志）。第一篇发表在国外的物理论文是总的第三篇论文。

21. 杨振宁这篇文章还引用张宗燧在剑桥写的文章，以及前面提到的富勒的教科书 （统计力学）。

22.1938至1939年，梅耶夫妇的相变理论首次将不同相统一在同一个微观运动系统中。